精神热月党人和反抗主体性的重生
文|于尔根·哈贝马斯
译|蓝江
译者按：本文是哈贝马斯在1980年3月14日在美国加利福利亚大学圣迭戈分校哲学系举办的“纪念赫伯特·马尔库塞思想研讨会”上的发言，原文为英文。这次研讨会纪念赫伯特·马尔库塞在加利福利亚大学圣迭戈分校哲学系任教。这次发言没有正式的成文稿，为当时的加利福利亚大学圣迭戈分校哲学系录音稿整理。
一
我们都记得，赫伯特·马尔库塞那些谴责为我们时代邪恶的那些东西：盲目的生存斗争，无情的竞争，浪费的生产，欺骗性的压制，虚假的男子气概，以及犬儒式的野蛮。无论何时当他作为教师和哲人来发言的时候，他都会鼓起勇气否定表象原则，否定占有性的个人主义，否定异化劳动——当然还有爱的关系中的异化。但对他来说，对苦难的否定仅仅只是一个开始。毫无疑问，赫伯特·马尔库塞声称否定就是思考的本质——正如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所说的那样，但批判、矛盾和抗争的驱动力让他超越了指控他是不必要恶作剧的范围。马尔库塞走得更远。他用一种十分肯定的情绪，毫无犹豫地提出要实现人类的需要，实现未得到的幸福的需要，实现美的需要，实现和平、宁静和隐私的需要。当然，尽管马尔库塞并不是一种肯定性的思想家，但在那些颂扬否定性的人中间，他也是最具有肯定色彩的一位。正是因为他，否定性实现才辩证地相信了确定性的否定，相信我们可以揭示出肯定性的选择。与阿多诺相比，马尔库塞并不仅仅局限于玄妙莫测的世界当中，他诉诸于未来的替代性选项。我们感兴趣的就是赫伯特·马尔库塞的否定思想的肯定性特征。在这次讲座中，让我在参照我的个人记忆，来说明一下我的“肯定性特征”指的是什么。我正好重读了我刚刚邂逅马尔库塞时的他的两次讲座。对我们而言，当我们听到如下的句子时，会感到十分的新奇：“可以在任何情况下确定，非压制性的进步原则的价值秩序对立于它的压制性的反面。
人的几本经验不再是为生存而斗争，而是享受生活。异化劳动变成了人类能力和力量的自由展示。最终，所有空洞无物的先验性都会走向终结，自由不再是一个恒定失败的计划……时间并非是线性的……而是循环的，正如尼采'恒久的快乐’的观念中所蕴含的轮回一样”。
这段文字并不是引自于1967年的马尔库塞，那时，他来到柏林，深入地讨论了暴力问题，并预测到乌托邦的终结，那时，他受到了抗议学生的欢迎，认为他是激发他们思想的知识领袖。这段文字也不是引自于1964年的马尔库塞，那时他来到海德堡参加马克斯·韦伯诞辰百年纪念会，那时他十分专业，表现像是一位重要的流亡的社会理论家，很快就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我谈的是1956年时的马尔库塞，他来到法兰克福参加另一场百年纪念会：纪念弗洛伊德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会，这是马尔库塞第一次回到德国参加学术活动。我要说一下那个“当下的弗洛伊德”的学术讨论会，那时，马尔库塞的讲座是接着诸如亚历山大、巴林特（Balint）、埃里克森、史必兹（Spitz）等精神分析的大腕们进行的，折让青年的德国学术圈子第一次有机会知道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西蒙德·弗洛伊德即一种鲜活的科学和知识传统的奠基人。在这种情况下，马尔库塞用这些一些话作为他讲座的开场白，那时，弗洛伊德和马克思都是“死狗”，在实践上，德国大学对他们一无所知，听起来觉得十分陌生和极端：“精神似乎越来越直接成为社会总体性的一部分，所以个体化几乎与冷漠甚至愧疚是同义词，而且几乎与否定原则，可能的革命是同义词。此外，精神是总体的一部分，这个总体不是越来越'社会’，而是越来越'政治’。也就是说，社会已经堕落，已经与统治成为一丘之貉。”
对我们而言，他成为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研究所的研究助教，也正是在那时，我们第一次看到了旧法兰克福学派的政治精神的具体而生动的表现。作为一个学派，它仅仅存在于流亡美国的几年期间。如果曾经有一个法兰克福学派的话，它并不存在于法兰克福，也不存在于纳粹统治的前后，而是存在于三十年代的纽约。我记得，在施特恩贝格，在赫伯特弥留之际，那时，他中了风，已经不能那么流利地口语表达，他并没有讲他的母语：他最后时光里使用的语言是英语。让我回到我们的第一次邂逅。1956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马尔库塞思想和表达中的直来直去的风格。你们比我更清楚赫伯特·马尔库塞讲英语的时候总是带有一点柏林口音，而他写作英语的时候也没有完全摆脱笨拙不堪的德语语法。但他的德语却恰恰相反。他用德国哲学家的专业黑话来言说一种直白的肯定的语言，我们很容易理解，也没有什么修辞上的漏洞，可以让辩证地争论可以抓住他的把柄。尽管他很害羞，但他从不讳言，并对他所说的东西负责，即便如果找不到很好的方式来谈论问题，他会冒险给出非常简单的说法。在随后的几年里，我与赫伯特·马尔库塞有了更多接触，也从第一代批判理论家那里学到了更多东西，而从一开始就吸引着我的肯定性特征变得越来越明显。与霍克海默、罗文塔尔、阿多诺等人相比，与之前与他组成一个学派的其他人相比，马尔库塞代表着一个独一无二的结合。
从他最初加入研究所开始，马尔库塞就为批判理论做出了最“正统”的贡献。这的确就是他在《社会研究总杂志》上的文章，之所以选择马尔库塞来写《哲学与批判理论》一文，就是为了映衬霍克海默的著名的有立场的檄文《传统与批判理论》。他晚期的写作，包括他最后的作品也是如此：《理性与革命》、《单向度的人》、《审美之维》，马尔库塞反复推敲词句和论断，逐行逐行进行严格推理，这或多或少就是整个团体共有的风格。不过，这种正统性仅仅是马尔库塞作品的一个侧面。另一方面，他的作品映射出相当不同的特征，让他与那个背景性传统分道扬镳。马尔库塞在弗莱堡接受过海德格尔传授的哲学训练，他与存在现象学保持着密切联系。在他诸多同侪中，马尔库塞在态度上更专业，他的主要作品，《理性与革命》、《苏联马克思主义》和《爱欲与文明》，都有着良好的专业学科背景，展现出接受过系统学术训练的传统风格。
与包括纽曼（Neumann）和基希海默（Kircheimer）在内的与他相关的传记相比，他个人的历史几乎走向相反的方向，他肇始于一个相对保守的理论立场，而在他的一生中，他变得越来越激进——此外，他是唯一一个给出了直接政治立场的人，也得到他夫人英格（Inge）的支持，他十分谨慎地选择了他的立场，他也反复为不可估量的政治激进主义赋予了极为重要的意义。
举个例子：1967年马尔库塞在柏林，有人问到他与第三世界的英雄们的关系，他有他那独到的方式给出了回答：“与其让我谈法农和格瓦拉，不如我谈谈我读过的关于北越报道的一篇小文章，这篇文章展现了……河内的很多公元的躺椅的大小正好够两个人也只够两个人坐下，第三人完全没有任何办法涉足其中。”
再说一遍，我们遇到了某种肯定性的东西。我们暂时想象一下，在同样的情况下，阿多诺也会表达同样的意图！他或许会十分小心地引用艾兴多夫（Eichendorff）的诗，这首诗也预测了，在越南入侵柬埔寨之后，我们今天所想的事情：正如赫伯特所做的那样，这些事实展现了一个坚定不移的浪漫主义者，他会用一些特别的例子来肯定性地拼贴出乌托邦的画面。我所谓的肯定性特征就是一种自认为是浪漫主义的人所记录的类型，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没有这种浪漫，而本雅明有。
我想提出的问题是，这种特殊的特征究竟是赫伯特·马尔库塞自己的个人特征，还是由于他的理论立场，而让他疏远于他的朋友。由于在那个小圈子成员里面，有很多明显的共识，那么我们倾向于认为马尔库塞的否定性思考中的肯定性特征标明了一种差异，这是风格和品质上的差异，而不是理论上的差异。此外，我们可以解释如下事实，即极度悲观主义的《单向度的人》（这本书用本雅明的引文来结尾，本雅明是唯一一个以无希望的人名义去给我们希望的作者）的作者何以在不到一年之后，就用他的希望来激励学生参加运动？我认为还有另一个解释。在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的版本中，我们找到了一个扭曲的论述，我们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马尔库塞会如此与众不同。为了说明和这个扭曲的论述，我们需要简要地概况一下赫伯特·马尔库塞的思想的主要阶段。
二
我先谈（A）从海德格尔向霍克海默的过渡，再谈（B）三十年代中期坚持经典的批判理论的立场，即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代表的转向。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将会看到（C）马尔库塞所采取的走向所谓的总体化的工具理性带来的困境的路线。在《爱欲与文明》中，他发现了这条道路，这本书出版于1955年，书的实体部分包含在一年之后的在法兰克福讲的两篇关于弗洛伊德的讲座之中。
（A）1932年出版的《黑格尔的存在论和历史理论的根基》（Hegels Ontologie und die Grundlegung einer Theorie der Geschichtlichkeit），这是他的教授职称论文。但这篇灵光乍现的教授职称论文并让他成为教授——海德格尔很快成为最早的纳粹校长。这是由海德格尔最聪明的学生撰写的黑格尔的著作，这是一篇从特殊的海德格尔主义的角度来解释辩证思维的文献。在这里，黑格尔成为了另类的存在论者，他将存在视为生成的本质——作为生成的存在（Sein als Bewegtheit）。海德格尔对马尔库塞的影响很大——这不仅是马尔库塞对海德格尔保持了个人的忠诚，弥合了他们之间的政治距离，而且马尔库塞与海德格尔有着共同的哲学动机。对于马尔库塞，海德格尔仍然是《存在与时间》的海德格尔，此外，海德格尔对次在的分析被看成是激进化的先验方法。当然，在《存在与时间》之后，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便分道扬镳了。海德格尔谈此在，即人类世界的抽象结构，依赖于某种元历史的命运，依赖于更抽象的存在，或者命运性的存在。而另一方面，马尔库塞试图将生活世界的存在论架构与本体，或者说，与社会和历史的偶然性的和具体过程联系起来，他所研究的是存在论是哪个的差异的分化。所以说，在这个转变过程中，马尔库塞并未通过批判海德格尔来远离海德格尔并不是偶然的。为了准备这次讲座，莱奥·洛文塔尔借给我了他的《黑格尔的存在论和历史理论的根基》的复印本，在这个古老的版本中，我发现了一片从《霍氏日报》（Vossische Zeitung）上裁剪下来的一个小栏，里面有对雅思贝尔斯的三卷本《哲学》的长篇累牍的激昂慷慨的评论，这篇文章写于1933年12月14日，作者用首字母H.M.署名。在对雅思贝尔斯批评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段话，这段话有很多从句，表明了马尔库塞与海德格尔的割席。在这里，马尔库塞坚持认为历史的形式属性是隐匿的，并没有揭示出历史的实质。他提出如下问题：“是否是这样的情况，特殊的偶然的情况可以摧毁人类生存的本然状态，可以摧毁自由，抑或将自由不变成纯粹的幻象？”对于历史性的讨论，他继续说道：“在没有对具体的'物质的’情况进行分析之间，历史只能是抽象的和无保障的。”（Vossische ZeitungNr. 339, Dec. 14, 1933.）
“物质”一词带有引号，因此，它暗示地指向了同一作者的一篇稍早论述的《巴黎手稿》的文章，不是卡尔·雅思贝尔斯的手稿，而是卡尔·马克思的手稿。这篇文章说明了青年马尔库塞接受了青年马克思的存在现象学的观点，将实践（Praxis）和生活世界（Lebenselt）作为从异化劳动下解放出来的导引。马尔库塞成为了第一位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了后来的让-保罗·萨特、柯西克、恩佐·帕西（Enzo Paci）和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哲学家们的现象学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B）这时，马尔库塞在去美国的途中加入了法兰克福的社会研究所。在他1937年发表的著名文章《哲学与批判理论》时，马尔库塞自己处于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中心。此在和历史性，或者人类世界的抽象结构留下来的空缺，已经用一种历史上的具体理性来填补：“理性是哲学思想的基本范畴，只有通过立项，才能让其与人类命运联系起来。”抽象的和非历史的理性概念是唯心主义哲学的核心，这种理性概念适应于一切形式的意识形态，一方面，它是资产阶级的认知上和道德上的普世主义理想，另一方面，也是表现主观主义的理想，也带有超越错误意识局限的乌托邦的内涵。对于批判理论而言，这些理想“仅仅是具体社会情形的潜能。唯有当它们成为了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在生产过程中承担着人的关系，分配着社会劳动的产品，并且人类积极参与到整体的经济和政治管理当中时，这些理想才具有价值。”理性诉求仅仅意味着，它对应着一个古老的真理，即“创造出一个社会组织”的需求，“在这个组织中，所有个体都能按照需要来管理他们的生活。”
当他写下这些东西的时候，马尔库塞已经注意到，他正在十分清楚地指向如下事实，即在法西斯主义那里，以及在斯大林主义那里，历史的进程与马克思主义理论预测的方向完全相反。所以，他十分重视建设性的理论，而不是描述性和解释性的理论，他认为批判理论“必须让自己关注迄今为止在某种程度上尚不为人知的过去”。但是马尔库塞并没有追问在资本主义的孕育下，生产力的发展的革命性动力的问题。他仍然使用老的腔调来解释无产阶级软弱无力，缺乏革命意识：“生产力发展的羁绊，生活水平的降低，甚至是经济上最发达的那些国家的特征。”
在随后几年里，马尔库塞通过仔细研究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崛起，来考察批判理论的经典观念。与此同时，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已经搬去了圣莫尼卡，已经走向了完全的路线。在《启蒙辩证法》中，他们显然不再信任生产力带来的革命性动力，也不在信任否定性思维在实践上的影响。无论是生产力，还是批判理论，都是从与其对立面，与其所支配的理论相结合来看待的。随着它们的发展，它们变得越来越衰退，越来越臣服于工具理性的律令，这种工具理性不再是满足人类需要的工具，而是获得它自身的自主性的工具。工具理性的总体性在极权主义社会中得到了很好的表达。我不准备谈马尔库塞所采用的这些阴郁论调的细节。在他的旧文集（这些文章大多发表于三十年前的《社会研究杂志》上）的英文版序言中，马尔库塞宣布了他思想中的一次决裂：“我写于奥斯维辛之前的作品与我现在的作品有着霄壤之别。其中正确的东西已经逐渐变成——或许不算是错误的——过去的东西……纪念一下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丧失了现实性，必须要重新来考察……历史时代的结束和即将到来的恐怖，都同时在西班牙内战和莫斯科的审判中得到了宣示。”
马尔库塞讲这个新时代描述为工具理性的极权化，即按照他在《单向度的人》中的分析：“生产力和繁荣，与为垄断政治服务的集合的媾和，似乎在既定的社会结构中让发达工业社会得到了免疫。”虽有，他问了这样一个核心问题：“免疫概念是否还是辩证的？”
阿多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是”，他从他的“否定的辩证法”来解释了他的回应。相反，马尔库塞仍然坚持肯定的回答。按照马尔库塞的说法，之前的用自由和理性社会确立起来的理论，只有一个错误——它不是承诺得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C）赫伯特·马尔库塞之所以在接受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理性的消失的同时，又仍然忠实于早期批判理论的政治意图的原因就在于《爱欲与文明》当中，在马尔库塞所有书中，这是最具有马尔库塞色彩的书。
让我们首先来谈一个问题。马尔库塞同意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假设，解释了资本主义的工具理性计划将会塑造整个话语和行动，知识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整体格局：“在技术、文化、政治和经济都融为一个大全式的系统，这个体系似乎吞噬了或拒绝了所有的选择”。另一方面，马尔库塞坚持认为，同样的计划决定了统治的稳固性，它将技术与实践合理性结合起来，因为“在生产过程中的生理劳动力逐渐削减……意味着从异化劳动中解放的可能”。如果这些客观可能性还只是暗示，那么，我们必须依赖于一种仍然对乌托邦视野有感触的主体性。于是，问题如下：如果他接受前两个论述，马尔库塞何以会相信反叛主体性会重生？这两个论述是《启蒙辩证法》的核心论述，每一次对外部自然的征服，那些获得对外政府的新胜利的人的内在本质更遭到更深入的奴役。
也就是在这里，马尔库塞给出了保留意见，其基础是他对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的不同解读。要而言之：即便个体，理性孤独的承担者，越来越被一个极权社会所吞噬，即便自我的缩水毫无限制，我们仍然会希望从自然中复活一种造反的主体性，这是一种比个体化和合理化更古老的自然，来自于个体化和合理性之下层次浮现出来的自然。马尔库塞十分坚定地信任能够反复焕发出活力的贯穿历史的本能动力，最终它将与历史决裂，将历史抛在后面，让历史看起来是史前史。我们记得，他这样来解释弗洛伊德的弑父理论：
统治的动力，滥觞于专制体制，走向革命，一旦开始用内在化的和一般化的重新建构起来的父亲（如理性形式）来实现解放，重复自身时，在整个文化和文明的历史长河中，统治就终结了，尽管其形式非常孱弱。这仿佛就是青春期所有儿子针对所有父亲的造反……在过去的革命动力中反复发生着……起义获得胜利，某种力量试图将革命推向极致，从而转向新的社会，或许前进道路上面对的不仅仅是数量上，也是质量上的不同条件。在这里，革命通常会取得胜利，统治被内化了，被重建了，持续在更高的层次上进行……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无论是否有社会历史上的热月党人……那里都没有精神上的热月党人。革命难道不会从外部被压制，被颠覆，或化为泡影吗？难道不会有这样的个体，他们自己已经有一种从内心深处否定解放和圆满可能性的动力机制，从而支持否定性的外部势力吗？
乍看起来，这个思考仅仅是一个翻译，即用弗洛伊德的语言翻译了工具理性的辩证法的意思。若小心阅读，其中的差别就会一目了然——在这里，其区别是将内在或本能的统治力量与外在的或社会的统治力量区别开来。同社会历史的热月党人相比，精神的热月党人获得的是他自己的动力，不仅仅是社会理论，而且本能理论也为其提供了关键性的钥匙。这个问题，无论是否需要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精神热月党人，他都会获得存在主义的尊严，因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再依赖于作为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晚期资本主义是否仍然还保留着其内在矛盾。
从本能的元历史来看，马尔库塞捍卫了两个相关的命题：（1）在厄洛斯和塔纳托斯（Thanatos）之间没有终极的对立，他们都是为了实现平和，都是非生产性的，同样都反对为了生存而斗争。（2）只要文明还在进步（这种进步建立在对本能的压抑性修正基础上），剩余产品的存在就不会实现个体的满足，从而导致厄洛斯和塔纳托斯的共同反抗。一旦本能性压抑失去了必要的自我保护的功能，文明之后的两种保守的力量就会形成一种联盟，要求从异化劳动中收回能量。
三
这个理论有一个弱点，即它不可能持续考察它自己的可能性。如果反抗主体性必须将自己的重生归因于某种超越理性（过度败坏的理性）的东西，那么，它就很难解释为什么我们中的一些人会承认这个事实，并给出捍卫它的理由。在这方面，阿多诺更能保持连贯一致。无论这个论断看起来如何不可理喻，在赫伯特·马尔库塞那里，它的作用就是保留他最令人钦佩的特征——绝不向失败论妥协。可以为社会主义的“本能性”基础研究出更多东西。毕竟，这就是真正的哲学意向的结果。马尔库塞并不想陷入到存在主义中去，他也不想诉诸自由的生命性的需要，或者仅仅激活解放的激情。他感觉到有义务给出理论解释，因此让行为得到理性的奠基。
此外，马尔库塞是为数不多地因为其哲学态度的严肃性而遭受严厉而长期斥责的哲学家之一。1967年夏天，在柏林自由大学，马尔库塞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下，他知道他说任何一个词都会产生无法挽回的结果。有人邀请他去谈谈暴力的使用，他刚刚宣布了道德反抗、性反抗和政治反抗的统一，那时，他发现自己面对着道德判断的可疑性的问题。一些迹象表明，那时有着广泛影响的倾向，即站在学生一边，从道德-实践的理性推理的痛苦的疑虑中将政治激进主义解放出来。
一个学生抱怨说他很难与一个工人一起讨论问题：“和这个工人会怎样关注越南战争的恐怖？人道主义的说法行不通，因为正是人性导致了恐怖”。尽管有点绕弯和误解，这个学生明显指的是理性消逝的分析的核心问题。但马尔库塞毫无愠色。“至于你对于人道主义说法的疑虑……我们最终都会知道我们忘记了在法西斯主义的时代里——你那时还没有出生——那时候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人道主义和道德的说法不纯粹是欺骗性的意识形态。相反，这些说法可以也必须成为一种核心的社会力量。”另一个学生直接用道德怀疑论反对这个回答，在我的国家，很多人甚至左派都曾收到过卡尔·施米特的强烈影响：“抵抗的权利：在你论宽容的文章中，你在这个权利上面加上了引号，但你现在将这个权利解释为一种古代的原则。这种权利的基础是什么？难道它是自然法的浪漫式的残余物，抑或它就是一种自我定位的权利？倘若如此，反对派是否可以援引这个权利，它必须首先产生这种权利？”这时，马尔库塞有点不太一致，而不是不负责任。他抛弃了所有对败坏的实践理性的所有疑虑，他认为这种实践理性已经完全被吸纳到工具理性的总体当中。他的回答十分清楚，没有一点点含糊其辞：“诉诸抵抗的权利就是诉诸更高的律令，更高的律令具有普世正确性，也就是说，它绝不是自己定位的权利，也不是某个特殊组织的特权。它的确就是抵抗权利和自然法之间的紧密关联。现在，你们会说这样一个普世的更高的律令根本不存在。我相信它存在。今天我们不再称之为自然法……如果我们呼吁人类和平的权利，这种权利就是消灭剥削和压迫的权利，我们谈论的不是自我定位、特殊的、集团的利益，恰恰相反，事实上，它是一种可以证明是普世权利的利益。”
他80岁生日之前，在准备一次访谈的时候，马尔库塞和我曾促膝长谈，我们谈到如何解释批判理论的规范性基础。最后的那个夏天，在那次长谈之后，我第一次看见他，赫伯特在法兰克福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他左右两边都是各种控制仪器。我们没有人知道这是否是他生命终结的开始。那时，的确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两年前赫伯特与我争论，并告诉我：看，我知道我们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同情，在于我们对他人苦难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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