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伍的先锋，以及它被延迟的死亡

——评孟京辉戏剧之《狐狸天使》

文｜夏莹

不能说孟京辉没有作品，自1994年的《我爱×××》之后，他和他的实验戏剧伴随着中国社会蓬勃发展至今。小小的蜂巢剧场前，每个季节都在交替上演着他新的、旧的作品。对于任何一部经典戏剧，重复上演都可能是一种二度创造的过程。但孟京辉与他的实验戏剧却无法经受这样的“重复”。因为他与他的实验戏剧的先锋性在这种无差异化的重复当中几近丧失殆尽。或者我们可以将《我爱×××》与《恋爱的犀牛》看做是孟京辉先锋戏剧的两个典型范式。前者充满直面现实的批判力道，一个人与一群人的呐喊，如同一个闹钟，总是在人们即将熟睡的时刻突然地、再度唤醒他们；而后者，则以荒诞而激进的方式，在诠释一段爱情故事的时候，将人性的丰富与复杂性显现出来。于是在孟京辉戏剧中的先锋性总是包含着两个基本色：现实批判与情感呢喃。夸张、荒诞则不过是在这些基本色之上跳动的一点炫目的色块。而它们不同的比例调配则构筑了此后孟京辉所有先锋戏剧的全部底色。一部作品中可能现实批判的色彩浓重一些，如《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死亡》、《四川好人》等，而另一部作品中则可能是情感呢喃的主场，如《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你好，忧愁》等。但这种“重复”却未能带来其原初先锋性的不断激活，而是加速了它的死亡。

2021年暑期，孟京辉指导，黄湘丽主演的独角戏《狐狸天使》上演。这是一部试图将现实批判与情感呢喃调配在一起的作品。同时也是又一部充满张力的一个人的舞台。黄湘丽的表演不失水准，声光电的辅助，以及各种奇思妙想的舞台道具的出现，让我们的确感到了整个创造团队在试图表演一种“先锋”之时的那种卖力。用力过猛，是这部戏剧给人最为直接的观感。而这也似乎成为了此刻孟京辉展现他先锋性的唯一方式了。毕竟内容的空洞，只能依靠于形式上的填充，以便在被塞得满满的视听语言当中，让观众无暇当场自觉于它的空洞。

《狐狸天使》的故事甚至无法独立支撑一个完整的戏剧，因此不得不用其他两三个毫不相关的，但有极为雷同的戏剧故事拼凑起两个小时。观众在孟式戏剧惯常使用的语言风格中拼接出他惯常演绎的爱情，无厘头的相爱与分离，无病呻吟式的烦闷与痛苦，臆想中的疯狂与死亡，所有曾在其他部戏剧中出现的套路在这部“新剧”当中都被再度致敬。但当荒诞成为了这类戏剧日常的表演，当呐喊式的批判变成了一种遮掩空洞内容的遮羞布，当所有的痛苦都不知所云，那曾经富有穿透力的先锋性就已经成为了一种陈词滥调。先锋戏剧在孟京辉不断推出的新剧当中正在一点点死亡，杀死它的，正是孟式戏剧中这种对他所理解的陈旧“先锋”用力过猛的一次次不断的诠释。

当然这一先锋戏剧的死亡之责，并不能全部归咎于孟京辉的江郎才尽，更在于他所理解的先锋性在这个时代变成一种玩世不恭的日常生活方式。同时他所构筑的那个看似富有现代艺术感的舞台和剧场也沦为了一种可被消费的景观，成为了不断成长起来的文艺青年拍照打卡，彰显自身个性最流俗的手法。因此舞台上上演的戏剧不管是否能够诠释引领这个时代的先锋性，都已不重要的，重要是它的先锋戏剧的标签可以让一个人的朋友圈在某个夜晚显得如此文艺而炫目。

正因如此，孟京辉的先锋戏剧似乎还活着，为他续命的，正是他作为先锋的符号，以及他所构筑的那个属于先锋的“景观”。只是这一先锋性早已与他曾经震撼了我们的“那个”先锋性毫无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