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山西省的一个劳改煤矿服刑时，一位来自侯马的同犯叫傅汝珍。因为在同一个班组，尽管严禁政治犯之间互谈案情，但日夜相处时间久了自然互相都有所了解。他是原北京市委书记、后来被打倒在地的侯马籍老干部彭真的侄儿。从他这里，我才知道彭真本来姓傅。并且知道了傅汝珍的罪名：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鸣冤叫屈，具体犯罪事实就是他曾经写了两篇日记，一篇是《难忘的1967》，另一篇是《奶奶（即彭真母亲）的死》，详细记述了他全家在“文革”初期的遭遇。这在当时当然是“大逆不道”的。他的刑期是14年，比我还少一年。在煤矿井下，我是挂钩工，傅汝珍是钉道工。每当铁轨或是道岔出了毛病，我拉四声电铃，就会看到他那清瘦的身影从黑暗中钻出来。那时的整个社会虽然被称为“大监狱”，但在真正的监狱里，政治之恐怖是难以想象的。我们绝大多数“政治犯”都是“认罪服法”，接受“改造”的。傅汝珍却有些与众不同，除了劳动和有组织的“学习”，他总是演算着一些公式，画着一些机械图（他被捕前是搞农业机械的）。谁知，正是这些公式和图纸，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一连串的事迹，先是三大伟人去世，接着是粉碎四人帮。这一连串的事变，对政治犯的命运无疑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傅汝珍尤为敏感，他明显消沉了许多。毛泽东去世后，监狱里立即开展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追查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国庆节前，枪毙了几名犯人，其中一名是向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写信，要求让邓小平复出。这个家伙竟然把信隔墙扔到我们中队的院子里，结果连累得好几个“好犯人”被关了禁闭加了刑。九中队的恐怖气氛骤然升级，人们都担心更坏的局面出现。
在一天晚班出工前，我听到管教队长（姓白）厉声的喝斥：“傅汝珍！你必须老实交代你的罪行，把《毛选》给我找到！如果找不回来，你给我小心着！”开始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人悄悄告诉我：傅汝珍平时画图缺少纸张，就在《毛选》的正页边缘和空白页上画了许多农业机械图稿。“清查”运动开始后，有人反映他记的是“变天账”，画的是“复辟图”。他怕到时候有嘴也说不清，就把那几本《毛选》偷偷带到矿井下，悄悄撕碎扔进了水库里（这是他自己说的）。但管教干部们不相信，非要他交出“罪证”不可。我心想这事情真的坏了。果然，就在夜班倒成早班的第一天，我正在值班，有人告诉我：傅汝珍自杀了！我赶到坑口，尸体已经抬上来了，他静静地躺在帆布担架上，穿着那身黑乎乎的窑衣，扭曲的脸上看不出是痛苦还是解脱。这就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
傅汝珍死的那天是1976年10月14日。我知道他是死于绝望。其实当时“四人帮”早已在10月6日被抓捕，但是直到10月21日才公开宣布。傅汝珍如果能再忍受几天，他是绝不会死的。这就是命运啊！
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治形势的走向越来越明朗。彭真复出担任了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后来担任了全国人大委员长），傅汝珍被逼自杀的事情上面下来人追究了。我们的队长吓得住进了医院。调查组到处取证。由于我也会画图，调查的官员们还领着我沿着傅汝珍当年走向死亡的路线又走了一趟，详细绘制了自杀现场的图景：老井有多深，横梁离地面有多高，铁丝挂在什么位置等等。尤其让人悚然的是那根夺走傅汝珍生命的8号铁丝，依然悬在那根横梁上。调查组走后，干部和犯人们都在等着看处理的结果。然而过了许久，并没有查出佬结果，也没有一个人为傅汝珍的死承担责任。直到我获得平反出狱前夕，才听管教干部说，是彭真下令不让继续追查的。彭真的话是这样的：文化大革命死了许多人，我们家就死了七口人。那主要是当时运动形势造成的，账要记在林彪、“四人帮”头上。如果无休止地追查下去，冤冤相报，将会没完没了，不利于安定团结。对这些传言，我是将信将疑。直到出狱后在报纸上看到这段话，才真的相信了它。
这件事已经过去许多年了，我也早已于1979年底被平反雪冤，娶妻生子，过着平凡人的生活。如果傅汝珍当年不自杀，能咬牙抗过那次磨难，或者他不去写那两篇日记，也许他现在也已经是儿孙满堂，坐享天伦的老太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