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新干线
叫我如何不想你
刘半农先生，你的名号好有个性，自从我第一次见到，到现在足足有五十多年了，我一天都没有忘记。我还知道你有两个弟弟，刘天华和刘北茂。你们弟兄三人，都当过北京大学教授。你是作家，他们两个是音乐家，个个都有不凡的建树，一门三杰，可敬可叹！我没见过你本人，我出生时，你已作故14年。但我总想亲近你。当我知道你的墓地在北京西山碧云寺附近后，就想着去拜谒你老人家。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弄清碧云寺的位置，才能找到你的墓地。小时候，曾听老辈人说过：“鼻子下面就是路”。一下公交车，我就向路人打听碧云寺如何走。这一带虽说是山区，但又像城镇，道路纵横，房舍拥挤，店铺林立，人来人往，到处是路口，我边走边问，生怕走错。
一中年人听到我向别人问路，“跟我走”，一句普通话暖暖地飞进我的耳朵，我连忙道谢。我们边走边聊。他说，我们脚下就是当年皇帝去碧云寺坐车走过的路。我回答，对，要不怎么全是用长约二米，宽约一米的大石块铺成的呢！
我们走到碧云寺大门口分手，他去了香山公园，我则顺着碧云寺西墙外的公路继续向前走。在停车场，我又向一老者打听去你墓地的路，对方摆手，示意不知道。这时从身后走来一对爬山的中年夫妇，他们戴着布帽，背着双肩包，拄着拐杖，热情主动邀我跟他们走。他们经常在这里爬山，知道你的墓地位置。我心想，又碰上好人了。
我们一块走了二三百米的柏油路。这时，那位男同志征求我的意见，他说如果走大路，路远好走。如果走小路，路近难走。我果断地说，走小路。刘先生，你可知道，我拜访你墓地的急切心情？
他用手指着柏油公路旁边的一条小道说：“你从这里下去，一直顺着小路上山，碰到公路后右拐，差不多再走十多分钟就到了。”谢过之后，我便快步走了过去。
小路很陡，没有台阶，纯粹是一条人们用双脚踩出来的路，土里夹着石头，走在上面有时手脚并用，有时走一步退两步。我早上出门时天凉，穿了毛衣。因心急赶路，加上路难走，不长时间便气喘吁吁，汗流浃背。这时，我脱掉外套和毛衣，只剩背心，一分钟也不敢休息，一股劲地向山上攀爬。
走到一个三岔路口。此时，我觉得靠右手走，距离你的墓地近，大方向没错，就大胆地走了过去。这里路平，但不宽。有时要从灌木丛下面钻过去，有时要从横在路上的树枝上跨过去。走着走着，路由原来的一米、半米宽，逐渐缩到一尺、半尺宽。一不小心，我的右脚踩空，一个趔趄，滑了下去，鞋里灌进了土，裤子弄脏了。我起来，又往上爬，抓住一棵手指粗的荆条，想让它助一臂之力，没想到一用劲，将它拔了出来。我向背后倒下去。打了两个滚，被一个灌木丛挡住。夹克衫和毛衣被甩了出去，手机和笔记本、喝水杯也都从包里掉出来散落在山坡上，胳膊、手背被刺破了皮，鲜血渗了出来。我心想，好险啊！这里山高林密没有别人，要不是这灌木丛，老命就扔到这里了。稍事休息，捡起东西，我又继续向路上爬，终于达到目的。接着，又向前走，但路越来越不明显了，树林越来越茂密了。我怕迷失方向，掉头原路返回。
回到三岔路口，我按左手方向的山路，一鼓作气地向上爬，终于来到公路边。喝了一口水，我又大步流星的沿着公路向东走，大约十来分钟，在一个山坡的平地处，我总算见到了墓地。到墓碑前一看，果然是你老人家的长眠之地呀，我喜出望外的心情你能想到吗？
你的墓地坐西朝东，位于碧云寺东北方向的玉皇顶，是一个高一米，长十六步，宽十步的石砌长方形平台。平台东边有九级粗糙的石阶，是几十年前人们到墓地平台必经之路。其实早已没用，人们现在到平台上面用不着它，从西、南侧更加容易方便，没有任何阻挡。只是台阶最上面的石条上那两个人工凿的窝，告诉我这里原来是墓地的正门，石窝里曾经栽过门框。平台正中央有一个一米长、半米宽、半米高的石质供桌，上面摆着枯萎的鲜花、柏枝，人们还在怀念着你。
供桌后立着一通青石墓碑，碑座近一米高，一米长，半米宽，有棱有角，棱角分明，上面立着的墓碑约两米高、一米宽、半尺厚，左上角和右上角为弧形，正面四周刻有十公分宽的花纹，右侧竖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一行如鸡蛋大的字，中间竖刻“刘半农先生夫人之墓”一行比拳头大的字，“先生”与“夫人”四个字并排，比其它几个字小一些。这两行字均未涂色，系篆体，看上去很有功力。碑的左下角竖刻两行小草：“吴敬恒拜题”，“一九八九年元月重建”。
吴敬恒何人？起初我以为是一九八九年重修墓地时，请吴先生写的字。其实，这是没有根据的瞎想。近日读2018年8月31日北京晚报，才解开了这个谜，这是当年的吴先生于当年给刘半农教授墓碑的题字。吴稚晖1865年出生于江苏阳湖县（今武进县）。1892年，28岁的吴稚晖赴京会试，名落孙山，以后又几次赴考，皆失败。科举不成，吴稚晖辗转各校教书，一度与蔡元培成同事。蔡元培笑他做事无恒心，给他起浑名“吴不恒”，吴遂改名为吴敬恒。他与陈独秀、胡适、章太炎、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章士钊、柳亚子、黄炎培等名流均有来往，有的还长时间共事。他也是白话文学的开路人。作家曹聚仁说，19世纪末，中国出了三大散文家：章太炎以典雅胜，梁启超以畅达胜，吴敬恒以奔放胜。1953年吴敬恒病逝。
墓碑阴面的碑额，用篆体刻“故国立北京大学教授刘君碑铭”，字排两行，其后为一方形印章。碑墓右侧从上到下竖刻“绍兴蔡元培撰文、余杭章炳麟篆额、吴兴钱玄同书丹”。
接下来是碑文：
刘君讳复，号半农，江苏省江阴县人。民国纪元前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生。四岁受父教识字，六岁就传能为诗，十三岁进翰墨林小学，十七岁进常州府中学。武昌义军起，君辍学，参加革命运动。中华民国元年，君在上海任《中华新报》特约编辑员及中华书局编辑员。五年以后，常为文发表于《新青年》杂志。六年，任国立北京大学预科教授，益与《新青年》诸作者尽力于文学之革新，著有《我之文学改良观》、《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等文及《扬鞭瓦釜》等诗集。君所为诗文，均以浅显词句达复杂思想，于精锐之中富诙谐之趣，使读书者不能释手。然君不以此自足，决游学欧洲。九年，赴英吉利，进伦敦大学之大学院。十年，赴法兰西，入巴黎大学兼在法兰西学院听讲，专研语音学。十四年，提出《汉语字声实验录》及《国语运动史》两论文，应法兰西国家文学博士试，授学位，被推为“巴黎语言学会”会员，受“法兰西学院伏尔内语言学”专奖。回国返北京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兼研究所国学门导师，计划语音乐律实验室。二十年，任北京大学文学院研究教授。君于是创制刘氏音鼓甲乙两种，乙二声调推断尺，四声模拟器，审音鉴古，准以助语音与乐律之实验，作调查中国方言乐标总表，以收蓄各地方言为蓄音库之准备，仿汉日晷仪理意，制新日晷仪，草编撰《中国大字典》，计划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任整理在居延海发现之汉文简牍，虽未能一一完成，然君尽瘁于科学之成绩，已昭然可略，而君仍不懈于文艺之述，造如半农杂文及其它笔记调查录等，所著凡数十册，旁及书法、摄影术，无不粹美，可谓有兼人之才者矣。君于二十三年六月，赴绥远考方言及声调，染回归热症，返北平，七月十四日卒，年四十有四。妻朱惠，长女育厚，男育伦，次女育敦，葬君于北平西郊玉皇顶。铭曰：
扑学隽文，同时并进。朋辈多才，如君实仅。甫及中年，身为学殉。嗣音有人，流风无尽。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 月
因碑文涂的黑漆部分剥落，也因有的地方刻得浅，有些地方的字不易辨认，我便去查阅资料，从而得知你去世后，墓地曾有两通碑，另一通由周作人撰写墓志，魏建功书石，马衡篆刻。这两通碑的文字均出自大家之手，闪烁着我国现代史上七位著名教育家、文学家、书法家、国学大师的文学才华、思想光辉，可以说是两件难得的文物和艺术品，也可以说是对你老人家最好的褒奖！
不知何年何月何人，下如此毒手，将你墓地的两通碑统统推到砸碎，估计是“文革”所为，“文革”是从文化开始的，墓碑在砸碑的人来看属于“四旧”（旧观念、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肯定是要被革命的。资料显示，在你的墓前，还塑有你的遗像，左右配以你老人家生前所制的“日晷”、“推断尺”等雕画；墓有围墙、大门，墓门上方书有“刘半农先生之墓。”然而，这一切也被破坏，不复存在。
记得郁达夫先生在给鲁迅先生的一封信中说过：“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破坏你墓地的人愚昧无知，可恶、可鄙、可恨！
周作人所撰写的碑文如下：
故国立北京大学教授刘君墓志
君姓刘名复，号半农，江苏江阴县人，生于光绪十七年辛卯四月二十日，以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七月十四日卒于北京，年四十四，夫人朱惠，生子女三人，育厚、育伦、与敦。君少年时，曾奔走革命，已而卖文为活，民国六年被聘为国立北京大学预科教授。
九年，教育部派赴欧洲留学，十四年应巴黎大学考试，授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返北京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兼研究所国学门导师。二十年为文学院研究所教授兼研究院文史主任。二十三年六月至绥远调查方言，染回归热，返北平卒。
二十四年五月葬于北平西郊香山之玉皇顶。君状貌英特，头大，眼有芒角，生气勃勃，至中年不少衰。性果毅，耐劳苦，专治语言学，多所发明。又好文学、美术，以余力照相，写字，作诗文，皆精妙。与人交流，和易可爱，善诙谐，老友或戏谑以为笑。
及今其思之，如君之人已不可再得。呜呼！古人伤逝之意，其在兹乎。将葬，夫人命友人绍兴周作人撰墓志，如皋魏建功书石，鄞县马衡篆盖。作人、建功、衡，于谊不能辞，故谨志而书之。
北京文楷斋刘明堂刻石
1982年，你的后人将你的墓地重新修整，以示昭告你老人家的长眠之地。1989年重新立碑，碑的背面复制了当年蔡元培、章炳麟、钱玄同的碑文。这是对你在天之灵的告慰。
刘先生，你知道吗，你的墓被后人重修的很好，共八层，两米多高，像缩小版的西安大雁塔。下面三层均为十公分厚，一尺宽的棕色条石垒成；中间四层为兰绿色的石条，其中的五、六层雕刻着碗口大的花朵；第八层为水平码放的、一米见方的、被砸坏的半截原汉白玉碑，其上“鄞县马衡篆刻”几个字，依稀可辨。
这八层，从下往上，一层比一层小，每层均为正方形。最下面三层，以次为9米、7米、5米见方，层与层之间错开一尺。第四层到第六层各3米左右见方不等，四与五、五与六层之间略错开十公分。第七层2米见方，与第六层错开一尺，与第八层错开十公分。第四、八层各约十公分厚，五、六层约半尺厚。第七层约一尺厚。
这几年我看过许多墓地，像你这种造型的墓，我从未见过，可谓独树一帜，别具一格，既有艺术感，又有厚重感，你在九泉之下肯定很满意。
刘先生，我为什么下这么大的功夫，去寻访你的墓地？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我崇拜你的才华，羡慕你的性格。
你（1891-1934）出生于一个教师家庭，自幼聪明绝顶，在小学中学都是屡创记录的超级学霸，正当所有人都认为你将顺利考取清华、北大时、你却选择了退学，一个人跑到上海去谋生路。
你在上海找了一份编辑工作，并开始大量地创作小说。几年后，报社停业整顿，你失业回家。然而，就在这时，老天爷却扔下了一块天大的馅饼，北大蔡元培校长给你寄来了聘书。一个中学没有毕业的人能到北大教书，这说明什么？说明了机会与有实力的人有缘。你与陈独秀的一次晤面，就让他看出了你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才，于是他向蔡元培先生推荐了你，出现了蔡元培不拘一格用人才的佳话。
当时在北大任教的还有钱玄同、周作人、胡适等名家，你虽中学没毕业，但国学功底深厚，而且阅读广泛，长于写作，备课认真，深得师生认可，你与他们一样都被称为大师。
《新青年》1917年从上海迁到北京大学后，由你和陈独秀、鲁迅、胡适、钱玄同、李大钊、周作人等轮流编辑。你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震动朝野的《我之文学改良观》，提出“文学为有精神之物”的主张，反对空话，提倡白话文；提出破坏旧韵重造新韵；提出文章分段，采用新式标点等观点。你的这些新见解，鲁迅曾说过“现在看起来，自然是琐屑的很，但那是十多年前，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你的这篇战斗檄文，在推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的革命的进程中，起到了难以估量的划时代的作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为了宣传新文化运动，你始终站在斗争的前沿阵地勇猛战斗，处处表现出闯将和斗士的本色。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你与钱玄同合演的一出双簧戏。1918年3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发表了一篇署名“王敬轩”的文章：《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作者以一个守旧派卫道士的身份，对新文化运动进行了大肆辱骂。而在同一期，还有一篇文章《复王敬轩书》，署名“本社记者半农”，对王敬轩的观点进行了痛快淋漓的批判。其实“王敬轩”就是钱玄同，你俩故意一唱一和，将守旧派卫道士的丑恶嘴脸展现的淋漓尽致，同时也将新文化运动的先进性衬托得无比伟大。这两篇文章，迅速成了导火索，点燃了新派与旧派的一场惊天动地的大论战，也旗帜鲜明地向民众宣传了新文化运动的纲领和主张，起到了一定的普及作用，很多人在观望之后开始倾向新文化运动。鲁迅称赞你是“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很打了几次大仗”。
刘先生，就在你在北大声名鹊起，以“中学肄业的大学教授”的身份成为传奇人物的时候，再一次出人意料地于1920年选择了赴欧留学。当时，欧洲刚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经济萧条，你在巴黎的生活极为拮据，经常吃不上饭，头发也没钱理，长得像个野人，连同在巴黎的中国留学生都看不下去，骂你为中国人丢脸。但你生性洒脱，丝毫不以为忤，还把住的地方起名叫“花子窝”。有一次赵元任夫妇去看你，想拍张合影，你竟然让儿子趴在地上扮乞丐，伸着手作乞讨的样子，此举让赵元任哭笑不得。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你却考取了世界上公认最难考的法国国家博士，论文《汉语字声实验录》荣获法国康士坦丁·优尔内语言学大奖，成为第一个获此大奖的中国人。
在伦敦留学时，你还写过一首《教我如何不想她》，被同在伦敦留学的赵元任谱曲，迅速在国内传唱开来，影响极大，流传至今。值得一提的是，“她”字也是你首创的，原本汉字中没有表示女性的第三人称，到了清末民初，通常用“伊”字来表示，你便专门造了个“她”字，还有表示物的“牠”（后简化成“它”）字，一直沿用至今。这首歌在当时极为流行，很多女士都以为词作者是一个风度翩翩的帅哥，然而等见到了你本人时，却是半大老头子。你听说后，风趣的写了一首打油诗：“叫我如何不想他，请来共饮一杯茶。原来如此一老叟，教我如何再想他？”你生性活泼，诙谐幽默的性格给人们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刘先生，你不仅是新文化的健将，还是初期白话诗歌的拓荒者，我国实验语音学的奠基人！又是小说家、杂文家、翻译家、摄影家，给我国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你因公到绥远调查方言，染回归热，返回北平卒。你的去世太突然，极大的震惊了当时的文化教育界。你的去世太早，只有43岁，天不怜才夺君走，太可惜！难怪你的追悼会，北大校长蒋梦麟亲自主持，与会师生齐声痛哭。难怪在你因公殉职后，全国各地报刊纷纷发表消息文章，《世界报·国语周刊》、《青年界》还出了纪念专辑。难怪冰心先生为你的故居题字：“刘氏三杰，江阴之光”。难怪胡适送给你的挽联上写着“守常惨死，独秀幽囚，新青年旧伙如今又弱一个；拼命精神，打油风趣，老朋友之中无人不念半农”。难怪赵元任的挽联流传最为广泛：“十载凑双簧，无词今后难成曲；数人弱一个，教我如何不想他？”……
面对你这样的人，叫我如何不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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