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新干线
老屋流光
老屋的印象应该是这样的:披了一身烟熏火燎的外衣,孤独且沉默。砖缝或者瓦顶荒草茂盛,木质的窗棂或者还有雕花,门也应是全木结构的,都蒙了一层厚厚的尘土,经年未扫,立柱,穿廊,牌匾,随你在脑海里增减,蛛网时见,虫迹遍地,偶尔有鸟飞过,或者驻足在某一棵庭树上啁啾,游子伫立其间,徘徊良久,凝视叹息。这样的老屋,大可称为祖屋,少说也该有百八十年的历史。
这么说起来,我家的房屋还真就不够老,还不足以用老字来定语它。若从八十年代某年计算,到现在充其量也不过四十年光景。这确实不算老。可就是这不到四十年的光景,已经使它映现出苍老的模样了:粉白的墙体挂满灰尘,悬空的水泥开始剥落,窗格漆皮开裂,地板粗糙不平,总之,一身疲惫,通体无光。从前人说,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我倒觉得,屋犹如此,人何以堪。从灿新到灰暗,从热闹到清冷,它承载了我半生的记忆,这记忆派生出情感,这情感让我不得不称它为老。据说,鸡鸭的平均寿命只有七年,而羊狗却是十几年,大象可以活到七十岁,某些鲸类则动辄数百龄,正所谓此之享年,彼之壮岁。当一切建筑栋榱崩折时,万里长城还屹立在那里,埃及人甚至宣称:人类害怕时间,而时间害怕金字塔。因之,时间的长短并不能定义什么,时间给于我们的也许只是冰冷的符号,而状态和变化却给了我们丰富的情感。
我并非一出生就有老屋陪伴。如果上溯,老屋的前身是六间土坯的瓦房,如果再往上,是两眼窑洞。我出生以及幼年的光阴都是在窑洞里度过的。土院很开阔,两株槐树,一株臭椿,都粗壮而高,茅厕边立着一株石榴,走道边或许还有一株杏树,我印象模糊了。这些树生长在院子里,与我残存在记忆深处的院前那片林子,构成了我的乐园。雨天,我故意躲在树荫下,名曰避雨,晴天,我会像猴子一样爬上任意哪颗树的枝杈,院子和林子的角角落落留下我欢快的影子。那是一段充满阳光的日子。
瓦房的存在似乎也并不长。门楼朝南正对着小巷,用角铁做框中间固定木板的门扇,每晚入睡前,父亲把它闩住,然后总用一根一端有杈的木棍顶住,以防夜间大风拍打。那时爷爷住东屋,我们住西屋。天还黑着,暴躁的马蹄表把我和哥哥吵醒,在腻黄的灯光下,我们迷迷糊糊穿上衣服去学校,这时,爷爷已经在扫院了。南墙根盖了一间鸡舍,母亲养了几十只鸡,此外,院子里还摇晃着几只鸭子,紧靠山墙的猪圈里养一头猪。鸭子在鸡舍外一块几尺见方的水洼里扑腾,猪呢,每到夏天,就躺在门楼下凉快。哦,对了,还有一只小羊羔,它像狗一样粘着我,在我躺在台阶上的时候,它会跑过来四蹄立在我肚子上,我出门玩耍,它就紧跟不舍,我没有办法,只得抱着它,把它的头塞进西屋一堆斜靠的椽空空当中,然后撒腿就跑,它在后面追得比我还快,我拉开门来不及闭严,它的脑袋或身子就被夹住了,拼命往外挤,于是,我又抱起它,把它的羊头往椽空空塞得更里了,再次撒腿就跑,往往这么几次,我才能成功逃脱。现在想起来,我脑袋真死,为什么就不能让它跟着我到外面玩呢?至今,我记得那只小羊被我甩掉的可怜相,等我回家再次相见,它又会蹦跳着奔过来蹭着我的腿,咩咩的叫。
童年的末尾,瓦房拆了,在原有地基上新式现浇房开始兴建,那是青砖砌墙混凝土封顶上带瓦坡的结构,院子狭长,门楼朝东,这就是现在的老屋。当然它那时并不老,它像处子,筋骨矫健,透着一股力量,还被当作样板,招来了一些羡慕的眼光。它虽未见我呱呱坠地,我却看着它如何诞生,如何在日出日落中,我从小学升入初中,再外出求学,再就业结婚。老屋毫无争议的保持着唯一中心的地位,那是给我爱和宽容的地方,是可以抱怨和回归安宁的地方。老屋兴建时,父母比我现在还年轻,我看见的是他们不知疲倦的身影和从不抱怨的生活态度。可惜,我们在城里买了房,孩子也在城里入了学,老屋不能天天陪伴了,但它的中心地位还没人能撼动。我们隔三差五的回家或者住两晚过星期天,后来拉的越来越长,我看着它随着我的成长而无声喘息,也看着父母随着我人到中年而日渐憔悴。及至后来,每逢春节,清明,端午,中秋,是必须回家的节日时,我们才像走亲戚似的突然发现,是好久没有回去了,回到老屋了。
在城里住着,不能说怀念老屋,因为老屋还在,它矗立在村子中央,只要愿意,随时都可以去亲近,但我可以说怀念老屋陪伴我或者说我陪伴老屋的那些时光,那些回味甜美的时光。
九月的一个星期天,院里花圃里的两颗梧桐已然亭亭如盖了,那是父亲从集会扛回来的两根直溜溜的树苗,一经栽下去就开始抽叶,第二年拔高,很快便一年一个样了。其时,我们已经吃过中饭。大人们都坐在走廊下说话。两个大点的孩子正上六年级,一个小点的也上了四年级,他们正在院子当中玩红灯绿灯小白灯游戏,规则是,单脚着地,在一人口号指挥下行动,喊绿灯,是点着往前或往后,喊红灯,是马上停下来,喊小白灯,是原地蹦,不能走也不能停。总之,不管是哪种灯,要始终单脚着地,一旦两脚同时踩地便输,几种灯可以随意喊叫,时间也可长可短。那个最小的孩子才五岁,他也加入他们当中玩。可他太小,单脚蹦不起来,也不会蹦,一蹦,另一只脚便踏在地上,走了起来,像个小瘸子,惹得他们三个一阵大笑,把游戏也扰乱了。他们连喊带蹦带笑,头上冒着汗,一会儿工夫便都累了,不蹦了,又教那个最小的学,他还是不会,光提了屁股了,就是蹦不起来,一家人都笑了。这时,他们的爷爷起身走到西边去,他回来手里捏着几块石膏,他让几个孩子在地板上写字,让他们把背诵的唐诗写下来。几个小孩于是一个学一个地蹲下,把自己背过的诗都笨笨拙拙的往地板上写,字和行有横有竖有斜,有的伸出长腿踢了一脚,有的枕着人家,有的闪了腰,有的歪着脖子,有的像受了惊吓,甚至有的像长腿鸟,像瘪乌龟。他们的爷爷站着边上,看哪个太难看,就也蹲下,教他们这个字哪个笔画该长哪个笔画该短,哪儿该窄哪儿该宽,哪儿该上哪儿该下,示范一个工整的字。最小的小孩也拿起一块石膏片,在空地上画圈圈,他画的是那种不断线越画越大的圈,像蚊香,他说那叫画蜗牛,把人家的字都画进去了,爷爷笑着骂开了:胡闹,写你会写的字,写你会写的字。最小的小孩留在家里的时候,爷爷就教会他认了好些字,有一百多个,而且很多字他会写,比如:一到十、百千万、大小山、人口手,上中下。这时候,他大概不情愿了,在捣乱。那个蜗牛越画越大,大到足以把他们四个都驮起来……
好了,我们该收拾收拾回城里了。
庭院又安静下来,几片桐叶飘落。
这仅仅是无数片段中的一个,也许给我终生的记忆,只因母亲的那句话,那句立即让这个场景浮现在我脑海的话。母亲说:娃们写的字还在地上,桐叶盖着,可娃们一个都不见——。我知道这是母亲来回去西屋取柴生火时看到的情形,我感受着母亲的伤感,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近年来,老屋渐渐失却了它中心的地位。每到春节前几天,父母都被我们接到城里,除夕那天,我和儿子或侄子会回去,把对联贴在大门两侧,把门前和院子草草打扫一遍,然后又匆匆赶回家。家的概念转移到了城里。
去年一冬无雪,父母进入腊月就来城里了。大半年时间,父亲咳嗽已经住了两次院,时好时坏,就在前段,父亲转院去了运城。临行前,我们给他拾掇了大包小包,像一次小型搬家:姐姐买的新暖壶、水杯、父亲用的几件厚衣服、奶粉、干馍片、拍的片子、药,都堆在沙发边。八十岁的父亲坐在小卧室,母亲在沙发上:以后就恓惶了,院子那么大,我一个人看怎么过,白天还好说,到了晚上,那么大的院子……哎,人老了,就恓惶下了……一向坚强的母亲哽咽了。我强忍着,笑:你看你,说那干啥?没有那么危险。
老屋的命运注定不可逆转,它终归走向寂寥,长久的寂寥,伴着风中吹来的种子随即扎根继而野蛮生长;孩子们都大了,他们不会把老屋认作家,城里才是他们的家,他们只会跟着大人偶尔回去一趟,在他们地道的祖屋停留半天,至多吃两顿饭。即使我们,也把在老屋过一夜看成犯怵的奢望。
那个在老屋徘徊的游子会是我吗?虽然我算不上真正的游子。这真是个无聊的猜想,也太过沉重,但我唯愿这猜想延迟下去,一直延迟到梦里。生活不还是美好的吗?眼下也才是仲春,一切都欣欣向荣,可以想见,广袤的原野即将展现燕归柳荡的七彩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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