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新干线
记赵中和老师
（赵中和老师遗照）
很小的时候，就听说河堤村的赵中和是个传奇人物，修公路、修大渠，搞大型定向爆破，非他莫属，说他指挥打多深的炮眼，打什么角度，什么炸药装多少，都经过计算，能精确控制。安窝村西黄河沿上那个老虎咀，据说就是他炸开的，那刀切似的平面，是他的杰作，不多不少不说，还能使爆破后石壁平展如削。神了！
他的传奇是因为他的身份：朱德总司令的翻译；与他父亲俩，一个是反革命分子，一个是右派分子；都从工作单位被遣送回家，接受管制，劳动改造。
1976年春，我到河堤上高中，学校离赵家百十来米，有幸认识了他们父子。其父赵廷襄，身材较魁梧，好像是山西大学历史系毕业。印象中，常年穿一件深色中山装，领袖和下摆都有磨烂的线头。他不多与人说话，总是踽踽独行。他原是垣曲一中教师，听他当年的学生说，赵老师对学生就像一位慈祥的父亲甚或母亲，而且特别风趣幽默，爱给学生开玩笑。一次课堂上讲怎样写寻物启事，他举例说，咱班某某同学家的一头小花猪走丢了，大家以此为题写个寻物启事。话音刚落，这位同学马上站起来，翻脸抗议，说你侮辱我们回民。原来他忘了这位同学是回族，急忙赔情道歉。大炼钢铁那年，他带学生在窑头山上劳动，学生们为了寻开心，从山顶往沟底放擂石，石头哐当哐当碰撞下去，有学生兴奋地高喊"卫星滚下去了"，赵老师也跟着起哄，也说"卫星滚下去了"。就因为这句话，让他余生遭难。当时全国都在竞相放卫星，报上今天说哪里小麦亩产几万斤，明天说哪里炼钢多少吨，所以赵老师因这一句话立马受到批斗，划为反革命分子，又被遣回老家，经常被开会批斗。经过发动，有人揭发出他还有别的反动言论，比如修关家大渠时，他从学校回河堤老家，见工地上热火朝天，就戏谑说，政府就是厉害，想在哪里修渠就在哪里修渠，想从你鼻脸凹里过就从你鼻脸凹里过。这些话被翻晒出来，都成了反动言论，加上他是知识分子，人们按照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时代逻辑，笃信知识分子的脑子里有阴谋，肚子里尽是坏水，因而大家有权有理由怀疑他这是心怀不满、心怀不轨。经过一次次无休止地批斗，他整个儿变了，变得沉默寡言，再也幽默不起来了。他不知道自己是该忏悔呢，还是该怨恨。二十年后，文革结束，他获平反，到县文化馆与几个幸存的遗老写回忆录，整理文史资料。老汉自然心情愉悦，而且依他本性，又兴奋起来。但命运无常，他不幸又患脑血管病，很快就去世了，就这样结束了人生。
（赵中和老师）
赵廷襄先生的儿子赵中和，更是个有性格有故事的人。他在北京工作时，找个对象是某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千金，他犯事前还领着回过一次老家。他老家在河堤东北高坡上的柴火庄，千金穿高跟皮鞋，从柴火庄到河堤，一路下陡坡，心惊胆战，只能蹲下去一步一挪。后来，他不知为何被定为右派，先是发配到山东淄博中学当俄语老师，后来也被遣送回乡，与父亲和继母一起生活。刚回到村，没个正经地方住，他就自己动手盖房子。他父亲年事已高，干不了这活，盖房的檩、椽都是他一人从很远的山上砍伐背回来的。这种重体力的劳动，农村好小伙都发怵。谁家里要盖房子，这些活肯定是要找人帮忙的，而他谁也不找，还拒绝别人帮忙，只是趁晚上或农闲，坚持自己一人干，磨破鞋和衣服，磨破肩膀磨出厚茧，而且随处停宿，天黑看不见路了，就地躺下，不管是路边还是山上。除了备木料，还要拉石头打房基，打土坯砌墙，这些活都是自己干，老父亲打下手。当时，人们除了叹服其胆量和能吃苦，还认为这人很怪。现在想想，不要人帮忙绝不是逞强，须知央人帮你干活，虽说不用出钱，但饭不能不管，而且饭不能太稀，馍不能太黑。所以谁家要建房，就得先攒粮食，粮食才是建房的资本。这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与打仗打的是经济一个道理。可当年的赵老师，家里有多少隔夜之粮？他上山背木头，所带的充饥之物，基本上就是柿疙瘩和红薯。所以，他不是不请人，而是请不起。
至于农业生产劳动，多少也是有些技术含量的，都要从头学起。比如夏收担麦，捆不好或扁担插不好都不行，这一课就让他学了差不多一夏，才勉强过关。一次，担到半路又嬎蛋了，一担麦落地，不知这已是多少回了，让人愤然而尴尬，费劲不说，还让人笑话。他索性打起了垣曲镲：“我绰号唤一吊眼狼，担麦半路打头场。”（他眼袋大，故自称吊眼狼。碾头场麦叫头场）。传得外村人都知道了。不过也有他能干好而别人干不了的活。最让人佩服的一件事，是那年冬天，正是小麦冬浇的时候，上河电灌站的吸水龙头坏了，大队派他去打捞。之所以派他去，既是因为他水性最好，也有不用言明的理由。水池边，寒风中，他仰头灌下半瓶白酒，脱下衣服，甩在地上，纵身潜入水中。他用一根粗铁丝，在八九米深的水底，搜索寻找。终于找到了，再用铁丝绑住机器拖出来。据说，这过程持续了大约七八分钟！出水后，他浑身打冷颤，身体已忍耐到极限，身上还有几道渗血的划痕。大家赶紧为他擦干身子，让他穿上棉衣棉裤，让他在两堆大火中向着。在场的人，许是有所愧疚，不住地说他“厉害”。而他稍缓了缓，又开始谈笑风生。但毕竟对身体伤害太甚，回去后睡了几天，不过生产队还是按出工为他记工分。
尽管他有这样的英勇事迹和贡献 ，但他仍然是被管制对象，该批斗还是要批斗。当时，河堤村的“四类分子”好像有八九个，他家就占了俩，开批斗大会，父子俩双双到场，低头认罪。就这样，一天天熬着。
赵老师是有名的孝子，对继母恭敬有加。他常讲在课堂上讲“有父不显子”之类的伦理孝道。大概其父也不善理财，他家的钱由他妈掌管着，估计平时也就是个几块几毛的，而他自己有一分就交给母亲，花一分都要向母亲伸手，而且毕恭毕敬：“妈，给我几毛钱，我去买灯油。”然而，他却不通农村人情世故，去亲戚家总是两手空空。也许他是不屑俗俗套套的，亲戚们也不和他见怪，毕竟他从小不在农村生活。
夏日的一天，午休时，几个同学在学校院里打乒乓球。赵老师背一扁担，扁担的一头挑着一副绳，拿一把镰刀，去收割小麦。因还不到上工时间，就踅进校门，从一个同学手中拿过球拍打了起来。他打球的动作很潇洒，水平也不低。没打几下，就汗流浃背了，他放下拍子，脱去白粗布褂子，这时我们愕然看见，他的腰带是一条牛皮绳，就是农村捆麦或用作牛拉犁上的那种，三股合起来的，又粗又硬。这绳维系着的，是他的中式裤子。见状，我们不禁哄笑起来，而他却一点也不难为情，对我们的笑，似乎根本没有听见，只说"来"，便又开始打起来。后来，我们见他在校园操场倒立、上单双杠，就更加佩服。他还是游泳健将，在黄河斗浪潜水，能游出各种花样。河堤村濒临黄河，男人们从小都学会了游泳，而且不乏高手，但谁也比不了他。当时他已经四十四五岁了，虽说和同龄人一样，已是满脸皱纹，但他这些体育技能无人能比。那年，大队搞民兵训练，准备去参加公社的大比赛。他路过训练场，看那些人松松垮垮、扭三拐四的样子，就很生气，也很不客气地大声批评斥责，并亲自示范，喊口令，做立正、正步走、刺杀、掷弹等整套动作，极标准的军人姿势。现场被他一个人的气场震慑了，让这些民兵们开了眼。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中国人从噩梦中惊醒，过去的时代现在看来是多么荒唐！河堤村的人们，也觉得愧对赵氏父子。本来嘛，他们之所以成为斗争对象，那是上面定的，老百姓哪懂这些！现在，帽子虽然还没有摘去，但好像已没什么悬念，就是最普通的人，包括农民都能感受到开放的气息，都认为为他们这些人平反理所当然，势在必然。这么多年，劳改归劳改，批斗归批斗，但大家心里明白，他们是好人，是有大本事的人。
很快，学校聘赵中和为我们的老师。
我们这个所谓的高中，其实只有一个班，三间教室，无灶无宿舍，学生食宿自理。那些日子里，赵老师每天早早吃饭，踏着歌声到校，有时高声唱歌，有时朗诵"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他宏亮的声音，回荡在校园，让我好生仰慕，那种激情也让我年轻的血液沸腾。他为我们代数学课，老爱拿如何准确发射大炮做比喻，要不讲着讲着就讲到文学上，或者用他那中气十足的浑厚男中音唱伏尔加纤夫曲，我们倒也乐意开心。
当时，我们没有正经的数理化老师，学校和大队协商从回乡的高中毕业生中简拔，充任教师。有一次公开讲课选拔数学老师，河堤大队党支部书记也坐到教室听课，他不识字，高中数学当然更听不懂，只是拿一根长长的烟袋杆，吞云吐雾，一锅接一锅抽旱烟，直到结束才离开，这足以说明他对我们的重视和关心。但很无奈，确实找不下让人满意的。
我们学的数学课，有些内容是刚从大学下放的，记得有优选法和概率。赵老师也没学过，要现炒先卖，所以讲得比较费劲，我们学起来也很吃力。一次，遇到一道例题，他认为这道例题的解法是错误的，但又无人可与讨论，就在课堂上对我们说出他的看法，但有一个同学说书上没错。那天晚饭后，赵老师谁也没说，在初冬的寒风中，踏着残雪，独自一人跑到十里外的县立解峪中学，找人请教。对方也说书上没错，但其讲解没能让他满意。于是他又连夜到离解中二十里外的古城中学找人请教，终于使他信服了。完后他又走二十里夜路返回，早上第一节数学课准时走进教室，说那道题课本上没错，等于说是他弄错了。并说，就是要这样子，这样子你们才能印象深刻，才能记住。但我始终糊里糊涂，没弄明白这道题的对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并不是说赵老师教得不好，而是我们的基础太差了，大部分同学对数学丧失信心，干脆就彻底放弃不学。但赵老师并不因此也放弃我们，也不愿意自己糊涂下去。可见其敬业和较真的劲头。
大概是1977年初夏，一天，我们奉命到安窝公社参加群众大会。大会宣布了对一批管制人员的平反决定，其中就 赵中和老师。赵老师代表这伙人作表态发言。他的发言稿只有一页纸，我清楚地记得开头两句："我是赵中和。感谢华主席，感谢党中央．....."，他不说我叫赵中和，而是说我是赵中和。我第一次听人这样介绍自己，一字不同，显露出自信。他相信这一天会来的，相信自己不会像一粒尘埃，就这样老去，归入尘烟，更自信这大会台上台下场里场外没几个不认识自己，即使不认识也听说过，今天就让大家看看，我就是赵中和。这口气，俨然透出在中央大机关工作过的派头。安窝公社机关在黄河北岸一个坳地里，背后靠山，左青龙右白虎，对面是闻名的百丈悬崖雕窝崖。会场大喇叭声音本来就很大，有雕窝崖挡住声波，回声更加雄壮。赵老师发言嗓音洪亮，简短有力，充满激情，加上他用的是洋气的普通话，就更显得水平高、有气势。会场中有人说伢就是家火！当地土话，家火就是厉害。他的发言，与其说是表态，不如说是宣言。青山黄河作证，噩梦结束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参会众人情绪很好，也很放松，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体验，在人们的记忆中，像这样的大会，都要拉两个像赵中和这样的“坏人”批斗一番的，或者在大会上宣布谁谁谁反对、破坏什么，要毫不留情，坚决斗争，火药味都很浓，众人心情紧张，充满恐惧。这次为这些人平反，就是变天了，中央顺应民意，顺应潮流，社会回归到理性和正常的生活中来，不再打打杀杀，百姓们心情舒畅了。但会场里，也有些人好像怪怪的，心有不甘的样子。你放心，这肯定是那些运动红人。
赵老师毕业于抗日军政大学，专业是俄语和海军炮科什么的。我问他到底当没当过朱总翻译，他说当年他在朱总办公室还是军委，职责是守一部专与苏联联系的电话机。另外，还告诉了我一些朱总的轶事。至于他是说了什么话被打为右派的，我已记不得了，总之是很一般很平常，没有什么言词激烈的过头话，更没有什么猖狂进攻，所以记不得，否则不会忘的。那场运动开始时，反复动员，鼓励大家提意见，以示开门整风的诚意。按捺不住的人就畅所欲言了，结果就是后来的结果。而有些人并没有说什么，但右派分子有指标，就协商一个，与本人说好，反正都说这没什么意思，只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已，结果呢，与那些真真假假的右派一个下场。赵老师大概属于此类。
正式平反后，他去北京找到原单位，要求恢复军籍，答复是不行，恢复工作要到淄博中学。他很失望。军籍未能恢复，但不知怎么穿了一身海军服装，戴着军帽回到了村里，村民们更是刮目相看。路过一个饭场，他又语出惊人："你们说，我是当一名右派分子好呢，还是当一名人民海军战士好？"大家谄笑着："海军好海军好。”
后来，他去了淄博中学，未几又调回垣曲古城中学代英语。这时的赵老师，已是四十七八岁了，仍旧单身。有人介绍了一个，见面后赵老师问介绍人对方怎么说？介绍人是赵老师一个本家兄弟，不好意思直说对方从相貌上怀疑他的年龄，便说人家嫌你脸上皱纹太多。赵老师心说，我找你一个村妇，已是放低了多高的身段，反倒嫌弃我了？！他手指自己的额头，厉声道："你告诉她，这里，曾发生过多么严重的灾情！"瞧，与人分手都是这样，表达得悲壮而浪漫。
工作不能如愿，与原来的憧景和雄心反差太大，致使他极度郁闷，并发展为抑郁症，不分场合滔滔不绝，高谈阔论。我毕业上班后，他经常找我，也没什么事，就是大发牢骚。一次，他说着说着，又来了情绪，怒拍桌子，声泪俱下："他妈的一个人一辈子有几个二十年！"是说他那被耽误受害的二十年。我那时还住县政府大院公房，只有一间，摆上家具后，空间十分局促，但这丝毫不妨碍他演讲，兴致来了，就在屋里载歌载舞，扭起东北大秧歌来。每当这时，我笑着笑着就鼻子发酸，眼泪汪汪了，心说，我赵老师恓惶哩。他这种状态，持续了几年才渐渐恢复正常。
后来，他与一位女工结合，几年后女方不幸病故了。她患病期间，生活不能自理。赵老师日夜守护，既要清理屎尿，还得洗衣做饭，几年如一日，从无一句怨言，不给一个脸色。周围的人都说他真有耐心，真是个善良的人。进入老年后，他与另一女子在一起生活。他们关系很好，出门都是结伴而行。为了女方年轻时一桩案子的赔偿问题，他们上访了很长时间，也去我办公室征求我的意见。看他们一天天老去，说话走路都已不利索，我劝他们说，道理是一回事，现实又是另一回事，太较真恐连低赔偿都得不到。他们表示会考虑的，但看得出并不想妥胁。赵老师偶尔也会抱怨一些令他不平的事，我知道，他虽然没了年轻时的锋芒，但骨子里仍然是一个较真的人。老年的他，喜欢小酌两杯，也有些小计较，完全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就想，如果，如果他没有成为右派分子，晚年的他会在哪里？干什么？想些什么？说些什么？当然，这没有如果。
赵老师是哪年去世的，已不记得了。病重时我去医院看过两次，他身上插着几根管子，昏迷不醒，有老伴在伺候。去世后埋葬在华峰乡河堤村。
二0二三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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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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