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新干线·散文」王云洲｜我家的窑院

作家新干线

我家的窑院

我的老家在南山一个叫后岭的小山庄，我记事时，庄上只有7户人家，全都居住在两个相连的四合院内。每个院东西两边和南面是三座土木结构的瓦房，北面是一眼土窑洞。前院那个小小的窑洞是我的家，我哥、我和大妹妹的出生地。

哥哥属蛇，出生于1953年，大我8岁。老人们说，我哥之后，我的前面，父母有四个孩子刚出生就夭亡了。大人们害怕了，请人看过后，说要找齐六六三十六种东西，越陈越好，包起来放在窑后头的地下，不能让外人靠近。大人们笃信不疑，十分虔诚地守护着那个神秘又神圣的地方，每有客人进屋，赶紧请其坐在靠门口的桌前或炕沿上，自己把一条板凳横在炕桌之间坐上去，唯恐客人到里头去。好在窑洞狭小，几件家具一摆，基本上就没有空间了。

有了我和妹妹以后，这小小的斗室更显得局促，实在是不能将就了。加上一个院子里住四家人，难免磕磕碰碰，父亲的老家远在好几里之外，他与我母亲结婚后住在母亲这边，就有寄人篱下的感觉，他又是受不了一点气的人，所以决心要新开一座窑院，时间大约是1967年。请风水先生看过后，定在老院西南几十米之外的一块坡地。几个人用绳子拉了一下，计算出了大致的土方，工程量不小。当时，没有任何施机械，这对一个家庭来说，是一项浩大而艰巨的工程，靠自己和请人来帮忙是不可能完成的。那是人民公社时期，社员必须服从生产队的统一安排，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不允许请长假干私活，加上打窑也多少需要点技术，所以我们家像别人一样，请了三个从荷泽过来的窑工。那些年，有从山东河南来的窑工，常年在我们这一带寻活，为个人或集体打窑。那边地处平原，人多地少，遇旱赤地千里，逢涝一片汪洋，而我们这里是山区，小气候多，这边不收那边收，还有些山货，好赖还不至于饿死，但也绝对好不到哪里去。记得当时每个工值一般年景一二毛钱，好的时候两三毛，一个全男劳力，出一天工记十二分（一点二个工），即使全年出满勤，又能挣多少？扣除全家口粮款、集体公益金、公积金之后，所剩无几。有的户辛辛苦苦干一年，年底结算还要欠生产队的钱。所以窑工在这里也挣不了几个，主要是图吃个饱饭。谁家要打新窑，除了攒钱借钱，还得有一定的存粮，或者能借到足够的粮食。打窑是重体力劳动，不让人家吃饱就干不动活。我家打新窑花了多少钱，吃了多少粮，我当时还小，又过了这么多年，完全没有概念。至于盖房子，那要花钱买砖瓦、买大梁檩条木椽，还有铁钉圪巴之类，所以当时的庄户人家是想都不敢想的，能打一座新窑院已是了不起的壮举了，尽管人类的祖先掘窑洞而居已有几千上万年的历史，尽管百年前的后岭已有了两座漂亮的四合院。

这三个窑工个个能出力，在我们那一带干过几家，口碑不错。谁知，地基刚开挖，便遇上特别坚硬的料疆带，洋镐镢一镢下去，只能碰出个小白点，震得虎口生痛手臂发麻。窑工不干了，情愿丢工舍价。父亲每天去现场，也亲手试过，他能理解窑工。但总不能就这样撂下啊，这伙人走了，就很难找到人干了。父亲又愁又急，请人中间说合，表示可以适当加点工钱，无奈家贫，能增加的很少，窑工们不同意。最后父亲提出他自己并再找一个人，一起来干，不计工钱。几个窑工都很实在，犹豫一番后勉强同意了。

打窑的工具很简单，就是镢头、铁锹，运土用箩筐挑。当时的洋人不知道挖土运土用的什么工具？中国据说早在商代就有了铁器，铁镐铁锹不知道什么时候发明的，大概不会太晚吧，荆条编的箩筐应该更早。我们有那么早的发明当然值得自豪，但几千年的停滞不变更令人叹息悲哀。

不记得干了多长时间，至少是一冬一春吧，终于建成坐北朝南一排三孔窑洞。中间自然是父母住，东窑是哥哥的，西窑是给我长大后住的。刚住进去的时候，全家高兴，我虽然还小，但也感到拽拽的。有了一座新窑院，我和哥哥今后就可以在这里娶妻生子了，这是那时的山里人家族史上的荣耀。父亲当然自豪，虽然背了饥荒，粮食也更紧张了，但有了一座巍然雄居的新窑院，这些困难都不算什么了。

我跟哥哥睡在东窑，他逗我说，他这东窑好，我问为啥？他说东边是东方红。我不服气，说西窑好，西边是喜盈盈！哥哥听了哈哈大笑，高兴得不得了，到处说给人听，夸他的弟弟聪明，巧舌利嘴。

不知是我们家住到新窑后的第几年，一个夏日的夜里，下起了大暴雨。中窑和东窑窑顶裂缝，碗口粗的水倾泻而下。我和哥哥还在东窑里酣睡，母亲过来把我们叫醒，哥哥和父亲用水桶、盆子接水往院子里泼，母亲把我和妹妹送到西窑。西窑没住人，放了一台织布机和一些杂物。母亲拿了一个煤油灯，一边点燃火柴准备点灯，一边说“这个窑还没事”，话音未落，窑顶一股水哗的一声突然灌了下来！外面的大雨哗哗地倾泻着，声若波涛，闪电撕开夜幕，炸雷震耳欲聋，我和两个妹妹惊恐地抱住母亲，母亲不停地说“不怕不怕”，一边说咱们到后院去。我们互相搀扶着，跌跌撞撞，摔倒一次又一次，早已湿透了的衣服贴在身上，不停地打着冷颤。母亲把我们交给后院的华亭嫂子，父亲到后院前院挨户敲门，邻居们来到一看，说屋里的水怎么能舀光呢，赶紧到窑顶把水路避开引走。父母他们实在是人到事中迷，这才与大伙儿一起去到窑顶将水引开。

窑顶西头是一个麦场，麦场的麦秸豆秆之类被雨水冲到窑顶，堆积在那里堵住了水口，而这里被蚂蚁钻了很多洞，因雨特别大，积水从小小的蚂蚁窟窿渗灌进去。三孔窑的裂缝，都在离窑口几尺远的顶部横向开着。第二天早晨，雨停了，我的家惨不忍睹，三孔窑都裂着一尺多宽的缝，好像随时有倒塌下来的危险，人都不敢进去了。再到窑顶去看，那一道黑洞洞的大裂缝更是瘆人。邻居们都来了，站在离窑口稍远的院子里看着，无不惊讶，表示同情。父母和哥哥把灾难带来的忧愁强压心底，他们不能泄气，不能倒下，一家人总得有个窝巢，总还要生活下去。父亲叫了我两个会木工的堂兄，还有邻居和几个亲戚来帮忙。当天到山上伐了木头回来，在中窑用两根橡木作立柱，将一节栎木棚到窑顶缝口。东、西两窑看起来没有危险，只是将裂口堵上，用泥糊住。就这样，我们全家又住了进去。住在这样的窑里，我和妹妹不知道害怕，但大人们一定没那么安稳踏实，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接下来，还要处理窑顶那条大裂缝。它离窑顶边缘一丈多远，只有将其切挖下去，在离窑口上方丈把高的地方，形成一面缓坡带。这个工程也费了很大劲，完了还必须铺瓦以防雨雪渗漏。然而，当时全村（大队）九个生产小队，方圆几十里，五百多口人，只有高堰庄有个砖瓦窑。高堰离我家至少七八里远，在清水河河谷，而我们的家在山上。那一段时间，每天天不亮父亲和哥哥俩人就出发去高堰担瓦，回来还要参加生产队劳动。每担瓦一百多斤，从高堰往回走，起步就是又陡又窄的山路，路面有很多石子，走起来双脚打滑，有很多石头凸出路面，不小心就会拌倒。在这样的路上担瓦爬坡，连个可以放下担子歇脚的地方都没有。家里又没多少粮食，担瓦路上，连蒸红薯、柿疙瘩都得省着吃。

1968年，小妹妹出生在新窑里。1973年，母亲刚四十岁的年龄，就因病在中窑里溘然长逝。

1978年，哥哥要结婚了，新房就是东窑。当时我正在古城中学补习，准备高考。我请假回去，在城关买了些花花绿绿的纸，把东窑妆扮得五彩缤纷，又用纸剪出些吉祥温馨的字条贴上去。我还想把坑坑洼洼的屋内陆下用不沾脚的白土填平，但我们那里没有这种土，全是黄土；我还想用白灰将东窑粉刷一遍，好迎接我的嫂嫂，可是白灰也没有。我非常遗憾，很不甘心，第一次从心底憎恶生我养我的家乡，因为她是这么贫穷，贫穷得连哥哥的新房无一锨土一把灰可用！我甚至想过，从黄河边运些白沙土，从几十里外的地方买些白灰，但是，毕竟这太不容易了，也顾忌人们说我没必要这么讲究，只好作罢了。我之所以想这样想那样，并不是矫情，也不是为了出风头。离开母亲的这些年里，我们一家人的日子是多么艰难！刚上一年级的大妹妹不得不辍学回家做饭，从没动过针线的父亲不得不笨拙地为我们缝补旧棉衣。别人家的孩子可以露脚趾穿鞋，但哥哥不允许我们穿这成这样，他说，没娘的孩子更要有志气！没了母亲，哥哥对我更加呵护宠爱，不让我受委屈，不让别人看不起。他当时在五福涧大船当船工，船工生活时刻都有凶险，一般人不愿去，但船工收入要比生产队好，为了挣钱，哥哥连续多年在船上做工，后来当了大船会计。我上初中高中，只要开口，要三块他给我五块，没有他就向别人借。现在，哥哥要结婚了，家里有能主事的人了，我一下子觉得有了依靠，这个家又有了温馨，我能不高兴吗？嫂子比母啊！我当时就是这样的心情。

哥哥在东窑里娶进了嫂子，我于1985年冬天结婚，西窑就是我的新房。两个妹妹也是在这院里出嫁的。后来，哥哥在窑前盖了三间砖木结构的房子，为他的大儿子娶媳妇作准备。

文革结束了，公社解体了，社员变农民了，可以自主安排经营自己的生活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农民们逐渐恢复了些元气，有了些收入，我们这小庄子上陆续有了哥哥和邻居家盖的三座新瓦房。瓦房够气派，也亮堂，但毕竟当时家底还不太殷实，文化上被革命之后更成了荒漠，所以新房子就少了审美上的讲究，不能与两座院子的老房子相比。老房子建于何时，准确年代已无可考，大概是在清末或民初。虽是土木结构，但有气势，典雅讲究。两个大门，皆有精美砖刻图案，一个门额上题“耕读”，一个写“书香”，颇有古风。院内大方砖铺地，院周房檐下过道用大石条连接。厚重的门，花格窗，屋内有木板楼。房子虽不轩敞，但处处透着精致。大梁檩条都刨得很光滑，年长日久，烟熏火燎，黑乌乌的像漆过一样。我常想，在这个穷乡僻壤，盖成这样的房子需要怎样的家底？砖瓦特别是那些砖刻是从哪里烧制出来的？又粗又直的木头是哪儿长出来的？极度干旱缺水、到处光秃秃的家乡，难道也曾山青水秀么？但如果仅有这些，而

没有人的文化底蕴，绝无可能把房子造得如此雅致。这一个多世纪中，我们小庄子发生过什么故事？有了怎样的变化？是富裕了还是贫穷了？到了七八十年代的时候，老家家家户户的粮囤越来越浅，人们罕有像样的衣服，各家的家俱斑斑驳驳，不是门坏了就是腿掉了，谁家能添置一个小板凳、一个新斧把都会成为稀罕，惹人眼馋。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样的过法如果再维持几年、几十年，将该穷成什么样子？人会怎么样？国会怎么样？这一切，经历过的人们似乎并没有多想，也不想去想。那几座老房子见证了一切，但它们却沉默不语。

我们这个庄子 很晚才通电，线路从我家院子上空通过，在院子西边台地上栽了一根粗柴当电线杆。1997年夏天某日，也是一场大雨过后，他才三十几岁的连襟，因高血压被庸医治死，从县城拉回老家，草草埋葬了的当天，哥哥放心不下家里的几头牛，匆匆赶了回去。当时，人们晚上都头戴矿灯到野地里逮蝎子卖钱。哥哥给矿灯充电时发现没电，便用一根电线去从高压线往低压线上搭接。平时大家都是这样做的，但这次死神悄然降临，哥哥突然中电身亡！那年他才四十四岁。半夜接到电话，我如闻晴天霹雳。我和妻子赶回去，也是一场大雨刚过，黄河边上的车路又泥又滑，步步惊险，不由我诅咒这一场一场的大雨给我家带来的灾难！哥哥静静地躺在东窑屋内垫着的一块门板上，我和父亲拥抱着，哭得声嘶力竭，亲戚和邻居们个个嚎啕大哭，悲怆笼罩着小院，笼罩着山庄。

从此，我家窑院留给我的记忆，除了温馨、欢乐和苦涩，又让我泣血伤痛，让我痛恨那狰狞丑陋的“电杆”！

而今，老家远远近近的人们都走了，一座座院子长满了荆棘蒿草，窑洞塌顶了，房子倒架了。我家的窑洞和房子虽然还算完好，但太静了，寂静得让我心悸。周围的山头，田野，枯树，老坟，好像有无数只眼睛看着我。我静静地站着，耳边隐约有声，呢呢喃喃，凄凄惨惨。我双眼渐渐模糊，喉咙哽咽，不可遏止地失声恸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