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李骏虎：1975年生，山西洪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省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出版有长篇小说《奋斗期的爱情》、《公司春秋》、《婚姻之痒》、《母系氏家》、《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中短篇小说集《前面就是麦季》、《此案无关风月》、《李骏虎小说选》（上、下卷），随笔集《比南方更南》，散文集《受伤的文明》，评论集《经典的背景》。曾获第四届山西新世纪文学奖，第十二届庄重文文学奖，第五届鲁迅文学奖，2007—2009年度赵树理文学奖及赵树理文学奖荣誉奖。鲁迅文学院第7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第28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深造）班学员。
李骏虎
作家写作是有着自己的独特个性和风格的，所以我向来反对说谁谁是某代作家的代表的说法，但是不可否认同一代际的作家因为时代氛围、社会风气、成长环境、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一致性，导致价值观念和文学理念的趋同，所以造成的结果是创作上的优点各有千秋，而缺点却几乎是同样的。
以“70后”作家为例，在我们开始学习写作的时候，接连受到来自“50后”、“60后”前辈作家各种文学思潮、流派、理念的席卷，以及由他们同时代的翻译家引进的国外“二手”文学思潮的影响，但是从时间上来说都不够相对长久，可以说乱花过眼、稍纵即逝。在这样的潜在引导下，“70后”作家群体几乎都是读着卡夫卡、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福克纳走向成熟的，这使得“70后”作家的作品出现了惊人的同质性，有时候一篇小说遮住作者的名字说是谁写的都很像，同时也导致了“70后”的创作的“唯文学化”、“圈子化”的问题；另一方面，虽然“70后”成长在和平稳定的时代，但是经历的时代变革、科技创新、观念更新是相对“50后”、“60后”非常频繁的，这也使得“70后”作家没有相对足够长的时间去体验和把握时代的特质，失去了对社会生活、大众观念、时代走向的准确而独到的把握，不得已向着书斋退却，文学技巧上相对于“50后”作家有明显超越，但却无法在作品中建构和时代相对应的精神体系，失去了“50后”作家对中国乡土社会的全方位表现能力，和“60后”作家具有的启蒙性和反思能力。以上两种原因，使得“70后”的文学创作圈子化、“纯文学”化较为严重，作品失去了对社会和读者应有的影响力。
作为一名“70后”作家，我大概在十年前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要解决这个问题，写出具有文学和社会双重意义上的厚重作品来，产生最大范围和较为深远的影响力，还是要回归到自己是一名中国作家的定位上来。这是一个很容易被忘却的定位，也是一个根本的定位。因为无论阅读了多少国外文学经典，都无法改变我们是一个中国作家的事实，也无法改变我们的作品写的是中国的人和事的事实，我们是在中国的背景下写作，这是我们作为作家的伦理基础。
首先，我们是在中国的人文背景下写作。无论作为作者还是我们的作品所要塑造的人物，血脉里流淌的都是五千年上古神话和三千年儒家文化，以及对中国人精神影响深远的儒释道结合的文化观念，还有漫长的封建社会和百年来的革命风云，以及几十年来意识形态和经济结构的发展变革造成的影响，在这样的历史人文背景之下的中国作家和他们笔下的人物的伦理观、价值观、人生观都是打着深深的中国烙印的，纵然国外经典小说表现了多少种类的人类精神问题、共同人性问题，那些问题即使是有人类高度的，它也无法替代中国的人文背景之下形成的独特人格、内在与表现。文学上更要表现和强调这些区别，况且从文学传统上来看，这种区别也是显著存在的，比如说西方小说的着眼点往往是在“人性”，而中国小说的着眼点在“世道人心”，这是在不同的人文背景之下应运而生、自然形成的，我们要清楚地看到这种区别，才能使我们的作品无论借鉴了多少国外经典，最终写的还是中国小说。有很多大作家很好地掌握了这个度，比如莫言，他曾经说过只读了几页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自己的写作马上就“打开”了，就是因为他从马尔克斯、福克纳那里得到了提醒，明白了小说还可以这样写，然后回归了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熟悉的土地，，回归了自己的人文传统，调动作为一个中国作家的储备，才能写出那样汪洋恣肆却与马尔克斯和福克纳作品有着本质区别的作品，而不是像有些“70后”作家那样，永远走不出国外经典的阴影，一直在模仿，从未有超越。
我大概在2005年之后开始回归乡土写作，完成了《前面就是麦季》、《五福临门》等一系列的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母系氏家》，又在2011年之后开始涉猎抗战题材的小说创作，完成了《弃城》、《刀客前传》、《银元》等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就是有意识地向乡土传统寻根和廓清一段中国历史，把自己的创作置于中国人文背景之下，虽然没有写出优秀的作品，相对于自己过去的创作还是有一些改变，《前面就是麦季》获得了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而《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其次是在中国的时代背景下写作。这是“70后”作家普遍回避的一个难题，但它却是一个作家最应该解决的常识常理的基础问题。有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是，无论社会和时代如何变迁，和有些作家几乎不产生任何的关系，国家由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了，和他关系不大；职工下岗了，和他关系不大；农业税免除了，和他没有关系；高压反腐了，也和他没有关系。作为一个作家，和社会时代的变迁不产生关系，或者说不了解，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再比如“十八大”以来逐步推行的深化改革，涉及到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各行各业，作为一个作家，你可以对它的具体内容不关心、不了解，但改革对生产方式、社会生活、经济理念以及人的谋生方式、精神世界、价值观念造成的影响，是作家应该感兴趣和能够深入了解、准确把握的，否则你的作品就无法表现作家本人和笔下人物的内心世界与身处环境的矛盾性，也无法表现当下社会人民的精神状况。一部文学作品和同时代的人们的精神状况、生存环境、利益诉求都没有关系，或者说涉及到这些问题只是隔靴搔痒，自然不会产生影响力，即使从纯文学的角度来看，也无法形成和承载思想性，难免是单薄和没有价值的。
《母系氏家》之后，我看到在工业文明对传统农耕文明的冲击之下，乡村世界和乡村人物命运的巨大改变，创作了长篇小说《众生之路》，涉及到基层民主选举、土地政策等问题，得到了社会的关注。作家朋友们大都认为文学性更强的《母系氏家》比《众生之路》要好一些，但社会上的评价却正好相反，从行政官员到普通读者都认为《众生之路》更有分量，因为后者展示了中国社会近三十年来的变迁历史，他们从中找到了共鸣和抚慰。这给了我很多家的启示，也更加坚定了我在中国的时代背景下写作的信心。
去年在《世界文学》杂志上读到越南一个“70后”女作家的中篇小说，写的是一个女孩和父亲的渔民生活，把越南渔乡的传统观念、风俗人情、自然环境、人内心的苦乐都表现了出来，很好读，同时具有经典品质，要比中国同时代很多作家的小说质感、丰富、深刻许多。能否出现优秀的作家和作品，跟国家的大小没有关系，只要作家能够忠实地在本国的人文和时代背景下写作，他就具备了写出经典作品的基础条件。
（关注ID：zgzjxgx）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