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赋新
中条山下，黄河北岸，有一个圪塔坡。一辈又一辈人，都在坚持不懈地做着微不足道的事情，原始而粗放，平庸而厚道，贫困而自尊。
我不羡慕那些通过葱绿的草地，富饶的湖泊，巍然的山峰，浩瀚的大海，走向大自然的人。中条、黛嵋二山，独有的地貌特征，地崩山摧，群峰如剑，山空谷寂，地薄瘠贫，悲鸟号木，子规啼月，具有一种砺炼远古曙猿后裔——圪塔坡人的天地灵器。
——题记
“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
“我的家，在山西，过河还有三百里。”
“我问你，在家里，种田还是做生意？”
“拿锄头，耕田地，种的高梁和小米。”
“为什么，到此地，河边流浪受孤凄？”
“痛心事，莫提起，家破人亡无消息。”
“张老三，莫伤悲，我的命运不如你！”
…… …… …… ……
深夜里，百度音乐播放器响了起来，是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河边对口曲》。——你听听吧，这是黄河边上，两个老乡的对唱。一壶淡茶，一包香烟，一遍又一遍的重复播放中，我的心绪从北京西南的春水湾畔，飘回到千里之外的黄河岸边——我的老家。
一、能走的，都走了
圪塔坡上的年轻人，几乎都出去了。有的去了运城，有的去了临汾，有的去了济源，有的去了郑州。还有几个人，北上到了北京，南下到了深圳，西行到了重庆，东走到了江苏。圪塔坡的历史上，又一次人口大迁徙开始了。
有的人，是因为家中太穷，在当地娶不起媳妇，到外地做了上门女婿。有的人，是由于种地实在不划算，出尽了死力气，还倒贴了本钱，干脆进城务了工。还有的人，则是心存不安分，不甘心在山中苦守一辈子，到山外去追逐个人梦想。“树挪死，人挪活”，是圪塔坡上，世世代代相传下来的一句老话。
如今有的人，在外地成了家，儿女双全，其乐融融。有的人，进城做了生意，买了房，购了车，扎下了新根。有的人，成了随季节迁徙的候鸟，往返于生长地与打工地之间，一年不停地来回奔波。还有的人，则带着对人生的思考，走向了大城市，寻找新的人生之路。总之每个人，都有一条自己的路，一条不可重复的路。
自从打我记事时起，圪塔坡总人口数，一直变化不是很大。三、四十年来，少则一百零几口，多则一百一十几口。现在能走的，都走了。圪塔坡上，只留下四位年过古稀的老人，以及十多个五、六十岁的中年人。这是十年多前，圪塔坡人打死也不会想到的事情。
小时候，我常听祖辈们讲，圪塔坡的历史上，曾有过光绪三年，民国三十二年，两次大灾难年，人口大逃离。圪塔坡没有村志，根据我们靳家族谱推算，光绪三年，靳姓“伴”字辈男丁，多达三十多位，如今能确认姓名的，只有我曾祖父“靳伴禄”一人。其余几十个兄弟，都到哪里去了？我推断：除饿死者外，多逃往他乡活命去了。
光绪三年，为山西大旱之年，正史称“丁戊大荒”，民间多称“丁丑奇荒”，有关文献资料挺多，比如“人们又不约而同，捧起了观音土，其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腹胀且坠，最后肠断肚裂”，“赤地千里，饿殍载途，亲人相食，白骨盈野”“一家十余口，存命仅二三，一处十余家，绝嗣恒八九”等。这是一段令人惨不忍睹、实难回味的历史时期。
民国三十二年，讫今时间较短，我的父辈人，都记得很清楚。1938年农历6月，在垣曲县蒲掌乡双庙村一带，中央军（国民党）85师独立第五旅，与小日本激战了半个多月，一时血流成河，尸如山积，史称南羊圈之战。之后圪塔坡所在的东塬，落入日本人虎口，遭受日军疯狂报复，血醒屠杀。到了1943年，圪塔坡又遭遇特大蝗灾，飞蝗遮天蔽日，落地则将禾稼，吞啮净尽。在战争和天灾双重威逼下，圪塔坡人纷纷远离故土，躲避天灾人祸。
光绪三年以前的事，圪塔坡没有记载，也无从考证。我听靳家长辈们讲述，靳家祖根在山西曲沃曲村，是西汉开国功臣信阳候靳歙后裔，迁到圪塔坡的时间，大约在260年左右。在靳姓到来之前，圪塔坡主人，是我们英言乡柏地村的王家。由此推断，圪塔坡的主人，也并非一成不变。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中条、黛眉二山，一座居北，一座立南，远远地默视着圪塔坡人去去来来。
二、我，回来了
从史前时代的游牧部落，到当今席卷世界的移民浪潮，人类迁徙的脚步，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洪洞大移民”、“闯关东”、“下南洋”、“走西口”、“支边疆”、“上山下乡”、“进城务工”、 “海外移居”、“三峡大搬迁”，人类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往往不会总是呆在一个地方。人类不断地迁徙，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人类自身，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社会现象。
如今圪塔坡的人少了，少了一份喧嚣热闹，多了一份安然恬静，再也没有了往昔人欢马叫的农耕场景。2014年的夏日里，见证着圪塔坡身世的，拥有二百余年历史的，三株古槐，老树发新枝，嫩叶吐新绿，反而引来了一群体态轻盈、飞来飞去的野山鸟，在浓郁茂密的枝叶间，欢歌雀舞，自由欢唱，为小山庄增添了一份勃勃生机。
正是在这样一个时节，我借着出差的机会，绕道回到了圪塔坡。过去二十多年，我几乎都是到了年根，为了陪父母过年，与家人团聚，才回到圪塔坡的。深冬时节的圪塔坡，有时会被大雪裹盖，银装素裹，山色一片苍茫。有时会被冬风狂吹，树木光秃，枯叶四处飞扬。此时的我最忌怕冷，一般很少出门，多窝在父母的窑洞里，坐到热炕头上，与家人一起聊天。
近几年，随着父母的年事渐高，我有事没事，总想多回几次。父亲这一辈，族中所有兄弟都走了，只剩下了他孤零零的一个，而且患有高血压病。我在外地，最怕深更半夜，接到老家电话，心会悬得很高。到了河南济源，小表弟杨言俊，怕我坐客车路上受罪，执意要开车送我回家。我想给老娘一个惊喜，到了英言乡才打电话问她，家里还有没有馍？需要买点啥菜？老娘硬是不肯相信，说我在北京哄她哩。
湛蓝湛蓝的天空下，几团雪白的云彩，在历山峰顶，悠然地飘移，自由而洒脱。车从铺满石块的靳家河徒坡上，咯噔，咯噔，咯噔——，小心翼翼地下来，行至靳家河桥头，向前直驶入一条溢满绿色的河谷。清澈流淌的小溪，被洪水冲垮的残桥，笔直挺拨的白杨，争向盛放的鲜花，嗡嗡飞忙的蜜蜂，翩翩起舞的蝴蝶，躲藏在草丛中的仙人掌，攀爬在院墙高处的葡萄藤——。圪塔坡以一种全新姿态，迎接着我这位游子从远方归来。
圪塔坡是生我的根，是我灵魂的归宿地。我的躯体内，蕴含有圪塔坡的泥土芳香。我的血液中，流淌着圪塔坡的泉水味道。我的灵魂里，永住着圪塔坡上的天地灵气。出来这么多年，我做过无数次惊梦，经常会在深更半夜时惊醒，奇怪的是，不管我走多远，不管我身居何地，每次梦里总是圪塔坡的人，圪塔坡的事。为此我曾请教于北京的，一位心理学教授。他说，这种现象，普遍存在，叫“忠实于童年”，如同乡音一样，有很多人，一生都无法改变。
那些年，为了填饱肚子，能有一口饭吃，我挎着一个军用草绿小包，肩扛着一条装有破被旧褥的编织袋，沿着晋豫古时漫漫轵道，走出中条“封咽之口”横岭关。今天想起来，与其说是走出，倒不如说是逃离。我逃了，却逃得一点也不轻松，圪塔坡的影子，像一块沉重的巨石，一直压在了我的心头。我走到那里，背负到那里。在他乡，每当有人问我，乡关何处？我便开玩笑说，地球上，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那时圪塔坡的穷，是真叫个穷。圪塔坡的苦，也真叫个苦。一人一年，分二、三十斤小麦，分二两棉籽油，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你说怎么能抗过去？圪塔坡的每家每户，都有一口大铁锅，当地人叫五英锅，八英锅，或十英锅。锅里平时煮的，全是皂角芽，小扬叶，洋槐花，柳条絮，柿花蒂，红薯叶，还有用盐水浸泡过的，依旧带着苦涩味的黑槐豆。我们小孩家吃不下去，母亲便活一点点白面，擀成薄薄的面皮儿，包在黑菜团表层哄着我们吃。
有些野菜吃着苦，倒还在其次，关键是吃了拉不下来，把个小脸蛋，憋的通红通红，等提起裤子回头一看，长长的屎条中，还带着血丝儿。那时我们虽说，也有一日三餐，但是一把米，一把盐，一堆菜，稀汤寡水的，是顶不住饥饿的。圪塔坡上的男女老少，个个面色腊黄，人人无精打彩。我的童年时代，最大的敌人，就是“饥饿”。我是我家兄弟姐妹中，最受母亲疼爱的一个，小时候没少吃偏食，尽管如此，个子还是又瘦又小，直到中学毕业那年，能吃饱了，一顿干掉6个2两馒头，才凑凑和和补长成现在这个样子。
“山高岭多河谷碎，水恶地贫石头多”。圪塔坡，全是山地、坡地、石头峦地，没有一分水田，全靠老天爷吃饭。遇到大旱之年，谁在圪塔上最吃香？是高居山头小庙的龙王爷，接受一拨又一拨的圪塔坡人，轮流伏地跪拜。“土中生白玉，地内出黄金”“牛似南山虎，马如北海龙”，每年过年圪塔坡人，都会给土地爷、马王爷、财神爷，贴这样的对联。圪塔坡人信奉神灵，又老实巴脚，想法也特别的简单，除了死死的坚守，别无他法。这年没有收成，来年接着重干。
到了每年五月天，当地人将收小麦，叫“龙口夺食。” 这种场景对我来说，说不上伤痛，也谈不上开心，已成为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天上挂着，一颗毒辣辣的太阳，地上冒着，一股热哄哄的蒸气，全村男女老少，齐家出动，背的背，挑的挑，抱的抱。一根光溜溜的扁担，插着两捆百余斤麦秸，男人们光着个大膀子，嘴里咬着一条擦汗毛巾，沿着蜿蜒崎岖、陡峭狭窄的山道，一步一步从山沟底往山头挑。肩膀磨得红肿，流出了血水，咬紧牙关，我没见有人喊过一声疼。
那时的圪塔坡人，根本就烧不起煤，家家都烧柴禾。圪塔坡方圆五、六里外，圆圪塔、尖圪塔、白沙沟、小南坡、南蒲河、红岭山上的，荆条根、枣刺根、枯树根，几乎都被挖光了。山，也成了光秃秃的山。圪塔坡人，因为生活过度清苦，种地过度劳累，到了三、四十岁，便过早的苍老起来。还有很多人，到了五、六十岁，便被疾病缠身，躺在家中等死。其实我清楚，他们得的真不是什么绝症，只是家徒四壁，没钱医治，才早早撒手人寰。
三、浅夏，圪塔坡
当年圪塔坡人，能走出去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读书，要么参军。但山区办学条件困难，当兵机会又实属罕见，所以能真正走出的人极少，我算是特别幸运的一个。如今城乡一体化了，越来越多的圪塔坡人，将家园移向了城市。母亲在电话中，常对我唠叨说，咱们坡上都快没有人了，再过上几年，等他们几个老的一过世，圪塔坡可能就真的没人住了。
母亲的担忧，常让我心生伤感。特别是近几年，随着我年龄的慢慢增长，圪塔坡对我来说，不是变得越来越遥远，反而变得越来越亲近。树高千丈，叶落归根。鸟飞千里，终归枝巢。我从圪塔坡出来，用了约三十年的时间，到运城，到太原，到深圳，到北京。但都市再繁华，终究是他乡。我不管走到那里，在那个地方停留多久，始终都是一个异乡人，一个外来客。圪塔坡，才是我心中踏实的地方。
回到家里，吃过母亲早已为我做好的，我最爱吃的清水汤面，躺在母亲生我的，那眼土窑洞里睡着了。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清晨9点。我带着一种全身心的轻松，沿着我少时特别熟悉的村中小路，想在村子里走一走。我不知道我想寻找什么？只看到一个个无人居住的土房子、土窑洞，由黄泥巴垒起的残垣断壁上，布满了绿藤和仙人掌。一个个空荡荡的院子里，荒芜的野草疯狂地生长，有的竟然长到了两人多深。
“小老弟今年咋样？挣到钱了吧？现在社会只要能挣到钱就行。”在一家柴门紧闭的土窑洞前，我想起了一位族哥的过年问话。他大我二十多岁，我从小到大，一直都没叫过他一声哥，叫他歪号“笑面虎。”他生前晚上，最爱到我家聊天。他爱做点贩牛小买卖，小算盘打得叭叭响，结果一个儿子，还娶不起媳妇，到河南做了上门女婿。村里有人安慰他说，好歹是有了一家人，给祖宗留下了一条根。他病那年春节我去看他，他说：“大兄弟，这下你走了，恐怕就再也见不到老哥了。”
年底我回老家，听村里人说，他一辈子积攒的一万元钱，临死都没舍得花。族哥是个小抠门，也是一个从不沾别人光的好人，每天总是笑嘻嘻的，与我的感情也深。我每次回家，都会去看他。最后一次，正巧他儿子儿媳孙子，全都从济源回来了。我为他们一家，拍了一张欢欢喜喜的全家福。又为他和我那位一辈子没照过像的老嫂子，拍了几张笑得合不拢嘴巴的合影，心中才没有留下太多的遗憾。
“新媳妇，穿红裤，红裤烂，露出屁股蛋。”这肯定不是我编的，虽然我小时候有点蔫坏，但是我那位本家嫂子嫁进门时，我只有二、三岁，根本没有一点记性。不过我是传承者，是发扬光大者。因为，我每次见到那位本家嫂子，都爱给她开这个玩笑。她心底良善，性格温顺，我俩是平辈，圪塔坡的平辈，是不分大小的，随便可以逗乐。她也不会记恨我，对我也挺亲切。
我这位苦命嫂子，一生没享过一天清福，还经常被我那个有点大男子主义的本家哥，不是打就是骂，欺侮的不得了。她嫁到圪塔坡，还真的应到了点子上，几乎没有买过一件新衣裳，穿得全是补了又补的旧衣服。听说她生病后，身体不能行走，也没有个女儿，好好照顾，在地上爬，在地上拉，在地上尿，死的时候，腿上的骨头，都裸露了出来。她娘家人弟弟、侄儿气不过，在葬礼上好好地打闹了一场，干了一出马后炮，屁事不顶的事。
转过这一家，到了另一个院落。我的眼前，又浮现出了另一个画面。一位年近五十岁的农家妇女，站在圪塔坡的高坡头项，左手拿一个破铁洗脸盆，右手拿一根捅炉子的铁火棍，咣，咣，咣，敲几下，就放开嗓子骂开了。“圪塔坡的全村人，都听着，我日他娘的，骂那个X，是那个黑心贼，没良心的，把我地里的南瓜，给偷走了？”“骂那个X，你吃了我的南瓜，会作孽的，生下娃子，没屁眼。”骂到高潮处，她又是蹦，又是跳，不喝水，一骂就是一半天。
就在她骂完后，没过多久的一天，她从地里摘回一个老南瓜，放到案板上切开，突然里面流出一堆屎来，又把她气得站到坡头，拿着她家的那个破洗脸盆，骂了一个整天。其实这个老婆子，心底也不坏，就是一点亏也不吃，有爱骂人毛病。如今她也走了很多年了，也没见圪塔坡那家，新出生的孩子没长屁眼。
“南名发，背张耙，狼来了，放不下。”在一堆废墟前，我想起了南名发老汉，想起了我小时候，不敢当着他面唱的这首儿歌。他活着的时候，是我们前后河里的“一杆旗”，也圪塔坡最能干的人。到处开荒，到处栽树，他特别能霸占。他老伴去世的早，我没有记忆。我记事时，他就和三儿子一起过。我9岁那年，他一年之中失去了大儿子、二儿子。老年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那是我记得最深刻的。
传说南名发年轻时，天不怕，地不怕，曾领着村里的年轻人，扒了村里的庙，并且将扒下的几根檩，背回为儿子娶媳妇盖了个小屋，得罪了神灵。他最小的三儿子，外号“老德”，也是个老善人，每次见到我，都要把我叫到他身边，一边抽着旱烟，一边天南海北地瞎侃。可惜他好人不长寿，也走的早，比他爹晚走几年，去世时也只有三十多一点。三儿子的媳妇，带着一对年幼儿女，后改嫁他村，我想现在也该当奶奶了吧。
“山字两头低，谷子去了皮，田家有一女，不知是谁妻？”圪塔村最有学问，活得寿命最长的，是我这一辈中排行老大的，那位比我父亲年龄都大的麦圈哥。他识几个字，算是村里的文化人，走路不紧不慢，偶尔还会哼一两句小曲儿。他是队里的饲养员，放着一群十多头黄牛，经常躺在山坡上打盹。我小时候在山上放羊，麦圈哥最爱给我讲故事，也最爱考我，让我猜字。这个字的迷底，他告诉了我，是旧体字“婶”。
“兴字头，林字腰，大字底下架火烧。”他让我猜的这个字，我没猜出来，我估计他也不知道，因为十几年前，他到临走时，都没给我说出答案。前几年，我去北京郊区爨底下村度周末，无意中发现了“爨”字，当地也有这句顺口溜。爨底下村全姓南，谐音寒，怕冷给村名取“爨”。圪塔坡人口最大的家族，也是“南”姓。我推断这两个南族，虽相隔一千余公里，原本应当是一家，都是明代由洪洞县大槐树下移民而出的。
“一个罐子斤十七，连皮带油二斤一，算算多少油？多少皮？”，这是圪塔坡流传下来的，最早的奥数算术题，也是老人们，专考我们这些小孩用的。过去用的是，一斤十六两的老称，一算便知道是个空罐子，没一两油。但圪塔坡的，另一道算术题就难了。“一头老母猪十八只奶，走一步，摆三摆，上了个十里坡，你算算走了多少步？摆了多少摆？”就这么一道破题，我算死算活也没得到答案。
不过我这些年在外，与人一起逗乐的时候，如果有人想故意难为我，想与我比一下智商高低，我用它不知为难了多少人。我把此题一出，他们便在那里捏着指头，傻不愣噔地算来算去，结果没有一个能算出来的。我坐在一边低着头，笑得肚子直疼。
“同善镇，高石崖，我从窑头拉煤刚出来。前半年旱，后半年涝，玉茭茭长了一丈高。”这个民谣，是圪塔坡最远古的《诗经》，散发浓郁的乡土气息，蕴郁着一团喜庆的丰收景象。小时候一字不识的我，倒记得滚瓜烂熟。如今一个人，行走在圪塔坡上，我又回到了三十年前，生活在这里的，一群生龙活虎的人中间。几乎每一个院落，都有我熟悉的几张面孔，都会印有几件我心中的旧事。如今，他们都走了，有的在五年前，有的在十年前，有的在三十年前。我站在他们曾经拥有院落里，我想他们最懂得我此时的心事。
四、坐在，树底下
“我手拿一本书（FU），我手端一碗水（FU），我坐在树（FU）底下，即看书（FU）又喝水（FU），看我舒（FU）服（FU）不舒（FU）服（FU）”。我渐渐地走累了，便坐到一颗树下石头上，想起了这曲用当地土话方言编的，我儿时每日最爱呤唱的民谣。书、水、树、舒、服，五字音韵不分，这是一种多么自由自在的惬意生活？
熟悉我的朋友，此时大该会明白，我为什么居京十三年，乡音依然未变的缘由了吧？在圪塔坡人的心中，树有生命，树是活物，树是有灵性的，尤其是古槐树，那是万万不能碰的，别惊动了上面的树神。如果谁要上了古槐树，或者将树上枯枝当柴烧，那是要遭祸秧的。
圪塔坡的树种很多，除三株古槐外，还有皂角树。其中有4株，位于我家南院，最古老，最茂密，最高大，每年挂的皂角最多，是我家的护院树。听我老父亲说，每年都会有很多，莫名其妙的外地人，想出高价前来购买，但都被他断然拒绝。身处山东、深圳的我家堂大哥、两个小侄子，一致都认为，我父亲这件事做的对。
在我孩提时的记忆里，树木是圪塔坡人，天然的空调、电扇。炎热的夏日里，昔日的圪塔坡人，常喜欢聚到一起，坐在我家大门外，那株大黑槐树下，男人们抽着旱烟叶，女人们纳着鞋底，一边干活，一边聊天。而我们这些孩子，这个时候最乐意的事，是攀树，在树干枝稍间来回跳跃，比谁最灵敏，比谁爬的高。
偶尔也会有小伙伴，一不小心，从树上掉下来的，有的摔得鼻青脸肿，有的摔得胳膊骨头错位，疼得敖敖直叫。这时候孩子的父亲，过来后绝对不是说：“宝贝，宝贝，哪儿摔疼了？”，而是破口大骂：“小鳖孙子，咋不把你摔死？不让你爬，你非要爬，这个摔舒服了吧？”然后到地里，找一些蒲公英叶，在手心中一搓，挤出点绿汁，往伤口上一按，不一会就止住了血，也不会到医院去看。
我家的后院子里，还有一颗高大的桑树。结的桑椹个大，肉厚、色紫红、甘甜，全庄只有一颗，只要我一想起，便会流口水儿。每到成熟季节，村里的孩子们，在梦中都会惦记着，白天总是想着法儿，躲着我家人去偷摘。这个时候，我最NB的不得了，那可是我家的树。有一次，一个童年小伙伴，正在树上摘，看见我一来，从急着树上下不来，结果粗布裤子，被树枝挂住了，从脚把子，一下子撕到了大腿根，裸露的光屁股，下体露出了小鸟，把我笑的气都出上来了。
我小的时候，圪塔坡的老柿子树，可谓满山遍野，村子里、地头间、野山坡上，到处都是，有一排十多颗的，有一沟一大片的，还有一株独领风骚的。七月草最先成熟，接着是八月黄，再下来是门顶柿、方柿、板柿、沟柿、牛心柿、磨盘柿，最后一个熟的，是十月小柿。那个时候，圪塔坡穷啊，接连三、四个月，柿子都是每家人的主食，女人们互相“摘”，小孩们互相“偷”，一框框，一篮篮，放空了等着吃，用温水泡甜吃。
圪塔坡后凹，有一颗蜜罐罐柿树，果实不大，肉却蜜一般的甜腻。这种树，圪塔坡只有一株，也是我家的。因为离村里有三里多路，无法看护，也就成了全村人，谁想偷就能偷的树。但只要我在别人家看到，不用问，一定是偷我家的。熟透了蜜罐罐柿子，拨掉蒂子，用嘴轻轻一吸，肉全到肚子里去了。再用嘴轻轻一吹，盖上蒂子，好像没吃过一样。我们小孩们经常，当做戏法送给同伴，调笑对方。
别人偷我们家的，我们也偷别人家的。圪塔坡扶家河有4株桃树，也是我们这些小孩们挂念的对象。从桃开始发白能吃开始，村里的小伙伴们，便开始动脑筋，打游击战，三番五次地光顾，趁扶家大人，或几个彪、虎、钢、铁儿子，稍一转身，便上了树。有时能摘上一两颗，有时能摘上一大堆，有时被人家发现了，非但空手而逃，还要被追撵臭骂。
圪塔坡还有一种树，最平凡，最普通，沟沟坎坎，随着可见。但它是圪塔坡最受用的，我怎么能忽略了它呢？我想起了母亲做的槐花陷饺子，洋槐花干菜炒鸡蛋。是它让我少受了饥饿。洋槐树不挑剔，能在贫瘠、干旱、盐碱地，顽强地生长，生命力极强。洋槐花是一种中药，抗炎、消肿、抗溃疡、降血压、防动脉硬化，号称“肠道警察”。家乡的“槐花蜜”很有名气，老家人常送我，我依然享受着洋槐的惠泽。
圪塔坡的树种，多的连土生土长的我，也说不清楚。有黄连木树，楸树，椿树，刺槐树，胡桃木，侧柏树，山桃树，山杏树，桑树，柿子树，大杨树，酸枣树等等。其中的楸树，柏树，酸枣树，是名贵树木；黄连木树，桑树，柿子树，具有药用价值。这是我多年之后，从《中国名贵树木大全》图书上，才了解到的。
五，清晨，听到公鸡叫
“喔，喔，喔——，喔，喔，喔——”，一只公鸡报晓，引来了圪塔坡全山庄上的公鸡，跟着一起啼鸣。村外的野山鸡，“嘎，嘎，嘎——，嘎，嘎，嘎——”，也跟着一起鸣叫起来。一时间，大公鸡、野山鸡、布谷鸟、花喜鹊的清脆叫声，此起彼伏，相映交汇，在门前群山环绕的空谷间传响。
这次归来，年过七旬的老母亲，一见到儿子，很是兴奋，夜里总是唠叨个没完。凌晨一点多钟，我实在困得不成，便呼——呼——呼地睡着了。回到那眼土窑洞，我睡得很沉、很香。已有很多年，我没有睡过这样安静、沉稳、无梦的觉了。醒来，阳光已洒满了庭院。
我的老母亲，不知什么时候起来，早已捏好了饺子，正准备等我起来下锅。父亲正在打扫院子，我听到了“沙，沙，沙——”的声响。小弟弟一家，早已开着三轮车，到离村十多里地的黄河岸边，一座废弃的旧煤窑，拉煤干石去了。家中那条黑花狗，绻缩在院落一角，眯着双眼懒洋洋晒太阳。院内盛满了静寂。
少时到外乡读书，几乎一周或两周回家一次。那时回家想法很简单，学校放了假，停了伙食，回家向父母讨要钱、粮。参加工作后，回家的次数，便少了许多，除非到了年关，或家中有急事，才会偶尔回一次。再到后来，我南下深圳，落脚京城，越走离家越远，回家看望父母，就成了一件很难、很难的事。
父母在那里，根就在那里，家就在那里，心就在那里。父母是儿女心中的“宝”。只要父母在，不管他们年事有多高，即便到了耳聋眼花，腿脚不便，口不能声，病卧在床的地步，我们依然还能感觉到自已年轻，体会到自已还是一个孩子，还可以尽情享受做儿女，被人挂牵、被人呵护的那种感觉。
一般常人，都容易犯一个通病。年轻时忙于求学，忙于成家，忙于孩子，忙于事业，一般都不大关注父母存在。及至到了一定年龄，有了一定的人生阅历，醒悟过来，悔之已晚。“子欲孝而亲不在”，这种人生遗憾，是永远无法弥补的。所以我说，尽可能地在他们有生之年，为他们多做一些事，这其实是为自已。
时间如流水一般，步履匆匆，忙忙碌碌中，我不知不觉，就步入了中年，到了有回忆的年龄。这时候想着回家，除了看望父母外，又增加了一份想“找回自已”的伤感。远走他乡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多想过这些，也没有时间去想。及至有一天，我不经意间，发现自已头上有了几丝白发，感觉自已一下子老了。回头再看父母，已是老态龙钟，步履蹒跚，进入了有一天，没一天的黄昏岁月。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家是什么？故乡是什么？这些年我都干了些什么？我为什么要这样去做？一咕噜的人生问题，引起我深深的思虑。泰戈尔在《采果集》中说：“我抛育了所有的忧伤与疑虑，去追逐那无家的潮水，因为那永恒的异乡人在召唤我，他正沿着这条路走来”。我突然感觉自已这些年，也像他一样，一直被异乡人吸引，在追逐那无家的潮水。
院子的南边，有四棵高大的皂夹树，其中两颗结果实，归于大伯父，两颗不结果实，属于二伯父和父亲。听父亲说，这儿原本只有一颗老树，其根粗壮，盘绕几丈远。他小的时候，喜欢骑在上边贪玩，村里人都叫其“骡子树”。“骡子树”死后，其根发出4颗小树，分布在我家院落四周，到今也有80多年高龄。
此时已是清晨9点，温暖的阳光撒落在树身上，构成了一幅光与影的图画。枝叶郁郁葱葱，绿意碧透，茂密的树盖遮天蔽日，像一把巨大的绿色太阳伞。树顶开满了碎小鲜花，金黄色的，悠然飘落，徐徐飞舞，地面上像似铺上了一块松软的地毯。一群忙碌的蜜蜂飞舞其间，发出“嗡，嗡，嗡”声音，奏响出一曲优美动听的大自然韵律。
我的家坐东向西。背靠山的一面，是一排8眼窑洞，院子的中间从北向南，分别是三座三间布局整齐的瓦房。每座房子都是石阶打基，青砖围墙，实木楼层。再往西盖着8间厢房，与三座主房间，形成了一个宽3米的胡同，整个院落布局严谨齐整。
我小的时候，我家庭院，还处于完好状态。胡同的北端，是我家第一道门，家乡人习惯叫做大门，牌匾刻着“吉迪惠”三个楷体大字。往里走就到了二门，牌匾刻着“宁静室”三个楷体大字。到三门处要拐一个向东二门上的字我已记不清楚。四道门是一道墙上，掏得一个类似于门一样的洞。最后才能到，我家窑洞的那道门。
大门外是一块平整的空地，西侧的中间长着一棵黑槐树，遮蔽天日，到了夏天，经常能看到，母亲和村里的其它女人，坐在树下纳鞋底。门的西边，放着一个大石头，面很平整，是小孩们躺着睡觉的地方。平地西边的石垒上，放着一排石头，是我们家和村里人，晚上吃饭、聊天的“椅子”。
说起庭院，父亲不止一次，给我提起他的奶奶，我的祖奶奶。说起祖奶奶，在父亲心中也是一个传说。父亲是晚子，出生的时候，祖奶奶早已埋入黄土。所以父亲对此事，总是说不清楚。只说她姓卫，是邻村无恨村，姓卫家的女子。卫氏在很多年前，在我们老家，算是一个大户人家，出过尚书，古朴雅致的卫氏祠堂，至今依然保存完好。
祖爷爷靳万山，有兄弟3个，他是长子，分家时家里很穷。祖奶奶靳卫氏，就将家中所有物业，让给老二、老三。然后她和祖爷爷，领着两个儿子，带着镰刀、锄头和铁锹，在一人多深的杂草地，开始除草，挖窑洞，盖房子，打造新家园。传说，当时厢房内堆满了粮食，骡马成群，时常有河南客，过黄河来购买。今天离我家十里的英言乡政府所在地，还有我家四十多亩平地。
我的侄儿“靳克之”，在深圳一家著名设计公司，专做私人豪宅别墅设计。有一次他到北京来，对我说，他曾将我们家的布局图，仔细地分析了一下，之后大吃一惊。他说，我们家的布局图，从风水学上讲，几乎很难找到。我家的中心点，不在房屋，而在我父母住的土窑洞，中轴线在北屋和南屋中间，三座十木楼板瓦房，实际上只能算做配房。
我仔细算了一下，自祖奶奶创建至今，家院经历了祖爷爷、爷爷、父亲、我以及下一代共五代，近乎百年的时间。祖爷爷兄弟三个，老大靳万山，老二靳万川，老三靳保元。我的祖爷有两个儿子，大爷靳泰星，二爷靳泰清。万山，万川，泰星，泰清，我从祖辈们的名字，便能嗅闻到他们当年也满怀豪情，对未来充满着美好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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