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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周子明丨小说/ 麻雀梦(上)


作家新干线


作者简介


周子明:1957年生人,籍贯山西省万荣县。1988年出外经商后落户侯马。近年来长居北京谋业。喜欢文学,业余时间坚持写作。

麻雀梦(上)

周子明

一个喜欢读文学作品的人,在阅读的过程中,受作品的感染和启发,常常会萌生出一种写作的欲望——想通过写作,走出一条路子,成为一名作家。许多成名的作家,怕都是这样走过来的。但写作的人多,成名的人少,成为知名作家的人更少。大部分人,都因为写不出像样的东西,或写出的东西不像样,最终没有成为作家。

我的一个高中同学,从十八岁开始写小说,一直写到五十八岁,断断续续写了四十年,从未发表过一篇作品。与他追求写作的同时代人,成名之后现在都被称为老作家了,他却因从未发表过作品而不为人知。他的一生很苦,生活的磨难曾夺走他不少宝贵的时间,年近花甲,还在象追求恋人一样追求着写作。他以后的作品能否得到发表亦尚不可知,但他这种献身写作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令我为之敬佩。

我一直想把他的故事写出来,却苦于不具备足够的创作能力。我想,既然不会创作故事,对于一个你熟悉的人来说,不妨用假自传的形式,以写实的手法把故事讲出来。也许这些被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的凡人小事,像个撒欢淘气的孩子一样,讨人喜欢呢。

我要写的,就是关于他的故事……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幸运地考上了我们镇上的一所中学——孤峰中学。

说幸运,因为那一年是实实在在通过考试凭分数录取。那是一九七二年,“文革”的后期,教育战线升起一股暖流,中小学开始主抓教学质量。我们升高中,也在过去推荐和选拔的基础上,放宽了政审条件,增加了极为重要的一环——文化考试。在这之前,上高中或上各类大学从不考试,全都是推荐。就是从工农兵子弟中推荐出政治面貌好的学生,直接送往各类学校。那时叫工农兵学员。家庭成分不好或父母历史有污点的学生,成绩再好,也被排斥在外。我虽然不是地富反坏右子女,却不在推荐条件之内,若不是放宽政审条件实行了文化考试,做梦也没有想到我还能读高中。但更让我做梦也梦不到的是,我的一个同学比我还幸运——他是我们班成绩最差的一个学生,特别是数学,每次考试都是十几二十分,几门功课加在一起还不到六十分,他居然也拿到了录取通知书。他怎么就考上了呢?

他能考上我也高兴,他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考上的,按他平时的成绩,我知道他应该考不上,他也知道自己考不上。接到入学录取通知书后,连他自己都愣住了,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跑到我家来让我看:“你说我怎么就给考上了呢?会不会是发错了?”

我说:“有可能,就怕两个同名同姓的人搅在一起,给搅错了。”

他说:“那你说我去还是不去,要是真搞错了,我去了又被打发回来,那多丢人!”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的话。

站在一旁的我父亲,接过通知书,仔细地看了又看。通知书装在一个牛皮纸制作的长信封里,我父亲端详着信封皮说:“错是不会错,上面明明写着孤峰镇马家疙瘩村马大可收,怎么会错呢?咱们县不就一个孤峰镇嘛?孤峰镇有几个马家疙瘩?马家疙瘩又有几个叫马大可的?不就一个嘛!地址姓名都对头,怎么会错呢?别管那么多,通知书上写的谁名字那就是谁。可娃这娃不容易,能考上高中,也许他就有这上学的命。”

可娃是马大可的小名,村里人都叫他可娃。我接过我父亲的话说:“我爸说的有道理,地址姓名都对头,不可能出错。你回去准备准备,到时候咱俩一块儿去学校报到。”

马大可走后,我父亲问我:“像可娃这种情况,学校有没有照顾?”

我说:“听说学校有助学金,每月三块到五块不等,像可娃这种情况,可能还要多一些。”

“就那也不容易,可娃难着哩!”望着隔壁两间破旧的土坯房,我父亲叹了口气说。

我心里一直在打鼓:马大可怎么就能考上了呢?

马大可家就住在我家的对面,我们两家是东西紧挨的邻居,中间就隔着一道墙,房近门儿远,虽说离的很近,但从一家到另一家,却要绕大半圈子。小时候在一起玩耍,只要有一人隔墙喊一声“掏鸟蛋了!”我们俩很快就跑到村后山岗上的小树林子里去了。马大可小时候很苦,他没有享受过家庭的温暖,没有得到过父爱和母爱。五岁时他父母就离了婚,他母亲带着一个姐姐和妹妹改嫁到邻村去了,家中就剩他和他父亲。后来他父亲又得了一种病,叫膀胱癌,就是尿道里面生了瘤子,据说是良性。这种病现在很好治,但当时医疗条件差,家中也没钱看,把病给耽误了,病了两年去世了。父亲患病后,马大可就辍学在家照顾父亲。一个刚满十岁的孩子,个子还不到瓮沿高,正是需要父母疼爱的时候,反过来要照顾病中的父亲。挑水、劈柴、熬药、做饭,家中的活儿都得干。马大可的头上、脸上、衣襟、袖口,特别是胸前,常年是油渍渍、黑污污的,一层厚厚的积垢磨得油光发亮,一看就知是个没妈的孩子。

马大可有个叔叔,他父亲死后本应由他叔叔来接管,但他叔叔有三个孩子,那时生活都苦,三个孩子冬天里伙盖一条被子,常常半夜里被冻醒,自顾不暇,也无力照管马大可。后来由村里的老社长出面,到邻村找到马大可的母亲,说孩子太小,要她把孩子先接过去,过两年大点了再接回来。他母亲倒是很痛快就答应了,但马大可去后不到半年又跑了回来。他说那人待他不好,总给他甩脸子,经常骂他,还打他,他要回家自己过。马大可跑回家后,他叔叔也挡着不让去了,说苦日子苦过,穷孩子穷养,孩子再多也不多可娃一个,不让孩子到别人家受气了,要马大可随他一起去生活。他母亲也来叫过两次,想把马大可再接过去,但说什么马大可也不跟她走。他对他母亲说,我就是一只飞到别人窝里的小鸟,人家打我我就飞,飞回自己家,不招人家烦。马大可叫不走,他母亲哭着走了。后来他叔叔又叫了几次也叫不走。老社长见马大可谁也不跟,谁家也不去,就对他叔叔说:“这娃人小心强,有血气,他不愿意去别人家,就都别勉强了。孩子想一个人生活,大家都帮衬点,就由他吧。”

马大可回来后,又同我们一起去上学。当时我已升五年级了,他就跟着五年级上。因为中途停了两年半学,各门功课都跟不上。语文还好说,新学的生字他一学就会,以前没有学过的字,他多写几遍也就认识了。但数学就不同了,环环相扣,不能脱节,上新课要运用到过去学过的知识,过去的基础不牢,上新课就听不懂。我们开始学分数了,他还不懂小数,教他小数,他又不懂四则混合运算,什么小括弧、中括弧、大括弧,越括他越糊涂。上数学课时,他总是支棱着耳朵专心听讲,听得很仔细,但一堂课听下来,他什么都听到了,什么也听不懂。数学老师惋叹地说:“马大可是被耽误了啊!把他送到小班吧,他年龄有点大,个子又高,他自己也不愿意去。就跟着五年级上吧,慢慢来。”

“文革”中对学生的成绩抓的也不是太紧,马大可对数学也失去了信心,直到上初中,他的数学成绩始终没有赶上去,位居全班倒数第一。临近中考的前两个月里,大家都在抓紧时间复习,他却不慌不忙。他说他知道自己考不上,考也是白考,就不去凑热闹了。但这一年教育局抓得紧,要利用这次中考对全县各片的学生成绩考查摸底,要求所有考生都必须参加考试,至于能不能考上是另一回事,不能随便取消学生的考试资格。马大可说什么也不肯去,班主任老师急了:“马大可,你考也得去,不考也得去,不是让你去凑热闹,是让你去凑个数!”

马大可在背后嘟囔着小嘴说:“这是在强打鸭子上架!”

谁也没想到,马大可这一去竟然给考上了,鸭子上了鸡架,连他自己都惊呆了。莫非真象我父亲说的那样,他就有这上学的命?

“文革”期间的升学考试,都放在冬季的期末,考完试,也就快过春节了,到了放寒假的时候。升学是在过完春节以后。一九七三年的正月十六,是新生入学的日子,中考被录取的学生,都来孤峰中学报到。这一年,我们马家疙瘩村考上了三名学生,我,马大可,还有一名叫马爱玲的女同学。

入学的那天,马爱玲的父亲送我们去上学。马爱玲的父亲叫马文忠,是我们村的村支书,高个头,麻子脸,龙眉大眼,说话喉音很重,嗡嗡隆隆有余音。过去曾当过村里的民办教员,平时喜欢接触青年人,我们都称他马老师。马老师告诉我们,孤峰中学是老牌中学,也是他的母校,在过去很有名气,教学成绩在全县都是数一数二。说现在的任课老师中,有好几位曾教过他们。他劝我们要珍惜这次升学的机会,说青年人一定要有理想,有抱负,有自奔前程的心理;说知识就是人生的本钱,只要学到了知识,即使回到农村,也是个有文化的农民,同样能发挥作用;说我也不给你们说大话,要你们对得起毛主席对得起党,你们只要好好学习,将来成为社会的有用人才,也算对得起父母,对得起你们自己了。最后又劝我们要互相团结,说到学校后我们不一定能分在一个班,马大可各方面条件都差,不管以后分在了哪个班,要我和马爱玲在学习和生活上多帮助马大可。马老师的话就象春雨润物,浸润着我干渴的心田,唤起了我求知的欲望,让我看到了人生的方向。可以说,他是我人生道路上的指航人。直到现在,我一直对他心存感激和敬意。遗憾的是,马老师后来得了一场,过早地离开了我们,这是后话。

这一年,孤峰中学招收了二百多名学生,从七班到十班分为四个班。说来也巧,好像学校也在暗中帮助着马大可,我们三人竟一同分在了第七班。第七班是重点班,中考成绩都在八十分以上,各任课老师对这个班的学生都很重视。特别是数学老师,对尖子生更是另眼相待。他不像其他老师那样,上第一堂课时为了熟悉新生面孔,拿着花名册挨个把名字叫一遍,他只叫数学成绩排在前十名的同学,第一个叫到的竟是马大可。数学老师姓张,白白净净,戴个眼镜,身体微胖,两腮凸起,两个嘴角顺着隆起的腮帮向上翘着,天生一副喜相,看上去好像总是在笑。点名前,他先简单地给我们介绍了孤峰中学的校史,接着给我们讲了几句简短的寄语:“同学们,你们就是那早晨七八点钟的太阳,今天将从孤峰中学冉冉升起,希望你们能在这里发出闪耀的光芒。”他的话引起了同学们一阵热烈的掌声。

讲完,他并没有急着点名,而是用目光在教室的前后左右扫视了几遍,然后一字一顿地叫道:“马、大、可。”

马大可低着头站了起来。他没有想到张老师会最先叫到他的名字,显得很没底气,有点胆怯,他不敢正眼去看张老师。看着马大可极不自然的窘样,张老师笑着说:“我发现,数学成绩好的同学都这样,腼腆,不爱说话,有宝在内,这就叫真人不露相。数学成绩九十八分,全班第一名!”

同学们都扭头去看马大可,向他投来羡慕的目光。马大可的脸一下子就红到了脖子根,心里“突突”直跳,低着的头几乎埋在了胸前的课桌上。

我和马爱玲哭笑不得。第七班是重点班,全班第一名,就等于是全校第一名,他怎么可能考出这么好的成绩?张老师接着叫了后面几位同学的名字,其中叫到了我和马爱玲,我是八十八分,马爱玲是九十二分。数学成绩排在前十名的同学,最低也是八十五分。快下课时,张老师要求大家抓紧时间温习初中的数学,说三天后要进行一次摸底考试,考完试,就要开新课了。

所有同学的分数都是自己考出来的,唯有马大可的分数是假的,不知怎么冒出来的,连他自己都是个谜。听说三天后就要考试,马大可着了慌。这天晚上下了晚自习,同学们都回宿舍了,马大可留住了我和马爱玲:“你俩说,我该怎么办?”

马爱玲笑着说:“你是真人不露相,一露相还真把人吓一跳,咋就能考出那么好的成绩?”

马大可皱着眉头,哭丧着脸:“我也不知道呀,我听着心里也吓一跳,就象自己偷了人,怕人逮着!”

我说:“问题是三天以后就要考试,一考试,你成绩上不去,肯定要露馅,到时候连张老师和全班同学都得吓一跳。”

马爱玲看着我说:“那该怎么办?总不能让马大可再回去吧?”

听了马爱玲的话,马大可倒来了主意:“是假的真不了,这事瞒也瞒不住,迟早要露馅。不如你俩陪我去见张老师,把事情给他说清楚,学校要是不留我,我就回家去。一只鸭子混在鸡群里,怎么赶也上不了架的。你俩就陪我走一趟吧!”

事已至此,也只好如此了。

没有想到,张老师把这件事看的很平淡。当他听完我们反映马大可的情况后,对马大可这样的差等生能考出九十八分,一点也不感到惊奇和诧异,他那总是带着喜相的脸上倒是绽出了自然的笑容:“又是一个'后门生’。过去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是只要有个好爸爸,走遍天下都不怕呀!告诉我,你爸爸是做什么的?”

七十年代初,社会上盛行“走后门”。那时物资匮乏,什么都要票要指标,啥都难买,买紧俏商品或找人办事,都要靠托关系送礼才能办成,走后门成了人们求人办事互相效仿的一条旁门左道。那时送礼不像现在这么重,重了也送不起,也就一条香烟,一瓶白酒,一斤点心。人们戏称为子弹袋、手榴弹、炸药包。在农村,工农兵子弟参军上大学,就有一部分人是通过不正当途径成为“后门军”和“后门生”的。我们上两届的学生,都是没有考试,通过推荐直接上的高中,对那些通过关系进来的后门生,张老师见的多了,见怪不怪,他把马大可也看成了后门生。

张老师问马大可他爸是干什么的,马大可嗫嚅着说:“我爸爸不在了。”

见马大可说话吞吞吐吐,张老师用狐疑的目光看着马大可,马爱玲忙解释说:“他小时候他爸爸就去世了。”

“那你妈妈是做什么工作的?”张老师接着向马大可问道。

我对张老师说:“他爸爸去世前,他爸妈就离婚了,现在家中就他一个人。”

张老师这才用异样的目光上下打量着马大可:“这么说来,你算是个孤儿了,政府也应该照顾点。但你的数学分数,一定是在阅卷之后,有人为你做了手脚。这个为你改分数的人,也许你不知道,个中原因就很难说清了。我是个穷教员,能教了学生,管不了社会。你们来到学校,不管是从哪个门进来的,也不管是通过什么关系送来的,来了都是我的学生,我都一样对待。既然来了,就要好好学习,基础差,可以慢慢提高嘛。你们都很诚实,敢说实话,我知道这事了,快熄灯了,回宿舍休息吧。”

听了张老师的话,我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马大可升学的秘密,还真让数学老师给说中了,他的数学成绩,就是在阅卷之后,有人为他做了手脚。他本来只有18分,被人改成了98分。这个为他改分数的人,是我们孤峰中学的一位体育老师。开学后没几天,马大可知道了这个秘密。

这是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们上完最后一节课回到了家中,我刚吃过晚饭,马大可隔墙把我喊到了他家,很神秘地对我说:“知道我是怎么考上的吗?”

我说:“连你自己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

“告诉你,董老师,就是教咱们体育的董老师,给我把数学分数改过来了。”

“他怎么会为你改分数呢?”我不解地问道。

“为了他吧!”

“为了他?”我更加迷惑不解。

马大可压低了声音,指着他南边的邻居家说:“他和月仙嫂子好!”

马大可南边的邻居叫李月仙,我们都叫她月仙嫂。李月仙是个寡妇,三十来岁,心地善良,为人厚道,家中就她和一个六岁的孩子。她的婚姻很不幸,孩子三岁那年,丈夫遇车祸身亡,后又纳一赘婚,一年后又患暴病去世。村里迷信的人,就风传她是克夫的命,丧门星,从此无人上门提亲。我了解月仙嫂的为人,对马大可的话有点不相信:“马大可,这种事你可不能随便乱说呀?”

马大可见我不相信,急了:“这种事我能随便乱说吗?除了你,我不会再告诉第二个人。我也是今天下午才知道。”

马大可说,就在下午上完最后一节课,同学们正准备回家时,董老师把他叫到自己的房间,从床头的被褥下面拿出一张折叠好的便信,要他回去后交给李月仙。临出门时又吩咐他,“家里有人时别拿出来,等没人时再给。”董老师的话,马大可并没在意,他不知道信中的内容,也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回家后就直奔李月仙家,把信交给了李月仙。李月仙以为马大可在背后看过信了,知道了他们之间的事,马大可临出门时又吩咐马大可:“可娃,嫂子的事,你可千万别对外人说!”

马大可一听就愣住了:“月仙嫂,什么事啊?我什么也不知道呀?”

马大可说他什么也不知道,李月仙以为他真知道了,就把事情说了出来:“可娃,别同嫂子兜圈子了,嫂子也不瞒你,董老师在咱村学校时就同我好,你上学的事,就是董老师暗中帮你改的分数。你小,怕你说漏了嘴,一直没有告诉你。”

听了李月仙的话,又想起董老师吩咐他“家中有人时别把信拿出来,等没人时再给”的话,马大可恍然大悟。这个董老师叫董振武,个头高猛,粗粗壮壮,黑脸,大眼,额头上有三道深纹,脸上有好几个肉疙瘩,样子看上去很凶,其实人挺和善。一年多前曾在我们马家疙瘩小学当校长,一次回家后不知因为什么同老婆驳了几句嘴,他走后老婆一气之下喝了农药,没有抢救过来。出了这事以后,董老师平时就很少回家,星期天也住在学校。那段时间,教一年级的一位女老师要结婚,请了一个月的婚假,李月仙临时替他代了一个月课。可能就在这段时间,两人有了接触。

马大可讲完事情的经过,笑着对我说:“不知道内情时感到事情很神秘,知道后就这么简单,董老师为了方便他和月仙嫂来往,暗中帮我改了分数,让我上了高中,他们也有了一个跑腿送信的人。”

我说:“这事可一定要保密!”

马大可问道:“他们这样做犯法是吧?”

我说:“这种事能不犯法?你不见有的人为这事都挨批斗开除公职了?这事传出去可就大了。”

马大可又问:“他们这样长期来往,时间长了也难免被人发现呀?”

我说:“怕的就是这个。”

因为马大可还要蒸窝窝头,我就回家了。临走时,我俩都互相保证,一定要为董老师和月仙嫂的事保密,绝不再让第三个人知道。

董老师后来又让马大可给他送过两次信。但这以后,马大可就一直躲避着董老师,再也没有去过董老师的房间。他认为这种事很不光彩不体面,害怕他们的事时间长了被人发现;但他首先害怕的是自己为他们跑腿送信的事被人发现。

“文革”期间,我们接受的教育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社会上对男女之事很敏感,把两性关系叫“作风问题”,把介绍对象叫“个人问题”,作风问题足以断送掉一个人的前程甚至身家性命。那时如果男女之间在暗处有亲热举动,被警察或政治觉悟高的人发现,就会看做是流氓行为,要挨批斗,写检查,受处分,给自己留下政治污点。我们那时认为这就是法。

我们开学后,政治老师上第一堂课,首先就给我们宣布了两条纪律,一是不准谈恋爱,二是不准看爱情小说。分座位时都是男女分开坐。平时在学校,男女同学之间很少交往,更谈不上表露心迹谈情说爱了,那会被人看做是很不耻的事。一次课堂上,政治老师在一女同学的课桌上发现一本《青春之歌》,很严肃地批评道:“怎么能看这样的小说?这本书里写了很多恋爱的故事,林道静跟好几个男人谈过恋爱,里面充满了不健康的小资产阶级情调,这样的书哪能随便看?”说着毫不客气地把那本书没收了。说得那位女同学低着头很不好意思,好像自己在同许多男人谈恋爱。

那时我们的心灵纯洁得像一杯清水,生怕沾染上一星半点污迹。对于董老师和月仙嫂的事,马大可知道他是在暗中为他们通风报信,这比看爱情小说要严重得多,他一直感到一种潜在的危险,有点后怕,因此他一直躲避着董老师。好在董老师和月仙嫂都理解他,也没有再找过他。

我们升高中后,学校的政治空气虽然很浓,但教学秩序还比较稳定。学校领导强调要狠抓教学质量,老师们教学生都很卖力。各班都在开展数学竞赛、作文大赛,同学们都想在比赛中获奖,学习劲头都很足。马大可一听说比赛就头疼,他不只数学基础差,语文基础同样差。说白了他各门功课基础都差,就害怕考试和比赛。不过他的学习积极性也被调动起来了,他说他对语文有兴趣,喜欢写作文,要自己动手写一篇作文参加比赛。

我鼓励他说:“只要喜欢就能写好,说不定还能获奖呢。”我这样说只是在鼓励他,知道他根本就获不了奖。但没有想到,就在这次作文比赛中,他的作文还受到了语文老师的表扬,真得了个奖。

那时学校的指导方针是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到校外支农。作文比赛,各班的作文题目大都同支农活动有关,我们班也不例外。不同的是,我们班作文,语文老师要求我们根据前些天去孤峰山参加植树造林的活动,写一篇赞美孤峰山的文章。作文题目是“孤峰山上四季春”。虽然是命题作文,语文老师说,可以采用不同的文体去写,可以写记叙文,也可以写诗歌、散文,自由发挥,不受限制。她说,这样写,可以考查出学生的真实写作水平。

我们的语文老师叫杨美琴,是一位年轻的女老师,待人亲切温和,脸上时常挂着一丝浅浅的微笑,对学生就像大姐姐般的关爱。她从不批评学生,但我们都很听她的话。哪位同学犯了错或作业没做好,她从不发态度,只是用那柔和的目光注视着他,脸上那一丝浅浅的微笑似化作一丝不快,转瞬间即逝,轻声说到:“不知道我们是重点班吗?下次注意!”轻轻一句话,便使犯错的同学自悔不安,低头认错。杨老师用她那柔和的目光和浅浅的微笑,牵着我们全班同学的心。

我们学校就坐落在孤峰山脚下,学校的名字依山而取,称为孤峰中学。清明节过后,正是植树造林的高潮,学校全体师生,配合周围村庄的群众,上孤峰山顶去植树。孤峰山是座小山,长不过二十公里,宽不到三十华里,独峰挺立,直耸云霄。因为是独独一道山峰,四周都是平原,取名为孤峰山。说来也怪,陡峭成壁的山峰,像仙女跳舞般的,在半山腰缓缓向后弯伸,凹缩出两块较为宽阔的平地,而后又轻舞飞扬般地倾天直上,自然地形成了一幅嫦娥奔月的神韵。凹缩出的两块平地,俗称大平顶和小平顶,你若登临半山腰,置身于两平顶间,就像攀附在嫦娥的怀抱。孤峰山绿化已初具规模,山脚下和半山腰,全都栽上了桃、杏、梨、李、苹果、核桃、大枣等果林树木,已经开花结果,一年四季鲜果不断。从半山腰再往上一点,就是大平顶和小平顶,直到山顶,基本上全都栽上了松柏树。

我们学校被分配在大平顶和小平顶的位置植松树,主要是补栽过去没有成活的树木。指导我们植树的,是我们村的村支书,也就是马爱玲的父亲马文忠。因为他过去曾当过民办教师,孤峰镇的学生都认识他,同学们都称他马老师。过去我们植树,树坑挖好后,直接把树苗放进去填上土踩实,也就完事。马老师说,这种栽法不科学,不能保证成活率,他说栽树需掌握四个要领:“一垫二提三埋四踩。”一垫是在挖好的树坑内再垫一些土;二提是树木栽种的时候,要提一提树杆,起到梳理树根的作用;三埋四踩,是埋树的土要分三次埋下,每埋一次要踩实土壤,其间至少要踩四次。

马老师讲话很幽默,他打趣地说:“人们都称大平顶和小平顶是嫦娥的怀抱,你们今天来这里植树,就是在嫦娥的怀抱给孤峰山又插上了两个翅膀,这些小小的树苗,就是孤峰山的羽翼。三十年以后,待这些树苗长大成林,山上山下一片翠绿,郁郁葱葱,站在山下从东往西看,孤峰山就像一只盘旋在空中的凤凰,展翅亮羽俯瞰着人间;从西往东看,又像是一条腾身跃起的巨龙,大有凌空欲飞之势;若是从上往下看,又是一幅活生生的嫦娥奔月图。那时候,人们就会把孤峰山称为龙凤山或嫦娥山,作为一段佳话留传下来,你们就是这段佳话的创始人和见证者。”

马老师的话里有很强的文采,感动了我们,也感动了老师们。就在这次绿化活动结束后,学校开展作文大赛,杨老师便让我们以“孤峰山上四季春”为题,选择不同的文体去写作。为了便于同学们发挥,她还拟了个相同意义的题目:“孤峰山上传佳话”。两个作文题选哪个都行。因为是作文大赛,大家都想获奖,写时都互相保密,你不让我看,我不让你看。写好的作文,交杨老师批阅后,悬挂在教室后面的墙壁上统一参展。马大可肚内空空没东西,像瘦狗屙屎一样屙不出来。我们都写好交上去了,他还没写出一个字。因为他基础差,杨老师没有让他同我们一起交,鼓励他开动脑筋去发挥去想象,说只要是自己动脑筋写出来的,写什么样都行,什么时间写好什么时间交。他憋了三天写出四句话,他说那是一首诗。可同学们看后都说那不是诗,那是在学着说话,说的都是废话。他写的四句话是:

春天杏树开杏花,

夏天梨树梨很多,

秋天红果也很多,

冬天松树还那样。

同学们看后都不由得发笑,有同学就问马大可:“杏树不开杏花,还能开桃花梨花?这不是废话吗。”、“冬天松树还那样,那样是指什么样呀?”……

马大可红着脸不作声。听着同学们的议论,杨老师也在抿着嘴笑。

但令同学们没有想到的是,在作文点评时,杨老师对马大可这首不像样的诗大加赞赏。她站在讲台上,手里拿着马大可的稿子,对大家说:“马大可同学这首诗,虽然写的不像诗,但思维能力很强,有着丰富的想象力。”说着,她也像同学们问马大可那样,向马大可问道:“马大可,你给大家解释一下'冬天松树还那样’,这最后一句中的'那样’,指的是什么样?”

同学们都扭头去看马大可,马大可站起身,像是在当众认错,红着脸说:“松树冬天不落叶,冬天松树还那样,意思就是到了冬天,松树还像春天和夏天那样……那样发青。”

“回答的很好,请坐下。”杨老师两手合十拍了一下,接着说:“同学们注意,马大可同学这首诗的意思,是想赞美孤峰山被绿化以后四季如春的壮丽景象,因为他语文基础差,没有阅读积累和知识来垫底,语言表达能力赶不上去,因此写的很不像诗。但他的思维能力和想象力确实很丰富,也很到位。如果按他的思维模式来改一下,稍加润饰,就会是一首很不错的赞美诗。”

杨老师说着,在黑板上写下四句话:

春日杏花扑鼻香,

夏天金梨满山岗,

秋季红果香千里,

寒冬苍松不凋零。

同学们看后都说杨老师改的好。杨老师说:“要说好,也是根据马大可同学的思维模式来改的。因此,这次作文大赛,应颁给马大可同学一个最佳思维奖!”

在我们看来,马大可这首诗全都是废话,根本不能称之为诗。马大可也没敢想还能得到老师的点评,还能获奖。但经杨老师这么一讲一改,我们才领悟到其中的韵味。感受最深的还是马大可,作为一个学生,他第一次感受到自己存在的价值。那天晚上,他激动得半夜都没有合上眼。----(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张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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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主编谭文峰 
小说编审:张 辉 微信号:zhanghui750525  
诗歌编审姚 哲 微信号:8913480
散文编审杨志强 微信号:yzq13734283479
图文编审姚普俊 微信号: yqwyzfq
发刊制作师郑娟 微信号:szj872668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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