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裴继钊：1948年生。山西芮城县人，现定居上海。1980年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在《汾水》（后改为山西文学）、《晋阳文艺》、《河东文学》等刊物发表。1984年到《河东文学》担任编辑；1989年下“海”到南方创业，逐浪颠簸经年。大型现代剧《李家大院》在《后土文化》刊发。
裴继钊
一
南委泉村，一个让我魂牵梦绕的地方！他深藏于太行山的腹地。
说来也怪，我当兵八年,留给我美好记忆的应该是旖旎风光的青岛，抑或历史文化名城邯郸。但偏偏牵挂着一个落后闭塞的的地方。我生长在农村，当兵之前不知道城市为何物。在饥饿与劳苦中熬过了２０个春秋。离别家门之际，母亲坐在炕上背着墙哭，炕都没下，我也泪眼婆娑地不忍回头看母亲一眼。当火车把我们拉到河北高碑店进行新兵训练的时候，才发现外边的世界是那样的美好，感到什么都是新奇的。能吃上大米白面，不再愁吃愁穿，居然乐不思蜀。新兵训练结束后，我被分配到团部警通排通信班，半年之后部队开赴青岛，参加了海军某项国防工程建设。
那是1968年夏末。从河北平原到了黄海之滨，还在火车上，想着马上就要看到大海，心情是那样的迫切和激动。记忆深刻的是，青岛以它独特的天气——下雾，迎接了我们。第一次望着烟雾迷蒙中的大海、岛礁，以及被云雾笼罩着的崂山峰峦显得有些神秘；朦胧市景中的亭台楼阁，恰似海市蜃楼，恍惚若在天宫。湿漉漉的空气里不见雨丝，衣服很快便被雾水浸湿，反倒感觉神清气爽。再看遍地草木葱郁，珠露晶莹，与黄土高原的家乡相比，有一种异样的感受。待晴日，遥望海天一色，波涛澎湃，旷无际涯，这才领略了大海的雄伟和壮观。
半年后我被调到电话班。正是文革时期，值班之外就是政治学习，雷打不动的“早请示、晚汇报”，不定期地安排一些军事、业务训练外还算轻松。每到礼拜天我爬上营房对面的山包去看日出，面对浩渺海域，望着海平线上冉冉升起太阳，映得波涛金光闪闪，衬着渔夫们撒网捕鱼的剪影，仿佛置身于诗情画卷里。我乘兴拿出竹笛，吹奏一曲《地道战》主题歌：太阳出来照四方……令人心旷神怡；夏日里，到大海里游泳，逐滔天巨浪起落沉浮，刺激而惬意；节日里去“栈桥”看游人如织，听海观潮，赏勇者们竞技跳水……。
两年时光轻松度过，1970年元旦前夕，突然一纸军令，我离开了原部队，调到深藏于太行腹地的海军某工区。参加了另一项国防工事建设。
二
工程的施工部队是从我原所在部队、即海军工程兵建筑第一团调去一个营，和陆军某部一个工程团。工区是从零组建的工程指挥机关，建制为师级。机关的干部战士是从海军各个部队临时抽调。海工一团除调去四五个干部外，战士只有我和同班的田铁锁两人到了电话班。他担任班长，我任副班长，不久他被提拔为副排长，我继任班长。所用装备除上级配备外，办公用具及生活用品都是就地采购。这里没有营房，整个机关的班、排、科室几乎都是分散在南委泉公社的一些单位腾出的房屋和农家小院里，与当地农民搅合在一起。过着“军民鱼水情”的生活，军纪几乎是靠自律。四年后的1974年初工程基本完工，我们才撤到河北邯郸新建的营房扎驻。
又回到城市生活。置身在这个历史文化名城，登上武陵丛台，凭吊千年古都文化积淀，远眺太行山脉，近观燕赵风光，察古观今而叹兴衰。奇怪的是四十多年过去了，曾经的旖旎风光、碧海蓝天的滨海城市的感受，或是有着“一枕黄粱、邯郸学步”文化灿烂的燕赵古都的记忆，像被风吹走一样痕迹淡漠，从来不曾入梦！
但那太行山深处的四年艰苦岁月，却萦牵着我的无限情怀。
因地处太行山的腹地，这里土地贫瘠，蔽塞落后，乃至某些灵智未开的蒙昧可怜可爱，洇染着民风淳朴，军民深情。
南委泉村历史悠久，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她是一片红色的土地！抗战时期，黎城北部地区设立黎北县，抗日民主政府扎驻南委泉，领导人民群众坚持对敌斗争，经受过血与火的洗礼。周边村庄八路军的各类遗址随处可见。距南委泉附近有八路军规模最大的兵工厂“黄崖洞”。八路军129师在这里铸就了赫赫战功。斯时，“黎北县部”旧址又焕发了生机，变成了工程指挥部。电话班扎驻在供销社大院里，电话线正像部队的神经，经我们操作，牵动着部队的行动。43年过去了，那根电话线演化成琴弦根植在我的神经里，不时奏响着我与南委泉情思的音符。
令我记忆深刻的是，当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时，第一次听到公社广播里播放着马玉涛那浑厚而深情的 《看见你们格外亲》歌曲。一幅“拥军爱民”的现实图景呈现在眼前：村民们排成两行，手里拿着笤帚、毛巾，清扫着风尘仆仆的战士们的满身尘土。更让我们感动的是他们牵着羊、抱着鸡，提着鸡蛋等慰问品送到部队的各个部门。（后来部队按市价给他们付了钱）
一个多月后到了春节，邻居老红军家给我们班送来他们过年走亲戚的礼物——玉米面窝窝头（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形状很像芒果的样子，外边是纯粹的玉米面，里边包着红豆和软柿子搅拌在一起的馅。据说这是当地过年走亲戚最珍重的礼物（相当于晋南人走亲戚的花馍）由此，当时的生活状况可见一斑。后来发现这里小麦很少，他们的主食以玉米和南瓜为主。秋季摘的南瓜堆放在炕上或地下，一直吃到第二年春夏之交。
这里土地很少且贫瘠。生产队里也很少种蔬菜，到了冬季，要把萝卜叶子窝上几天后在泉水里反复搓洗，再进行腌制成酸菜。吃饭时不像晋南人，家家有饭菜盘，一家人围在炕上或饭桌吃，而是每人一碗玉米或小米南瓜粥，上边放些酸菜，蹲在巷道里边吃边与左邻右舍聊天。吃完饭也不急着回家，等到生产队里上工的钟声一响，才把碗送回家上工。
生活虽然如此清苦，但又特别热情好客。老红军与我们电话班扎住的供销社大院一墙之隔，低头不见抬头见。一旦做了什么好吃的总要让小女儿给我们送点。班里战士凡有探家回来带的土特产也要给他们送。他虽是我们的邻居，我却称他为房东，因为我母亲去部队时在他家住了一个多月，所以我们与老红军一家有着深厚的情谊。
还发现两件有趣的事情，部队汽车队所在的茶棚滩是公社的食品站，说是当地人不吃猪内脏，经常把猪肚、猪肝、以及猪大肠等免费送给部队，否则会被全部埋掉；再一个奇景是，农民犁地时一个人扶着犂，还需一个人牵着牛。相信大家看到过《耕牛图》的图画，牛早在千百年前已被驯化，但这里竟还停留在远古，呈给你一副憨态可掬的另类《耕牛图》。
三
老红军叫黄国强，出生于贵州遵义，1935年参加红军，历经长征，后又参加抗日战争，曾任129师参谋和宣传队长、垦荒队长，1942年负伤后，留在当地。几十年来黄老坚持用“长征精神”教育群众。他不计报酬，不辞辛苦，进厂矿，入校园，走军营，作报告上千场。他先后获得“中华魂”教育优秀奖、山西省关心下一代标兵奖。（见解放军报 2003年11月17日第7版）据说后来还受到过江泽民、胡锦涛总书记的接见。
老红军有三男四女，大女儿朋花、二女爱花都已出嫁。儿子贵州后来也当了兵，三女贵花，四女贵红十三至十五岁，两个小儿子贵军、贵兵当时八岁到十岁的样子。印象最深的是大女儿朋花在县造纸厂上班，常回来看望父母，忠厚善良，勤劳淳朴，给人一种贤妻良母的印象。大姐夫叫程新民，在县林场保卫科工作，每次来岳父家总坐在我们电话班聊天。有一次老红军盖房子，他说是来帮忙，结果没递一砖一瓦，在和我们聊天玩耍了两天。一次我和田铁锁去涉县转运站有事，路过东阳关林场，他热情接待，临走时硬是摘了一袋黄香蕉苹果让我们带上；小女贵红乖巧懂事，不声不吭。放学后总是在帮着母亲洗锅刷碗做家务。有意思的是她比我小十多岁，但从不叫什么叔叔哥哥之类，随父母叫我们小裴、小田。我每次去她家她总是很礼貌地端茶倒水让吃让喝。路上碰着也是叫一声“小裴”，憨笑一下没有多余的话。
我无数次地在梦中回到了南委泉村，和老红军一家人在一起。曾经梦见老红军不是住在原来的家，而是从原住宅的左侧，经一条漫漫的坡道通向绿树浓荫的深处。每次梦魂初醒时，梦中的情景、人物都清晰可辩。然而，一到白天很多细节却变得模糊，但梦中的人和事总在一次次加深着我的牵挂。于是就有了重游故地想法。几年前曾和田铁锁、谢明珠、吴润涛等战友约定一起重访故地，明珠已经去过三次，2014年最后一次与谢好信、吴润涛同去，曾约我前往，因他们当时的二营扎住在北委泉，与我没有共同的造访对象，故未同行。但使我重游故地的想法越来越强烈。
四
2016年11月，我在上海接到田铁锁的电话，说他从谢明珠处获得原供销社采购郑令庭和老红军的儿子黄贵州的电话，并已经联系上了（郑令庭当时和我们住一个院里，后来调到县社，从县政协退休。黄贵州复员后在黎城县防疫站工作，也已经退休）约我去南委泉一趟，我欣然应允。于是约定11月11日我从上海、他从万荣出发，经长治然后在黎城县城会面。我先找到黄贵州，三人会面后在黎城住了一晚，贵州要他外甥女（贵红的女儿）开车去了南委泉村。
虽还是山路，但比43年前宽了、直了很多。一路上的山山水水不免唤起旧景重现。想起那一年黎城县造纸厂发生大火，火势之大，远隔崇山峻岭相距六十多里地的南委泉，能看到半边天都被燃红。部队连夜赶到县城救火。记得当时造纸厂原料场有六七个草垛子全部着火，部队和当地民众救了一天一夜，明火虽被扑灭，草垛子还是燃烧了七天七夜。
想起我们在草垛子上扑火，消防车的龙头照着我们喷，我差点掉到一个从草垛中心烧空的暗洞里。心里在想，那次要是牺牲了就没有了今天的重游故地了。救火后回到部队，我发烧感冒很厉害，卫生队给了几片药——写到此我戛然搁笔，想不起药名，索性躺在床上苦思冥想，直至凌晨5点方才想起——安乃近！记得此药特别管用，很快退烧痊愈，于是我多年来一遇感冒就吃安乃近，可是此药已经淡出医生的处方。大概是因为有某些副作用，抑或价钱太便宜，医生没有回扣可拿的缘故吧。
车子到了茶棚滩村，这里曾经是工区汽车队的驻地，向西拐进南委泉村地界。原来相隔一里多的农田，已是沧海桑田，时过境迁，被院落商铺连在一起，不见原来旧模样。（这里于2001年黎城县合并乡镇被并入西井镇，所以政府机关已经不复存在。）
我寻访着我们住过的供销社大院的旧址，以及对面的当时公社标志性的建筑——供销社门市部，但已不见踪影，原建筑全被拆除，地皮卖给私人，改建成前店后院，栉次鳞比连成一片。几乎每家门前都用铁网围起一排排金灿灿的玉米囤，透着农家丰收的景象。
已经知道了黄贵州的小妹贵红在经营一家诊所。我率先走进诊所，看见一个老太太正在柜台内给病人抓药，我想，这个人应该是我们要见的主人。于是上前径直问道：你是贵红吗？能认识我是谁吗？她端详片刻，突然叫到：小裴！我又指着老田问道：认识他吗？她迟疑片刻，说是小田。我和他哥哥都特别惊诧，四十多年过去，我们都已年届古稀，那个当年的天真少年，也变成年近花甲的老人，她居然能一下认出我们！她老伴许爱红闻讯从屋内出来。贵州为互相做了介绍。他们沏茶让烟，互相寒暄一阵。我们谈起已经过世的二位老人，表示了怀念之情。问及他们几兄妹目前的状况，知道大姐朋花随姐夫程新民回到阳城县工作，姐夫调到公安系统，曾任派出所长、看守所长等职；三妹贵花已远嫁阳泉；三弟贵军现任南委泉党支部副书记兼村长，当天去山上拉木材未曾谋面；四弟在北京打工。
稍事休息后，她领我们去对面原电话班驻地的供销社大院旧址看看。大院已被拆除，成了几家村民的住宅，找不到当年的一点痕迹。走进他的老家（分给三弟贵军）原房屋都已重建，扩大了建筑面积，门面改为超市。我站在院旁的小巷里回忆着当时的旧貌，说起我在梦中梦见院旁一条林荫道通向后边有个新家的情景，贵红笑了笑没吭声，然后让她儿子开车，绕过院落向西边开去，我以为是领着去看当时修建的工事，又觉得方向不对，问她去哪里？她说去她父母的坟地。我突然觉得此路与我梦中的情景似曾相识，只是没有林荫道。埋怨她没提前告诉我，让我们带点祭献的东西。她说我为你们带了。
她还是那样少言寡语，默不作声，却能与人心灵契合，知道我们想去看望两位老人！
很快一片苍松翠柏掩映下的墓地出现在眼前。我们下车步行至墓地。看见人民日报、山西省委、政府以及长治市政府等单位为老红军树立的纪念碑，表彰老红军的不朽功绩。
贵红从挎包里拿出祭祀的物品，我们只好借花献灵，为老红军祭献了点心，放了鞭炮，磕头祭拜。
返回村子后她又带领我们在面目全非的村寨里指认当年的卫生队、军人服务社、各个科室的旧址。乡亲们听说我们是原海军部队的，都热情地跟着介绍指认，还要请到家里做客。于是跟随一个叫乃贤的进了他家，这里是原电影队的院子，老两口十分热情，忙递烟倒水。院子变化不大，我想起他们结婚时我还帮他们在婚房门口一块水泥匾上用红漆写的“夫妻共勉”的牌匾。他说四十几年前的事都记不起了。到了原指挥部的大院，亦然面目全非，同样分成几家私人住宅，只是门口悬着一块“黎北县部旧址”的牌子。接着乡亲们告诉我们，几年来不断有人来这里造访，如石参谋长的儿女、南参谋的女儿、孟主任的儿女以及很多战士干部等等。看来牵挂着这方热土的又何止我们！
到了吃午饭的时间。贵红和她老伴还让他儿子开车，带我们到了西井镇附近的西源大酒店就餐，给予热情款待。看规模设施，能感觉到这是此地较高档的酒店。
饭后，驱车向曾经建造的工程所在地进发。
五
环顾群山莽莽，仰望峻岭巍峨。我的思绪穿越在历史的天空，眼前浮现出当年那炮声隆隆、矿车滚滚、战士们日夜挥汗奋战的场景。然时过境迁，已不可同日而语。眼下，时维十月，序在初冬，树木凋零，满目萧瑟，油然生出几分伤感。原想这里是军事要地，一定有卫兵把守，闲人难以靠近。不料通往洞口的石子路破败不堪，人迹罕至，哪有卫兵的身影！旧营房已改作农民的养鸡场。而且找不见当年的战备工事洞口？细辩，方才隐约看到原来洞口已被封堵，掩映在树木丛中。我想，百年以后谁能知道这里还暗藏乾坤，别有洞天！里边的水库、澡堂、房间、桌椅以及各种装备设施一应俱全。但作为战备设施不知是否还有启用价值？当今世界高新技术条件下现代战争的发展趋势，利用巡航导弹等精确制导武器，进行防区外远程精确打击成为重要的作战方式，先进的信息系统与作战系统高超的指挥效率，空天战场正在逐渐确立主导地位。四十年前的战备工程，已经无法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变成历史的弃儿。
我们站在山上向下望去，辨认着山下的村庄。想起当时工程开始不久，北口是海工一团二营在掘进，南口是陆军某工程团在掘进，两边部队隔着一架山，需及时沟通工程上的进展等事宜，要经过几个交换机转接，很不方便。于是指挥部下令我们电话班为南北坑道口架一条直通电话。这个任务很艰巨，南北坑道口分别在两个山谷里。这里应该是当地山峰的最高处，海拔一千八百米左右，距地面约四五百米。我们从北口带线绕道峰顶，要把电线放下南口，巉岩壁立， 无法攀爬，加上灌木层层阻碍，电线上系着石块往下扔，卡在树丫中下不去上不来，折腾了一天无功而返。
军令不是儿戏，任务必须完成！我们连夜研究架设方案，最后想到一个办法：绑着一个篮球往下扔，依靠篮球的弹性，当它碰到岩壁弹起来越过树丛，即使卡在树丫也好拉动，结果很顺利把电线放了下去，完成了任务。
六
在当时的通信条件下，长途架设任务由通信团承担，后期使用中的所有维修任务全由我们承担，通信团派驻一个报务班负责拍发电报，与我们不在一起。但有一个载波机（在一对线上传输多路电话的传输设备）作为交换机的辅助设施安在我们机房，由他们操作。电话作为当时部队的主要通信设施，是部队的神经，保证线路畅通是首要任务。一旦线路发生故障我们要风雨无阻地排查修复。载波线路经襄垣县直通北京海军长途电话台。另一条实线是经长治海军二航校中转，距我们驻地180里。一般远途线路出现故障指挥部会派辆小车让我们查线。有一次线路混线，小车全部派出，我们只好骑着自行车翻山越岭地查。查线之前我们经过地方长途台与二航校电话班班长联系，让他们先检查机房及附近线路，如果他们附近没问题，我们在半路会查出故障。二航校与我们虽都属海军部队，但兵种性质不同，军事上没有任何交集。我们的长途线接在他们的总机上其实就是一种依附关系。话务员都是女兵，唯独班长是个男的，很傲慢，有点瞧不起我们工程兵意味。其实还有一种潜意识的、不可言状的东西在里边，他手下的女话务员和我们的关系不错。男女之间嘛，异性不排斥，空闲时，抱着话筒聊天扯淡在所难免，那个班长就有点妒意。每次出现故障爱理不理，有时连看都不看就说他们那里没问题。无奈我和一个叫袁新奎的战士骑着自行车，翻山越岭一个一个电线杆的查，一直到了晚上很久，眼看接近他们航校还没查出。记得走到飞机场时袁新奎实在骑不动自行车，慢慢推着走到他们电话班的门口。结果就在他们的总机后边找出毛病。本来举手之劳，那个班长却置之不理，害得我们翻山越岭一百八十里，历尽了千辛，弄得那个班长很不好意思。
另一次查线，是经襄垣县直通北京的载波线路出故障。黎城县到襄垣要翻很远一座大山，电话线不延公路，小车无法到达。这次是田铁锁和一个江西兵叫杨斌的去查，一般来说他们不管查到哪里都会在线路上及时与总机联系，报告检查进展。但这次却发生意外，开始有联系，到了晚上线路突然通了，却没有接到他们的报告，人也失去联系。我们通过地方电话到处查找均无结果。感觉事态很严重，估计不是从电线杆上摔下山沟，就是发生了别的意外。我们很着急，并把情况报告了管理科。两个电话兵查线途中失踪了，几乎轰动了整个机关，一晚上大家都很紧张。第二天指挥部派了一辆北京吉普。估计路途艰险，技术高超的小车班长唐起云亲自开车，因我们班里人手不够，又派了打字员小王，连同卫生队派的外科的谢医生，带上急救药物、担架等一起去寻找。但公路离线路很远无法到达，经老乡指引，提供了一条说是日本时期修建的、放弃不用的公路离我们的线路不远，但怕年久失修途中有塌陷或流石阻隔，于是我们准备了铁锹，撬杠等一路连修带撬，总算通过，在山上延着电线杆经过的地方寻找，但是没发现一点踪迹。直到中午一直找到襄垣县城，见人就问有没有看到两个海军战士。多亏县城不大，很快就有人提供线索，说昨天有两个海军在这里出现，于是我们在附近的旅馆挨着查找，很快在一个旅店找到还正在呼呼大睡的他们，安然无恙！问他们为什么不和家里联系？他们却支支吾吾说是太累了忘了打电话。但我一直觉得他们隐瞒了什么，这样的疏忽不符合常理。
四十多年后才揭开了当时的秘密。
这次我和老田重访故地，在宾馆聊起那次查线的事，我问老田当时到底怎么回事？他才说出实话。说是那次修好线路，计划找个旅馆住下，再给家里汇报。结果在登记旅馆时，襄垣人听说从是黎城来的解放军，说这是“亲家县”里来人了，特别热情，非要招到他们喝酒，结果喝多了把打电话的事给忘了。
亲家县！没听说过吧？原来，黎城县和襄垣县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说是古时候黎城和襄垣中间的山上一个叫“广志山”的地方有座奶奶庙，庙里的奶奶神像如同其他地方的送子娘娘。两个县里不生孩子的人家都会去那里求子。有一年逢庙会，襄垣城北一对夫妻只有个女儿，一直生不下儿子，于是女主人去求子。但求子有很多规矩，路上不能回头看，大姑娘不能进庙。 这家女主人一路来到奶奶庙，烧香拜神之后，一回头发现17岁的女儿跟着跪在她的身后，很生气，这不但犯了规矩，觉得大姑娘求子更失体统，一气之下打了女儿一巴掌，不料女儿不防备摔倒在地，头磕在台阶上断了气，她一慌神吓晕了过去。乡邻们把她抬回家，却不知道把她女儿的尸体怎么处理。看庙的老人是个黎城人，因家贫一直打着光棍，按当地风俗，一生未娶的人死后要配骨亲，也就是现在的配阴婚。于是有人建议把女子的尸骨就地埋葬，等他百年之后埋在一起配成骨亲。老头欣然答应，亲自埋葬了这个女子。
后来两个县的人把此事传为佳话，先是作为开玩笑的资料，黎城的人见了襄垣人叫“小舅子”，襄垣人见了黎城人叫“小外甥”，随着年代演进，演变成一种特殊的民情关系，如遇和外地人相互争斗，黎城和襄垣两县人便会抱团一致对外；若遇天灾战乱，两县人便相互投奔，结亲的也越来越多。两县人即使素不相识，但不论男女老少，一见面开口就“骂”，动手便耍，而且从来骂不翻脸，打不记仇，一提“亲家”，万事皆休。时至今日，两县人见面开玩笑、嬉戏打闹已成习俗，两个县就成了亲家县。
四十多年前我们亲自见证了这个传说。有一次襄垣县的秧歌剧团来部队慰问演出，几个女演员在供销社买东西，当地几个年纪大的男人就拉着女演员说要抱着亲，女演员只是嬉笑着推着躲着，并没翻脸。我们当时不了解情况，感到玩笑开得太过分。后来老乡才告诉我们这是当地的风俗，因为“亲家县”的缘故。
还说剧团慰问的事。
其实襄垣县剧团那次来部队慰问是一次顶替补缺。因为每逢重要节日或年关，山西省、长治市革委会都会派文艺团体慰问部队。每次都是由全国劳动模范李顺达带队，就地取团，由黎城县上党梆子剧团代表省革委会来慰问演出 。正处文革时期，文艺领域百花凋零，只有八个样板戏。京剧是当时的主旋律，来自五湖四海的战士除了对自己家乡的地方剧种还情有独钟外，别的剧中很难接受。上党梆子本来就是地方小剧种，范围很小。第一次黎城剧团演唱的《红灯记》，大家没听过上党梆子总觉得怪怪的，不由发出笑声，弄得剧团很难堪。为了适应部队需求，地方政府也是煞费苦心，过后立即派演员赴上海京剧团学习取经，吸收了一些京剧元素对唱腔进行改革，第二年来慰问还唱《红灯记》。演出前部队对各连队做了特别强调，只能鼓掌表示谢意，不得鼓倒掌，不得起哄取笑。不料，适得其反，再改革也不是京剧，当地群众却不买账，觉得不伦不类，当部队鼓掌鼓励时，老乡又吹口哨又起哄取笑，甚至叫骂，大煞风景。本来部队为慰问团准备了酒席，演出结束要进行答谢。谁知演出一结束，演员们连妆都没卸，直接上车回了县城，把部队弄得很难堪。第二天政治部赶紧派人去了剧团道歉和感谢。所以，第三年黎城县剧团死活不来了。这一次长治市只能要襄垣县秧歌剧团来补缺。部队为老乡背了个黑锅，有苦难言。
七
政治事件。
处在文革时期的部队，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思想教育更是靠“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于是政治事件时有发生，过几天就会有一个什么全军通报，大到持枪杀人，小到发现“反标”之类。单说我亲历的几件事：任克恭和任志顺的枪杀事件应该是轰动全军的，他们都是我的老乡，更是朋友。任克恭入伍时当过借调干部，正好在我们村住队，相交不错。没想到他又报名参军，入伍后当了保密员；任志顺在新兵连时和我一个排，后来当了打字员。打字室正好与总机室一墙之隔，又都属军务股。他们两人因入党问题产生猜疑，于是同室操戈，酿成血案，一个成了烈士，一个变成反革命，这也无可厚非，但汉度公社中基村的杨广杰实在有点冤枉。那是在新兵训练结束前夕，一次全连政治学习结束时，有人拣到一张稿纸，上边乱写乱画着很多口号，交给排长看。排长分辨着上边的内容，无非是“毛主席万寿无疆”“打倒刘少奇之类”。排长举着纸问谁扔的？杨广杰站得较远，一看是他写过的纸，说是我扔的。排长把纸折着让他确定，他确定是他扔的。纸交到连部，连长找他核对，他才发现，上边不止他一个人写的字，有些字写着就混在一起，上下连起来似乎就有“打倒毛主席”的句子。但他不承认这个“反标”是他一人的“杰作”。当时我在炊事班帮灶，正好去连部有事，看到在叫杨广杰问话，顺便看了一眼那张纸，很难分辨，觉得不是什么大事，但不料在极左思想的主导下，似乎能“造”出一个“反革命事件”，显得部队阶级斗争就抓出成效。连部立即汇报到团政治部，很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随即召开全新兵营大会进行批斗，接着开除军籍，押送回家。据说判了六年刑。
最初认识杨广杰是在入伍途中的火车上。记得是为了活跃车箱里的气氛，让新兵们各显才艺搞点文艺活动。最先是一个叫翟克明的用竹笛吹了几首毛主席语录歌。接着有人推荐说杨广杰在县剧团唱过戏，就邀请他唱了一段当地的线腔。我爱听线腔，记忆深刻，就记住了他。记得他当年才十七岁，还稚气未脱，是个孩子，个头不高，憨厚老实。很多人都想不通，当时能当兵是多么荣耀的事，又都是贫下中农子弟，根红苗正，他没理由去当反革命要打倒毛主席，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新兵连分配后，我刚到通信班的第二天，突然发现杨广杰被关押在警通排后边的一间房子里，就趴在门玻璃上往里看，见他憨憨地坐在床上，显得很无奈，我心里有点发酸。看守是警卫班的一个老兵，问我，是你们老乡吧，认识吗？我说认识。老兵说那就进去看吧。我就进去了。杨广杰并不认识我，我说我是阳城公社的，他点点头。两个人都无话可说，坐了一会，我看他很可怜的样子，掏出两块钱给他，说回去在路上买点吃的，他收下了。估计至今他也不知道我是谁。
因不时牵挂杨广杰后来的命运，我向战友党建稳打电话了解，他说也不清楚，可帮我打听。于是他通过别的战友几经辗转，到中基村见到了杨广杰，告知了我们互相的电话，我才与杨广杰通了电话，核实上述情况，知道并没有判刑，只是回来后被公安局关了两个月，但回家后受了很多折磨，经常被红卫兵扛着门板游街批斗。虽然后来结了婚，因妻子难以忍受反革命家属的牵连之累，又离了婚，有了第二次婚姻。1979年终得平反昭雪。
那时候的所有信纸、信封、报头、器具无处不印有毛主席的头像和语录。一不小心这些东西就会变成一顶“反革命”的帽子套在你的头上。记得陆军部队有个战士上厕所，忘带手纸，顺手从口袋掏出一个用过的信封察了屁股，于是有人把他擦过的信封捡起一看，竟敢拿毛主席的头像擦屁股！按照信封上的收信人报告到保卫科，立即抓起来，批判，全军通报。
更有意思的是团部勤杂班有个喂猪的湖北老兵，和战友聊天，说到毛主席的年龄，他说毛主席和我爸一般大，也是多少多少岁。那个战士就汇报到政治部，晚上全机关在干部饭厅开批判会。记得有个政治部干事，是提前安排的批判发言人，印象深刻的是反复说：你爸算老几，怎么能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相提并论！要进一步上纲上线，总是词不达意，用了一个什么“鹤立鸡群”的词语，牛头不对马嘴。人知识的储存里有一种现象，就是有些知识的来源插着标签，当我用到“鹤立鸡群”这个词时就想起这件事，就像我用到“顾名思义”这个词时，就想到是我在学习无线电安装收音机时，介绍什么叫电阻、电容，说“顾名思义”一样。
有一次我也差一点出事。
在那个年月，除了《毛选》和《马列》的书，没其他文学类的书可看。在太行山里和农民搅在一起，有机会从老乡手里借点旧小说钻在机房里偷偷看。有一次我借了一本《镜花缘》在看，原以为“机要重地，闲人免进”会很安全，可忽略了指导员不受此限。我正看着，指导员倪国泰进来了，他拿起书一看，没说话，抬手就把书撕了。正是冬天生着炉子，他顺手扔到炉子里烧了。我们关系不错，每次他写的什么总结报告要我帮他誊写，还常在他的住处喝酒，所以他碍着面子，当面也没说什么，走了。第二天在全科人员会上，他突然说道：发现有人在看反动小说，性质很严重。毛主席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我一听，坏了，要上纲上线了就麻烦了。正等着处理结果，但他却没点名，接着说，是谁谁知道。自己从思想上进行反思，做自我检查。好家伙，有惊无险！我真感激他手下留情，没有进一步追究。从此我知识的储存里多了一条毛主席语录，至今铭刻在心。
“9.13”事件发生后，先是内部逐级传达到营及以上，下边还蒙在鼓里。有一次全机关干部战士到干部饭厅学习，厨房门口挂着一幅挂历，上边印有毛主席和林彪的合影，人员尚未到齐。指导员倪国泰走过去，撕下挂历，把两人的照片撕开，又把林的照片撕碎仍在垃圾桶里。转身向大家笑了笑，还是没吭声，惊得满堂战士目瞪口呆。我更疑惑：我看个小说就说是进行反党活动，撕毁毛主席最信任的接班人林彪的照片，这是多大的政治事件啊！大家私下议论了几天。三天后“9.13”事件文件传达到全体人员，一切释然。
八
“9.13”事件不久，部队的政治气候发生一些变化，《解放军文艺》《人民文学》复刊。我一看，里边刊登着不少小说，才觉得小说还是可以写的嘛。突然冒出写小说的念头，就把查线的事写成小说。说实在，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很羞惭，当时那点文字功底，连小说为何物都没弄清，就想写小说，还把稿子投到《人民文学》，编辑还认真地给我写了亲笔信进行指点。说明当时文艺战线刚解放，真正的文艺工作者经文革的折磨，还心有余悸，稿件不足，编辑才有时间看我的稿子。编辑的亲笔信是莫大的鼓励，我就继续写。无独有偶，有人告诉我说，宣传科的孟干事孟振东是写小说的老手，文革前发表了很多作品。我就拿着我写的小说去请教他。刚出供销社大院就看到孟干事从对面过来，我说孟干事，听说你过去写小说，我也学着写了个东西你帮我看看。我把稿子交给他，他说让我学习学习，我倒觉得这话像是在讽刺我。不料他也从口袋里掏出他正在写的小说，说，你也给我提提意见，我受宠若惊。看了他写的小说，那文笔，那语言 ，看看自己写的东西，才知道什么叫羞愧！一下打击的我几乎没有了再写下去的勇气。不过这也是我后来能够提高，乃至发表作品的机遇。
我对大半生的总结，得出一条经验，人有时候大胆不知羞了还真能达到目的！就像我投稿。大胆加上执着去追求，也像谈恋爱，不管对方喜欢不喜欢你，你看上她就去追，在别人眼里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但还有人真追成功。不过，谈恋爱光靠大胆执着也不行，得有情商。这一点我正好相反，情商为零。我天生的麻木不仁，是个缺乏浪漫的人。我的恋爱经过足以证明。探家时经朋友介绍，认识了我爱人，第一次上她家见丈母娘，俗话说，丈母娘见女婿，越看越喜欢。高兴地丈母娘又烙油饼又摊煎馍。她正在学校上课，介绍人把她叫回来，她看看她妈和她妹妹忙的乱糟糟，不但不帮忙，没和我说两句话，却说学校准备接受上级检查在搞卫生，她要去挑水，拿着水桶扁担走了。我以为她对我不满意在逃避，自尊心受到伤害，很生气。我也借口说家里有事要走，弄得丈母娘很尴尬，说饭都做好了，怎么也要吃了饭再走啊。为了给丈母娘的面子，我站在锅台前吃了一个煎饼便扬长而去。后来才知道她以为我见她去挑水一定会帮她，跟着她去学校，有个单独接触的空间，谁知我竟误会了她，差一点告吹；婚后她第一次去部队看我。她说看别人穿的北京布鞋很时髦，她从来没穿过买的鞋，我居然无动于衷，直至复员都没给她买一双鞋，让她很伤情。所以她常说，当时不是看你是个当兵的谁嫁给你！搁现在你肯定打光棍。我心里也恨自己的不解风情。庆幸时代和军人的光环成就了我的婚姻。
有时也庆幸没有情商的人，也能避免犯错误。由于我们的工作性质和军队当时所处环境，周围的话务员全是女的，尤其与黎城县长途台业务很多，因为我们部队的转运站在河北涉县，每天的电话要经过黎城再经涉县长途台转接，如果关系搞不好，有时要个长途很费劲。我们有个新来的四川兵普通话说不好，说话鼻因很重，遇到某些话务员就不爱听他说话，他一要电话人家就说占线，一上午一个电话要不通，就来向我诉苦，说谁谁不接他的电话，无奈只得我去要。如果关系好了，即使真的占线，他也会想办法从别的地方迂回转接。所以聊天也不失是一种增强军民关系的办法。按照军纪原则，是不许聊天的，但闲的无聊时，尤其遇到值夜班，夜深人静，没有电话可接，难免有的话务员会找你打发寂寞，消磨时光。所以既要守住纪律也要维持军民关系。天长日久，总会有意气相投者，无话不谈，相互的秉性特点都十分了解，不用说话，配合默契。对方打开电键，你能知道她是谁。时空中一种情愫油然而生。我和一个叫小于的关系不错，那时候物资匮乏，很多东西凭票供应，她常托我到军人服务社帮她买一些诸如肥皂、红糖之类的东西，所以我们的“军民鱼水情”发展的不错。但小于清高孤傲，和其他话务员几乎不聊天。有一次我查线到了县城，去他们长途台，王大姐值班，我看着总机室外间挂的一排话筒，每个话筒的送话器都包着一块不同颜色的花布，我看到一个包着白底兰花的话筒，显得素净大方，与众不同，似乎就看到一个人的影子。我问王大姐说那个是小于的话筒吧，王大姐笑了，说你怎么认出是小于的？我说凭感觉。因为王大姐和她是搭档，情同姊妹，也知道我们关系不错。于是有一天晚上和王大姐聊天，王大姐说，别人给小于介绍了很多对象，小于一个都看不上。我说那她想找个什么样的？王大姐说，她想找个拿枪的。我听出王大姐的弦外之音，说那还不好办，你们县里还没有当兵的，你给她介绍一个。王大姐说她不想找当地的，我知道她心里有个人，不知道人家心里怎么想?我意识到危险在逼近，装糊涂打岔，引开话题。因为我深知“军民鱼水情”不包括谈情说爱，越过了就是破坏军民关系。我不能越雷池半步。我们班里已有越雷池者。四川兵小郑竟然越过县长途台和一个公社的话务员谈请说爱，那女的找到部队驻地，在驻地的公社总机与他联系，可是这个女孩子不知道公社总机的话务员正好是我们胡参谋的爱人，偷偷向我透露了“情报”被抓住，记了个警告处分。
这样的情商显然也不是伺候人的料。
应该说我当年是凭着相貌分到通信班，给团长政委当通信员的。除了个子低点，一张脸可能给我争了不少分。但当通信员靠机灵应变，我却常常出洋相。有一次随政委作报告，我看到老通信员给首长换茶水，就是把凉了的茶水倒掉，再加上热水。坐在我旁边的是警卫班的一个老兵，一会儿就捅我一下，撺掇我去换水。他一捅我就去换 ，换着换着，随政委捂着杯子不让我换了，说你再换我的茶就变成白开水了。战士们哈哈大笑。我才意识到我上了这个老兵的当，他让我出洋相。
不过政委这人还随和，是笑着说的。团长杜斌就不一样了，人不高马大，很魁梧，很威严，不苟言笑，我看到他我就紧张。有一次我上厕所，正好碰到团长从厕所出来。作为通信员见了首长总要打招呼，我一紧张不知该问候什么，就按照农村人的习惯，见人多会儿都问吃饭了吗？我就问团长：吃饭了吗？团长没吭声，扎着裤带走了。
四个月后我就被滚蛋到警卫班去站岗。
好在我爱好无线电，当兵前就学会安装收音机，常常给别人捣鼓着修理收音机。排长朱宝华发现我还有这个特长，才把我调到电话班当了电话员，不然早就下放到连队去坑道搬石头去了。
不过，有一个人敢和团长开玩笑，司号员张犬娃，号吹得好，总爱皱着眉头装严肃。团长一见犬娃那一脸憨相，他就绷着脸说：这个狗娃！有一天晚饭后，我们几个通信员在团长房里聊天，墙上挂着一个暖瓶胆，犬娃问团长，那个瓶胆你晚上是不是当夜壶用，瓶口那么小能塞进去吗？团长有气又笑：你这个狗娃！
南委泉之行，撞开了记忆的大门，把太行山之外的很多人和事也夹杂进来，写出这些无聊的事。我只好就此关闭。
原计划在南委泉呆上两三天好好看看，不料一天时间竟了却了四十多年的心愿。看到老红军一家后代都过得很不错，光他们家就开了两个超市和诊所，个个有车有房。为了不给他们添麻烦，我们当晚返回黎城县城，想第二天在县城再找找过往的印象，但怎么也找不见，一切都不是当年记忆中的样子。原以为这里资源匮乏经济落后，不料这里的公共汽车全部免费，电动出租车招手即到，即便宜又方便。我们想找当年话务班的老同志进行拜访，但到电信局一提那些人的名字，谁都不认识，都说没有这些人。几经周折打听到当年管线务的廉师傅的儿子接了班，在机房工作，通过他才找到他父亲，在疗养院疗养。经廉师傅打听到当年一些老话务员的信息，都已山南海北，天各一方，有的远在厦门，有的在太原等地，只有杨先玲和李记仙两人通了电话，都是年逾古稀，在照看孙子。互相在电话中听着熟悉的声音，四十多年前的情景仿佛一下子找了回来。
原供销社的郑令庭听说我们来了，一直打电话叫去他家，于是我和老田买了礼品前去拜访，他已设好家宴在等待，我们边吃饭边聊着过去所相识的人，有的已经作古。不由感叹人生如梦，似水流年！第二天到了长治市，看看长治是的变迁，更是东海扬尘，两天时间都没找到四十年前的影子。站在东西大街的十字路口，只见高楼林立，繁华辉煌，不知该到哪里去寻找旧梦，只好坐上公交车，信马由缰地乱转，游了城隍庙，人民公园，最后去了市郊的一个叫老顶山景点，走过峡谷浮桥，拍照留念。
四十多年的牵挂和梦想总算得以了却，但太行山深处的情怀却永难磨灭！
（责任编辑：杨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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