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子明
事故中的故事
我是在十八岁那一年的夏季，才学会了骑自行车。不是笨学不会，而是家中困难，没有自行车。
一九七五年的元月，我从高中毕业，回到了村里。正赶上大队调整团支部领导班子，要从我们高中毕业生里，挑选一人担任团支部书记。那时讲家庭出身，论政治面貌，我家庭出身好，性格活泼开朗，会拉二胡，会吹笛子，还喜欢写作。大队干部说，有利于搞宣传工作，就让我担任了团支书。
在那时，当个团支书，就等于是个半脱产干部，除了平时组织青年人搞一些配合政治运动的宣传活动，时不时还要陪着大队干部检查各生产队修大寨田的情况。我们村是个大村，两千多口人，有十几个生产队，挨个转一圈，就要走几十里的路程，下去检查时，村干部们都骑着自行车。我没有自行车，也不会骑，经常是别人骑车带着我。一次下去检查时，治保主任带我，治保主任胖，动作迟钝，一路又是慢上坡，骑着骑着就浑身冒汗，直喘粗气，显得很吃力。我跳下车子，要他歇一会再骑。他把车子支在路边，撒了泡尿，撒毕，边系着裤子边对我说：“你这娃，不能老让人带着你，抽空你自已也学着骑呀！”
我说：“自已没有自行车，也不想借别人的车学，万一哪儿碰坏了，也不好给人家交代。”
治保主任从身上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支擦火点着，吸了一口，指着烟盒对我说：“给叔买一包羊群烟，哪天叔给你搞一辆自行车。”
治保主任烟瘾大，一天要抽两包烟，九分钱一包的羊群烟。那时晋南农民普遍抽的是这种廉价的羊群牌烟。当地群众曾自嘲地编有一句顺口溜：“撅着屁股干一天，抽不上一盒羊群烟。”我对治保主任说：“一盒羊群烟九分钱，别说搞辆自行车，就是搞个车铃铛也划算呀！”
治保主任平时爱开玩笑，我以为他在同我说笑，没往心里去。没想到，第二天他真给我搞来一辆自行车。是辆破车，呼呼啦啦浑身都响，就是铃铛不响。
治保主任说，去年公社抓来一个流窜人员，是个游医，推着一辆破车走街串巷给人看病卖药，因为要落实好身份后才能放人，就临时分配在我们村义务参加生产劳动。那时没有身份证，这一落实就吊了起来，那游医老头一直在我们村呆了大半年，临走时也没要这辆破车。治保主任说，这辆车放也是放着，以后就归我了。他特意交代我说：“这辆破车不好骑，只能对付着用，你骑车时注意点，别摔着或碰了人。”可就在治保主任说这话后不到半个月，我就接连闯了两次祸。
第一次撞的是个老太太。在大队革委会的大院里，竖着一根加长的电线杆，上面架着四个高音喇叭。那段时间，高音喇叭的扩音器坏了，喇叭成了哑巴，直接影响到各方面的宣传工作。因为在大队班子里，只有我最年轻，又刚学会骑自行车，领导就让我去县城找一个师傅来维修。我就骑着这辆破车进了城。可就在县城一个胡同口拐弯时，撞了一个老太太。老太太被撞得打了个趔趄，险些摔倒在地。虽然老太太没倒，也没伤，但她手里提的一篮子鸡蛋被撞得掉在地上。一看鸡蛋碎了好多，我慌了。还没等我回过神，老太太拿起篮子，回身看了看我说：“这娃子，你骑车慢点，你把我鸡蛋撞了没事，把我撞倒那就麻烦了！”我赶紧给老太太道歉，老太太摆了摆手说：“几个鸡蛋不值几个钱，没事。以后骑车慢点，你走吧。”她就这样把我放了。
这是一九七六年，当时我十八岁，四十多年前的事，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去年我同孩子回万荣老家路过县城时，特意给孩子提起这件事。孩子说：“爸，你那时要是遇上现在碰瓷的老太太，可就摊上事了。”孩子说的也是，要是那时遇上现在碰瓷的老太太，我真不知要赔多少钱。就是那位老太太要我赔鸡蛋，也是应该的，可我那时哪有钱赔呢。
我车技太差，加上车况不好，我很难驾驭这辆车子。就在这次撞鸡蛋事故发生不久，我又把一个小孩给撞了。那天，我去公社开会，快到公社门口时，有个五六岁的小孩在大街上玩，慌忙中就把他给撞倒了。小孩脸朝地面摔了一跤，鼻尖刺破了，裤子也刺破了，膝盖处在地皮上刺出红红一大块。小孩被吓哭了，嘴里喊着妈妈直往家里跑。他家就住在街旁边，我就跟着小孩进去了。小孩见到妈妈，一边哇哇哭着，一边用手指着我。我对小孩妈说：“阿姨对不起，我刚学会骑车，骑车把式不行。我是邻村周家庄的，今天去公社开会，不想把孩了给撞伤了，咱先去卫生所给孩子包扎一下。”小孩妈也就三十来岁，看样子正在做饭，两手沾着面迹，她一边哄着孩子，一边对我说：“他平常那么淘气，身上常常小伤不断。也怪我，忙着做饭，一时没看住，他就跑出去了。一点小伤，就刺破点皮，没事，你快开会去吧，可别误了你的事。”语气显得很平和，她哄着孩子，同时还在安慰着我，一点也没有责怪我的意思。我离开时，她又抱着孩子把我送出来，嘴里对孩子说着:“和大哥哥再见。”
上世纪七十年代，人们的生活水平都不高，像这位农村妇女和那位老太太，她们的生活其实都很贫寒。但她们都没有私欲，真诚，正直，善良，厚道。在她们身上，你会感到人性的美好和人情的温暖。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已进入花甲之年，想必那位老太太也早已作古，那小孩的妈妈也已进入耄耋之年。但她们在瞬间留给我的，是一缕缕陌生的温情，值得我一辈子回忆。
抠门的父亲
我写的这个父亲，不是我的生父，他只给我做了两年的父亲，我却欠着他一辈子的情。
我的童年很不幸，五岁时父母离异，母亲带着一个姐姐和妹妹走了，家中就剩我和父亲。十二岁那年，父亲病故，家中就剩我一人，我从此成了孤儿。我自幼没有享受过父母的宠爱和家庭温暖。我的命运，在我十八岁高中毕业的那年才开始有了转机。
前面说过，一九七五年，我高中毕业后回到村里，担任了团支书。“文革”时期的团支书，就是大队革委会班子的主要成员，同其他大队干部一样，要包着一个生产队，那时叫包队干部。主要配合生产队长督催农业学大寨中的生产进度。我包的是第八生产队，队长是个五十多岁的瘦老头，个子极高，村里人都唤他“大汉”。大汉脾气火爆，工作扎实认真，抓起生产来对事不对人，不讲情面，工作干得很出色，被大队竖为一杆旗。那时政治运动搞得火热，我们村是有名的“运动红”，大小运动都走在前。周围村庄的群众给我们村编有一句顺口溜：“除了粮棉油，样样走在头。”大汉对这句话很反感：“放他妈的屁，不服气年底分红见！”年底分红决算时，别的生产队一个劳动日大都是八、九分钱，大汉这个队却能翻一番，拿到一毛八分钱，比周围村庄也高出几分钱。因为他工作爱较真，不讲情面，干生产队长得罪了不少人，一部分人对他存有积怨，人们私下议论起他，口碑不是太好。
他口碑不好还有个原因，就是他这个人太吝啬，生活中很少与人交往，他不沾人光，也不允许别人沾他光。他家就三口人，他和老伴还有个姑娘。家中人口少，他节俭仔细又很会过日子，在当时的农村，相比之下就算是个富户。飞鸽自行车、凤凰缝纫机、上海手表，家中三大件都是名牌货。农村一般的日常用具，他家样样不缺。但他家的东西很少有人能借出来，他也不向别人借，有人背后就骂他是“抠门货”。
大汉没有儿子，有个姑娘叫引弟，也不是他亲生，是从小抱养的。引弟比我大一岁，朴实，贤惠，性情温和，不善言语。虽然个子低了点，但娇娇小小的身材，总是给人一种亲和感，引得不少青年在暗中追求。大汉也一直在为引弟物色对象，他要给引弟找的是倒插门女婿。做倒插门女婿他有个条件，男方必须随他改名换姓。另外还有个要求，他要找的是农村青年，人要勤劳诚实本分，大手大脚的不要，在外工作的不谈。因为他提出的条件有些苛刻，一般人不好接受。追求引弟的人虽然不少，能满足他条件的人却不多。有的人虽然喜欢引弟，但坚决不同意改名换姓；有的虽然姓氏相同，本人却在外面工作；还有些背后骂他的人，因为羡慕引弟的乖巧和他的家境，都想与他攀亲，终因条件苛刻而作罢。因此错过了好几个对象，引弟的婚姻一直没能定下来。大汉最后把目光投向了我。
一天晚上，大队召开生产队长会议，开完会大家都散了，我来到团支部会议室准备写一份汇报材料，大汉跟着进来了。我以为他还有工作要谈，就说：“刚才会上不是都安排好了吗？还有什么不到位的地方？”
他说：“没有，都安排好了，我想找你单独谈点事。”
我说：“你是咱们的红旗队长，生产能手，有什么事我一定配合。”
他端着烟锅子，坐在我的对面，打火点着，说：“明娃，给我做个儿子吧！”
我没有想到他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来得太突然，我不知怎么回答是好，就对他咧着嘴笑。
他说：“你别笑，我是和你谈正事。我也跟家里人商量过，引弟和她妈都没意见。别人都不同意改名换姓，咱们都姓周，虽说同姓不同宗，但都是一个老祖宗，你过来后也不用改名字了。咱俩搭班快一年了，我是满眼看上你这娃，你要是同意，这事儿就能成。你考虑考虑，过几天给我个回话。”
我那时正一心练习写作，对终身大事真还没想过。这事没几天就传开了，大队干部都说是件好事，可我一直拿不定主意。治保主任就来劝我：“大汉找你了吧？”
我说：“找了，他要我同引弟结婚，让我考虑考虑。”
治保主任问：“那你考虑好了没有？”
我说：“叔，你知道，我的理想是当个作家，对这事我真没想过。说实话，我不想马上就结婚。”
治保主任笑了：“憨娃，当作家也不能不结婚呀，哪个作家没老婆？你一身一口，成个家也不容易，大汉家条件那么好，有人想攀都攀不上。成了亲，你就算栽到福窝了。真是蒙着被子都梦不到的好事，还考虑个啥？这娃你得听人劝呀！”
就这样，在大家的撮合下，这一年的腊月，我同引弟结了婚，给大汉做了赘婿，大汉成了我的父亲。婚后父母和引弟待我都不错，我父亲逢人就讲：“总算找到个好苗苗！”
父亲过日子真的很仔细。这年过春节，他对引弟和母亲说：“今年有儿子了，过大年咱也买一斤猪肉吃，乐呵乐呵！”这说明，他以前过年是舍不得吃肉的。那个年代农民生活真的很苦，好多人家过春节都吃不上肉。父亲很会计划，一斤猪肉，半斤捏饺子，半斤调配菜，每天吃饭时，菜里面总能见到零星几个肉片。半斤猪肉，从大年初一吃到正月十五，能吃半个月。
我家的东西，父亲很少往外借。有次我把自行车借给了一个小青年，晚上送回后，他蹲在自行车旁仔细查看。查着查着，查出点毛病，把我和引弟叫了过去，指着后轮对我说：“三娃骑车这是干啥了？你看，这根辐条有点弯了吧？家里的东西，以后能不借就不借！”引弟叹着舌头，向我做了个鬼脸。
父亲有块上海手表，以前他戴着，后来给了我，说我年轻，又是个团支书，整天在人面上混，戴上光彩。父亲抠归抠，仔细归仔细，但也确实把我当亲儿子看，我也真正感受到一种亲情的抚慰。后来的变故，谁也没有预料到，但却是我一手造成的。
就在我结婚的第二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面对社会青年招生。这个消息像一声春雷，焕发起农村青年的二度青春。一些结了婚生了孩子的六六届、六七届毕业生，都在赶着温习功课，准备应考。对于这样的大好机会，我当然也不想错过。但我知道父亲这一关不好过，他不会同意我去考。我先和引弟谈，因为引弟是我上一届的高中毕业生，只有她最能理解我。引弟也同意我去考，并且说服了母亲，再和母亲一起去说服父亲。可父亲坚决反对，他把烟锅子在坑沿上摔得“啪啪”响：“这个家谁说了算？我还没死呢！”结婚以后，父亲第一次发这么大的火。
高考是我人生中的大事，考试的日子一天天临近，我也不管父亲火不火，坚持非考不可，他也拦不住。这一考就给考上了，考上了他也没再发火，就对母亲说：“让他俩把婚离了吧！”他这样做有着他的道理，他对我说：“你现在是一大家人，不像过去你一个人，什么事都由着你自已，你要为这个家庭负责。我年纪大了，这个家以后就靠你支撑。农民就靠土地活着，需要的是劳动力，识几个字也就行了，上不上大学照样能过日子。你既然决定要上学，我也不拦你，也拦不住，你就走吧！但你走之前，先同引弟把婚离了。你为你的前途着想，我得为这个家着想，得有人为我顶门立户，延续香火。趁现在你们还没生孩子，离了婚谁也不拖累谁。你是怎么来的，就怎么走吧！”我哭了，引弟也哭了。因为引弟并不同意离婚，她也很支持我上大学，只有她最能理解我。但她也最理解父亲，我们谁也当不了父亲的家，在我和父亲之间，她只能屈服父亲。
父亲说了，“你是怎么来的，就怎么走吧！”我知道他话中的意思，他一生勤劳节检，艰苦度日，他是怕我同他算两年中的经济账。我理解他，没有向他提任何要求。离婚后，我就离开了家，重又回到我的家中。
这一年是冬季考试，春节入学。春节过后，一天中午，我正在家中收拾行李，治保主任陪着父亲来了，我不知道他来干什么，就低低叫了声：“爸……”
父亲站在屋里，冷着面孔问道：“什么时候走？”
我说：“再过三两天就走。”
父亲从怀中摸出一个红纸包，说：“要上学了，你也没有个亲人，咱们父子一场，这是五百块钱，你拿去用吧。就那么让你空着手出了门，我是想最后把你留住，可我留不住啊！你宁要走，我也没办法，可也不能让你空着手离开家，做人，总得讲点良心！”说着，父亲把那个红纸包塞到我手中，转过身，头也不回地走了。
望着父亲离去的身影，治保主任感叹地说：“大汉这一生也不容易。人都说他抠门，可他是抠他自己，不抠别人。当了多年生产队长，从未沾过队里一分钱，还惹了不少人。他是在苦着自己，死抠着过日子，不容易啊！钱是小事，以后不管走到哪里，记住这份人情！”
我手里捏着那个红纸包，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喉结一动一动，强忍着不让眼泪流出来。可我忍不住，我蹲在地上，双手捶打着自己的头，呜呜地哭起来……
父亲一九八二年病故，终年六十岁。当时农村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刚刚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农民生活正在一天天好转。引弟也已结婚生子，我也从大学毕业分配了工作，并在外面成了家。遗憾的是我再没能见到父亲。
父亲走了，一个时代过去了。但无论世事如何变化，我不会忘记，父亲留给我的，是一颗做人的良心。
（责任编辑：张辉）
第二届小说有奖大赛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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