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成建
1960年,我3岁。听母亲说,有一次我在路上捡起一块西瓜皮就吃,父亲不由分说,啪得一下就打在我的脸上。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也没有问过我父亲为什么要打我。那一年,饥饿是人所共知的,而我们家更是雪上加霜,可谓噩梦般的一年。父亲心情坏到极点。
解放前夕,父亲就到石家庄华大公司当了一名锻工。1950年那个厂一分为二,一部分人去了天津,一部分人来到太原。父亲他们迁到太原时厂里才几十个人,后来山西省水利机械厂发展到上千人。我家就住在青年路2号院。随着人口增多,城市扩建,2号院逐渐改为8号,20号······
有一天父亲上夜班,开汽锤的师傅打盹,不慎将汽锤落下来,砸坏了他的右手,无名指被锯掉,中指、小指不能弯曲。父亲多次申请工伤,直到退休都没有办成。找过劳资科和水利厅的有关人员,人家说文件规定大拇指断了才能算工伤,其他四个手指都不算。父亲的手刚刚残废,正需要人照顾,恰逢1960年压缩人口,厂里领导和街道居委会的人就来动员我母亲回农村,原因是我母亲没有工作,我父亲是中共党员。
他们实行车轮战术,这个走了那个来,厂里领导劝完居委会领导接着劝,三番五次做我父母亲的工作。他们不让父亲上班,停止供应我们的粮食。他们对我父亲说,“你多会儿不答应,多会儿不许上班。你是共产党员,要起模范带头作用,你爱人没有工作,属于压缩的对象;再说城市那如农村好,农村刨个坡坡,吃个窝窝,饿不死,你看城市饿死多少人?!”他们软硬兼施,威吓咋唬,欺哄带骗,直到父亲答应为止。父亲是属羊的,性格也像绵羊一样,从来不知道反抗。再说无权均势,你能反抗个啥?父亲为了保住一个饭碗,只好答应他们。
就在那些人动员我家和其他几位师傅家属回农村的同年,他们又从农村迁到太原两家,其中一家就是劳资科长的老婆和孩子,还把他的老婆安排在家属工厂。真是说尽人话,屙着狗屎。
深秋时节,冷雨潇潇,仿佛老天爷也在为我们哭泣。我看到母亲伤心地流泪,就气愤地说,妈妈,等我长大后一定杀了这些家伙。母亲赶紧捂住我的嘴说,孩子,千万不敢说这话,生怕引来更大的麻烦。那一年,我和弟弟随着母亲回到我们的老家——盂县。
我们村距赵氏孤儿避难的藏山不远,从藏山直对的西山沟里走16里地,就是我们村。我们村叫北连巅,西南面一里的村叫小连巅,再往沟里走5里,叫大连巅。从村名就不难看出,那是山连着山,巅连着巅,山峦叠嶂,沟壑纵横,连绵不断。你想想,要不是山高沟深,交通不便,程婴会抱着赵氏孤儿逃到我们那里躲藏?不要说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就是解放后的好多年,我们那里的交通仍然不便。至今都不通公交。有人开着私家车跑县城,因挣不了钱而时有时无。每年秋后人们修出一条坑坑凹凹的路,到夏天发洪水,路就被冲得无影无踪。人们只能在河槽卵石路上行走。
当时我们只能从太原坐火车到寿阳,再从寿阳坐马车和步行回到县城,而县城距我们村还有40华里。回到村里,冷锅冷灶,我们一无所有,吃尽了苦头。幸好有爷爷奶奶,叔叔姑姑们帮助,我们才度过了千难万关。回家不久,因医疗条件差,救治不及,我年幼的弟弟就病死了。
我们村在大山深处,土地本来就少,上下村又挨得很近,这样一来土地就非常稀缺。地少人多,年年分的粮食不够吃,别的粮食买不到,父亲只好给我们从外地买些高粱接济接济。
粮食不够吃是人为的,到了干旱的夏天,连井水都喝不上,人们只好翻山越岭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寻找。山上的泉水像老人哭泣,少得可怜,半天也滴不下一点来。人们在滴水的岩下挖一小坑,待泉水滴满之后,再用瓢舀到桶里。怕水溢出来,就用树支在水桶内的上边围一圈,再洒点树叶防止外溢。溢点水事小,不走运的话踩在砂石上滑倒摔一跤,只好白白辛苦了。
烧不起碳火,冬天人们天不亮就上山砍柴,在黎明前的黑暗里,只要第一个出门的人喊一嗓子,左邻右舍的人立刻响应,鸡狗也跟着吵成一片。大家结伴顶着星星月亮上山砍柴,有时上到山上天还没亮。为了壮胆人们大声呼喊着,漆黑的山谷回应着。人们把抗回来的柴火堆满房前屋后或附近的山坡上。我刚从太原回到老家,连台阶都不敢下,我家与我奶奶家隔着一道沟,去我奶奶家就要经过五道庙下面又高又窄的石台阶,下台阶的时候我就爬下倒着走,姑姑们笑我胆小,直到后来她们提起这一幕,还常常发笑。但是,到了七八岁的时候我就跟着大人们上山砍柴,登山越岭,如履平地。早晨,无论大人小孩,都要先砍一捆柴才回家吃早饭,吃完早饭上学的上学,出工的出工。坐在炭火不旺的教室,出过汗的棉衣冷冰冰的;下了课经太阳一晒,棉衣外面白色的汗渍一道一道的。
种种艰难困苦一言难尽。
这噩梦一做就是20年。直到1980年,国家落实政策,我母亲和妹妹弟弟才又把户口迁回太原。虽然经历了20年的磨难,但我们一家终于团聚了。父母亲有了一个幸福的晚年。
(责任编辑:杨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