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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对于父亲的妻妾(生母除外)的收继婚。根据现有的文献记载，这种收继婚盛行于春秋时代前期。《左传》中记载了各国贵族实行“熏”的事例共5次;而这5次是由于涉及重要政治事件才得到记载的，学者们相信当时还有更多未见记载的同样事例。“氶”在春秋时代是完全合法、有效的正式婚姻，是得到各诸侯国普遍承认和接受的。例如卫国的昭伯.“悉”于宣姜，与她生了三子二女，后来二子先后成为卫国国君，二女则出嫁为宋国和秦国国君的夫人，身份丝毫不逊于正妻嫡出。“悉”以及类似的异辈收继婚(见报与因)在当时往往并非由当事人之间的性爱或情欲所致，而是根据政治需要而做出的安排，常常是典型的政治联姻。例如卫昭伯之“氶”于宣姜，本非昭伯自愿，而是在宣姜的娘家——齐国的强迫之下才进行的。“氶”作为一种公开合法的婚姻制度，大致在春秋后期趋于消失。到了汉代，收纳父亲的妻妾已被视为“禽兽行，乱人伦，逆天当诛”的大恶之行。例如西汉时江都王刘建、燕康王刘嘉之子刘定国等王室威员之死，其罪名中都有这一款。但在汉族周边少数民族地区，这类异辈收继婚仍然流行了很长时期，《史记》、《汉书》、《晋书》、《隋书》等史籍中记载了许多这类事例。汉代朝廷上虽然将“氶”视为大恶，当涉及与周边民族的政治关系时却丝毫不反对变通，例如和亲的解忧公主在汉朝的指示下，与乌孙单于父子两代结了三次婚。汉代以后人们常用《礼记-曲礼》中“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一语来指斥“氶”的行为。但历代贵族仍不乏实行此事的实例，较著名的如隋炀帝之收纳宣华夫人、唐高宗之收纳武则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