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记忆 我的中学

我的中学

我年轻的时候，正是十年浩劫期间，有很多现在的年轻人没有经历过，所以不能理解的事情。那个时候我在洞庭湖边的汨罗江农场，现在改叫岳阳市的屈原区。

我的中学有着不同于别人的另类记忆。

我的初中学校，是一所小学戴帽子临时建成的，叫向阳中学。这名字就有明显的时代色彩。中学里的老师，全部是从小学老师升上来的。我的父母就是这样的老师，上个学期还在教小学，忽然间变成了中学老师。那十年中有很多创造，其中有一项就是学校戴帽子办学。小学办初中，初中办高中，普遍得很。我母亲本来就是小学教师，因为学校戴帽了，很自然教起来了中学。母亲的长处是教小学算术，居然在中学教语文。

我自己高中毕业后，也在这所学校做过半年数学代课教师。那个时候开设的课程，也就是数理化和语文，当然有政治课，还有劳动课、体育课。政治课教的是语录和路线斗争史，还有元旦社论什么的。到了快毕业的那一学期，加开了英语课。授课的老师，是暑假在汨罗县英语教师培训班进修了个把月，现学现卖进的课堂。学校没有任何实验室和实验设备，所以没有实验课。学校的田径场，是将农田放水铺沙建起来的，只有300米的跑道。这样的学校，居然走出了一个美国数学会会士兼欧洲科学院的院士，还有一大群专家教授，和我这样的作家，真是一大奇迹。

我读高中的学校是没有名称的，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特色。我那个学校不是戴帽子升上来的，所以不是初中学校办的“附属”高中，是完全新建的一所学校。办学的老师是各个单位抽调来的，没有校长书记之类的领导人，上级临时指定一两个人牵头，开始时也不叫校长主任一类的职务。估计那个年代也不要什么批文认可，说办就办了起来。学校叫什么名字呢？上级也没有明确的文件。因为只有高中，大家就叫它“高中部”。很有意思的是，官方和民间都叫“高中部”。这个叫法一直沿用到现在，老一点校友还是乐于这么称呼自己的母校。直到我们上到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汨罗江农场党委已经给我们学校命名为“汨罗江一中”，还派了一个叫胡劲民的同志来做书记。

我们上高中那个时候是没有教学大纲的。尤其是上一年级的时候，属于边办边象样那种。没有大纲这个结论，我是从学校几次集中学习讨论分析得来的。一次是对我们几个不懂事的同学，为写一张小字报而演出的“五人小组”事件，全校停课一周，学生们办学习班集中批评教育。第二次是学习“十次路线斗争史”，分班级学习，老师念一个长长的文件，然后讨论。我对这个印象极深，好在很多党史知识，我是从这里学来的。

还有一次是传达“九一三”事件文件，以及连续多天的大讨论。我记得是在学生食堂集中听的传达报告，胡劲民书记那抑扬顿挫的湘西拖腔，很是绘声绘色，现在还回响在我的耳边。我们对政治学习是很认真的，记笔记、写心得，一点也不马虎。

依旧没有实验室，也不上实验课，但数理化和语文课抓得很紧。那时正值“回潮”，各行各业搞整顿，授课的老师完全不同于初中时期，农场很多优秀的老师集中到了这里，教学质量被提到了第一位，期中期末考试一点也不含糊。学校建了标准田径场，虽然不像现在又塑胶跑道，但也想摸像样，每年举办一次运动会。

七十年代初期，全国服装的基调是黑色、灰色和军绿色，一句话，全部是冷色调。在我那个学校，也未必全是冷色调，红红绿绿的运动服，女生的花裙子、男生的海魂衫也有出现。这应该是那些来自名牌大学的老师们带来的风气。我高中两年在服装上就是另类。夏天，我穿的最多的是一件花格子的短袖上衣。冬天，我穿的是一件咖啡色呢子短大衣。我的两个好朋友刘建民和黄建明，喜欢穿时髦的海魂衫。这在学校可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我的格子衣服，是父亲年轻时候学苏联生活方式做的，他经历了几次“运动”后，一直不敢穿，我却拿来赶了一回时髦。呢子大衣是外公留下的，他以前是长沙一个绸布庄的掌柜，外婆用来压箱底的宝贝，被我找出来御寒。这两件衣服与当时的色调风格完全格格不入，却没一个人对我有异样的评价。看来我们那个小地方还是很宽容的。

老师中也有一个另类。我的班主任甘铸华老师，教我们最后一个学期的语文课。那时候的甘老师一头白发，腰常常是弯着的，据他自己说是坐骨神经有毛病。我们对这个“老先生”很是尊敬，因为他的课讲得好，不是按照教材照本宣科。甘老师第一堂课就纵古论今，直奔战国。他把战国七雄诸国顺口说来：“秦楚燕韩赵魏齐”。这七个字一下子就抓住了我们。那时候我的记忆好，这“秦楚燕韩赵魏齐”七字排列自此不忘，即便后来上大学别的老师如何拆开颠倒表述，我总是按此顺序不变。

甘老师上作文讲评课，精彩得很，他会把同学中一些病句错别字例举出来，警醒大家不要犯类似的错误。如“团结起来打内战”、“我在路上看到一堆牛屎，大吃一斤”等例子，我至今还记得。他对我的作文批改，尤其用心，哪怕一个字用得好，也会拿到讲评课上念出来，称赞我的文字功底如何如何。这些讲评的话，鼓足了我的信心，奠定了我当作家的基石。记得我们快毕业时，得知甘老师要结婚成家了。同学们不禁诧异，这么一个白发老先生，居然三十岁不到。我们戏说，只有学问才能与白发匹配。四十多年后，我在长沙偶见老师，仍见其鹤发童颜，说话依旧娓娓道来，神态与当年无异。

中学早已离我远去，但那些日子众生不能忘却，虽然有些苦涩，但也生气勃勃。当年的“高中部”，已经更名为屈原中学，平房教室变成了楼房，砂石运动场换了塑胶地面。苦涩的另类记忆，只是在梦中，断断续续地闪现。

作者张效雄，湖南湘阴人，生长于国营汨罗江农场（现岳阳市屈原区），湘潭大学毕业，记者出身的作家、高级编辑。代表作：长篇小说《风起》、散文集《寻觅天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