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提到红军，首先想起的就是“土八路、泥腿子”的形象。而一说到国民党军队，就是海归精英、留美人才。说得多了，思维也就产生了定式。
殊不知，红军才是民国时期最有文化的军队！
众所周知，红军是一支有着优良传统的军队，重视文化知识也是红军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即便在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的艰难时期，读书学习仍然是红军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从现存的文史资料中可以获悉，红军高级将领在战争期间也经常手不释卷，称得上是嗜书如命。
据资料记载，旧中国的文盲率高达90%，剩下的那10%识字的人，也是以地主官绅家的子弟居多，贫民识字更是天方夜谭的事。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来到陕北（对，就是那本《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他惊讶地发现红军并不是所谓的“泥腿子”。通过走访调查，斯诺最后得出结论，红军中的识字率达到了70%，而剩下的30%则是还没来得及进行扫盲的新战士。
扫盲一词，对现在的中国人来说并不遥远。我们的父辈或多或少都上过过政府办的扫盲班，这个扫盲班实际上就是红军时期的产物。
当时红军内部规定，红军战士从一参军就要进行扫盲学习，即便是艰难的长征时期这种硬性规定也从未有过中断。扫盲的成果确实突出，几乎所有红军都学会了三百个常用汉字，学习能力强战士的甚至都会看马列主义著作了。因此，可以说在那个年代，红军是最有文化的军队，或者说是人均文化水平最高的军队。
电视剧《亮剑》中常常给人一种错觉，即主人公李云龙经常骂人是没有文化、没有知识的一种表现，其实恰恰相反，李云龙本人也有文化。试问一个没有文化的八路军将领能熟练地运用军事条例，进行基本的战术作业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李云龙只是肚子里没存货，但基本的文化素养还是有的。
说到这，再来说一说我军那些优秀的红军将领。据统计，新中国十大元帅中，有六人有过留学经历，其中，学历最高的当属朱老总。朱老总20岁时就已经是府试第一名，若不是清政府的灭亡，或许他早已当上秀才了。23岁时，朱老总考入云南讲武堂，36岁就已经坐到宪兵司令之类的高官。但为了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他毅然放弃权力，先后到德国、苏联留学，接受了更为严苛的军事培训。正因为如此，朱老总才能在红军众多将领中脱颖而出，成为家喻户晓的朱总司令。
除此之外，我军还有很多“泥腿子”红军将领，但他们无一例外，都有着较高的军事才能。以红军天才将领卢冬生为例，你会发现红军战士的学习能力是真的强。
卢冬生是红军中少有的天才将领，可鲜为人知的是，他其实并未接受过正规的军事培训，甚至连学堂都没上过几天。参加红军之后，通过短暂的扫盲培训和战斗学习，卢冬生后来居上，成为我军的高级将领，这就是一个知识改变命运的典型案例。
长征出发时，红军曾带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著作。据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主席在长征路上读马列主义著作很起劲，有时通宵的读”。其实，不仅是伟人，其他红军高级干部也时常通宵达旦的阅读书籍。
徐特立是“延安五老”之一，被誉为“长征第一老人”，或许是当过校长的缘故，他对书籍更是尤为珍视。长征途中，为了保护自己所带的两大包书籍，他有时宁愿自己拄着拐杖走路，也要让马驮着书籍：而对于重要的书籍，他更是书不离身，连睡觉都要带着书入眠。更难能可贵的是，许多红军将领不仅自己读书，还经常指导周围的战士读书写字。
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红军战士中也出了不少红色理论家。因此，即便没有上过私塾，红军战士也能通过后天的追赶，一跃成为各路军队中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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