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提到红军,首先想起的就是“土八路、泥腿子”的形象。而一说到国民党军队,就是海归精英、留美人才。说得多了,思维也就产生了定式。
殊不知,红军才是民国时期最有文化的军队!
众所周知,红军是一支有着优良传统的军队,重视文化知识也是红军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即便在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的艰难时期,读书学习仍然是红军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从现存的文史资料中可以获悉,红军高级将领在战争期间也经常手不释卷,称得上是嗜书如命。
据资料记载,旧中国的文盲率高达90%,剩下的那10%识字的人,也是以地主官绅家的子弟居多,贫民识字更是天方夜谭的事。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来到陕北(对,就是那本《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他惊讶地发现红军并不是所谓的“泥腿子”。通过走访调查,斯诺最后得出结论,红军中的识字率达到了70%,而剩下的30%则是还没来得及进行扫盲的新战士。
扫盲一词,对现在的中国人来说并不遥远。我们的父辈或多或少都上过过政府办的扫盲班,这个扫盲班实际上就是红军时期的产物。
当时红军内部规定,红军战士从一参军就要进行扫盲学习,即便是艰难的长征时期这种硬性规定也从未有过中断。扫盲的成果确实突出,几乎所有红军都学会了三百个常用汉字,学习能力强战士的甚至都会看马列主义著作了。因此,可以说在那个年代,红军是最有文化的军队,或者说是人均文化水平最高的军队。
电视剧《亮剑》中常常给人一种错觉,即主人公李云龙经常骂人是没有文化、没有知识的一种表现,其实恰恰相反,李云龙本人也有文化。试问一个没有文化的八路军将领能熟练地运用军事条例,进行基本的战术作业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李云龙只是肚子里没存货,但基本的文化素养还是有的。
说到这,再来说一说我军那些优秀的红军将领。据统计,新中国十大元帅中,有六人有过留学经历,其中,学历最高的当属朱老总。朱老总20岁时就已经是府试第一名,若不是清政府的灭亡,或许他早已当上秀才了。23岁时,朱老总考入云南讲武堂,36岁就已经坐到宪兵司令之类的高官。但为了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他毅然放弃权力,先后到德国、苏联留学,接受了更为严苛的军事培训。正因为如此,朱老总才能在红军众多将领中脱颖而出,成为家喻户晓的朱总司令。
除此之外,我军还有很多“泥腿子”红军将领,但他们无一例外,都有着较高的军事才能。以红军天才将领卢冬生为例,你会发现红军战士的学习能力是真的强。
卢冬生是红军中少有的天才将领,可鲜为人知的是,他其实并未接受过正规的军事培训,甚至连学堂都没上过几天。参加红军之后,通过短暂的扫盲培训和战斗学习,卢冬生后来居上,成为我军的高级将领,这就是一个知识改变命运的典型案例。
长征出发时,红军曾带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著作。据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主席在长征路上读马列主义著作很起劲,有时通宵的读”。其实,不仅是伟人,其他红军高级干部也时常通宵达旦的阅读书籍。
徐特立是“延安五老”之一,被誉为“长征第一老人”,或许是当过校长的缘故,他对书籍更是尤为珍视。长征途中,为了保护自己所带的两大包书籍,他有时宁愿自己拄着拐杖走路,也要让马驮着书籍:而对于重要的书籍,他更是书不离身,连睡觉都要带着书入眠。更难能可贵的是,许多红军将领不仅自己读书,还经常指导周围的战士读书写字。
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红军战士中也出了不少红色理论家。因此,即便没有上过私塾,红军战士也能通过后天的追赶,一跃成为各路军队中的佼佼者!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