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 口 采 风

                                    燕治国

 西口采风之一：             

走 包 头

               （走过库布齐沙漠——燕治国）

        在河曲老家生活了三十年，山熟水熟，人就更不消提起。出门来老者为叔叔大爷，小则兄弟姊妹，山窝水畔，浑然一家。若问祖上，都是些走西口的穷汉，不提也罢。我家住在黄河岸畔，父辈们砌的青石窑洞，就稳稳地立在黄河边儿上。

河那面是内蒙古的地盘，说是走出去二三百里，有大地方名字叫作包头。乡人说起包头来，唾沫星儿直溅，倒好象他们与那地方有着割不断的干系。父亲说他走西口去过那里。父亲说我爷爷我老爷爷走西口也去过那里。一村里的叔叔大爷们都说：嘿！包头城那猴毛地方，那猴毛街，那猴毛门面，闭住眼睛也能摸得见！

       可惜头三十年里我没有去过包头。先是让大人把一颗脑袋剃成沙锅套炉圈模样，在河边疯了一般玩耍，后来上学了,就撞上大跃进大炼钢铁三年困难十年动乱了。人坐在自家炕头尚且不得安然，哪里还敢胡走乱串出远门！

       以后调到省城，忙安家忙编稿一忙忙了十几年，自己觉得精神还不错，不想倒把头发忙白了，倒把脊背忙弯了。想起来人生路已经走了多一半，尚有一桩心事未了。便赶紧打点行装，径往西口外去了。

       包头不小。区与区之间，竟然一隔就是四十里。我没有去新建的青山区和昆都仑区。我就泡在旧包头所在的东河街上，一步一步去寻觅山西父老的足迹。我想知道他们最早的行踪。我想知道他们在这里留下了怎样的艰辛与业绩。我想知道山西人的子孙们，何以对这块土地有着那么深厚的情和意。

      于是我知道了四百多年以前，这里还是蒙古人的一片牧场。这里山高树密，流水潺潺，当太阳升起时分，便有一群群野鹿来泉边饮水。那时候没有包头。有牧人和过路的喇嘛看见奔跑的鹿群，锐声呼喊：包克图！包克图！

 最早来“包克图”落脚种地的，是河曲县的刘宝刘柱等人。河曲县自古以来穷山恶水十年九旱，人活在那里，就如坐在火鏊上一般。于是刘氏兄弟就跑出来了，就跑到包克图来了。谁也不知道他们当年是怎样和蒙古人打交道的。他们的名字能留下来，是因为当时一人占了一块地盘，村名就叫做刘宝窑子和刘柱窑子。多少年之后，两个窑子里炊烟袅袅，人欢马叫，一派生机。

 时在明嘉靖年间，包克图属土默特万户阿勒坦汗治下。

       大约一百多年以后，康熙皇帝第三次征讨葛尔丹。清兵后面，跟了一大群精明的山西买卖人。带一点茶布水烟糖，换回来蒙古人成群的牛马骆驼羊。自此山西人就不肯罢手了，买卖越做越大。有代州老乡学了河曲刘氏兄弟的样儿，狠声说道：狗的哪里的黄土不埋人！从今往后，爷们就住在这儿了！于是搭房租地，圈起来好大一个“代州营子”。

       康熙末年，定襄铁匠梁如月挑了他的谋生家具，晃晃悠悠地来到这个被人随意称作泊头的小地方。烘炉一点，生意兴旺。蒙古人高兴地冲他喊：红脸梁，赛拜奴！红脸梁后来创建了“如月号”和“如月鼓房”，成为包头第一家经营鼓杠花轿的庄号。直到光绪三十年，大水刮了西包头，“如月号”却莫名其妙地被火烧掉了。有民谣唱道：火烧如月号，水刮德茂兴。大水刮了个回回馆，刮走个跑堂的人……

       那时候从祁县来了个乔贵发，伙同徐沟县大常镇的秦肇庆，在西脑包开了一间不起眼的小铺面。门帘儿一挑，不过卖些菜籽草料豆芽烧饼之类不值钱的小玩意儿。不想偶然由籴粜黄豆发了财，一鼓作气闹腾起个“复盛公”。于是就有了“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说法。几百年世事苍桑，以后的包头几乎就是乔家的天下。公元1989年的某一天，有一位姓余名秋雨的上海文化人，刚刚知道乔家一点小故事，即大声疾呼曰：抱愧山西！害得山西人的子孙们，不得不羞羞答答地回应道：抱愧先人！

       包头第一家旅蒙商号“永合成”，是由定襄县智姓与梁姓两人开办的。二位气势非凡，刚刚在包头一条小巷里站住脚跟，便赶着骆驼往后山往外蒙古做买卖去了。从此山西人成群结队往口外跑去。说是口外遍地都是宝，整个儿一个养活穷人的地方。说是后套肥富，一去便把人套住了。晋中和忻定原一带人脑瓜灵活，嘹亮地呼喊着“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动人口号，一举结成代州、忻定、祁太、交文等同乡社团，做买卖开字号几乎就成了他们的专利。而西八县的边民们，于买卖一窍不通，只好靠拉船种地刨甘草赚饭来吃。好在庄户人知足，只要肚儿不饿就行。也有不服气的，比如河曲陈家，猛不防就创立了包头第一家专营皮毛的公义店。

       散落的商铺，慢慢归拢为包头村。到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包头改村为镇。六十年之后，由驻大同总兵马升主持，修筑了包头城垣。此时包头人口两万余，山西人开的钱庄银号有四十多家。有太谷杨有能父子，一口气开设了双发公、双盛义等十大双字号。此后短短几十年，包头人口剧增，城里商号一家连着一家，城外黄河里樯桅如织，船筏成片。包头成为塞外无可取代的水陆通冲商业重镇。而生活在这里的山西人，钱财之多，作用之大，地位之高，令人扼腕咋舌！

      漫步包头街上，尤如是回到家乡一般。不知是内蒙学了山西，抑或是山西学了内蒙，一样样的口音，一样样的打扮。一样样的饭食，一样样的乡俗。问包头有多少晋人，或说十之六七，或说一停里至少半停。问后人想回家乡否，答曰以后再说。满街里响着二人台曲调，巷深处是老年人在“打坐腔”。丝弦响处，把个《打金枝》《牧羊圈》《算粮》《登殿》唱得声情并茂字正腔圆。有蒙人来往，话音亦为晋腔。漫翰调好听，分明是蒙汉文化的结晶。唯饮酒个个海量，吾辈是再也赶不上他们了。

倘有大家手笔，真该写写不同凡响的包头城。

西口采风之二：

晋人冯苓植

                                                                        （燕治国与冯苓植）

那年三月一日，我从河曲老家启程，经古城过纳林穿越凶险的坝梁，之后到包头去了，到巴彦淖尔去了。其时黄毛旋风刮起，五原下雪，临河地震，真把人骇得不轻。心想就打马回朝，以求老来平安吧，叵耐倔劲上来，一蹦子又窜到银川去了。沿途遍访晋人后裔，走西口的奇闻怪事装了一脑子。夜来把酒自思，收获已在预料之外。即刻打点行装，乘车南归。车上大睡一觉，醒来时贺兰山乌拉山已然消遁，大青山就在眼前了。突然想起晋人后裔中，有一人不能不访，有一人不能不见。遂将漂浮的心塞回胸腔，急匆匆赶往呼和浩特。

       要访要见的人，名叫冯苓植。冯君半生流落后套，把晋人蒙人骆驼沙漠芨芨草红柳丛描摹得出神入化味道好极了。他生于四川长于北京又在内蒙古读书谋生，若问家乡何处，肃然答曰：山西代州人氏！其先辈冯子义，晋北才子矣。生前文名一如桐城姚鼐，且与林则徐过从甚密。冯林两家族谱，曾经费孝通先生考证，且由此推断过隔代遗传理论。其祖父官至七品，辛亥风暴一起，即弃印拥戴阎锡山，与傅作义赵承绶王靖国诸位同为阎氏膀臂。民国初年到内蒙，冯公鼎力扶助旅蒙晋商，建厂筑路，功在不没之列。其伯父系阎锡山“十三太保”之一，其姑父担任过阎锡山政府之秘书长。外祖父曾为晋北大有名气的中医大夫，之后旅蒙经商，想来家产在万贯以上。

到了呼市，电话打到冯家宅第。提及登门造访，冯兄坚辞不纳。他说二老病重卧床，他本人昼夜陪侍，衣衫凌乱，更兼蓬头垢面，如此这般，难能面见家乡来人。

“明天待我稍事打扮，即去看你，好吗？”他说。

   第二天一早，写过《阿力玛斯之歌》、《神秘的松布尔》的山西人冯苓植，着西装戴礼帽到我下榻之处。问及近况，他说不提也罢。母亲已成植物人，老父又患不治之症。剩下的事，便是把二老妥善运回山西，安葬在家乡的泥土里了。

他说：“我们这个家族，连我和我的孙子辈，一共是五代人生活在口外了。我长久以来就有一个想法，想以我们这个大家族为线索，以口里口外为背景，以文学的形式来反映一下山西近代史。这部历史很复杂，不是单纯地用红与黑、好人与坏人就能概括了的。祖父生前给我讲述过好多鲜为人知的旧政府旧军队的内幕故事。也讲述过他与孙中山宋庆龄以及好多共产党人的交往情况。山西的冯家是一个很有写头的家族。有些资料很珍贵，不写出来实在是太可惜了。此外我在口外生活几十年，对于晋商之精明能干和勤苦朴素深有感触。山西商人或官宦人家再有钱，家规都是很严的。每天至少要吃一顿粗粮，不准欺负平民子弟。媳妇们的衣着打扮都有一定之规。我以为战后日本的许多经营谋略，是从山西住字号的商人那里学来的。比如敬业精神，比如经商规则，比如对于高级公务员的要求等等。山西人有一种很独特的、甩不掉的家乡情节。不管到了哪里，不管出去多少年，饮食习惯改不了，语言改不了，脑子里的乡规乡约改不了。我没有在山西生活过，但买东西总喜欢跟人家讲价钱。这是由于从小就接受了父辈们关于一个钱要掰成两半儿花的教诲。家乡的力量大啊，那种传统的因袭力量，无时无刻不在约束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山西人。后套本土人氏极少，大部分是从山西、陕西、河北过来的穷苦人。他们不识多少字，但是把内陆那种原始的文化都带过来了，都有一套一套的礼教。河套发生过无数带有蛮荒传奇色彩的故事，内里似乎都渗透着一种传统的道德责任或者诸如生大于死之类的封建文化内容。所有这一切，都长久地困扰着我，迫使我必须写出一部有声有色的多卷集的大作品来。”

我默然无语。是年，我刚从繁杂的编务中转到文学院从事专业创作，此次远行，正是为往后潜心写作作准备的。悲凉的走西口曲调，在我心中萦回有年了。我与冯君，都是走西口人的后代。尽管经历功底不同，往后笔墨，大概都要泼洒在八百里河套了。面对直率的冯兄，我将想法和盘托出，且说：走西口是一部千百万贫苦农民的流浪迁徙史；是一部山西父老乡亲不屈不挠的开拓创业史。也是一部蒙汉民族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交流融化史，又是一部风流浪漫的情爱情歌史。冯君大以为然，且出谋划策，大声呐喊道：风流浪漫带点城市味，不妨界定为蛮荒或者荒野史。被贫困所逼的山西人，饿着肚子，离别亲人，勇敢地走出家门了！他们不回头，不掉泪，带着内陆的文明，向人迹罕至的蛮荒的原野挺进，去开拓中华民族的疆土，去开拓美好的未来，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壮举啊！那时候的后套，杂草丛生，狼奔虎窜，走西口的人，是冒着生命危险去谋生的。“要吃河套饭，就得拿命换”。当生命变成一种赌注之后，人的顽强的求生本能就凸现得更加富有色彩了。劳苦之余，他们会去追求一种野性的享受。这就有了许多撕心裂肺催人泪下的情爱故事！

      冯苓植先生激动起来。他说，山西人真是了不起，他们永远不会向贫穷低头。千百万走西口的人们，正是山西人开拓美好生活的先驱。山西人在河套开挖了杨家河沈家河灌渠。几百年来，黄河水正是通过这些纵横交错的渠道灌溉着河套地区的千里沃野。为了纪念他们，后套曾经有以山西河曲人名字命名的米仓县。山西商人有着一种百折不挠的敬业精神，有种超前的商业意识。当年他们赶着骆驼，除走遍内蒙古大地之外，还走到外蒙古的大库伦，走到阿拉木图，与当地老乡成了知心的“相与”，买卖做得很大很大。其时兵匪混战，军队粮饷几乎都是由晋商支垫的。从义和团运动到辛亥革命，一直到以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晋商都慷慨解囊，捐助了大量的钱财，为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山西应该记载他们的功绩，应该给走西口的人们立一块丰碑！山西人不应该把走西口唱得凄凄惨惨切切，走西口的主旋律应该是威武雄壮的。走西口就个人行为来说，当然是为了谋生。但当他们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后，其意义就不仅仅是吃一碗饱饭的问题了。中华民族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有多少是由山西人亲手开垦的啊！山西人对外是开拓型的、敬业型的、奔放型的。流落在外的山西人，吃过不少苦，受过不少罪，但他们没有给家乡丢脸。他们对家乡充满了崇敬和思念。在内蒙古，有好多人家墙上挂着山西地图。在街头你随便问一些孩子老家在哪里，他们都会骄傲地告诉你：山西！

       冯苓植先生每次回山西，都感到激动不已。他站在家乡的土地上大声呼喊，创作激情尤如大浪般涌来。他说，他渴望老来回归故土。脚踩着家乡的泥土，心里就平静多了，踏实多了。他十分羡慕生活在山西的作家们，他认为山西作家应该有更大的作为。如果一时下不了笔，不妨走出来，认认真真地吃点苦，受点罪，或者就会有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了。至于他自己，将在有生之年全身心地写几部关于山西人的大书。比如冯氏家族，比如晋商，比如表演艺术家“水上漂”等人的飘泊流浪史……。

两个山西人，把话说到午时三刻。承内蒙古作协扎拉嘎胡主席敖斯尔副主席热忱款待，午饭时将河套宴酒喝得底儿朝天。蒙汉两族作家把酒闲聊，话题不离走西口。有秘书长郭永明君相陪，蒙语讲得流利至极。问老家何处，却也是晋人血肉。冯君开怀一笑，大声喊道：老乡相聚，醉又何妨！于是众人举杯，又喝干一坛蒙地佳酿。

西口采风之三：

                                      听   歌                                                                 

  携带着满身尘土，我坐在内蒙古杭锦后旗河曲老乡的炕头上听歌。

  阳光从宽敞的窗户里洒进来，满屋的人犹如披了一身金色的铠甲。炉火正旺，水汽把壶盖儿顶得扑哧扑哧直响，闺女媳妇们忙着倒茶递烟，后生们转眼间就提出来一篮子河套二锅头。我对村里的歌手说，二牛，唱吧。二牛用牙咬开酒瓶盖儿，一口气喝下大半瓶二锅头，随后把头一扬，唱了一支漫翰调：

喂的一个草鸡草鸡不下一个蛋，

为的一个朋友呀没吃一顿饭。

喂的一个草鸡草鸡不吃一颗米，

为的一个朋友呀没喝一口水。

      曲调委婉回旋，令人闻之动容。蒙古风味的漫翰调，用蒙语唱出来更加动听。二牛咕嗵咕嗵喝下一碗加了盐的砖茶水，说，我再给你唱个绝的：

三十三颗荞麦依仁依松达楞太，

再好的妹妹忽尼混拜。

毛日呀呼奎拿鞭鞭打。

努呼日依日奎捎上一句话。

  这是两首河曲民歌，不用翻译，我知道原来的唱词是：

三十三颗荞麦九十九道棱，

小妹妹再好是人家的人。

马儿不走拿鞭鞭打，

朋友不来捎上一句话。

       走西口的后人们，把老家的山曲儿改造成蒙汉混杂的漫翰调。

       一村老少，都说他们是山西省河曲县人。问家乡是什么模样，回答说城边有一条黄河，河畔有一座河神庙。老祖宗们跑口外沿着黄河往上走，一直走到后大套，便在河边住下来，延续至今，年代长的繁衍到十一二代，年代短的，也有三四代了。

       我请二牛唱一支河曲民歌。他说，词儿都会，就是不会唱调子。我给众人哼了几段《走西口》，炕上的老人们抽抽噎噎地哭开了。说，还是家乡的调调地道入耳。他们说，走口外人唱《走西口》．能连着唱一天一夜，不像如今的人，只浮皮潦草地唱上几截截儿，有些词还是自己瞎编的。那能算个《走西口》？那甚也不叫个甚！他们说。

       走时，一村老小把我送到村旁黄河畔。一位老者从二牛手里要过酒瓶子，往大河里倒一半，另一半灌进肚子里。酒酣耳热之际，老者面朝黄河，扑通一声跪下了。

       村人肃然。听河边呜鸣的风声，看河水哗哗地流往老家去。

       我的心中，顿时响起一支苍凉悠远的老歌。

西口采风之四：

看    戏

                  

       依了热心人的指点，我走进包头市东河区南圪洞巷，去寻访一位叫孙士俊的老人。孙士俊是山西祁县人，少小离家，在乔家复盛公字号里当了几十年伙计。前些年山西电视台赴内蒙古拍摄由本人撰稿的三集专题片《内陆九三——走西口》时，老人积极配合，提供了不少鲜为人知的资料。我这次来，顺着藤儿摸瓜，省却了不少麻烦。

       南圪洞紧挨着著名的定襄巷。一进巷口，便听见一片丝弦锣鼓声。越往里走，响声越大，且有生旦净末丑吼作一团。驻足一听，竟是一派晋剧腔调，把人立时就牵扯回三晋大地。我到太原二十年，没看过一场晋剧。有时候很想看一场，一想到又要坐车又要买戏票，马上便终止想法，坐下来静静地读几页书。在我的记忆里，似乎没有买戏票的记录。小时候看的是野场子，剧团来了，村里管吃管喝，娃娃们只管往人群里钻就是。后来上了中学，俨然成了有文化的人，也就不好意思往戏场里挤了。再往后，进了县文化局，看戏成了正常业务，买票跟我更是不搭边界。

       不想在口外的南圪洞里遇上晋剧班。我来了，晋剧班子就用这样热烈的鼓板迎接我。我想，这是老天让我过一次戏瘾啊。

       在大院深处找到孙家，戏班子正在他家南房里唱得热闹。我想孙家气派果然不凡，竟然能唱得起堂会。由此想到祁县乔家大院，当年不知道红火成甚么模样。

  孙老把我引到南房，笑嘻嘻地说，诸位停了吧，老家的人看望咱们来了。一屋子的人一齐用热辣辣的眼光盯住我。一屋子的人都说，他们祖籍山西，都是些跑口外人的后代。

 孙老说，他们年轻时就组成了这个业余晋剧班子。一到周未和节假日，人们便聚集在一起红火红火。一来忘不了家乡的戏，二来是怕孩子们把山西忘掉了。如今大家退休在家，聚会的机会就更多一些。包头人管这种娱乐叫“打坐腔”。像这样的晋剧班子，包头城里至少有几百个。每个班子都有丝弦锣鼓，都有自家拿得出去的好角儿。

      孙老说，他不会唱，他为大伙提供房子。人们一来，他就把儿子媳妇撵走，等红火完了，再让他们回来收拾家。

      那一天我没问复盛公的事。老乡们听说我想看戏，便演了一段《打金枝》。丝弦锣鼓昂扬，唱念做打认真。等到离开孙家时，包头夜空的小星星，一个个笑眯眯地瞅着我。

西口采风之五：

读        酒              

我在内蒙古采访时少不得天天喝酒。或是各界朋友宴请，或是山西老乡招待，从河曲到银川，行程几千里，大抵领略了一番内蒙古朋友所说的“酒文化”。酒的品种很多，我在饭局上见到的一概是烈性白酒。高粱烧和鄂尔多斯老白干势如烈火，就连度数稍低一些的包头二锅头和河套宴酒，也能把人点着了。只有和蒙古兄弟聚会时，才能喝到又酸又甜的马奶子酒。

在口里我勉强算一个能喝酒的人，到了口外，一见到那种轰轰烈烈的喝酒阵势，立刻便藏头藏尾，再不敢有丝毫的张狂了。朋友们在桌旁尽兴，我便默默地来读“酒文化”。

内蒙人喝酒，真是既有滋有味，又有声有色。凡正式宴会，姑娘们又献哈达，又唱祝酒歌，客人哪有不醉的呢？蒙古族祝酒歌有千首万首，我听到的一首是：

把那纯洁的哈达，

谢了各方的圣灵。

把那丰盛的祭品，

谢了上苍的神明。

把那首席的全羊，

摆在亲朋的正中。

把那纯香的美酒，

斟满闪光的银盅。

在上各尊各位，

请接受我们崇高的盛情……

若是朋友聚会，气氛更是随和热烈。几个人围坐在一起，酒都盛在大碗里。酒歌随喝随唱，歌词都是即兴创作。比如在准格尔旗沙圪堵镇喝酒时，一位年轻人对着我唱道：

燕大哥第一次来见面，

河曲和准格尔是两交界。

第一次见面有点生，

不管生不生咱先喝上两盅。

喝了烧酒唱几声，

也让人知道你是个文化人。

不唱三声你唱两声，

别叫人家说咱没出过门……

内蒙古的酒文化源远流长。马奶子酒是蒙古人的创造，而白酒，则是走西口的山西人带进去的。

酒文化里，浸泡着一部沉甸甸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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