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早晨, 一支由六条航空母舰为主力的日本舰队的飞机轰炸了欧胡岛上所有的美军机场和许多在珍珠港内停泊的舰艇, 包括那里的战列舰。地面上几乎所有飞机被摧毁, 只有少数飞机得以起飞和还击。12艘战列舰和其它舰船被击沉或损坏。188架飞机被摧毁, 155被破坏, 2403美国人丧身。这次袭击最终将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 它是继19世纪中墨西哥战争后第一次另一个国家对美国领土的攻击。这个事件也被称为偷袭珍珠港或珍珠港战役。美军官兵的情报误判使得提前50多分钟发现敌情的地面防空雷达形同摆设。美军因此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
一般来说, 除非无法得到相关资料, 情报失误通常是指因分析的不正确而导致的对数据的忽略或错误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说, 情报失误与其他智力活动中出现的错误并无本质区别。比如, 历史学家对古代文献的误解会导致对古代习俗某一方面的错误描述;气象专家对低压系统的错误判断会导致明天天气预报的不准确。
大部分学者把研究精力集中于突然袭击在作战层面上的成功, 而没有注意突袭对达成整体胜利的作用。突袭所造成的“突然”效果, 往往是缘于突袭能改变冲突中的政治平衡, 结果常常出乎被攻击方的意料。这也是最富戏剧性, 破坏性也最强的失误, 当属情报机构没能对进攻发出警报, 从而使己方军队受到突然袭击。突袭成功的战例不胜枚举。1941年6月22日德军入侵前苏联, 1973年10月6日, 埃、叙军队进攻以色列。
突然袭击是一国可能会遭遇的破坏力最强的突发事件, 但并非唯一的突发事件。比如, 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事件 (盟友的改变, 友好政权被推翻等) 也会给一国的外交利益带来重大损失。同样, 没能对突发的重大经济动向发出警报也可以视作是情报失误。所不同的是, 战场上遭遇突然袭击所造成的危害显而易见, 因错误预报政治或经济事件造成的损失则难以评估。
绝大多数情报失误或多或少地都伴随着突然性。因为对外部世界的错误看法很可能在某些时候以某种方式导致始料未及的不幸。也有另外一种例外:即情报机构因判断失误而没能发现敌方的弱点, 从而使己方部队丧失了进攻的大好时机。
近年来, 学者们又发现了另一类失误, 即对一种连续发生的事件做出的错误估计。由于没有发生一些明显的事件, 真相难以立即显露, 即使已经发生了情报失误也不为人知, 更谈不上纠偏。实践证明, 这类情报失误越来越常见, 但很少引起情报人员的注意, 因而危害的范围、持续的时间可能更广更长。它实际上会形成一种“累积效应。”
1941年12月7日, 日军大举偷袭珍珠港, 特遣舰队奔袭2000海里, 袭击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停泊地珍珠港。究竟是何原因导致了美军的重创, 本人对珍珠港事件中情报失误的因素进行了以下几点思考。
珍珠港事件前, 当时的美国实际上还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情报机构。尽管美国此前也效法比较老练的英国特工机关, 成立了战略服务局 (OSS, 又译战略情报局) , 但充其量不过是使用秘密手段对付日本和德国的特工组织, 缺乏搜集情报和分发其他领域可能需要的信息的灵活性。
因此, 在当时的美国, 没有哪个机构能对情报搜集的任务发出明确指令并使各部门之间加强协调与合作, 当然也没有哪个机构能对得到的情报进行综合研究。这种各自为阵的状态导致了各部门无法将其得到的情报汇总起来及时通报总统, 所以缺乏专门的综合、协调性机构是首要问题。
资料记载, 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前, 美军监听机关“魔术”已能截获并破译出绝大多数日本人用九七式打字机发出的“紫色密码”外交电报。但华盛顿并没有将上述与珍珠港密切相关的情报通知太平洋舰队指挥官。
另外, 珍珠港遭到突袭的消息传到华盛顿后, 罗斯福下令彻查此次事件造成的原因时, 才猛然发现他们错过了一个来自中国的重要情报, 这个情报几乎可以改写珍珠港12月7日的历史。对中方获得的日军将要偷袭珍珠港的重要情报, 一是认为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是由戴笠领导的“军统”通过无线电侦测获取并破译的。二是认为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是由两位中国人——杨宣诚和文强破译的。然而, 盟军的绝大多数代表对这个情报表示怀疑, 认为凭中国情报机构的业务和技术水平, 根本不可能获得如此重要的军事情报。最后, 罗斯福也对此情报产生怀疑, 以致在会上没有形成一致意见, 采取有效应对措施。
为什么美国情报界在事前已经掌握了大量的情报资料的情况下, 却没能及时发出警告, 避开这场突然袭击?情报人员之所以判断失误, 是因为手头得到的资料既包含了信号又包含了噪音, 即噪音对情报人员的分析判断造成了不利于得出正确结论的干扰。
据当时的美国媒体透露, 1941年12月7日7时许, 执勤的雷达操作兵突然发现雷达显示器上出现了一个光点。但是当时两名操作员没有较强的敌情观念, 未能迅速上报这些情报, 因而使美军错过了可以提前几十分钟进入作战状态的准备。
如果珍珠港的美军能提前半个小时进入作战状态, 那么, 珍珠港事件将可能是另外一种结局。两名操作员继续监视, 他们惊奇地发现空中机群正朝夏威夷瓦胡岛飞来, 而且示波器上的光点图像很大, 估计有战机50多架。更遗憾的是, 情报中心的工作人员没有对此提高警惕, 因此, 他们根本没有把空中大量出现的战机与日军突然偷袭相联系, 宝贵的准备作战时间就这样浪费掉了。
美国战略决策的过程就是历届政府与战略情报分析部门合作和斗争的过程。当领导者重视战略情报, 根据情报分析而对形势有准确的把握时, 美国对外战略的制定往往是正确的, 有助于美国世界地位的提升。反之, 则往往错误地估计国际形势, 采取不恰当的行为。在珍珠港事件中, 由于国内反攻好战分子的实力非常强大, 各种鹰派人物为了给其好战言论找到借口, 他们希望国家情报评估可以突出苏联的威胁, 夸大其军事优势, 而忽视了对日本即将攻击珍珠港这一情报的客观分析, 使各种相关情报没有得到合理应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也导致了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必然性。
美国学者詹姆士·J·沃茨对美国的情报失误进行了分析, 他提出了三种可能造成情报失误的“变量”:影响情报评估的环境因素、官僚命令以及人们理解信息的不同方法。环境因素考察的是那些对情报分析和评估产生影响的各种压力、担心及其他障碍, 其中包括“狼来了”综合症、“极端主义”综合症和“情报令人满意”综合症等。第二种变量“官僚命令”指的是官僚机制、组织关系和官僚机构之间的竞争可能给分析人员的情报评估所带的负面影响。作者认为导致情报失误最关键的因素是第三种变量, 即“人们理解信息的不同方法”, 主要提出了“动机不明的偏见”理论和“信仰系统”两个概念, 这两个理论将对决策造成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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