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安良（1855—1918），经名阿布杜·麦加德，原名马七五，字翰如，甘肃河州（今临夏）大河家人，马占鳌长子。在其十七岁时追随父占鳌向清廷投降，在其面见左宗棠时临危不惧，左顿生好感，听其名叫七五，随以安良赐之，并赏七品军功顶戴。1886年马占鳌因病在大河家逝世，马安良遂承袭了占鳌的职权，统帅其父旧部。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甘宁青再次发生反清起事，在董福祥的统帅之下，很快平定了此次事变。马安良在这次镇压起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成为董福祥的得力战将，清廷授其副将总统衔，并赏穿黄马褂。
河州在太子寺战役后胜而求抚，清廷对河州地区几乎没怎么严厉善后，所以河州的各门宦相对完整地保存下来，并且一定程度上有所发展。
花寺门宦教主马桂源虽然被杀，但花寺门宦还是得到了发展，因为起事军将领马占鳌是花寺门宦阿訇，另外回军头领马永瑞亦是华寺门宦教主家族主要成员。花寺老太爷马来迟有一个女儿三个儿子，女儿为老大，儿子则按顺序被称为“几方头”，马来迟的老四马国宝接任了教权，而其排行老四，他的后人称为“四方头”。马永瑞的祖上是马来迟的三儿子，所以其后人称为“三方头”，其家族掌握着花寺拱北的大权。
光绪初年前，三、四方头之间并没有什么分歧，保持一致。后来，华寺门宦内部“三方头”马永瑞之子马如彪和“四方头”马永琳因对教理的不同认识分裂为新旧两派，两派互不相让，斗争激烈。马占鳌在世时，两派尚能共处。1886年，随着马占鳌的去世，两派之间争斗不断地加剧，越来越表面化，最终在循化城引发了教争。
光绪十九年（1893年），撒拉回韩努力和韩四因缠绕“太斯达勒”的问题引发分歧，激起械斗，两边伤亡数十人。光绪二十年（1894年），花寺内部双方又由于讲经产生冲突，再次进行武斗。地方官吏汤彦和因其花寺门宦内部的事情，遂让门宦家族成员马永琳和马永瑞去协调解决。
循化与河州相距很近，可朝发夕至也，故马永琳听到循化叛乱时，有利用时机诱导河州回民叛乱的想法，于是就让其教众把事态继续扩大。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事态进一步扩大后，叛乱发生，清廷调兵进剿。
汤彦和在打下白庄塘之后，发出“不分新老，一律剿办”的命令，这就使得新老教民停止了争斗，转而共同对付清军。
由于绿营军战斗力在陕甘起事后下降，并且兵营里普遍存在虚领粮饷，兵不足额的情况，导致清军面对起事军的进攻，不断地溃败，整个形势越来越恶化，局面难以收拾。
撒拉回在积石关一举击败王正坤，声势浩大，其消息很快传遍了甘青地区。清廷平定陕甘回民起事后，对于起事的过程没有及时进行专门的分析，反而进一步加强了限制措施和高压政策，这样的措施和政策只能加深矛盾，带来更严重的后果。
另外，清廷日暮西山，疲于应付外面的侵入，对西北鞭长莫及，不能用心经营，而剥削却日渐加深，这就使得本来寅吃卯粮的西北百姓更加困难，随着循化撒拉族的起事顺势而起。河州响应循化撒拉回的起事，河湟各地回民群起而响应。海原地区李倡发父子也伙同他人杀海原知县起事。整个河湟地区顿时再次陷入战火中。
清廷随即将杨昌濬、雷正绾、汤彦和因办事不力，撤销其职位，但令其在新的人员到任前继续担任其职，将功赎罪，另调喀什噶尔提督董福祥召集旧部带兵弹压。
董福祥
董福祥于九月底到达甘肃境内，九月二十七日，分拨十营抢渡洮河。十月十五日，董福祥下令马队进军西山口。同时，亲自率领所部进攻康家崖，第二天，众军都在太子寺聚集。一路经马福禄、马安良的招降，十月十八日解河州城之围。
而西宁地区，清廷遂令董军进军西宁同魏光燾、邓增共同镇压，在四月初，起事首领冶主麻、马成林、韩努力等人先后被杀，西宁也失败了，河湟地区局势整体上保持稳定了，但仍有一部分残存势力因清军在西宁附近大肆残杀回民，不肯投降，企图进入柴达木盆地与祁连山区。八月，清军在青海蒙、藏军队的协助下，将最后一股回民起事力量刘四伏的部队消灭于青、新交界的罗布卓尔地区。
清廷在河湟事变后的残酷善后，给甘宁青各民族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但马安良、马麒以及马福祥等人在通过河湟事变，积累了一定的政治资本，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那么，为什么马安良等人会在河湟事变中崛起呢？
第一，董福祥延续了左宗棠对河州地区剿抚兼施的措施，以及“以回制回”的成例，重用马安良、马麒、马福祥等人，使其在善后的过程中进一步提高了在河州地区的政治影响力。
清廷令董福祥平定甘肃地区的乱局，让其召集旧部，慕寿祺在其《甘宁青史略》中有这么一句话“此则甘肃回匪宜用甘肃人剿平之”，他在平定甘肃的过程中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总共六战就收复了河州城，与魏光燾在青海的处处遇到顽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陶模在其奏折中说“臣观魏光燾用兵也，近拙。……董福祥之用兵也，近巧。”而他认为造成双方差距的真实原因是“惟魏光燾所部将领，实不如董福祥所用何得彪、马安良等为得力。”
第二，清廷中央集权的式微，造成甘宁青社会政局的不断动荡，马安良等人趁此权利真空之际崛起，不停地过渡着清廷的权利。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清廷无暇西顾，为了保卫中央，清廷把董福祥所带的甘军调入京畿，马安良、马麒等人随之首次进入京城，开阔了视野。
地方官员面临着无兵可拨的困难，同时整个官场堕落腐化，上行下效，清军战斗力大打折扣。次年，爆发河湟之乱，清廷又下旨让甘军平定此次事变。闲居在家的马福禄、马福寿在战乱初起时就练回勇以图报效，听到董福祥回甘的消息，于是带领其团前去白塔寺接风，并对西北大局以及进攻战略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得到董福祥的重用。
此外，随着起事活动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民众卷入进去，而“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思想又使得社会和民众想有一个“衙门”的出现，来管理日渐混乱的地方，而马安良等人的出现则让期盼的人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第三，马安良等人与河州起事首领之间的关系，使得他们能够迅速地平定反清起事，同时产生家族势力。
河湟事变中反清回族家族成员往往又是清军将领，其中一部分人又是当年随马占鳌共同起兵反清的兄弟或者是其后人。这些人面对马安良的招抚就很容易议和，因为马占鳌在河州起事中赢得了大部分的人心，并且马占鳌的军队也是马安良所统领。从此可以看出马安良家族为什么能够轻松地取得河州回族上层的信任。
以上三点可以看出董福祥派马安良等人为先锋进剿河州地区事半功倍的原因，正是经过河湟事变，马安良等人把清廷在地方的权利一步步过渡到自己手上，尤其在其善后的过程中，对各门宦予以打击。
领导起事的门宦如河州的华寺门宦以及狄道的穆夫提门宦，这两个门宦在河州、狄道以及西宁都有广泛的影响，而在董福祥的授意下，马安良等人残忍的杀害了其教主马永琳及马维翰，同时“共擒获匪首一百三十七名，先后讯明正法。”
对于普通回族群众也是血腥镇压，不断地屠戮着回众，声称“这次善后要使八方每家都动一场哭声。”后来民间就出现了“马安良的红顶子是回族人民鲜血染成的”这种说法。
但是马安良等人并不是毫无目的的镇压，他们在打击门宦的同时，又不忘加紧与门宦的合作、拉拢门宦中的上层人物，使得自己同回族紧紧地绑在一起，在政府面前代表着回族的角色。
事变后，马安良所统带的回军中，很多领队都是门宦教主家庭成员，马璘是白庄门宦的第二辈教主的长子；马国仁、马国礼亦属于胡门门宦教主家族中的主要成员，另外其门宦其他支系的后辈从军的更是不少。
这就使得马安良等人在河州政教界都有广泛的影响力，获取了更大的权势。以至于当地官员对马安良的作用有很高的评价。不但承认马安良等人的地位，而且对其在地方的作用更是注重。
河湟事变的发生表明并不是所有回族上层都认同马占鳌所选的道路，反清的将领中有很多同马占鳌一起作战的老战友及其子孙，如闵殿臣之孙闵伏英、周七十，同时也表明马安良等人还未能完全控制河湟回民，不能都约束到自己的旗下。
而通过此次事变，他们通过善后有力打击异己势力来强化自己对回族的统治，由此在甘宁青政局中取得重要的日趋重要的地位。
平定河湟之乱后，马安良因卓越的贡献被授予花翎副将总统衔，并且把黄马褂也赐给了他。一方面马安良等人在河湟之乱以及战后的善后措施，对门宦实行打压拉拢政策，让其同回族社会的联系更加紧密，他们所带领的军队不仅仅是所实际带的那些数量，只要有合适的时机，从社会中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兵丁加入。
军队中门宦家族成员的加入，使他们赋予了几种身份，即是宗教上的领袖，又是政府官员，同时在中央政府看来又是回族，这几重身份在处理百姓诉讼与争端，民族矛盾时左右逢源，也使河州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相对的自我管理，马安良作为军队的首领对这一成果坐享其成，赢得了回族社会的广泛支持。
另一方面，马安良等人经过以往的教训得出要想取得河湟地区的权力，必须紧密地与官府合作，这也是回族军阀所一直奉行的基本原则。回族中的反抗活动也刺激着官府进一步依靠马安良等人来管理这些地区。马安良等人正凭借着这种趋势，其家族势力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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