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赵烈文(1832-1894),字惠甫,斋号能静居,江苏常州人,曾国藩的核心幕僚之一。本文摘录自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岳麓书社,2013年版。日记原文是文言文,附在白话文下方,白话文仅供参考。延伸阅读:赵烈文与曾国藩的对话实录
(1)同治六年七月初九日(注:此番对话主要是对恭亲王奕䜣、慈禧太后的评价)赵烈文说:我在上海见过恭亲王奕䜣的照片,看起来像是一位飘逸少年,没有王侯重臣的气派,恐怕难以震慑群臣。曾国藩说:确实如此。外貌并非持重之人,却聪明伶俐。赵烈文说:聪明是有,不过也是小聪明。他知道照目前的形势,不得不依赖地方实力派,便居中斡旋调和。近日他和倭仁吵得不可开交,转眼又冰释前嫌,这些都是聪明的表现。权衡利弊、审时度势的本领是有的,但对自己的身份,所处的地位,以及如何立志,似乎没有多少考量。一个人想要有所成就,首先要靠志气。他处在周公的位置,却无卓然自立之心,权势熏天,算计的却是一家一派利益,最终恐怕会因力不胜任而败事,仅仅会耍小聪明是难以幸免的。曾国藩说:清朝皇帝德行高,就勤于政务而言,事无大小,当天必须处理,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其次,大乱(注:太平天国之乱)之后主张减征赋税,攻破金陵之后,不要求各路军队将经费开支造册报销,这些做法都不是亡国之举,你怎么看呢?赵烈文说:天道难以知晓,我不敢乱言。依我之见,夏商周三代过后,王朝兴衰,比的是谁强谁弱而非谁仁谁暴,看的是政治形势而非君主德行。比如,诸葛亮治理蜀国,宫府治理有方却不足以复兴早已灭绝的汉朝;金哀宗在开封,求治心情不可谓不迫切,却最终无法对抗日益勃兴的蒙古。人的预见能力有限,我们无法依据君王的一句话就断言其必将昌盛,也不能依据一件事就断定其不会覆亡。减征赋税的提议,是由地方实力派发起的,而非朝廷自己的意思。免于报销造册,完全是因为这些厘金,都是地方自筹的, 无法认真核实,朝廷有此提议无非是做个顺水人情,有投机取巧之意。清朝皇帝勤于政务,在历史上确实罕见,在解决小问题上,勤政是好事,然而在大事上,迅速决断往往导致因为草率而失误。老师您用君主德行作为评估国祚的标准,可以说是公允的。但清朝能否实现中兴,首先要看掌管朝政的是否是那些有远见、有谋略之人,旧制不改,仅仅想靠一两个合理措施来续命,天意未必如此。曾国藩又说:清朝皇帝乾纲独断,是历史上所少见的。上奏之事无论大小,都能直达皇帝面前,不会被人隔绝蒙蔽。例如,我弟曾国荃上奏弹劾官文,慈禧太后紧接着便召见胡家玉询问事情原委,仅让其阅读奏折中的一节,而非全文,等到秘密派遣谭、绵(注:具体人物不详)查办此事,军机大臣们尚不知此事经过。一个女性统治者能够如此独断专行,也是历史上很罕见的。赵烈文说:的确,不过,独断专行在顷刻之间,被人蒙蔽却发生在以后。说到底,这件事最终不了了之。朝廷反复几次论辩,也没有分辩出结果。太后的规矩确实很严,然而她的那些亲信奴才当面听话,一外放出京,则肆无忌惮。这不正是《红楼梦》里的情况吗?再者,所谓威断,不在于举止形色,而在于实事。看到臣下的欺人之言,立刻予以纠正,则群臣无不战战兢兢,至于和他们对话,则不妨平易近人,这是因为所争的地方不同。下午,涤师(注:曾国藩)来谭。晚又要至后圃纳凉,谭至二鼓。余言在上海见恭邸(注:恭亲王奕䜣)小象,盖一轻俊少年耳,非尊彝重器,不足以镇压百僚。余言: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见时局之不得不仰仗于外,即曲为弥缝。昨与倭相(注:倭仁)争持,无转身之地,忽尔解释,皆其聪明之征也。然随事称量轻重、揣度形势之才则有之,至己为何人,所居何地,应如何立志,似乎全未理会。凡人有所成就,皆志气作主。身当姬旦(注:周公)之地,无卓然自立之心,位尊势极而虑不出庭户,恐不能无覆餗之虞,非浅智薄慧,涂饰耳目之技所能幸免也。
师曰:本朝君德甚厚,即如勤政一端,无大小当日必办,即此可以跨越前古。又如大乱之后而议减征,饷竭之日而免报销,数者皆非亡国举动,足下以为何如?
余曰:天道窈远难知,未敢妄对。三代(注:夏商周)以后,论强弱,不论仁暴;论形势,不论德泽。即如诸葛(注:诸葛亮)辅蜀,宫府甚治而卒不能复已绝之炎刘(注:汉朝);金哀(注:金哀宗)在汴,求治颇切,而终不能抗方张之强鞑(注:蒙古)。人之所见,不能甚远,既未可以一言而决其必昌,亦不得以一事而许其不覆。议减征,创自外臣,非中旨也。免报销,则以此番饷项,皆各省自筹,无可认真,乐得为此宽大,亦巧见耳。勤政诚前世所罕,但小事以迅速而见长,大事亦往往以草率而致误。夫以君德卜国祚之灵长,允矣。而中兴气象,第一贵政地有人,奄奄不改,欲以措施一二之偶当,默运天心,未必其然也。
师又言:本朝乾纲独揽,亦前世所无。凡奏折事无大小,径达御前,毫无壅蔽。即如九舍弟(曾国荃)参官相(注:官文)折进御后,皇太后传胡家玉面问,仅指折中一节与看,不令睹全文,比放谭、绵二人查办,而军机恭邸以下尚不知始末。一女主临御而威断如此,亦罕见矣。
余曰:然,顾威断在俄顷,而蒙蔽在日后,究竟此案模糊了局,不成事体,覆疏全无分晓,未见中旨挑斥一字也。大家(慈禧太后)规矩素严,臧获(注:奴婢)辈当面谨愿奉法,而一出外则恣为欺蔽,毫无忌惮。一部《红楼梦》即其样子,又足多乎?所谓威断者,不在形迹而在实事,一语之欺,清浑立辨,则群下无不惴惴,至其面目转不妨和易近人,盖所争在彼不在此也。
(2)同治八年(1869年)五月二十八日(注:此番对话是曾国藩对清廷权贵的观感)白话文大意:
赵烈文问:“军务、外交事务以及内政方针是否有了定论?”曾国藩皱着眉头说:“到京之后,我参与了修改(中英)和约的讨论会,醇亲王主战,我以为就眼下形势而言,不可不委曲求全,但又不得不有所防备。朝廷和地方(不论直隶还是江苏),都如此贫困窘迫,谈何自立呢,今年不出意外的话,和约能够达成,中英不致于决裂,然而情况难以预料,让人不能没有隐忧。”又说道:“两宫太后才能一般,见面聊天,说不出什么紧要话。皇上看起来淡泊沉静,无从揣测他的深浅。时局由恭亲王、文祥、宝鋆诸位军机大臣掌控,比皇帝的实权还要大。恭亲王极其聪明伶俐,然而,此人没有独立的政见和原则,反复摇摆。文祥,为人正派然而胸襟不够开阔,也不知道求人辅助。宝鋆则无威望。朝廷中有特立独行之节操的人,尚属倭仁,然而他才薄识短。其他人更是碌碌无为,这种情况让人很担忧。”第1258-1259页 师(注:曾国藩)蹙额曰:“到京后,曾会议和约事,醇邸(注:醇亲王)意在主战,曾上折交内阁再议。吾以目下不可不委曲求全,而又不可不暗中设防奏覆。然中外贫窘如此,无论直隶、江苏,亦安能自立,今年和约当可成,不致决裂,而时会难知,能无隐忧。”
又言:“两宫(注:即慈安、慈禧太后)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文、宝数人,权过人主。恭邸(注:恭亲王)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柏川(注:文祥)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衡(注:宝鋆)则不满人口。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注:倭仁),然才薄识短。馀更碌碌,甚可忧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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