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四十年前的今天，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马窦来到中国。
利马窦是一位神父，也是一位学者。从某种程度上说，早期来中国的传教士，几乎每个人都够资格称得上是“科学家”，他们在本国也属于知识精英。
利马窦不仅带来了《圣经》，还带来了一些新奇的玩艺儿，其中之一是他自己亲手制作的简易地球仪。
虽说简易，原理并不难阐述：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无比的球体之上，球表层的水域比大地更广阔。而此前数千年华夏祖先们传下来给我们的认知却是：天圆地方，我们在中央。
利马窦本以为这会颠覆我们的认知，然而绝大多数——即便是学富五车举人、进士们看过地球仪之后，他们的反应非常自然：这是洋鬼子们的歪理邪说。
只有少数思维相对开放的学者能够接受这类来自异域的新知。
有人说，若是明清之前，愿意吸收先进文明的读书人可能会多一些，因为明朝以八股取仕，读书人变得越来越蠢，即便像王阳明这样的“大家”，也仅仅在“格物”与“理学”的圈子里转悠，丝毫没有仰望天空的思想力。
利马窦在中国的第一位知音，是南昌的布衣学者章潢。关于章潢，有兴趣者可参见本号早期的一篇文章章潢：懂你需要500年？—兼谈中国古代第一部百科全书《图书编》
利马窦进京后，遇到了另一位知音——礼部尚书徐光启，后来俩人还合译了《几何原理》。利马窦死后，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与徐光启继续合作，并编制完成了卷帙浩繁的《崇祯历书》。
清人入关之后的1645年，汤若望将146卷的《崇祯历书》压缩成《西洋新法历书》103卷，进呈摄政王多尔衮。清廷定名为《时宪历》，册面上印有“依西洋新法”五个字，颁行天下，我们现在的农历，其实是从汤若望开始。
按理，科学的曙光此时已然出现，但当顺治帝去世后，汤若望失去了保护人，他的命运也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早在顺治十六年，反对西法制历的杨光先即作《辟邪论》，指斥天主教为“邪教”，次年又上疏斥责汤若望在《时宪历》封面上题写“依西洋新法”其目的是“借大清之历以张大其西洋，而使天下万国晓然知大清奉西洋之正朔”。
因顺治帝爱新觉罗·福临特别尊重汤若望，杨光先的奏疏被扔进了垃圾箱。顺治帝去世后，杨光先又上书参汤若望“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历法荒谬”，这次他得到了权臣鳌拜的支持，汤若望被判死刑。
如果不是孝庄皇太后干预，汤若望等西方传教士难逃厄运。令人遗憾的是，几位深受西方天文学影响的钦天官员如李祖白、宋可成等人却没有保住性命，所有信奉天主教官员全都被革职。
而对自然科学特别是天文历法一无所知的杨光先，却当上了钦天监监正。
他一脚踢翻了西洋人制作的地球仪，并写下如此雄文：
果大地如圆球，则四旁与在下国土洼处之海水，不知何故得以不倾?试问（汤）若望，彼教好奇，曾见有圆水、壁立之水，浮于上而不下滴之水否?真如西人所言，那么'四旁与在下之国'就会居于水中，则西洋皆为鱼鳖，而（汤）若望不得为人矣。
因为大家都没有科学基础，所以当年同意杨光先分析的人占绝大多数。
我们其实可以称这种以感官为主导的思考能力为“婴儿思维模式”。仅有婴儿思维模式的人，永远弄不明白自然界那些今天看来并不算神奇的现象；仅有婴儿思维模式的人，才会将“两小儿辩日”视为千古难题，才会到了二十多岁了还唱“月亮走我也走”这样的傻歌。
虽然汤若望、南怀仁等西洋人帮清朝制定的历法比杨先光推崇的回回历更准确，身为钦天监监正（相当于科学院院长）的杨先光却不以为然，其理由竟然是：
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
虽说杨先光后来被康熙皇帝给罢了官，但清朝后来的200多年，若不是被洋人的大炮轰开了国门，99.99%的大清子孙根本就不知道地球是圆的（其实也不用知道）。你就是说破天，也没几个人相信。
这不是他们的错。当一群人整天为一日三餐而操劳不停时，地球是圆的还是扁的，确实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当所有吃下去的营养被肚皮吸收还不够时，脑细胞的供给，自然就会严重不足。
而没有脑子的人，让他们睁开眼，也看不清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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