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沧海》诗意图，现代，戴敦邦，国画。207年秋，曹操征乌桓得胜回师，经过碣石，望东海心有惆怅，慷慨长歌，写下经典之作《观沧海》
建安十二年（207），柳城大胜之后，曹操不去追击远遁辽东的二袁，而是回军邺城，出塞之时已是劳苦，可回师途中更是艰险。史料记载：时寒且旱，二百里无复水，军又乏食，杀马数千匹以为粮，凿地入三十馀丈乃得水。
连宝贵的战马都杀掉数千匹充作军粮，可见归途比大战情况恶劣。在此苦行之时，却佳音频传。原来袁尚、袁熙等被公孙康所杀，传首邺城、头悬马市。剩下的三郡乌桓见大势已去，也率众臣服。当十月离塞归卢龙至碣石，全军上下沉浸在安然回师、功成名就的欢腾气氛中。曹操却临碣石意在天下、望东海心有惆怅，慷慨长歌：
《步出夏门行·艳》
云行雨步，超越九江之皋。
临观异同，心意怀游豫，不知当复何从？
经过至我碣石，心惆怅我东海。
《观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序章 《艳》中——“云行雨步，超越九江之皋。临观异同，心意怀游豫，不知当复何从？”正是战前大家议论纷纷，是该北上乌桓还是南下荆州的争论，而如今大胜而归、二袁授首；正是平朔土之众，逾越险塞，荡定乌丸，震威辽东，至此北方一统，边塞安宁。曹操恰如歌中日月星汉皆出其中的沧海，也正如诸葛亮隆中对所言，“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
蒙既往不咎、更换门庭的陈琳，也迎合献上 《神武赋》，赋中更说曹操大人之量如沧海之深：“可谓神武奕奕有征无战者已。夫窥巢穴者，未可与论六合之广，游潢污者，又焉知沧海之深。大人之量，固非说者之所可识也。”
随征的曹植，日后在 《求自试表》中一样提到此行：“臣昔从先武皇帝南极赤岸，东临沧海，西望玉门，北出玄塞，伏见所以行军用兵之势，可谓神妙矣。”
上文玉门说的是建安十六年 （211）西征败韩遂、马超之战，赤岸说得是建安二十年（215）取汉中之战，而东临沧海、北出玄塞即是灭袁氏、降乌桓之战，正是“用兵玄妙、赫赫神武”。
《步出夏门行》组诗第四首 《龟虽寿》中更是写下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兴会淋漓的十六字豪言霸语，更证明年过五旬的诗人扫平六合、席卷八荒之心。
而正当君臣父子其乐融融之时，却乐极生悲，此战最大功臣郭嘉，在归军途中染病身亡，年仅38岁。郭嘉之于曹操，名为君臣，实为知己，恰如高山流水，闻弦歌而知雅意。正是在公上为朝廷悼惜良臣，在私下自毒恨丧失奇佐。
可两年后建安十四年 （209）春，大势截然相反。当越巢湖不成的曹操退军老家谯县、扬州战事结束的同时，在荆州刘备南下取长沙、桂阳、零陵、武陵四郡，更回师和周瑜联手击退曹仁，占领南郡等地，短短几年，天地翻覆，鼎足之势已成。
损兵折将、丧师失地，而在最惨的赤壁败军途中，曹军除了自己自相践踏、狼藉不堪外更发大疫，死者大半。是时人多畏病，南方有疫，郭嘉尝言 “吾往南方，则不生还”，船焚于江河、疫起于归途，曹操不由叹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又云：“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值此荆楚之士云从刘备时，曹操颁布了著名的 《求贤令》：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对应 《求贤令》开篇“贤人君子”的结语“唯才是举”，至今为人所热议。在 《求贤令》颁布之前，曹操麾下就不乏有才无德之士，其中最有名的正是郭嘉。史称戏志才、郭嘉等有负俗之讥，又称陈群非嘉不治行检，数廷诉嘉。所谓 “不治行检”，参考同时代史书有两人。一是曹魏大司马曹仁，“少时不修行检，及长为将，严整奉法令”，而曹仁年轻时候不修行检的行为是 “阴结少年，得千余人，周旋淮、泗之间”，整个一副流寇德行。二是和石崇齐名的王恺，“少有才力而无行检，与卫尉石崇友善，俱以豪侈竞于世”，“性复豪侈，用赤石脂泥壁”。郭嘉不治行检导致陈群数次廷诉，而正是曹操提倡 “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令身为治书侍御史，有监察、弹劾官员之权的陈群对郭嘉无可奈何。影视剧中的郭嘉（左）与曹操。来源/电视剧《军师联盟》截图而如郭嘉、杜畿等一样不以德行而以智策所举任的，先后有程昱、董昭、刘晔、蒋济、刘放、孙资等人。程昱个性刚戾、与人多迕；董昭被直臣苏则称为佞人；刘晔逢迎上意，有巧诈之名；蒋济后来担任总统诸将、选举武官的中护军，竟然被传唱 “欲求牙门，当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故此陈寿评价：“程昱、郭嘉、董昭、刘晔、蒋济才策谋略，世之奇士，虽清治德业，殊于荀攸。”意思是他们的治业和德行，是不如荀攸的。而对于权势熏天、晋朝首功的刘放和孙资，陈寿不敢多说，但在晋初这两人却被评价为 “倾国害时”。这些人无一不是乱世所需要的“才策谋略，世之奇士”，个个都被委以重任，参以军国大事。“唯才是举”在一年后的潼关之战中立见功效，此役中立下大功者除“用为三公，孙权笑之”的贾诩外，还有丁斐、杜畿、徐晃三人。有着 “简傲少文”时评的杜畿，在当京兆功曹的时候，更因为 “阔达疏诞，不助留意于诸事”，被上司认为不称职。可就是这个杜畿，任河东太守数年之中，却把当地治理为天下之最。这次大军西征，更是 “军食一仰河东，及贼破，余畜二十余万斛”，作出以一郡之力解决大军军粮问题还有余储的伟业。出身白波贼寇的徐晃，直到建安二十四年 （219）还被同僚看不起，更治军性严，驱使将士不得闲息，导致军中都有 “不得饷，属徐晃”的谚谣。可是曹操却对其一直破格优待，此次西征更赐徐晃牛酒。此战渡蒲坂津、据西河的奇计就是徐晃所献，而完美执行这个策略的也是徐晃。日后襄樊之战，徐晃率军解围，平危定难，更被曹操称赞为 “将军之功，踰孙武、穰苴”。曹操同乡丁斐本性贪财，身为总摄内外的典军校尉，却常常受贿犯法，虽然每次出事都被曹操立马赦免，可是却屡犯不改。甚至做出 “家牛羸困、私易官牛”的荒唐事被免官下狱，东曹掾毛玠更是数次要求曹操重治丁斐。可曹操却大笑：“我之有斐，譬如人家有盗狗而善捕鼠，盗虽有小损，而完我囊贮。”丁斐官复原职，听用如初。而在潼关之战，渡河中的曹操与主力失散，败军之中夺船避箭、九死一生，全靠丁斐放出牛马引开追兵，才得以获救。区区一肥牛和曹操一命相比，早已远超 “盗虽有小损，而完我囊贮”的地步。故此史称曹操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拔于禁、乐进于行陈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是以创造大业，文武并施。“唯才是举”虽然任用了一大堆有才无德的智策谋勇之人，但不代表曹操属下都是此类人物，更不代表曹操立场如此。如 《求贤令》同年曹操设丞相征事两人，就是选补德行名闻天下的邴原、王烈。建安八年曹操发布《军将败抵罪令》和 《论吏士行能令》后八月也发布了 《修学令》，令郡国修文学、置校官：丧乱已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在 《步出夏门行·土不同》中，曹操更悲叹河北之地 “士隐者贫，勇侠轻非，心常叹怨，戚戚多悲”，《修学令》和 《土不同》的 “伤之”“戚戚”，都反映出曹操对于德行的看重。而曹操本人亲自征辟任用的官员府属，亦不乏德才兼备之士。先后为曹操典选举的荀彧、崔琰、毛玠、荀攸，也都是以“清治德业”闻名。曹操曾感叹“荀令君之进善，不进不休，荀军师之去恶，不去不止”。而当时并典选举的毛玠、崔琰更是 “并以忠清干事，其选用先尚俭节”，“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先贤行状》评价毛玠 “典选举，拔贞实，斥华伪，四海翕然，莫不励行”。史称曹操性节俭，不好华丽，其子曹植性简易、不尚华丽，上下多荀彧、荀攸、夏侯惇、桓阶、国渊、郑浑等家无余财、清素奉公之人，正是君臣以身作则，才得以 “创造大业，文武并施”。建安十九年（214）十二月，曹操又发 《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同时曹操又新置理曹掾属，下令：“夫刑，百姓之命也，而军中典狱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军死生之事，吾甚惧之。其选明达法理者，使持典刑。”担任丞相理曹掾的正是高柔，被曹操称赞为 “清识平当，明于宪典”的高柔不负所望，即使曹操怒气上头，大喊连坐的时候，也敢秉公持法、据理力争，在任之时，救下无数人命。而曹操也在当时设置 “校事”这个监察、举报官吏军民的官职，主管的卢洪、赵达虽有能力，却以个人爱憎作威作福，弄得上下恨之入骨，军中甚至语“不畏曹公，但畏卢洪；卢洪尚可，赵达杀我。”高柔向曹操劝谏此事时，曹操却回答：“卿知达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举而辨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昔叔孙通用群盗，良有以也。”卢洪、赵达和高柔完全是两个对立面，正是无论才德，能用则用，虽然后来卢赵树敌太多，最终丧命。可校事这个“霸世之权宜”的部门直至曹丕、曹叡之世，依旧凭宠作威，朝野畏惮，法造于笔端、狱生于门下。导致高柔数十年都一直和校事斗争不息。而接着建安二十年 （215）征张鲁途中，曹操却把曾为自己构陷孔融的秘书令路粹，以 “坐违禁贱请驴”的罪名诛杀，对比同乡丁斐私换一牛而无恙，亲信路粹却为贱卖一驴被卸磨杀驴 “伏法”，什么取士不求有行，什么军中典刑需慎，全是虚言。虽然时人高呼“高柔生人、赵达杀我”，其实生杀大权尽在曹操之手。建安二十二年 （217）六月曹操又发《举贤勿拘品行令》：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奏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当时荀彧、荀攸已逝，崔琰、毛玠也在建安二十一年因立嗣之争等事送命。年初在居巢 （今安徽桐城附近）发生了大疫，一路蔓延至北方，名臣良将、纷纷逝去，建安七子尚存的五人王粲、徐干、陈琳、应瑒、刘桢也一时俱逝。正是士人凋零、故旧略尽。在此背景下的 《求贤令》更显窘急。自军兴以来，制度草创，用人未详其本，是以各引其类，时忘道德。夔闻以贤制爵，则民慎德；以庸制禄，则民兴功。以为自今所用，必先核之乡闾，使长幼顺叙，无相逾越。显忠直之赏，明公实之报，则贤不肖之分，居然别矣。又可修保举故不以实之令，使有司别受其负。在朝之臣，时受教与曹并选者，各任其责。上以观朝臣之节，下以塞争竞之源，以督群下，以率万民，如是则天下幸甚。这番论调认为 “唯才是举”是军兴以来，制度草创的权宜之计，更提出“自今所用，必先核之乡闾”，对比后来曹魏选举人才的九品中正制——“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可见完全是一路货色。而何夔更谓选举官属，宜两途并行，一则由主管其事之尚书东曹选拔，一则由朝臣之特受教令者保举，选举者各负其责。何夔此议当时深得曹操赞赏，而在十月曹操立曹丕为太子，就立以凉茂为太傅，何夔为少傅，“特令二傅与尚书东曹并选太子诸侯官属”。此 “二傅”即所谓“在朝之臣特受教与曹并选者”。太子东宫之官属，也是日后朝堂的后备军，史载这场号称 “搜扬侧陋”的选拔，有司马懿、司马孚、桓范、鲍勋、荀闳、郭奕、郑袤、王昶、荀纬、颜斐、刘劭、郑冲等人。虽然上面诸位个个德才兼备、一时俊彦，可除郑冲一人出身寒微外，其余无一不是名门世家，标准完全和六月的 《举贤勿拘品行令》南辕北辙。何夔是曹操手下少有不怕死的直臣，其人 “常怀毒药、誓死不辱”，可也是有着“节俭之世，最为豪汰”另一面。当时随着毛玠的逝去，史料记载：昔毛玠为吏部尚书，无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叹曰：“孤之法不如毛尚书。今使吏部用心如毛玠，风俗之易盖不难矣。”可见豪侈之风又慢慢冒头，从何夔任东曹尚书、少傅主持选人看，更见一斑。即使霸主曹操对此也无法可施、徒叹奈何。建安二十二年种种无奈，在曹操的 《短歌行》中淋漓尽致，正是：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