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抗战之前东北军阀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东北军，很多同学肯定以为其都是由张作霖从无到有创建起来的嫡系部队，但事实上，这个所谓的地域性军事集团其实也不过是个大杂烩，很多都是半路上被收编的“加盟店”，笔者这回介绍的，就是起源于辛亥革命江南起义军、后来被张作霖收编的东北军第51军于学忠军事集团的兴亡史。
东北军第51军的前身，最早可追溯到1911年辛亥起义时由苏南各路起义民军在南京合编而成的江南第1师一部，民国成立后，第1师抽出两个旅，在起义将领黎天才的带领下被调往湖北，改称江南留鄂陆军第1师，下辖两个旅四个团。几年后这支部队又先后改称北洋军陆军第11师、第9师，其中任第9师18旅旅长的是原北洋军阀张勋的部将张联升，此人于1871年出生于天津，因为在围剿义和团武装的战斗中有功而逐渐在清军中崛起。
江南留鄂陆军第1师属于起义民军系统，与袁世凯派来担任湖北督军的王占元手下的北洋陆军嫡系部队根本混不到一起，到1917年，双方矛盾终于爆发，黎天才宣布自任湖北督军，并企图赶走王占元的部队。然而此时，一直潜伏在民军里的一个原清军投降军官、第18旅36团团长赵荣华却突然发难，带着第35、36团打出了拥护北洋政府、反对黎天才的旗号。
赵荣华，字锦堂，1873年出生于山东龙口，1893年到清军毅军服役，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曾在朝鲜与日军作战，成功跑回国后被提拔为哨长（相当于排长）。八国联军进犯北京期间，赵荣华曾指挥一支50余人的敢死队突袭日军，夺回一座小村庄，所以后来他被连续提拔为管带（营长）、帮统（副团长）。辛亥革命中，张勋被革命军赶出南京，赵荣华因为负伤不方便行动而不得不向革命军投降，从此潜伏在革命军阵营中。
因为赵荣华倒戈有功，北洋政府便将第18旅改称第18独立混成旅，并提拔赵荣华为旅长兼湖北襄勋镇守使。1920年，北洋军皖系将领吴光新企图在汉口叛变，赵荣华指挥第18混成旅的一个团突袭武汉并将吴光新活捉，从此名声大振。1923年，北洋军直系将领吴佩孚决定援助战败的四川军阀杨森返回川东，并指定赵荣华负责此次军事行动。
虽说援川战役最终因客观阻力太大而失败了，但吴佩孚对此也并不以为然，他的目的是削弱赵荣华的实力，把第18混成旅这支部队控制在自己手中。很快，就有官兵冒出来告发赵荣华克扣军饷，吴佩孚趁机将其提拔为有名无权的前敌总执法。虽说成功夺去了赵荣华的兵权，但为了稳住其老部下们，吴佩孚也同意任命赵荣华的表弟、第36团团长于学忠接任旅长。
于学忠，字孝侯，1890年出生于辽宁旅顺一个淮军下级军官家庭，小时候一直随父亲生活在军营，18岁时考入通州速成随营学校，与后来任山西省主席的晋军将领徐永昌是同班同学，两人考试常常包揽第一第二名。从军校毕业后，于学忠起初在驻热河的北洋军部队服役，后来在表哥的召唤下跑到第18混成旅，担任炮兵营长。因为在与川军作战中的英勇表现给吴佩孚留下了深刻印象，故于学忠很快被吴佩孚破格提拔为第36团团长。
于学忠当上第18旅旅长后，驻军宜昌、施南一带，此地盛产大烟，于学忠于是利用收大烟税狠赚了一笔，并得以将第18旅扩编为北洋陆军第26师，下辖三个旅六个团。1926年夏北伐战争爆发，吴佩孚一度将第26师扩编为第8军，下辖第25、26两个师，但因为不敌北伐军，这支部队又很快被缩编为一个师。武昌被北伐军攻占后，于学忠带着部队撤往南阳、邓县，这时传来吴佩孚战败下野的消息，于学忠不愿向蒋介石投降，于是也跟着宣布下野。
于学忠在返回山东蓬莱老家前，嘱咐手下两个旅长杨殿云和马廷福：千万不能投降吴大帅的对手蒋介石或冯玉祥，必要时可撤往安徽蒙城，投奔北洋军奉系军阀张作霖。因为当年张作霖还在东北当土匪那会儿，为了躲避官府追捕，曾在于学忠父亲宇文孚的部队里当马夫，于文孚虽然知道张作霖的真实身份，但还是故作不知，所以张作霖一直很感激宇文孚父子。
杨殿云和马廷福抵达蒙城后，派人到蓬莱找到于学忠，于学忠也不愿就此沉寂，于是马上赶赴北京与张作霖会面，经两人协商，张作霖同意将第26师收编为安国军第20军，下辖第25、26两个师，每个师辖三个团，归属张作霖儿子张学良的第三方面军指挥，同时又拨给他军费十几万元。听说第26师投奔了张作霖后，原吴佩孚手下的第7师刘道昌部、第18师毛永恩部也从河南赶来投奔，并被于学忠合编为第18师。
此时北伐军已经打到山东、河南境内，于学忠指挥第20军，负责安国军的后卫任务。第二方面军司令张宗昌的部队从徐州后撤时，徐州车站一度被冯玉祥的西北军占领，于学忠马上组织部队反击，仅用半天就收复车站。事后张宗昌请求把于学忠的部队调给他指挥，作为于学忠上级的张学良则坚决不答应，他常对别人说：“于学忠能忠于吴佩孚，亦能忠于我。他绝对是一员最忠勇的大将。”
1928年夏，由于安国军连战连败，最后被迫一路退到冀东地区，这时作为友军的直鲁联军张宗昌忽然接受蒋军收编，并安国军反戈一击。于学忠指挥第20军配合友军，将这帮忘恩负义的家伙击退后缴械，为东北军稳住了山海关外的形势。此时张作霖由于被日本特务炸死，张学良已接管东北军军政大权，很多张作霖时期的军长都被解除兵权，但唯独于学忠没有受此影响，不仅如此，他还被提拔为东北军驻临绥司令。
张学良上台后，大力整顿原东北军部队，于学忠的第20军被缩编为第213、217两个旅，仍屯兵山海关以外。时间一转转眼已是1930年夏，此时蒋冯阎中原大战正处于胶着状态，蒋介石见前线打不开突破口，张学良又迟迟不表态，便派人花钱收买了第213旅旅长马廷福，请他出兵天津打击阎锡山的后方。在这关键时刻，于学忠突然出手，以开会为名义逮捕了马廷福及其手下两个团长，毕竟这是属于他自己的军队，怎么容许被人拉走？
不久，于学忠即奉张学良之命介入中原大战，并很快占领北平、天津，担任第1军军长。东北军宣布服从蒋介石指挥后，按照新的编制表，第213、217旅分别改称步兵第14、18旅，同时张学良又将步兵第11、13旅交给于学忠指挥，显示了对其的极大信任。1931年7月，被张学良收编的原西北军石友三部在河北发动叛乱，于学忠指挥第1军迅速前往平叛，并很快将石友三的6万叛军全部打垮。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主力撤入关内，张学良因为饱受舆论指责，被迫于1933年出国考察，临行前，他下令由于学忠代替他指挥整个东北军。身边有人认为于学忠并非东北军嫡系，劝张学良慎重考虑，张学良听后勃然大怒，说道：“你不要错看了于学忠，将来能收拾东北军后事的只有于学忠！”因此当东北军主力被调往鄂豫皖地区围剿红军时，于学忠及其直属部队仍奉命留守当时仍算张学良地盘的北平、天津。
1933年3月，按照蒋军的改编要求，于学忠的第1军被改编为第51军，其下属的三个旅分别改称第113、114、118三个师，三位师长分别为李振唐、陈贯群和杜继武。此时日本干涉军正在天津一带不断挑衅，于学忠于是抽调第51军部分军官组织了保安队，狠狠打击了日本人在天津的嚣张气焰。也正因为此，在日本人的多次抗议下，在1935年7月中日《何梅协定》签署后，第51军即被调到陕甘地区，奉命阻击北上的红二方面军，但未与红军发生大的战斗。
西安事变发生后，由于张学良事先没有通知于学忠，所以后者一度被兵变部队逮捕。待于学忠得知事件原委后，立即决定无条件支持张学良，并带电话给在兰州的副军长牟中珩，命令他立即动手，将蒋军甘肃省主席朱绍良的所属部队全部缴械。然而由于张学良又自作主张把蒋介石送回南京并导致自己被扣下，结果导致东北军内部陷入混乱和分裂，主张和主和派之间矛盾激化，主和的第57军军长王以哲被主战派激进分子孙铭九杀害。
由于于学忠被张学良制指定为他不在时的全军话事人，孙铭九跪在前者面前，要求把另一名主和的军长何柱国也杀了，于学忠拒绝道：“不能再杀啦，再杀打仗时都没人指挥了。”同时他也坚决制止了王以哲的部下们企图杀害主战派的计划。到1937年1月底，西安事变得到彻底解决，东北军各部被调出西北进行分割改编，其中于学忠的第51军被缩编为第113、114两个师，各辖两个旅四个团，师长分别为周光烈和牟中珩。
全面抗战爆发后，第51军奉命进驻山东青岛备战，于学忠兼任第3集团军副司令。山东军阀韩复榘表面上与于学忠结为义兄弟，实际却在日军打到黄河防线时偷偷不战而逃。1938年1月，蒋介石将临阵脱逃的韩复榘枪毙，并拟提拔于学忠为集团军司令兼任山东省主席，于学忠这时表示，他是军人并非政客，不想担任地方官，于是省主席最后由老干部沈鸿烈担任。
1938年2月，日军两路大军沿津浦线南北对进，企图包抄在徐州的中国军队第五战区主力，于学忠指挥第51军在淮河北岸布防，经激战宣称毙敌2000余人，全军2.5万余人也伤亡近半。然而由于徐州会战整体局势不断恶化，第51军被迫掩护全军主力撤退，到6月15日，全军尚存1.5万余人，但第340旅旅长扈先梅也在战斗中牺牲。随后第51军在没有得到整补的情况下，又投入到武汉会战中，经激战全军伤亡1万余人，被迫退入新桂系的大别山根据地。
1939年2月，蒋介石召开会议，决定派一支主力部队到山东敌后战场去打游击，于学忠因为是山东人，所以自告奋勇前往。蒋介石便提拔于学忠为苏鲁战区总指挥，统一指挥该战区内的三个军。抗战中后期，于学忠被逐渐架空，成了有名无实的军事参议院副院长，并于抗战胜利后退役，后又留在大陆并加入民革组织。1964年，于学忠在北京病逝，终年74岁。
于学忠升官后，牟中珩继任第51军军长，此人字荆璞，1898年出生于山东黄梅，受参加过辛亥革命的父亲影响，他中学毕业后就投考了保定军校九期。从军校毕业后，牟中珩曾两次被分配到北洋军工作，却又两次因战败而离开，直到1927他重新被于学忠征召，并长期在第20军参谋部工作。马廷福兵变失败后，牟中珩收集该旅失散官兵并重建第213旅，从此他开始爬上部队主官宝座，并最终接替于学忠担任第51军军长。
第51军挺进山东路上，曾接连遭日伪军袭击，牺牲了两个团长，在抵达鲁南沂水后，其所属第114师又遭日军围攻，师长方叔洪在突围战斗中牺牲。此时的山东敌后战场，除了八路军领导的抗日武装外，其他各路杂牌武装也多如牛毛，为了与八路军山东纵队进行对抗，牟中珩大量收编当地武装，其中拥有师一级番号的包括新编第4师、保安第2师和新编第36师等，这些武装在第51军的指挥下，有时会抗日，有时也会和八路军发生武装冲突。
到1942年，随着抗日敌后战场形势的不断恶化，喜欢搞摩擦的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待不下去跑路了，于学忠便推举牟中珩继续担任省主席，牟中珩此后便长期待在山东抓地方武装工作，最后于1948年济南战役中被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俘虏，并直到1966年才被特赦出狱。1981年，牟中珩在济南病逝，终年83岁。牟中珩去职后，由比他年长2岁的山东安丘人、保定军校六期生、原第113师师长周毓英继任第51军军长。
周毓英刚当上军长没几天，又遇上日军发起新的大扫荡，第51军主力虽然没受到大的损失，但第113师副师长荣子恒与新编第4师师长吴化文等纷纷投敌，一年后，在叛徒们的指引下，日军又对第51军发起新一轮的进攻，第113师参谋长张植桴阵亡，师长韩子乾、副师长潘国屏被俘。为了保存战力，1943年7月，周毓英被迫率第51军退往安徽，结果第114师在行军途中又遭日军伏击，师长黄德兴、副师长王松元、师参谋长姜春元全部阵亡。
经过这次惨重打击，第51军从此已失去战斗力，被迫在安徽阜阳长期整补，后又退往河南潢川、商城，并直到全面抗战胜利后才重返山东。1946年4月，第51军被缩编为整51师，下辖整113、114旅共四个整编团，两个旅长为李玉唐、李步青。结果解放战争开打后才不久，整51师就在鲁南战役中被解放军华中野战军全歼，师长周毓英、副师长韩世儒、整114旅旅长李步青等全部被俘，全师仅整337团团长王匡指挥的500余人成功突围。
周毓英被俘后，虽然于1949年3月被释放，但由于再未获蒋军重用，便干脆一直留在大陆，直到1964年在甘肃兰州病逝，终年68岁。再说听说整51师覆灭后，该部队原领导牟中珩好说歹说，才从国防部那里保留下一个整113旅的番号，由突围出来的团长王匡担任旅长。该旅（师）重建后长期在处于二线的苏北战场作战，最后在1949年5月的渡江战役中覆灭于上海浦东川沙地区，只有师长丁作彬只身逃走。
至此，东北军第51军，这支与民国同寿的老牌部队也终于结束了其近40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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