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爱尔兰]格雷戈里·布拉肯
摘自《上海里弄房》，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10月，本文已获出版社授权
米歇尔·福柯告诉我们：“砖石能够使人变得驯顺并易于了解。”圆形监狱曾经是一种控制设施，其有效性取决于可视性——受监视的人的可视性。可视性则取决于对人们进行观察的中心点。这里的关键点在于，上海里弄房这种城市建筑的社会效力也取决于其可视性，但这种可视性并非是以某中央控制塔为核心朝外辐射，而是人人都可以是观察者，也是被观察者。要说明这点，必须对福柯就圆形监狱的分析进行简要的总结。弄堂也是有层次的，主弄堂会分叉到支弄堂，这种层次实际上形成了大树一样的架构。街道的层次也带来了从公开到隐私的变化，从而也可以被视作是一个“良性的圆形监狱”。
杰里米·边沁据说是在巴黎参观军事学校（cole Militaire）时首次有了圆形监狱的想法。米歇尔·福柯指出，“巴黎军事学院的建筑应成为一个监视机构。”（Foucault 1995：172）
圆形敞视主义的设计，最早见于路易十四时期的凡尔赛动物园，路易斯·勒沃设计的这个皇家动物园中心是一个八角亭，里面是国王的沙龙，而四周则圈养着各种供人赏玩的动物。而在边沁提出这个监狱设计方案之后，也有多所监狱采用了这一设计。
福柯也指出，边沁并未说明他的设计方案是否是受到勒沃（Le Vaux）设计的凡尔赛动物园的启发。该动物园的中心位置是一个八角亭，亭子的大窗户可以看到各个方向。我们也可以假设他并未受到这些影响。福柯试图在这两者之间建立起一定的新关联，这个想法非常聪明，但方法还不够巧妙。福柯强调了两者的相似性，但并不足以让两者之间的关联具有说服力（尤其是他后来表示，在边沁时期，这个动物园已经消失）。
按照福柯的理论，可视性就是一个陷阱。正是可视性让圆形监狱变得如此强大和有效。这种“建筑学的一个简单想法”（Foucault 1995： 207）是“一个神奇的机器，无论人们出于何种目的来使用它，都会产生同样的权力效应”（Foucault 1995：202）。从根本上来说，圆形监狱由中央的监视塔和四周面向监视塔的牢房组成。这种设计的理论基础就是我们可以仅仅通过观察来控制人们，其阴险之处在于那些受到监视的人永远无法知晓自己是否处于观察之下，但他们不得不假定自己时刻受到观察。
监狱是一种惩罚设施，但在启蒙运动期间，监狱发展成为一种旨在对犯人进行改造的设施，而不仅仅只是用来折磨或处决他们的地方。圆形监狱改变了地牢的原则——“在皮拉内西（Piranesi）的版画上可以看到的刑具狼藉的监狱废墟”（Foucault 1995：205），让人们能看见原先被隔离并被遗忘的人。有趣的是，在英语中，地牢的另一个词语是“oubliette”（地下密牢），一个让人们被遗忘的地方。圆形监狱的效率达到了最大化，这是因为只要最少的人员就可以控制大量的囚犯。在福柯看来，“全景敞视建筑不应被视为一种梦幻建筑。它是一种被简化到理想形态的权力机制的图解。它的机能是排除任何障碍、阻力或摩擦，因此它应被视为一种纯粹的建筑学和光学系统。”（Foucault1995：205）尽管圆形监狱这个词是一种英国的发明创造，但在英国从未修建过圆形监狱。圆形监狱成为美国一种流行的监狱形式。不过这种建筑是以感化院而闻名，因为人们认为囚犯应该受到感化。
边沁的圆形监狱被视作是一种灵活的建筑类型，可运用于各种情形之下。边沁本人认为它可以用于发挥多种功能，而不仅仅只是作为监狱。比如被运用到医院上时，在中央控制塔内，“总管可以暗中监视所有的下属雇员： 护士、医生、工头、教师、狱卒。他能不断地评定他们，改变他们的行为，要求他们使用他认为最好的方法。甚至，总管本人也能被观察”（Foucault 1995： 204）。关键点在于，不管用于何处，都可能实现权力行使的最佳状况，而且通过减少实施权力的人数（并且增加受权力支配的人数），这种建筑可以让人们随时进行干预。当然，正如福柯伤心地指出的，干预并不是必要的：“全景敞视模式使任何权力机构都强化了。它能使后者更为经济（在物质、人员和时间上）。它通过自己的预防性能、连续运作和自动机制使后者更有效率。”（Foucault 1995：206）
在福柯看来，全景敞视主义成为“一种‘新的政治解剖学’的基本原则。其对象和目标不是统治权的各种关系，而是规训（纪律）的各种关系”（Foucault 1995：208）。全景敞视结构提供了自己的泛化。由于它的易于转移的基础机制，它规划了一个社会的基础功能。不管是骚乱、骚动、违法违规行为，还是恶劣行径，所有这些让社会头疼的事情现在都可以通过这种简单简洁的机制来加以消除。勒杜（Ledoux）正是希望将所有这些东西从他从建筑学角度设计的完美城市里加以消除。福柯生动地指出，勒杜称这些行为是“对无人监督的破坏”（Foucault 1995：214）。
福柯认为圆形监狱是一种现代化的思想，同时也是异常陈旧的，因为全景机制把某个人放在了中心。他拿接管统治权来打比方。在接管统治权时，没有任何对象可以逃脱，他们的所有行动都必须是可知的。福柯后来在法兰西公学院进行系列演讲时发展了这个思想。他在法兰西公学院宣称，圆形监狱的中央控制塔可以被作为是完美无缺的君主，这并非是因为它是一种权力思想，让个体时刻完全处于这位君主的目光之下，而是因为它是一种着重于特殊现象而非个体现象的机制。即使有个体现象出现，也会有特殊的个体化流程（Foucault 2007b：55）。他认为个体和集体之间的关系、社会整体和其基本要素之间的关系，是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在发挥着作用（这些与他在法兰西公学院发表演讲分析人口等概念时的说法相悖）。
在福柯的作品中，最有趣的也许就是，他似乎认为面对庞大人群的政府“完全不是管理个体行为的那个统治实施者。在我（福柯）看来，我们拥有两套截然不同的权力系统”（Foucault 2007b：66）。他是正确的，也正是这些分析让我在研究上海里弄房的过程中懂得了圆形监狱这个概念的有用性。
弄堂的层次让陌生人和居民可以彼此监视，这种结构的可视性体现了中国社会利用城市街道的方式。对上海而言（它们受到了外国租界所带来的西方影响），它进一步削弱了传统的中国生活方式。事实上，甚至可以这样说，这些层次分明的弄堂带来了独特的街道生活，因为它们与这座城市其他地方的西式风格截然不同。它们仍然可以被视作类似于北京的胡同，只是它们对空间的使用更加微妙。它们更为微妙，原因很简单，就在于它们有更大的回旋空间。
正是因为如此，我认为福柯在圆形监狱上的那种悲观主义不能运用于上海里弄房。全景性赋予里弄房丰富多彩和生机勃勃的街道生活，反映出这种独特的中西融合的惊人生命力。在阅读当今上海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点——这种经由里弄房“善意的圆形监狱”获得的社会可视性——因为它让这座城市的街道有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丰富性和活力。我们在向这座城市的过去进行学习时，也应该努力去重新发现其中的精髓，而不是简单地去重新装饰空荡荡的里弄房，让国际化的连锁咖啡馆有一个漂亮的地方来经营。
也许可以用一个问题来结束本章。在看到这生机勃勃的街道生活背后隐藏的这一切后，是否可能无法将这些经验运用到其他地方呢？上海正在让自己与世界重新联通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这座城市正在其他地方修建一些新的空间。能否将这种古老的生活方式搬到相对而言人口更少的新地方呢？对此我们只能说但愿能如此。
套用一句俗而又俗的话：女特务是“红色电影”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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