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节选自《清代科举中额的分配原则及政策导向》第三节（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3期），标题为编者所拟，限于篇幅，注释从略。 栏目编辑：项旋（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
科举取士彰显公平公正的原则，故凭文取士成为唐以来取士之法。然科举之推行，又成为朝廷笼络天下士子的重要手段，故兼顾各地士子的利益势在必行。这集中体现在科举中额的分配上。清代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促进了边远落后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保持了社会稳定。
▲《会试闱墨》书影
会试取士，与乡试尚有不同。乡试面对本省士子，除个别中额用于照顾文化相对落后地区的士子外，其余中额只需在通省内择优录取即可。会试则需面对全国各省之举子，且最终决定进士的选拔，故平衡各省利益成为取士的关键。宋代，即有司马光与欧阳修关于分路取士与凭文取士之争。明代，鉴于南北榜之教训，避免取士中的南北失衡，推行南、北、中卷制度，始分区域取士，但在南、北、中卷中仍坚持凭文录取。
清承明制，但因清初有许多省份尚未开科，赴京举子只集中于数省，故采取凭文取中之法。顺治三年(1646)丙戌科，首开会试，即未依明制分南、北、中卷。顺治四年(1647)丁亥科会试，清政府特别申明，应试举人，凭文取中，“不必分南、北、中卷”。顺治八年(1651)，因全国已有十三省开科，故颁恩诏:“明年会试照依三年例，取中四百名，分南、北、中卷取中。”顺治九年(1652)，礼部遵旨划定中额:“南卷应取二百三十三名，北卷应取一百五十三名，中卷应取一十四名。”因当时云南、贵州尚未开科，故中卷中额较少。按清代规定，属南卷者，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五省，江宁、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徽州、宁国、池州、太平、淮安、扬州十一府，广德一州;属北卷者，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省，顺天、永平、保定、河间、真定、顺德、广平、大名八府，延庆、保安二州，奉天、辽东、大宁、万全等处;属中卷者，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四省，庐州、凤阳、安庆三府，徐、滁、和三州。是为清代分地取士之始。其后因对中额之分配、选举之公正屡有争议，南、北、中卷之划分亦多有变动。
▲清代科举之路漫画
顺治十二年(1655)正月，兵科都给事中魏裔介以九年所分南、北、中卷，取士不公，北卷人多而中额少，且中卷省份不全，题请将庐州等三府，徐、滁、和三州划归南卷，“则地方之大小，人数之多寡，足以相当。南卷取中若干名，北卷亦取中若干名，南北各得其平，不得偏多一卷，庶无人少取多，人多取少之弊矣”，并称:“就目前时事言之，则凭文选取，南北不分，最为公道。若以将来长久之计言之，地方各有风气，人文互有消长，则宜如臣所请变通分卷之法，然后可以服天下士子之心，收一代人才之报。”时以云贵二省尚未开科，礼部遵旨议定:会试只分南、北卷，其中卷安庆、庐州、凤阳三府，滁、和、徐三州，原系中江南乡试，应归并南卷，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四省归并北卷。每科临场，照应试举人多寡，随时分派南、北中额，不必须预定南、北名额，以昭平允。这个新的规定，改变了以往预定中额的做法，而是根据应试人数确定南、北中额，显然要比以往更为公允一些，更容易为南北士子所接受。顺治十八年(1661)辛丑科会试，以云贵二省亦开科，各处省份俱全，礼部题准，仍按南、北、中卷取士，且依九年划分南、北、中卷之省府，“其南、北、中卷中式额数，照赴试举人之数均派”。显然，清代采行南、北、中卷制系依明制，但实际上中额的分配与明代却是不同的。明代是按固定的录取比例确定中额(南卷占55%，北卷占35%，中卷占10%)，而清代则依南、北、中卷的应试人数均分中额。康熙十五年(1676)，以三藩乱起，云应试者少，故决定依顺治十二年(1655)例，只分南、北卷取中，至康熙二十四年(1685)，又恢复南、北、中卷旧例。
自从在南、北、中卷内采用“酌人才之多寡，定为均平之数”的做法后，通行数科，未尝更改。然至康熙三十年(1691)辛未科，出现了新的问题，在当年的会试中卷内，无云南、贵州、广西之举子，出现了“脱科之省”。于是科道官王永祐等条奏，南、北、中卷内应再分左、右。礼部等衙门遵旨议定:“会试之分南、北、中卷，原为因地取才起见，行之既久，其势不能均平，若不稍加变通，恐遐方士子不能仰承皇上广兴文教、乐育人材至意。嗣后，应于南、北、中卷内，再分江南、浙江为南左、江西、湖广、福建、广东为南右，直隶、山东为北左，河南、山西、陕西为北右，四川、云南为中右，广西、贵州为中右，仍照定例，各计卷数之多寡，凭文取中，既于科场条例并无更改，又于各省中额不致偏枯。至安、庐、凤三府，滁、和、徐三州，改归南卷。”这种在南、北、中卷基础上再细划分区域的做法，显然是要确保各省举子的利益，同时仍坚持在各自范围内的凭文取中。然此法只推行了两科，至康熙三十八年(1699)，左副都御史梅鋗以南、北、中卷内再分左、右，致使阅卷者不尽衡文，只算卷数，以定中额，奏请仍照旧例，概去左、右名色。为保证边远省份之中额，并便于衡文，九卿议定:“将江南庐州等府，滁州等州旧系中卷者俱归南卷。其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四省，去其中卷名色。每科，云南定为云字号，额中二名;四川定为川字号，额中二名;广西定为广字号，额中一名;贵州定为贵字号，额中一名。”由此开创了对个别省份确定中额的先例。康熙三十九年(1700)，以云贵等四省编列各省字号，卷数无多，不肖者易查关节，故从张鹏翮之请，将四省编入南卷，照现行例取中。康熙四十二年(1703)癸未科会试，南卷中广东举子无一人中式，东莞举人林贻熊等联名上书申诉，康熙帝命议脱科之省补取之法，遂定:“嗣后，会试揭晓后，如有脱科之省，将未中式试卷交正副主考检阅，拣选进呈，取中一二名。”至此，解决脱科之省的中式问题已成为至关重要之事，毕竟分区域取中不能解决这一问题。
▲江南贡院
康熙五十一年(1712)，左都御史赵申乔奏请增加云南、贵州、广西三小省会试中额。康熙帝以“此三省路远人少，每至脱科，念边陲穷士跋涉山川”，宜“酌量加额，以示劝兴”。大学士、九卿等遂定:“云南、贵州、广西三省应各增进士一名。”对此，康熙帝总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遂颁上谕:“近见直隶各省考取进士额数，或一省偏多，一省偏少，皆因南北卷中未经分别省份，故取中人数不均。今文教广敷，士子俱鼓励勤学，各省赴试之人倍多于昔。贫士自远方跋涉赴试至京，每限于额，多致遗漏，朕深为轸念。自今以后，考取进士额数，不必预定，俟天下会试之人齐集京师，着该部将各省应试到部举人实数，及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应考人数，一并查明，预行奏闻，朕计省之大小，人之多寡，按省酌定取中额数。考取之时，就本省卷内择其佳者，照所定之额取中。如此，则偏多偏少之弊可除，而学优真才不致遗漏矣。着九卿、詹事、科道确议具奏。”九卿等遵旨议定:“嗣后，会试不必预定额数，亦不必编南北字号，并分官字号名色，惟按省编号，印于卷面，以便分别取中。其满洲、蒙古、汉军卷面，亦如各省例，另编字号。俱令知贡举合算进场举人实数，临期具奏，恭请皇上酌量省份大小，人数多寡，钦定中额，行文至主考，就各省内择文佳者照数取中。”这一方案得到了康熙皇帝的批准。
于是，康熙五十二年(1713)癸巳恩科会试，始行按省确定中额。至此，分省取士成为定制，且一直沿用至废科举。应该说，这是清政府对会试中额分配的一大改革，在保证公平取士、择优录取的原则下，兼顾各省的利益，以各自的应试人数，按照相同的录取比例，确定各省录取名额。就全国而言，会试中额的这种分配方式无疑也是公平的。其中更体现了对文化落后地区的扶植和政策倾斜，对边远省份是大有益处的。
分省取士，虽为清代首创，但反映了科举取士发展的必然趋势。乾隆五十三年(1788)，科道官钱沣以分省取士易生查认关节之弊，奏请不必分别省份，概凭文艺取中，结果遭到乾隆帝的斥责:钱沣所奏，“固为剔除关节积弊起见，但国家取士，博采旁求，于甄录文艺之中，原寓广收人才之意，且各省文风高下互有不齐，若如钱沣所奏，势必至江浙大省取中人数居其大半，而边远小省或竟至一名不中，殊非就地取才之意。钱沣系云南人，所奏尚无别故，若伊籍隶江浙等省，则迹涉阿私，必至有干吏议矣。”乾隆皇帝的这番话，充分说明了清政府分省取士的核心思想。
▲科举成功场景再现图
分省确定中额，最初分为满洲、蒙古中额，汉军中额，以及直隶、奉天、江南、浙江、湖广、江西、福建、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广东、云南、广西、贵州等中额。自雍正二年(1724)甲辰科会试始，原湖广中额分为湖北中额、湖南中额。自乾隆六十年(1795)乙卯恩科会试始，原江南中额分为江苏中额、安徽中额;原陕西中额改为陕甘中额。台湾士子准参加福建乡试后，渐有中举应会试者，乾隆三年(1738)议准:将来台湾士子来京会试，至十名以上，礼部奏闻，钦定中额，以示鼓励。这一政策显然是对台湾士子的特殊优惠，也是其他地区难以享受的待遇。至道光三年(1823)癸未科会试，台湾士子应试者11人，钦定中额1名。其后，即循例单列台湾中额，若未至10名，则于福建中额内凭文取中。自光绪二年(1876)丙子恩科会试后，原陕甘中额分为陕西中额、甘肃中额。
综上所述，科举取士，体现的是一种公平公正的人才选拔方式。但是，我们看到，在清代的乡会试中，更注重分地取士。如果从完全公正的角度看，这似乎不够公正，特别是对文化发达地区的士子而言;如果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应该肯定，乡试规定一些地区的中额，会试分省取士，有利于文化落后地区的发展，有利于全国各地区的均衡发展，而且公平公正的原则仍贯穿其中，即每个地区的人才还是要公平竞争，择优录取。按不同地区确定中额，包含着对文化落后地区的扶植和政策倾斜，这在清代表现得尤为突出。实践证明，优惠的中额只会促使文化落后地区的士子更加奋发向上，这从云贵等省应试人数逐科增多中可以看出。这也是清政府在科举中额分配中的政策导向所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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