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圖｜杜甫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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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杜甫是詩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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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正惠
杜甫與李白並稱盛唐兩大詩人，也是中國古代最著名的兩位詩人。一般的讀者，有些人可能更欣賞李白，有些人認為李、杜二人各有長處，很難分辨優劣；但是，在後代詩人和評論家的心目中，杜甫當然是更偉大的詩人。李白人稱“詩仙”，杜甫人稱“詩聖”，“仙”雖然超越凡人，似乎總不如“聖”之為人中之“聖”。杜甫之為詩人之“聖”，正如孔子之為人倫之“聖”──“詩聖”的稱號充分表現了杜甫在中國詩史中的獨特地位。
杜甫之所以成為中國的“詩聖”，原因很多，解釋起來，每個人可能都有自己獨特的看法。我個人認為，杜甫作為偉大的詩人具有三個特質，這三大特質也是使杜甫被後代尊為詩聖的重要因素。
杜甫的第一個特質是，純粹從歷史的觀點來看，他是整個中國詩歌發展、流變的過程之中最重要的詩人。站在杜甫的時代往前看，杜甫薈集了以前一切詩人的精華，他成了超越以前的一切詩人的最高峯；站在杜甫的時代往後看，杜甫以後的詩人極少不受杜甫影響，不把杜甫當成導師的，所以杜甫也是啟導後代一切詩人的最高峯。杜甫這種承先啟後的獨特性，使他成為中國詩史最具有歷史地位的詩人。可以肯定的說，他的這種地位是無人能及的。
杜甫所活動於其中的盛唐是一個集大成的時代，集合了漢魏六朝詩人在詩歌形式與內容上的一切試驗，而融合成一個整體。這種集大成的工作表現得最為具體的就是：在這個集大成的時代，出現了集大成的詩人，他的整體作品就是集大成的最好的例子，而杜甫正是這樣一個集大成的詩人。
盛唐的另一個大詩人李白也是這樣一個集大詩人，但是他在這方面的工作並沒有杜甫進行得那麼徹底。我們只要稍微比較一下他們兩人在這方面的貢獻，就可以更清楚的看出杜甫的特質。
在詩歌形式上，李白比較喜歡古體，比較排斥律體，律體那種嚴謹的格律對他的奔放瀟灑的個性是比較不適宜的。不能說李白在律體上沒有什麼成就，他的五律和七絕仍然相當可觀，但他幾乎不寫七律，整體而言他在律體方面的成績還是比不上他的古體。杜甫就不是這樣，杜甫在律體上所下的工夫絕不下於古體，他在古、律兩方面平衡發展，而李白則較偏於一面。所以，可以說，杜甫在形式上的集大成實在要勝過李白。
其次說到內容。李白對前代詩人題材的承襲是相當明顯的，他學了阮籍的詠懷詩、郭璞的遊仙詩、陶潛、謝靈運的自然詩、齊梁詩人的宮體詩。他的成就是：他對每一種題材都擅長，而且都寫得極富個性。但是，他對每一種題材的承襲也都很明顯。相反的，杜甫也從以前的每種題材學到表現技巧，但他把這些表現技巧揉合起來，把這些題材也揉合起，從而表現出全新的面貎。因此，他的作品的內容和以前詩人的關係就沒有像李白那樣明顯。可以說，杜甫在對前人題材的集大成方面，表現得要比李白具有“創意”。
總括而言，杜甫在集大成這一工作上的成就是：形式上，把前人已有相當成績的古體發揮到極致，把前人剛剛試驗完成的律體大力加以開拓；內容上，把前人的題材和表現技巧加以靈活運用，從而推陳出新，呈現出新的面目。所以，杜甫在集大成之中又有所開創。他不但總結了前人的成就，而且在總結之中又開創出新的東西來。在這方面，李白是比不上杜甫的。李白的總結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但他在總結之中所開創出來的新東西就遠比不上杜甫。
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杜甫對後代詩人的影響要遠大於李白。因為，當後代詩人要在李白、杜甫身上找到一些啟示時，他們在杜甫那裡所能找到的新東西遠比李白多得多。這種情形在唐代後半期就已經明顯表現出來：唐代後半期最重要的四個詩人韓愈、白居易、杜牧、李商隱都是學杜甫的。到了宋代，那就更一面倒了，幾乎宋代所有的大詩人受杜甫影響的成分都要比李白多得多。他們不是直接受到杜甫啟示，就是間接透過別人（如韓愈）而受到杜甫啟示。
因此，我們就很清楚看出，杜甫既總結前人的成就而成為集大成的詩人，又在集大成之中開創出新東西，從而對後代許許多多的大詩人產生強烈的影響。這種在詩歌史上的重要性是獨一無二的，這也就成為杜甫在中國詩壇佔據獨特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
《詩聖杜甫》 呂正惠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2015年8月版
從以上的說明可以看得出來，杜甫所以能夠在中國詩史上發揮承先啟後的作用，主要歸功於：他對詩歌的表現形式不斷的加以試驗，他對詩歌內容不停的求新求變，也就是說，他對藝術的完美具有鍥而不捨的追求精神。從這裡我們可以談到，杜甫作為一個偉大詩人的第二種特質，即他不斷成長、不斷變化的藝術創造力。
杜甫的一生正處於大唐帝國由盛而衰的關鍵時期。這樣的歷史時代，使他的一生顛沛流離，嚐盡種種的痛若。從個人生活來說，這實在是大不幸的事情。然而，這種大不幸卻成為杜甫藝術生命的大幸。因為，每當杜甫的生活經歷了大變化，面臨了新的狀況，作為藝術家的杜甫即能感受到這種生命的新局面，隨而加以沈思，並且表現在他的詩歌創作中。結果就是，隨著杜甫生活經歷的不斷變化，杜甫的詩歌內容以及隨之而來的詩歌技巧也就配合著變化。因此，就整體來說，杜甫作品的內容就顯得極其豐富，杜甫的詩歌技巧也隨之而變化多端。杜甫這種隨時代成長而顯現出來的作品的多面性，在中國詩史上可以說無人可及，因此，他的偉大成就也就無人可以超越的了。
在年輕的時候，杜甫是一個充滿壯志的詩人。那時，他還沒有看出大唐帝國的政治已經逐漸走下坡，他還自信滿滿的認為，以他的才幹，他一定可以出人頭地，可以在官場上有所作為，可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因此，當他望著泰山時，他不禁喊道：
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
充分表現出那傲視一切的年輕的豪氣。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他的挫折感越來越大，在長久的淪落之後，他終於體會到人生的艱辛，他不由得牢騷滿腹，而說道：
儒術於我可有哉？孔丘盗跖俱塵埃！
不過，這種純粹個人式的牢騷並沒持續多久。他終於認識到，他的失意並不是他個人的事情，而是大唐帝國政治敗壞的結果。由於在上位者的宴樂偷安，不理國政，不提拔人才，才使得像他一樣淪落民間的有才能之士到處都是，也使得一般人民的生活日趨於痛苦。由於他這樣的覺醒，他終於能夠把個人的失意轉化為政治的關懷，因而創作了他早期的政治諷刺詩《麗人行》和《兵車行》。並且，他終於能夠在安史之亂前夕，憑著他的直覺，預感到國家動亂的不可避免，從而寫下了他早期最偉大的一首詩：《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就在這首詩裡，他極其憤慨的說：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他已經成為一個地地道道的人民詩人了。
在安史之亂中，他一方面極為關心亂事的發展，熱切的盼望官軍能夠早日平亂，但另一方面，在他個人的實際生活經驗中，他又看到人民在戰亂之中如何掙扎著生存下去。這就使得，他在安史之亂期間的作品充滿了國事的關懷和人民痛苦的描寫。在前一方面，產生了像《哀江頭》、《哀王孫》、《悲陳陶》、《悲青坂》、《春望》、《塞蘆子》一類的名作；在後一方面，則有盡人皆知的《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一組作品。可以說，就在安史之亂的最高潮，杜甫把自己發展為一個成熟的社會寫實詩人。
就在這個時期中，杜甫也像一般人民一樣，經歷了一段最為顛沛流離的日子。在經過短期的、但極為艱辛的逃難之後，杜甫終於能夠在四川定居下來。相對於前一階段的生活，四川時期杜甫享受了一生最為安定的生活。隨著生活的變化，他的作品也變成了另一種樣子。譬如：
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
自去自來堂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
老妻畫紙為碁局，稚子敲針作釣鈎。
多病所須唯藥物，微軀此外復何求？
（江村）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是群鷗日日來。
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
盤飱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
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
（客至）
從這些作品可以看出，杜甫在四川定居時期悠閒輕鬆的一面。相對於前一時期的字字血淚，這一時期的瀟灑適意自也有其迷人之處。
也就在這一時期，因為生活相對的較為悠閒自在，杜甫開始把注意力轉移到格律最為嚴謹的七律這一種體式之上。他從各方面對這一種尚待開拓的詩體作各種實驗，從而奠定了七律的基礎。也由於他這種“晚年漸於詩律細”的工夫，他也就被後代尊為“律聖”。
成都杜甫草堂
然而，四川生活雖然較為安定，但總是“他鄉”，不是久居之地。於是，杜甫終於決定離開四川，順著長江東下，目標是回到他的故鄉洛陽。不幸，由於種種的因素，他不得不在長江三峽的夔州停留了將近兩年的時間。這兩年可能是他一生最為寂寞的時期，因為蟄居在偏僻的山城之中，極少有朋友可以來往。就在這樣的環境底下，杜甫開始回憶自己的一生，並且，也開始思索大唐帝國的前途。他把自己的回顧、沈思的結果，利用他在四川時期已經可以充分掌握的七律這種形式，寫成了三組偉大的作品，即：《秋興》（八首）、《詠懷古跡》（五首）、《諸將》（五首）。這幾組作品的藝術性與沈思性成了他一生作品的另一個高峯，證明在生命的最後幾年，他的藝術敏感力與創作力還是絲毫沒有衰退。
以上我們簡單的敘述了杜甫一生的經歷，以及他的藝術成長跟這些經歷的關係。從這些簡要的敘述和分析之中，我們可以具體的了解到，為什麼杜甫是一個不斷成長的詩人，為什麼杜甫的作品，不論在題材上還是技巧上，如此豐富而多變的原因。
像杜甫這樣的特質，我們除了說，他在藝術上具有鍥而不捨的追求完美的精神以外，還需要承認，他對新的生活經驗的感受力也是非常人所能及的。他永遠是一個面對生活的人，他永遠以開放的心胸去迎接每一個全新的生活經驗，因此他的詩歌題材上才能隨著他的生活經驗的轉變而不斷的擴大。從這方面來說，杜甫又是一個最具有廣博心胸的詩人。這樣的心胸使他能夠接納一、同情一切，而這也就是杜甫作為一個偉大詩人的第三特質。
這種特質表現得最明顯的是他對人的關懷與同情。他寫得最好的詩之一就是他對朋友和兄弟的懷念作品。幾乎他的每一個好朋友，他都寫過真摯動人的詩作。譬如對於他的患難之交鄭虔，他在送別時就寫過這樣的句子：
便與先生應永訣，九重泉下盡交期。
如果不是跟朋友具有非比尋常的交情，誰能夠講得出這麼痛切的話。
杜甫對李白的感情尤其動人。他跟李白一生只見過兩次面，但他每一回憶起李白，就寫出極為動人的作品。他那兩首《夢李白》可以說是古往今來描寫朋友之情最令人難忘的詩。
親情是一切人倫之情的基礎。中國人說，“至情無文”，也許因為如此，中國古代的詩人輕易不寫親情。在這方面，杜甫是少見的例外，在他的作品裡寫太太的、寫兒女的、寫弟弟妹妹的，很容易找到。他在著名的《月夜》《羌村》和《北征》中，關於太太的句子令人難忘。晚年在四川，當他漂泊於梓州、閬州之間，和家人短暫離別時，他還說，“老妻書數紙，應悉未歸情”（《客夜》），“女病妻愁歸思急，秋花錦石誰能數？別來三月一得書，避地何時免愁苦！”（《發閬中》）都寫得樸素動人（參夏承燾說，見馮至《杜甫傳》215─6頁，人民文學，2014。）誰都知道杜甫對四個弟弟隨時掛心，但少人留意到，這四個弟弟都是異母所生。杜甫幼年失母，他對弟弟們有一份長兄如父的深厚感情（友人解志熙聊天時對我如此說）。在詩歌裡這麼真切地描寫親人倫理之情的，在古代的中國詩人之中也是極為少見的。
儒家談到人倫之情時，人們往往會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杜甫就是典型的例子。除了親人和朋友外，他甚至對動物也會表現出深厚的感情，如下面的詩句：
櫸柳枝枝弱，枇杷樹樹香。
鸕鷀西日照，曬翅滿漁梁。
（田舍）
鵝兒黃似酒，對酒愛新鵝。
引頸嗔船逼，無行亂眼多。
（舟前小鵝兒）
在第一首詩中，他對鸕鷀的“樂得其所”有一種欣慰之情，在第二首詩中，他欣賞小鵝兒的可愛與淘氣，好像它們也都具有人性一樣，充分體現了“民胞物與”的胸懷。這種胸懷甚至擴展到他所住過的房子。當他漂泊於梓州、閬州之間時，他常常想起成都的草堂，有一次寫了《寄題江外草堂》，還有一次派弟弟杜占回成都“檢校”草堂時，特別交待杜占“鵝鴨宜長數，柴荊莫浪開”。當他終於回到草堂時，他連續寫了《草堂》、《題桃樹》、《四松》、《水檻》、《破船》諸詩來表達他與草堂重逢之後的複雜感情。
從以上種種可以看出，杜甫確實是“忠愛出於天性”，隨時流露出純摯與仁厚之情，決不虛矯。只有從杜甫的這種個性出發，我們才能體會，杜甫是一個真正的“忠君愛國的詩人”，也是一個真正的“關懷人民的詩人”。現代人對這兩個頭銜可能都會嗤之以鼻，認為是教科書上的口號，但杜甫確實擔當得起。試看下一首詩：
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
這是天將大旱的景象，杜甫憂心如燓，因為，
農事都已休，兵戈況騷屑。巴人困軍須，慟哭厚土熱。
農民無法耕種，又要負擔軍隊的開支，後果難以預料。還好，晚上下了一場雨，“穀根小蘇息”，可惜雨並不大，“沴氣終不滅”。杜甫不由得感嘆：
何由見寧歲，解我憂思結？
他仰看著群山，看到山上還有烏雲，還可能繼續下雨，不由得大聲疾呼：
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吳越。（原注：時聞浙右多盜賊。《喜雨》）
這首詩讀起來會讓人有一種奇異之感。這時杜甫並未居官，大旱跟他有何關係，但他卻用“日色赤如血”、“慟哭厚土熱”這麼重的字眼來表達他的沈重心情。看到下了雨，他就高興，看到雨下得不夠大，他的憂心就不能解除。他怎麼老是為天下人擔心呢？更奇怪的是，浙東有農民“暴動”，他遠在四川，怎麼也會知道？他怎麼老是關懷天下事呢？這跟他有何相干？有人說，他希望一場滂沱大雨把浙東的“民亂”沖刷乾淨，其實根本不是。因為天旱，老百姓無力供養軍隊，才會挺而走險。杜甫正是擔心四川再不下雨，就會變成第二個浙東，只有一場滂沱大雨，才能徹底消解天地間的“沴氣”。這就是杜甫，說他“忠愛出於天性”一點也不虛假。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近結尾處，他說到，回到家門聽到妻子的號咷，才知道小兒子已餓死。然後，他說自己作為士大夫，
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
撫跡猶酸辛，平人固騷屑。
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
憂端齊終南，澒洞不可掇。
杜甫行吟圖
一個士大夫，因自己的遭遇而想到一般老百姓的苦難，從而“憂端齊終南”，產生無法扼止的悲哀。這樣的詩，中國哪個詩人寫過？我每次講這首，讀到這裡，總是聲音微微顫抖，而教室裡也總是鴉雀無聲，能說他不是中國最大的詩人嗎？
這只是就兩首詩來談杜甫的心態與人格，如果就杜甫所有作品來看，我們更會對他那麼關心時局和百姓而感到驚訝。安史亂中就不用說了，我想再舉一個一般不太注意的例子。代宗廣德元年十月，由於朝廷舉措失當，吐蕃輕易的攻進長安，這是長安繼安史之亂後第二度淪陷。當時杜甫和四川的官員正密切注意吐蕃對四川西北邊疆的進犯，誰也沒有留意長安的消息。當年歲末，杜甫終於聽到一些傳聞，心急如燓的連續寫了《遣憂》、《巴山》、《早花》三首詩。從這個時候，一直到第二年的春天，杜甫始終關注局勢的發展。據我估算，對於這一事件，他至少又寫了二十一首詩，包括《傷春五首》、《收京》、《釋悶》、《有感五首》、《憶昔二首》。古人稱他為“每飯不忘其君”，翻譯成現代話，就是杜甫極為關注現實政治，常常為之寢食難安。這種關心，竟然可以逼迫他不得不寫詩，而且，這種詩常常寫得很動人。對杜甫來講，現實政治已經成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構成他感情波動的核心要素，這樣的詩人，在中國再也找不到第二個。他年輕時立志要“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無非是希望天下太平，世間永遠沒有苦難。他對現實政治的關懷，其實也不過是這種善良願望的熱切表現。如果我們說他是一個“封建道德”的護衛者，或者說他是在為“統治階級”說話，那只能證明我們是個糟糕的政治教條主義者。杜甫所以讓人感到不可思議，因為天地間很難再找到像他這樣的第二個大詩人。從人格上來講，這不是“詩聖”，還能是什麼？
杜甫生長於盛唐，而盛唐還是一個佛教、道教盛行的時代，李白是個道教徒，王維是個佛教徒，儒學在當時很少人真正的信服。說到詩人的追求，不論孟浩然、王昌齡，還是李白、高適、岑參，都是熱衷功名之士。當然，杜甫也熱衷功名，但除此之外，他確實有仁民愛物之心，在當時可謂“特立一代”，再沒有第二個人像他一樣。在儒學尚未復興的時代，怎麼會出現這樣一個“純儒”的詩人，真是不可思議。在儒學全面復興的宋代，大家一致的稱讚杜甫，從此以後杜甫成為中國詩人的最高典範。杜甫重視人倫之情，充滿“民胞物與”、“濟世愛民”之心，完全體現了儒家的精神。杜甫的作品把這種精神表達到了極致，因此理所當然的被中國人稱為“詩聖”。
2014年11月17至18日初稿
2015年5月28日修訂
雅理編輯：oncecat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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