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维宽，广西民族大学民族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来源：本文原名为《从历史地理学的视角看当前民间信仰研究的误区》，发表于《广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感谢作者授权发布。
“舆地志”栏目编辑：韩周敬，暨南大学历史地理中心博士生
在当前的中国史研究中，立足于“小历史”的研究视角，运用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通过民间信仰、宗族等研究对象，对地域社会进行社会史或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力图重构区域社会的历史及其新的解释框架，正成为历史学研究的一大热点，并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但也应看到，在民间信仰的研究中，区域社会史或历史人类学学者们所提出的，努力把田野调查与文献分析、历时性研究与结构性分析、国家制度研究与基层社会研究相结合起来的观点以及所建构起来的研究模式，在被一些研究者运用到具体地域的研究实践时，出现了一些偏差。特别是在研究单一民间信仰时，往往缺乏对信仰区域的整体关照及其空间分异现象的深入剖析，也缺乏对信仰在时间演进序列上擅变的揭示。
笔者认为，将现代历史地理学“尽全时空”的观念和区域研究方法引入民间信仰的研究，有利于澄清“区域”的前提和建构区域社会史的时空背景。本文从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视角，以当前岭南民间信仰的研究作为考察的中心，探讨存在的误区，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以求教于方家。
时间序列上的断线是当前民间信仰研究普遍存在的一大缺陷。笔者认为，对于地域社会的单一民间神祇信仰研究，需要将其置于较长的时段内予以考察，系统地厘清该信仰的起源、功能与特点，探讨该信仰与地域社会的结合过程以及与其他地方神祇的关系，使人们对该信仰演变的历史脉络有一个全景式的了解。
但是，当前许多民间信仰的研究并未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例如，伏波神信仰是目前岭南地区民间信仰研究的一个热点，在大量相关研究成果中，在时段上呈现出人为造成的“断线”。有的研究仅局限于清代，有的将研究的时段扩展到明清时期，研究时段最靠前的则是宋明时期。不难看出，不同的研究者基于自己的视角，仅将研究时段局限于一二个朝代，都缺乏一个历时性的整体关照。由此得出的结论往往是基于一二个时间断面上的认识，难以完整地再现伏波神信仰在长时段序列上的演变情况。需要指出的是，笔者并不是否定断代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而是强调对于一些特定的研究对象，如一定区域的单一民间神祇信仰，最佳的研究路径是进行历时性的研究。
空间上的割裂是又一大缺陷。空间维度是现代历史地理学借鉴地理学的空间观念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分析手段。历史地理学认为，人类的活动是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展开的，为此将“尽全时空”作为历史地理学的一个重要观念。蓝勇先生认为，研究历史时期的区域地理现象，不能仅局限于个别空间，而是要尽全地关注所有空间，注意分析区域地理现象的空间差异。
▲ 蓝勇先生所著《中国历史地理学》书影
对于民间信仰的研究而言，即使是同一种民间神祇，如果具有一定的空间分布范围，由于不同的地域地理环境、民族构成、文化背景，那么其功能亦会呈现出空间分异的特性。例如，岭南的三界神信仰，在不同地方的功能也不尽相同，苍梧的三界神主要是水神，桂平的三界神主要是地方保护神，而桂西北地区的三界神则演变成了神医。可见，只有全面地收集该民间神祇的所有地域信息符号，才能获得全面、客观、准确的认识。
▲ 广西省肇庆市“水三界神”求雨仪式
在当前的民间信仰研究中，大多数成果只是基于个别空间的分析，这种空间上的人为割裂，导致结论不能准确反映研究客体在空间结构上的完整状态。陈春声先生结合自身的研究实践，认为要追寻区域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就必须把区域的、个案的、具体事件的研究置于对整体历史的关怀之中，这样才能有利于表达出对历史整体的理解。同样，对于区域民间信仰的研究，不能仅局限于个案的、个别空间的分析，而是要立足于关怀该民间信仰的整个空间，达到对该民间信仰从时空两个维度进行完整解读的目的。
当前有关民间信仰的研究，在方法上存在随机取样与片面分析的误区。一是对某种存在较大分布范围的民间信仰，只是随机地选取其中的某处或少数几处作为分析的样本，而忽视其他地区。二是某种民间神祇存在多种功能，只选取其中的某一种功能予以放大，而置其他功能于不顾，导致对民间神祇功能的片面化理解。三是民间神祇与地方社会的结合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杂糅性，如果只是片面强调某种民间神祇与地方社会的单一结合，显然不符合历史的实际。
当前对桂林地区民间神祇的研究正形成一股热潮，但是我们也发现，以某个民间神祇为主体的研究方法存在较大局限，其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将民间神祇体系割裂开来，如果只是选取其中的某个神祇进行所谓的地域社会重构及区域社会变迁的分析，就显得太过片面和简单化。
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表明，要做到研究的客观性，就必须注意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特别是涉及区域的研究，一定要高度关注研究样本的数量、代表性和对区域的覆盖率，这是由研究对象的区域差异和复杂性决定的。传统的史学研究在论述过程中习惯于“举例子”，李伯重先生将其称为“选精法”或“集粹法”，这种方法在传统史学偏重描述的时代背景下曾是研究方法的主流。然而在历史研究日益讲求精度的今天，传统史学随机“举例子”研究方法的缺陷便暴露无遗，特别是涉及历史时期中国经济、文化等领域，由于区域差异非常明显，随机“举例子”的方法很难将这种差异性清晰地体现出来，这就需要我们在研究方法上加以创新。
由此可见，那种大而化之、简单勾勒式的研究方法己经不能适应现代史学的发展要求，而历史地理学讲求时空范围上的高清晰度、高分辨率的方法正成为学界的共识。
一般来说，民间信仰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如果信仰仅局限于一村一寨的范围，而没有成为一定地域的普遍信仰，那么研究其在地域社会中的建构作用就显得意义不大。既然民间信仰的研究是以一定的地域覆盖为前提条件，那么对样本的提取就需要关照地域覆盖率，不能简单地以点代面。此外，由于地理环境、民族构成、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同一种民间神祇信仰与不同的地域社会结合，其功能可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或具有多种功能，或仅具有一种功能;在不同地域社会的神祇体系中，该民间神祇或居于主导地位，或居于从属地位，或处于杂糅不清的状态。正是由于民间神祇作为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在研究方法上就不能太过随机和片面，否则将会得出一知半解的认识。
自从中国的社会史学界、历史人类学界运用大历史与小历史、大传统与小传统、国家与地方社会互动的模式，通过民间信仰、习俗这一研究对象考察中国不同地域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以来，在重新认识中国地域社会结构的形成与变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史学研究注入了一股新的学术风气，并因之产生了一些新的学术流派，例如以中山大学陈春声、刘志伟教授为代表的岭南学派。此外，北京大学的赵世瑜、南开大学的常建华、厦门大学的郑振满等教授都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人物。在研究地域上，则重点覆盖了华南、华北等地区。可以说，上述学者基本上奠定了中国地域社会民间信仰研究的范式，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随着研究地域的不断延伸，特别是向边疆民族地区的拓展，简单套用既有研究模式的现象非常突出，而较少关照到边疆民族地区地域社会的复杂性。
▲ 西藏地区的信仰仪式具有极强的地域特色
如果仔细分析既有研究模式的研究地域与对象，不难发现研究地域主要位于中原王朝的腹心地区，研究对象主要是汉族的民间信仰与习俗。毫无疑问，历史时期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结构和民间信仰与中原腹地具有较大的差异，不能简单地将既有的研究模式复制到边疆民族地区的研究中，而是要关照到地区差异，对既有的研究模式进行创新。
我们发现，在所谓“国家一地方”的民间信仰研究模式中，强调将国家正祀的地方化与地方神祇的国家化作为分析的两个维度，这是从民间信仰方面整合国家与地方关系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有关研究表明，中央王朝在边疆地区建立与巩固统治秩序的过程中，在思想上首先是树立国家正祀的地位，并使其逐步地方化;其次才是逐渐将一些地方神祇纳入王朝祀典，将区域社会的民间神改造为官府认可的神明。
但是，在当前一些有关岭南民间信仰的研究中，往往只是关注地方神祇的国家化以及所隐含的所谓“国家认同意识”，而忽略了国家正祀的地方化，显然这是对既有研究模式的简单化。
在广西地区，伏波神信仰、三界神信仰是地方神祇国家化的典型例证，但对国家正祀的地方化却少有论及，最为典型的是真武神(又称北帝)信仰。明清时期，以真武神为代表的国家神灵信仰在广西各地广为流行，根据《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的记载，广西绝大多数的府州县都修建有真武庙(又称北帝庙)，这是中央王朝将广西边疆地区整合进王朝统治秩序的重要措施，其所蕴涵的国家认同意义远比少数几种民间神祇的国家隐喻大得多，而且伏波神、三界神等地方神祇的分布地域远不及真武神(北帝)广泛。但研究模式的简单化却遮蔽了这一特性。
▲ 广西省钦州市六峰山“北帝庙”，门前香火繁盛。
当前有关民间信仰的研究尽管存在着研究地域和研究对象的差异，但结论却出奇地一致，即某种民间信仰增强了地方社会的民族认同意识、国家认同意识，有力地促进了地域社会的重构和边疆社会秩序的稳定等。事实上，民间信仰的呈现形态是复杂多样的，地方社会信奉的神祇也是多元的，是由众多神祇构成的体系，每种神祇都承担着不同职能，对地方社会形成全方位的保护。因此，不是每一种神祇信仰都体现了民族认同意识、国家认同意识。然而，当前有关民间信仰的一些研究却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这一点，由某种神祇的信仰推导出某个地方社会、某个民族存在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意识，陷入了以点代面、以偏概全的误区。
其实，区域社会史或历史人类学研究者一再声称，他们的研究结论只对某个特定的研究区域和对象有效，而不具有普遍意义，这是非常客观公正的态度。但后来的一些研究者往往将某种个案研究的结论放大化，容易让人觉得这一结论对所有信仰某种神祇的区域都适用。
已有的研究表明，同一种民间信仰，在不同地区所起的作用和功能是有差异的。例如同样是伏波信仰，位于广西边境地区的龙州的伏波庙和位于横县乌蛮滩的伏波庙，它们对当地社会的功能是不完全一致的。龙州的伏波信仰主要反映了对马援捍卫国家疆域完整的历史记忆，是将马援作为边疆安全的保护神予以表达的;横县的伏波信仰则更多地是基于乌蛮滩的险阻，而马援曾平定交趾征侧、征贰姐妹的叛乱，因而被当地人当做御灾捍患的神祇，如今凡是有船经过乌蛮滩，还会燃放鞭炮以祈求平安。因此，那种将伏波信仰的某种功能无限放大的做法是非常危险的。
▲ 广西省横县“伏波将军”马援神像
当前一些民间信仰研究成果中结论的雷同，其根源在于对所谓“国家一地方”研究模式的简单套用以及研究方法的随机片面，似乎不强调民间神祇对于中央王朝或地方社会建构所起的某种重要作用，就凸显不出该项研究的重要性。但民间信仰或地方社会本身却是不断擅变而且具有较大空间分异特性的，任何简单化的分析模式注定了不会得出科学性的结论，只会是一个个改变了地点和神祇名称的文字填空游戏而己。
综观之，从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视角分析，当前对历史时期民间信仰的研究还存在着较多误区。那么如何才能使该项研究突破原有的窠臼？笔者认为，历史时期的民间信仰具有较强的时空二维特征，而注重研究对象的时空属性是现代历史地理学的重要理念。为此，需要将历史地理学“尽全时空”的观念贯穿于历史时期民间信仰的研究过程中，并将区域社会史或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模式完整地、准确地引入当前民间信仰的研究实践，而不是片面、简单地套用。具体而言，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研究单一神祇信仰时需要尽全地占有所有时间信息符号和地域信息符号，做到时间上不断线、空间上不割裂。从时间序列上厘清该信仰渊源流变的历史脉络，同时关照该民间信仰的整个空间，探讨其空间结构及空间分异现象，发现该信仰的时空函数关系。
第二，应注意将民间信仰的个案研究置于该信仰的整体空间中进行考察，克服随机取样与片面分析的局限。个案的选取要关照空间结构的不同情形，十分注意研究样本的数量、代表性和对区域的覆盖率。由于地理环境、民族构成、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性，同一民间信仰与不同的地域社会结合，其功能可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不能为达到自己预设的、先验的研究目的，片面强调一种信仰的某种功能，而有意忽略其他功能。
第三，研究模式的借用需与地域社会的实际相结合，某种研究模式总是与一定的地域研究实践相联系，不可能无限延伸与普遍适用。例如施坚雅参照中心地理论所创立的区域中心与市场等级模型能够很好地说明平原地区的情况，却不适用于分析地形复杂的山区。同样，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结构和民间信仰与中原腹地具有较大的差异，不能简单地将腹地的研究模式复制到边疆民族地区的研究中，而是要关照到地区差异，对既有的研究模式进行创新。此外，对既有研究模式的运用需要完整而准确。从广西的研究实践看，对既有研究模式的借用并不完整，往往只是关注地方神祇的国家化以及所隐含的“国家认同意识”，而忽略了国家正祀的地方化以及借此将地方社会整合进王朝统治秩序的过程。
总之，只有充分考虑到上述因素，才能有效避免研究过程的千篇一律和研究结论的雷同。更为重要的是，应努力突破目前集中于单一神祇信仰研究的局面，因为传统时代地域社会信仰的神祇是多元的，仅作单一神祇的信仰研究显然远远不够。因此，清晰复原地域社会的神祇系统，探寻这些神祇与地域社会的结合过程和空间分异，更有利于从民间信仰的角度重建地域社会的历史。
排版：@王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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