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7日，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文化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彭山江口沉银遗址历史学者座谈会”在彭山举行。
在座谈会上，来自国内的18位历史学者，围绕“张献忠沉银遗址重要意义和价值”“沉银考古发掘价值意义”等话题，纷纷发表各自观点。
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来自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献忠带来的《“张献忠屠蜀”与清朝政治合法性之建构》，引起张献忠说“张献忠”的热议。
张献忠认为，张献忠确实在四川进行过惨无人道的屠杀，而且数量不会太少。但大部分史籍都有夸张，甚至将明、清以及地方武装对四川人民的屠杀也“嫁祸”于张献忠。同时，张献忠的“屠蜀”政策主要发生在后期。
作为明史学家，张献忠从天津来四川参加座谈会，是有备而来。他特意撰写文章《“张献忠屠蜀”与清朝政治合法性之建构》，希望“借此机会让公众重新认识张献忠”。
“屠蜀说”分歧较大
张献忠引述史料指出，1578年，四川省有有“户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明会要》卷五十），至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陡降至“一万八千零九十丁”，“合全蜀数千里内之人民，不及他省一县之众”（嘉庆《四川通志》卷十七）。
张献忠说，这里丁数系承担赋役的成年男性人数，如按五口人中有一个成年男丁推算的话，康熙二十四年的人口数约为九万多。百余年间，人口竟减少了30多倍！对于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的原因，无论是清朝官修的《明史》还是私家野史，无不归咎于“张献忠屠蜀”。
“不过，在学术界，对张献忠屠蜀则有着不同的看法。”张献忠说，民国时期，大部分史家都认同清初史籍所载“张献忠屠蜀”之说，但也有史家并不完全赞同，如萧一山评论说：“满汉兵丁所杀，殆不下於献贱……盖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事，到处行之，而川人真靡有孑遗矣。清人纪载胥以此归之献忠，殆成王败寇之公例，其实未必然耳！”
张献忠“屠蜀”相关文献资料
屠蜀存有“嫁祸”嫌疑
通过分析史料和前人研究成果，张献忠“抛”出新观点：“张献忠确实在四川进行过惨无人道的屠杀，而且数量不会太少。但是我们也必须认清两点：第一，大部分史籍都有夸张，甚至将明、清以及地方武装对四川人民的屠杀也嫁祸于张献忠；这一点后文还将进一步阐释；第二，张献忠的“屠蜀”政策主要发生在后期。”
为何嫁祸？
张献忠认为，正是因为“张献忠屠蜀”问题确实存在，清朝初步统一全国后，以极端残酷的文化高压政策为护航，不仅轻而易举地将清军对四川的屠杀嫁祸于张献忠，而且从中还找到了建构其政治合法性的“依据”——这也是清朝没有嫁祸于明军的一个重要原因。
“清朝虽然以民族屠杀的方式征服了中原，统一了全国，但很难获得汉族的认同，其政治合法性受到严重质疑。”张献忠说，政治合法性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系指政权基于被民众认可原则基础上实施统治的正统性或正当性。中国传统的政治合法性是建基于儒家一整套伦理基础之上的，其中又以“仁政”为核心，另外，“华夷之辨”也是一个重要方面。这两个方面，清朝显然都不具备，因为清朝是靠军事征服而建立起来的少数民族政权，这就使其面临着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权都更为严峻的合法性危机。
张献忠说，将“张献忠屠蜀”肆意夸大、渲染，不仅可以转移清政权的合法性危机，而且还可以通过把自己打扮成“替天行道”者，找到一条重建政治合法性的路径。基于此，清朝不遗余力地将其与其他各种势力对四川的屠戮转嫁到张献忠及其大西军身上。清朝一方面不断强化张献忠的“杀人魔王”形象，一方面宣称“明亡于流贼”，进而巧妙地将其对张献忠的征讨和对川民的屠杀说成是“为明复仇”。清朝由此从屠杀者、征服者变成了“替天行道者”，其合法性也因此得以建构。如果清朝着力渲染明军对川民的抢掠和屠杀，或者将清军的屠杀转嫁到明军头上，虽然能转移其合法性危机，但却无法将自身塑造成“替天行道者”，也不利于其政治合法性的建构。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