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至正十一年四月，由于气候原因，黄河决口。元顺帝下诏开凿黄河故道，征发汴梁等地百姓十五万、庐州等戍十八翼军二万，修建新河堤八百五十多里，动用石料两千船。在工作强度巨大的徭役压迫下，“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轰轰烈烈的反元起义迅速燃遍了整个中国大地， 明太祖朱元璋乘势而起。十七年后，明军至通州攻占元朝都城元大都，元顺帝与三宫后妃、太子等逃往开平。自此，元朝结束了在中国九十七年的统治，政权退居北方，史称“北元”。
虽然明帝国驱逐了元朝在大都的政权，但是避居开平的北元残余势力依然强大。心有不甘的北元政权不久就进行了疯狂的反扑。元帝命令扩廓帖木儿发兵燕京，扩廓帖木儿出雁门，欲寇保安和居庸地区。洪武二年春正月，参将傅有德大败故元脱列伯于宣德。在北元持续、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一向强势的朱元璋在洪武二年下诏命令吏民内迁至紫荆关内。之后，朱元璋又派遣傅有德、刘真等将领审视宣府要害，划定疆域。这便是九边重镇宣府的雏形。
◎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朱元璋为何要将宣府以北的百姓“尽徙关内”？其实此举也是朱元璋迫不得已的决定。从唐末开始，少数民族政权逐渐进入中国北方地区，到明朝初年，中国北方地区已经被北方民族统治了三百年之久， 在这种情况下，北方遍地“胡风”，当地百姓对新兴明帝国所高呼的“驱逐胡虏”的口号是否认同，还是值得商榷的。再者， 当时明帝国北方防线军事设施空虚，无力对战事做到有效的预警和防御。一旦有警，没有坚固工事保护的百姓很容易遭到北元势力的掳掠和杀戮。同时，明帝国在建国之初， 也迫切地希望发展国内生产力，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建立一个较为稳定的边防。从以上几点分析来看，明帝国迁徙民众，建立都司，划定疆界，最终设立著名的“九边”防御体系，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具体来说，明帝国的“九边”，是明帝国为防御北方蒙古铁骑而修建起来的庞大军事工事，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绵延上万里，九边各镇分地防守。明开国之初只有四镇， 即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后来又相继设立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亦称为“二镇”， 是为“九边”。
不过，“九边重镇自明初始”这种传统说法是对于九边定位和理解的一个惯性误区。嘉靖之后，“九边”逐渐演变为北方长城及周边防御体系的总称。所以，明代的“九边重镇”，是经历了一百余年的经略才发展而来的。
宣府镇虽然距离京师仅四百余里，但在明初，其防御体系的发展也是非常缓慢和曲折的。
明太祖洪武二年春，傅有德攻占元朝的宣德府，即明朝的宣府镇城。当时明帝国和故元的战争依然十分激烈，但是北方地区经过数十年的沉寂以后，并没有可以作为依托抵抗元军的防御工事，所以，洪武三年，淮安侯华云龙上疏请修北方防御工事。华云龙认为，北方沿边诸关口，东自永平、蓟州、密县，西至五灰岭二千二百余里的边界，可通人马的隘道有一百二十多处，其中官坐岭、王平、紫荆口、芦花寨四地尤为要害，必须凭靠天险，设兵驻守。华云龙的这份奏疏被认为是明代经略北方要塞的开始。
我们仔细研究一下便可发现，华云龙所提到的需要设险的要塞，均在偏内陆的位置：五灰岭（即今五回岭）、官坐岭、紫荆口，均在今河北省保定市易县附近；王平，即今北京市门头沟区的王平村，亦离当时刚刚攻克不久的宣德府有相当长的距离。而早在洪武元年八月，朱元璋为了守御北平，就已派遣大将军徐达设置燕山六卫。后来，明于洪武二年八月置燕山前后二卫；洪武三年正月，设通州指挥使司，置蔚州卫指挥使司；三年正月丁巳，置大同左右二卫；三年三月，又于燕山诸卫屯田。
那么，为什么当时明帝国在大同、燕山各地皆设卫镇守，而唯独宣德府没有任何设卫的记载呢？
应该说，这样的部署，和当时的军事形势是分不开的。
如前面所说，洪武元年闰七月，大将军徐达克通州。八月，徐达自通州出兵，进取元朝京师大都。元主及其后妃、太子开健德门逃遁。明军填壕登城，自齐化门而入，攻陷元大都，夺获两枚玉印和一枚成宗王玺，并封锁其府库及图籍、宝物等。徐达又封故宫殿门，命令指挥张焕以千人防守，并巡逻古北口。九月，大将军徐达再次派遣副将军常遇春及傅有德发兵北平，取未下州郡，尽克全燕地区。在这前后， 燕京新定，立足未稳，元的残余势力随时都有可能反扑。朱元璋在燕京地区设置燕京六卫，是当时形势的必然结果。历史证明朱元璋的考虑是正确的。而明帝国虽然设置了燕京六卫，但要防御偌大的故元京师及京畿地区，兵力却是远远不够的。
前面已说过，故元残余势力在洪武元年经常入侵犯边。洪武二年二月，故元丞相也速又率大军入侵通州，通州守军在当时不满千人，虽然最后平掌曹良臣用奇计击退了元兵，但是明帝国经过此役也意识到了燕地军事力量的薄弱。二年六月，常遇春攻克开平，元主再次北遁。经过此役，蓟北平定下来。之后，明帝国终于有了充分的时间来加强自己在故元京畿地区的军事力量。因此，明帝国才在常遇春攻克开平的同月，增加了燕山前后二卫，更在洪武三年的正月，在通州设立了通州指挥使司，用以加强通州及京畿地区的军事力量。
大同的卫所设置和通州相仿。当时，明军在山西和陕西战场上势如破竹，一路高歌猛进。而洪武二年八月，元主北逃至盖里泊，命令脱列伯、孔兴以重兵进攻大同， 被明将李文忠打败。接连大败的故元政权终于明白自己已经无力对抗新兴的大明政权，打消了恢复基业的意图。洪武三年正月，明军在大同设置大同左右卫。
可以看出，明军在大同、通州等地区设置军事单位的原因是相同的。即该地曾遭到过大规模的入侵，但暂时不会有相同规模的入侵，同时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作为战略缓冲。
而明军攻克宣德府（即后来的宣府）一事，《明太祖实录》中竟没有记载，仅《殊域周咨录》中将此事一笔带过，对戍守的描述也只有“国初惟遣将卒番守”这一句话。这些均指向一个事实——在明初，宣府根本就不是一个“要地”，其战略意义甚至低到攻克以后实录不载的程度。
不过，我们知道明代以前， 宣府一直是北方重镇。所以虽然明太祖朱元璋在“斥堠未立，保聚为难故”的情况下不得不内徙居民，收缩防线，将北方防御线划至靠近内陆的紫荆口地区，但是明朝并没有放弃北方地区。在内徙宣府居民以后，明朝便开始腾出手来完善北方防御体系。
洪武二年以后，故元在西北、东部战场相继失利。先是元兵攻大同、通州未果， 洪武三年故元将领王保保（即扩廓帖木儿） 围明帝国兰州府之战更成了故元势力对明帝国边境城池最后一次有威胁性的进攻。当时兰州指挥张温固守城池以待援兵，王保保进攻不利，又害怕明军的援军到来，最终败退而去。
此战后不久，明朝再次发兵，意图消灭故元残部。李文忠自开平进兵，攻陷应昌， 俘虏了元主之孙买的里八剌和故元官属。洪武四年二月，淮安侯华云龙大破驴儿， 攻取开平诸寨，故元残部辽阳行省大震。同月，故元辽阳行省平章刘益遣使奉上辽东州郡地图和军马钱粮，正式归降明朝，此时西路明军亦一路高歌猛进，克取陕西， 至此中国全境大局已定。故元兵曾在洪武六年四月寇武朔，但随即被明军陈德、郭子兴击败，不久徐达再次大破故元将王保保于怀柔，故元兵远遁漠北，再无能力对明帝国边境进行大规模入犯。故元军事力量强大的势力要么被明军消灭，要么望风归附明朝，随着洪武二十年故元将领纳哈出的投降以及洪武二十一年蓝玉指挥的捕鱼儿海大捷，故元势力彻底瓦解，再无能力组织大规模兵团作战。频繁迁徙的故元政权，其首领也是频繁地变换，自脱古思帖木儿以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出现了五个最高首领，而且都不曾善终，以至于蒙古诸部都不知道“帝号”为何。不久之后， 鬼力赤篡立，自称可汗，去大元国号，自称鞑靼部，随风飘摇的北元政权灭亡，蒙古的鞑靼时代来临。
洪武四年以后，明朝和故元之间的冲突变少。除蓝玉远征土剌河击败王保保的战役外，明军对北方战事趋于保守，故元也没有实力进行反击。同样，在洪武三年至洪武二十一年这个时间段中，鲜有宣府地区被侵扰的记载，可见宣府地区的边防形势是趋于好转和稳定的。
作为现代人，在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以“上帝视角”去看待历史问题的。但如果我们站在古人的角度上，从当时明初的大环境来看，就会明白：在已经初步划定北方防御地段（紫荆口一线）的情况下， 在长期没有敌人侵扰的宣府地区部署重兵、修筑雄城是一种不现实的做法，毕竟它并不在元明冲突的焦点上。
由于并非是战争的焦点地区，宣府镇的发展依然十分缓慢。在该地实行的屯田制度成为其日后兴起的基础。当时的情况是：虽然暂时故元兵已无法对明朝边境城池造成较大威胁，但是明朝边境力量不足、军事单位设置不完善始终是一个问题。洪武中期，很多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的将领故去，朱元璋必须要考虑明朝未来的军事走向和军事部署。针对这个情况，在洪武十八年，大学士宋纳上守边策，认为如今最急迫的问题之一便是如何保证庞大军队的吃饭问题，他建议朱元璋仿照前代，创立屯田制度。各个驻扎的军队以所驻范围东西五百里为界开展屯田，让军队自给自足的同时又能安心操练，遇敌则战，寇去则耕。史载，朱元璋马上采纳了宋纳的建议，并很快开始实施。可以说，宋纳针对当时元明的形势，尖锐、精辟地分析出了当时的态势和明军今后的路线。虽然当时边境基本保持稳定的状态，但是明朝也无法保证今后的战守形势。既然明帝国无法保证未来明军的战斗力能媲美明初的虎狼之师，更无力全歼故元残部，那么明军要做的只能是积极备战，时刻准备反击，以及做好自卫工作。可是明初全国军队数量达到了二百万左右，如果军饷全部出自民间，无疑会造成巨大的负担。所以屯田制度应运而生。屯田制被明帝国定为国策，在全国迅速实施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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