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以定州蒲陰縣當高陽關會兵路，詔葺其城。供奉官、閤門祗候謝德權兼掌其事，一日，乘傳詣闕求對，且言：「緣邊民庶，多挈族入城居止。前歲匈奴犯境，傅潛閉壘自固，康保裔被擒，王師未有勝捷。臣以為今歲戎人必寇內地，今邊兵聚屯一處，尤非便利，願速分戍鎮、定、高陽三路。天雄城壁闊遠，請急詔蹙之，仍葺澶州北城，浚德清軍隍塹，以為備豫。」上變色曰：「此大事，非爾所當言。」德權曰：「臣蒙恩驅策，冒萬死求見，願陛下留意。臣實慮蒲陰工作未訖，寇必暴至矣。」上慰遣之。既而敵果圍蒲陰。
还是这张图，宋军的部署就是辽军来进攻，就集中边境所有兵力到定州。结果反而导致边境空虚，没考虑到辽军可以绕开防御的问题。
刚果花园：战争本来就是矛盾统一体，兵力集中了，必然有防御破绽出现；兵力分散了，又会有被敌军各个击破的可能。如何寻求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就是考量名将的标准了。
橙色指挥官：这个是没办法的事，谁让你机动力不如别人又不占地利。要是在定州集结个五万骑兵，辽军还敢绕不？
拿皇再世我霞飞：这个指责是很脱离时代背景的。
korangarzqin：肯定考虑了，只是没想到定州的宋军这么怂。
经略幽燕我童贯：契丹从河北入境，大路无非两条。一是雄州-瀛州-深州-冀州-恩州-大名-开德府-开封，另一条是雄州-瀛州-赵州-刑州-磁州-相州-滑州-开封，其中，瀛州即河间，恩州即贝州，起点都是雄州，终点都是开封，瀛州是转换点。
仔细看地图，不难发现，王超真是个蠢货！
辽军避开镇定大军，走深州-冀州-恩州-大名-开德府的方向入开封， 有点间接路线的意思，有调动镇定大军，而后歼灭之的潜在可能性，这一点要考虑到。李德哈特如果知道，肯定要大吹特吹一番自己对“兵势如水”“以迂为直”这两个概念的再发挥的，有意无意再暗示一下自己才是孙子的精神传人。
宋方聚集重兵在定州，是按传统思路来的。就像咱家经常说的那样，会战总要有一方邀请，一方接受，才能形成。宋方的决策前提是，宋军邀请，自然辽军接受。不可能辽军不接受会战邀请，直接深入。可问题是这一年偏偏辽军就放弃定州方向的宋军重兵不顾，连瀛州都没攻下来，就直接深入冀州贝州奔大名而去了（大名也没拿下来就直奔开德府即澶州去了），这是典型的不按套路来，难怪真宗一下就慌了。
vichywasser：那宋军为啥不把主力放在瀛州，定州离进军路线那么远，难不成认定辽一定会打定州，解除后患才会继续前进？
经略幽燕我童贯：这是旧思维，确切说是太祖、太宗时期的思路，真宗时期的局势已经有所变化，但以镇、定遮蔽大路进行战役组织的设想，没有动过大手术，如果措置有力，主将有很强的工作能力，能从全局分析矛盾，那么这不是个大问题，可后来选用的是王超、傅潜这种庸才，缩手缩脚，屡召不动。结果敌人没有被阻挡住，直接奔开封而来，这一次差点掉链子了。
具体可以看曾瑞龙的弹性防御那一篇文章的这个部分：
大量史实说明，北宋的弹性防御是历史环境所造成。宋辽边界的地理形势使宋军不容易建立巩固的前沿战线而宁采用弹性防御。自沧州至顺安军边吴淀，边界有塘水阻隔。这段天然防线，按照何承矩计算，其直线距离“东西三百余里南北五七十里”⑥，但全长则“绵宜七州军，屈曲九百里”，水深自五尺至一丈不等，“深不可以行舟，浅不可以徒涉，虽有劲兵不能渡也。⑨”按照沈括的记载，“信安、沧、景之间多蚊虻，夏月牛马皆以泥涂之，不尔多为蚊虻所毙。郊行不敢乘马，马为蚊虻所毒，则狂逸不可制。（10）”但边吴淀西向至长城口不到一百五十里，“山阜高仰．水不能至，敌骑驰突，得此路足矣。”尤其是端拱二年(989)易州、满城相继失守，辽骑直叩唐河，是边防最严峻的考验（11）。据沈括的调查，这一地段中又可分为两段，即定州、西山、北平寨一段．和保州以东至顺安军一段。对于前者，宋军可倚西山布阵，另以奇兵设伏，令局势不致恶化。但后者则“平川横袤三十余里，南北径直、并无险阻，不经州县。可以大军方阵安(长?)驱，自永宁军以东直入深、冀，行于无人之地。（12）”这才是前沿的最大漏洞。
宋军在前沿列置堡寨，作为体现主权、维持治安的机制，为巡检司等小部队提供基地设施，也作为难民的临时庇护站。部分堡寨还有贸易功能（13）。可是这些堡寨未必能抵御辽军大部队的进击。县邑的抵御能力也似不强。《宋史·崔守素传》说君子馆战役(987)之后“河朔诸州城垒多圮”，指的大概是诸州属下的县邑和堡寨。事实上，整个二十五年的宋辽战争中，宋曾经失陷的州城只有易州、深州和祁州，而失陷的县城和堡寨则甚多。单辽军端拱二年(989)的攻势就攻拔了满城、长城口、小狼山寨等多个宋军沿边的据点（14）。
在开国伊始，宋太祖似乎有从事前沿防御的意图，命郭进控西山、李汉超镇关南、何继筠领棣州、贺惟忠屯易州、张美镇横海、虽“少与之兵”，且“二十年不迁其任”，却给与极大的自主权。
太祖任命这批前沿将领，历受北宋一代文臣赞美，且作为一个典故在讨论战略问题的奏章上一再出现（15）。然而这是否便说明太祖具有前沿防御的构想?似乎需要更多的研究才能论定。一方面，太祖时宋辽之间并宋出现持续的军事对抗，诸将的任务可能仅在对付契丹的日常抄略。在开宝二年(969)围攻太原一役，契丹援军深入定州嘉山之后，才遭遇韩重赟所统禁旅伏击而败走（16），也反映出太祖对前沿防御没有寄以厚望。
因此，自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宋辽战争全面爆发后，“会兵设伏夹击”（17）的弹性防御方针就成为重要而必须的战略。满城会战(979)是来军第一场大型弹性防御作战。宋军不在前沿的易州拒敌，而将镇州、定州两处屯军集结在徐河待机。宋太宗为这一战特地颁下阵图，结果因不合符战场实际，以致诸将必须临时变阵出击而大受史家垢病。（18）然而无可否认，宋太宗的战役意图“会兵设伏夹击”是完全达到，而且镇、定和关南二路大军的协同也恰到好处。这一方面，崔彦进巧妙的侧翼迂回功不可没。他“潜师出黑芦堤，趣长城口”，恰好在辽军在满城方向败退时从后截杀，因而将大量辽军赶入西山坑谷，造成巨大的伤亡。宋军在处理战役上的成功，主要是能在纵深上的徐河巩固一个坚强的正面阵地，同时得到一个有力的外线兵团威胁敌军的退路。这种战役法鲜明地体现了弹性防御的特色。
此后，宋军的正面阵地大体就以定州为枢纽，环绕着唐河、徐河、保州、威虏军、北平寨等要点，随敌情而修正位置。如冯拯曾作出置大阵于唐河、中阵于邢州、后阵于天雄军的构想（20）。寇准对澶渊之役的种种构想，也是基于在定州设大阵的既定方针而变化出来。（21）与在定州设大阵这一相对稳定的措施相比，如何构建外线兵团，却是煞费苦心的事情。宋军很难再寄望契丹会重蹈满城会战的覆辙，轻易地让关南部署司切入其后方；而且宋太宗也表现出过度留恋战区指挥权，迟至关南(瀛州)部署司在君子馆战役覆没后，才设置一体化的镇、定、高阳关三路都部署司。然而要怎样建立必要的迂回力量，仍然没有定论。
宋辽战争期间，宋军所施行的弹性防御还有很多内在的问题。如八万人以上构成的大阵中步兵比例高，以致行动和反应能力比较迟缓，后期的主将傅潜、王超作风保守，更大问题出在一体化的指挥难以达成。太宗、真宗虽然屡次颁下阵图来划一行动，但往往未能合符战场实际（注:曾先生的这个意见值得斟酌，并不一定。）。值得一提的是，宋真宗对王超过于谨慎的作风似有微词，索性将缘边游骑的指挥权完全独立出来，不受镇、定、高阳关二路都部署，亦即大阵主将王超的指挥。宋真宗说，“本设奇兵挠其心腹，若复取裁大将，则四人无以自效。”（22）这样无疑活跃了缘边游骑的功能，但对于达成指挥一体化的目标而言，却仍是迢迢无期。到庆历时，边患又再日益严重，朝廷仍在战区指挥权的问题上出现分歧。程琳主张四路分帅，夏竦主张平时置四帅，战时择一位两府大臣为总帅，而韩琦则主张分东西两路。其问题征结在于河北的政治重心在大名府，而军事的重心则在镇、定．“其势倒置”（23），加深了建立一体化指挥的困难。
刘梦龙：如果辽军真杀到开封会怎么样？以开封的坚固程度，加上宋军主力也有决战的条件吧？只要打赢了，辽人就有亡国之虞吧，打输了宋就提前亡了。
经略幽燕我童贯：真到开封？咱家的看法意见是，如果真到了，大宋估计是药丸。
局面很难看。
大宋的根本问题就在于战略决策的摇摆性，有利的时候冒进，挫折的时候退缩。
这是宋政府军人独裁体制的根本痼疾。太祖太宗都是军人出身，本身有一定的军事工作能力，这个问题暴露得还不明显，矛盾还不激化。到宋真宗时，真宗本人已没有在军队方面的背景和阅历，与军队的联系逐步转淡。这种脱离军队背景的军事独裁体制，那就要出问题了。
太祖太宗时，主将不听招呼，太祖太宗两人自己都可以直接号令其下属，自己带队伍上阵，到宋真宗时，由于和军队脱离了直接的行伍联系，这种号令偏裨的手段相反不能对作战起到正面的促进作用了。一旦主将人选不当，这个军事机器的各种不顺畅就要集中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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