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结束的《长安十二时辰》中，提到了“龙武军”、“旅贲军”和“右骁卫”三支军事力量，并分别划归了“圣人”、“太子”和“右相”三方，事实上，“旅贲军”和“东宫右卫率”的“率（lv音）”一样，都属于历史上不存在的东西，前者出自臆造，后者则完全是误读，实为“shuai音”。
而“龙武军”和“右骁卫”虽然在历史上存在，剧中的表现也多有不符事实之处，尤其是“右骁卫”在“右相”命令下于长安城中明火执仗，很是诡异，以至于有人颇感兴趣，“右骁卫”所属的“十六卫”究竟有多少兵力，又有多大的权力？
现实是，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伪命题”。
唐初“府兵制”概括起来，就是以“卫”统府，以“府”管兵，武官军将都常置于此序列之中，“府”下又有“地团”，也就是兵源辖区，以当代的概念来说，应该属于军政系统，包含军官的职务升迁、日常作训、兵役动员等任务。
然而，“府兵制”与“十六卫”并不等同。
确切地说，统领“内府”（即亲、勋、翊三卫所统的“亲贵子弟”所在的“府”，总数约5000人）和“外府”（折冲府）的兵员的，只有“十二卫”，即“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
剩下的“四卫”，并不统辖“折冲府”，而有专门的职能，如“左右监门卫”就负责宫门守备、开闭；而“左右千牛卫”负责皇帝身边的持御刀警备，与“内府”的番直的勋贵子弟共同构成皇帝的贴身警卫圈。
正因为“十二卫”统辖“府”，不少对唐代军事制度一知半解的论者，都认为“十二卫”有所属的兵员编制，进而负责战时的指挥，所以就有所谓的“右骁卫军”，其实，这是完全错误的想象。
诸卫大将军、将军、中郎将、折冲都尉、果毅都尉乃至于校尉、队正等职位，只是唐代的武职官阶，有官署而无属兵，平时部下根本没有“兵”。
现实是，唐朝初年的“兵将分离”比饱受诟病的北宋有过之而无不及，武职高至“诸卫大将军”，也不掌握调兵权，自然也就不会有指挥权。
因为，府兵系统，只有“军政权”，即《新唐书·兵志》中明确记载的功能——“储将”，完全没有军令权。
唐朝的“军令权”被一分为二。
平时的指挥权归属于“南衙”宰相，归总于皇帝，即全国各地折冲府的“府兵”按照规定上番宿卫，“分卫”执掌都城、皇城，以及一部分宫城的屯驻防务，这部分人，按照不同距离的“折冲府”兵额估算，同时在长安“上番”的人数应在8万人左右。
问题是，这8万人的调动，有严格的限制，按照《新唐书·百官志》的记载：
凡发兵，降敕书于尚书，尚书下文符。放十人，发十马，军器出十，皆不待敕。卫士番直，发一人以上，必覆奏。
翻译过来就是，凡是发兵，都要由皇帝降下敕书给尚书省，尚书省颁下文、符执行，出动10个士兵、10匹马、10件兵器以下的行动，可以不用等皇帝的敕书即可行事，但是，如果是“卫士番直”，也就是“府兵”在长安宿卫直守，哪怕只调动一个人，也必须请示皇帝。
可见，不但“诸卫大将军”根本没有调动他们的“卫”所辖“折冲府”上番宿卫的府兵的权力，就连“南衙”的宰相们，也没有这个权力，要调动必须经过皇帝的批准。
这是一半的“平时军令权”。
另一半的“战时军令权”，即“战时指挥权”的授予，也由皇帝处断，如任命“右骁卫卫大将军”某人为“某某道行军大总管”，他就成为了这一支“行军”的主帅，对于该行军（即野战兵团）拥有“战时指挥权”。
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右骁卫大将军”出征，并不能带着他“右骁卫”的“府兵”出战，真正出征的是“某某道行军大总管”，允许他指挥的只是由台省下敕书，在民户中征募（说是募，其实是强制服役，义务兵）“兵募”组成的野战兵团，在这些民户之中，往往会掺杂着一些财产条件、身体条件都符合，当年没有“上番宿卫”任务的“府兵”，但他们是以个人身份被强制参加行军，而非整个“折冲府”都参与。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遍布官署的长安“皇城”周围“分十二卫驻扎”的防御体系里，突然空了一面，可能吗？当然不可能。
所以，在长安的“右骁卫”根本不能离开它的屯所，也根本没有什么“军事编制”，有的只是一个日常管理的“官衙”。
所以，本质上“十六卫”都没有“兵”，自然也就不会有“兵员编制”的说法，更不会有“右骁卫”有多少“兵”的问题。
不仅如此，唐代设置“折冲府”的数量一直处于变化中，由武德年间的关中“十二军”演化为“府兵制”下的261个关中“军府”，发展到贞观年间全国“军府”总数的574个，再增加到开元年间的638个，再减少到天宝年间的593个，期间屡次增废，所辖的“府兵卫士”总数应在60万左右。
而“十二卫”各自领兵多少，尤其是“右骁卫”领兵多少，本身就是个“外行”议题，根本不用听。
因为不会这么分，也没有必要这么分，真正有意义的，恐怕是每个“卫”每年“上番宿卫”的“卫士”的数量多少，而偏偏这个问题，在史料中根本没回答，我们自然也就无从知晓答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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