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纳｜这种哲学在法国成功，在英国不成功

编者按：18世纪的启蒙哲学（包含各种革命学说）并不是法国独有的现象，它也发生在英国。按照法国史学家泰纳的说法，法国的类似学说其实是从英国舶来的。然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些革命思想在其诞生地英国，因为受到竞争者的强力压制，并没有酿成太大问题。而在法国，由于缺乏竞争对手，这些启蒙思想犹如强大的外来物种，逐渐成燎原之势。简单说，由于当时的英国是个思想和政治相对自由的国家，各种思想普遍存在并相互制衡，学者并非毫无政治经验，对纯理论的东西有所节制，而法国的思想管控和政治高压，反而使得启蒙思想（特别是其中的激进思想）得不到有力制衡，而文人们由于被排斥在政治之外，毫无政治历练，反而更加钟情于井井有条的纯理论，这便是激进主义思想在法国得势的社会背景。类似的观察可以参考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本文摘录自伊波利特·泰纳《现代法国的起源·旧制度》（黄艳红 译），第四卷第一章，2018年版，第261-2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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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理论曾数次在人类的想象之中闪现过，而且它们还将再次闪现。在所有时代和所有国家，只要在有关人性的意识中出现一次重大变革，人们就能立刻发现乌托邦，这一发现将在政治和宗教领域内发芽。但这还不足以让新学说传播开，尤其不足以让思辨转入实践。18世纪的哲学诞生于英国，但它不能在英国发展起来；在那里，拆毁和重建的狂热仍然是一时的表面冲动。自然神论、无神论、唯物主义、怀疑主义、意识形态、回归自然的理论、人权学说，波林布鲁克（Bolingbroke）、科林斯（Collins）、托兰（Toland）、廷达尔（Tinda）和曼德维尔（Mandeville）的所有大胆理论，休谟、哈特利（Hartley）、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和边沁的所有冒失理念——英国所有这些革命学说都是温室中的植物，只能在几个思想者的书斋里孤芳自赏：一旦走出书斋，它们就夭折了，面对那些已然扎根于土中的古老植物的强大竞争，它们只能是昙花一现。

 

相反，在法国，从英国输入的种子，其生根繁殖的力度异乎寻常。从摄政时代开始，它就已经欣欣向荣。这种哲学就像遇到极佳的土壤和季候的物种，迅速蔓延到所有领域，它独自占有了日光和空气，少许另类的侏儒只能在它的阴影苟延残喘，如残留的古代花木罗兰（Rollin），如怪诞的异类标本圣马坦（Saint-Martin）。它通过参天大树、紧凑的矮林、不可胜数的灌木丛和低矮植物，通过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达朗贝尔和布丰，通过杜克洛、马布利、孔狄亚克、杜尔哥、博马舍、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巴特雷米和托马斯，通过大量的记者、编辑和谈话者，通过热爱哲学、科学和文学的精英和群众，这种哲学占据了科学院、剧场、沙龙和人们的谈话。这个世纪的所有高级头脑都是它的根蘖，而这些根蘖中，有些位居人类所见的最伟大的思想家之列。新的种子落在了适宜它的土地上，我想说的是，这土地便是经典思想的祖国。在这个热爱推理理性的国度，新哲学不会碰到曾在海峡另一边让它窒息的竞争者，它很快就获得了元气和力量，而且获得了在海峡那边所缺少的宣传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