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普遍主义的局限

 

• 2012年，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获得《新标准》杂志颁发的“柏克文化和社会服务奖”，本文是他的获奖致辞。在致辞中，他指出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分歧，区分了柏克式保守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并对后者的“普遍主义”倾向做出批评
• 英文标题：The limits of universalism
• 译文约3600字，本文为摘录版，约2900字
• 英文原文见文末的“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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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罗杰·金博尔（Roger Kimball）的热忱引荐。自从在比尔·巴克利（Bill Buckley）的家中相识，我们的友谊已经持续了数十年。比尔有振奋人心的本领。而且，他为当代（美国）定义的一种新的保守主义概念，激励了一代人。这种保守主义对进步并不持有异议，它反对的是那种主张，即，进步就像一种官僚主义活动，可以被发明、被实施。比尔提出了另一种进步观，在他看来，在历史长河中，进步是社会实现其愿景和文化的一种“有机表达”（an organic expression）。

 

比尔对埃德蒙·柏克尊崇有加。能获得纪念柏克的奖杯，是我的荣幸。我还发现柏克的保守主义观很适合指导当下的事务。柏克生活的时代和我们相似：当时，法国革命正在摧毁既有的社会秩序（civil order）和君主制原则。而美国革命颠覆了当时的国际秩序。

 

柏克面临着保守主义的悖论：价值观是普遍的，但它的实施通常必须作为过程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必须渐进地实施。如果在实施中不尊重历史或环境（circumstance），就会破坏传统的限制。柏克同情美国革命，因为他认为这是英国自由的自然演变。柏克反对法国大革命，在他看来，法国大革命破坏了几代人的努力，并破坏了有机生长的前景。

 

对柏克来说，社会既是遗产，也是起点。正如他在《法国革命反思录》中所写的那样，“继承的观念显然蕴含了保守的原则，也蕴含了传递的原则，而且一点也不排除改进的原则。”一个本着这种精神前行的社会将会发现，“我们改进过的事物，既不是全新的；我们保留下来的事物，也不是全然过时的。”

 

因此，审慎（prudence）“在任何事物上都是美德，在政治中则是第一美德。”正如柏克在1789年11月所写的那样，审慎造就的是这种政治，它“使我们安于一些差强人意的计划（它们不追求完美的抽象概念）；而不是让我们追求完美”，以致于不惜冒着共和国四分五裂的危险。在我们的社会中，这一区别界定了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分歧，前者将历史视为一个有机的过程，后者则把历史看作一系列由“自我意志”（self-will）塑造的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它也解释了我所理解的柏克式保守主义（Burkean conservatism）与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某些方面的区别。

 

我要说，我认为后一种分歧是家庭内的纠纷。许多新保守主义者（neoconservatives）是我的朋友，在许多时候，我同意他们对特定情况的分析，也尊重他们的信念。我和他们很熟，并不时受到他们的抨击。但对于历史在实现我们共同目标中的作用，我们存在重大分歧。

 

这种分歧经常被视为一种抽象的辩论，即，实力或价值观在国际关系中孰占主导。倡导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人被讽刺地描述成主张“实力政治”（Realpolitik），我想这是为了方便选边站。在这幅讽刺画中，国际关系被描述成一堆相互碰撞的台球，从可计算的完美角度（由它们的相对实力决定）相互碰撞。据说，价值观与“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毫无干系；在这种政策中，均势（balance of power）才是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动力。

 

另一种方法则经常名为“理想主义的”或“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外交政策。它认为，美式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universal and transportable），通过可预测的机制，通常短期内就能实现。总的来说，通过分析国内结构就能解决战略问题。根据新保守主义学派的观点，与不民主社会的关系注定是对抗性的；随着民主制度的胜出，关系必将改善。它拒斥地缘政治分析，因为后者假定有缺陷的统治方式（faulty governances）会长期存在。这一思想流派呼吁美国通过支持革命来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必要时诉诸武力；然而，在我看来，上述两种方法似乎都经不起柏克式的考验，即人类经验的多样性和治国术（statesmanship）的复杂性。

 

台球桌的比喻很有诱惑力。但在现实的外交政策中，台球不仅仅对物理冲击做出反应。它们也受到自身文化遗产的指导：本国的历史、本能、理想、它们特有的国家战略方针，简言之，它们的国家价值观。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需要一套强有力的价值体系来指导它克服环境的内在模糊性。即便是顶级的现实主义者俾斯麦，也强调现实主义治国术的终极道德基础：“政治家能做到的极致，就是仔细倾听上帝的脚步声，抓住他的斗篷下摆，陪他走几步。”

 

新保守主义的方案设想是，建立一个民主的世界，就能实现普遍和平，而且，如果历史发展不够快，我们可以通过军事力量推动它。我担心的是，在实践中，这个终极目标是如此遥远，实现的手段又是如此的不确定，它会带来一场让我们的社会大伤元气的干预主义，并最终导致我们的出局，正如在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这种分歧与其说是目标的不同，不如说是步调的不同。关键不在于现状是不可改变的，而在于如果我们在坚持富有远见的政策的同时，承认环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那么实施变革所需的努力便会更有可持续性。

最后，我们要讨论两个概念：世界秩序和人类进步。极端现实主义的模型提出了一个不时被冲突打破的平衡的世界。按照这种观点，美国无法塑造历史走向人道或民主的结果，因为历史无法被塑造，只会上演。新保守主义模型则强调民主的历史目的论，并赋予美国责任（和能力），通过外交、鼓励革命，以及在极端情况下，通过武力来达成这一目的。

 

在超越这一分歧方面，美国的柏克式保守主义可以做出独特贡献。一个由各国参与管理、国际合作、遵守一致认可的规则的世界秩序，可以成为我们的希望，也应该是我们的动力。朝着这一目标前进是可能的，也是可取的。但是，这种进展通常需要通过一系列的中间阶段来配合。在任何特定的时间间隔，我们这样做通常会更好，正如柏克在上述引文中所写的那样，“安于一些差强人意的计划（它们不追求完美的抽象概念）；而不是追求完美”，坚持即刻实现终结目标，不惜冒着崩溃和出局的风险。考虑到这一路程的复杂——目标的崇高性以及人类努力的内在不完备性——我们需要一种策略和外交手段。

 

仅凭权力原则行事的努力，将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但是，试图在不考虑文化和细微差别——以及环境、时机等其他无形因素——的情况下推广价值观，将会以幻灭和出局告终。

 

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区别是，前者排斥历史经验。理想主义者并不能垄断道德价值观；而现实主义者必须承认价值观也是现实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强调一种旨在循序渐进而非“毕其功于一役”的外交政策，我们的幻灭就会少一些，我们的价值观长期来看也会受益。

 

这种努力必须基于对我们文化遗产的认识——在社交媒体和互联网的时代，守护文化遗产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书本上长大的几代人有义务将概念内化，充分考虑那些复杂的跨时代的观念。当通过“查阅”互联网而获得信息时，过多的信息可能会抑制对知识的获取和对知识的尊重。当人把事实从背景中抽离，并且只有用到时才想起它们，他们便会失去历史的连贯性。正如柏克所写的那样，“从不回顾祖先的人，也不会顾念后代。”

 

人们通过社交媒体网页上偶然的“朋友”共识建立认同，此时，眼前的东西可能会压倒重要的东西。对刺激的反应可能会超越对实质的思考。克服这种危险也许是柏克式保守主义者终极的文化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