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時強弱在於力，千秋勝負在於理
复兴城市：匹兹堡东山再起的启示
如果您想了解如何复兴一座城市（以及如何让一座城市陷入低谷），可以去匹兹堡看一看。
在美国现代化城市中，没有任何一个现代城市能在这么长的时间中尝试如此繁多的方式进行自我改造。匹兹堡在20世纪40年代从工业城市转型为复兴城市，而这仅仅只是开始。对于匹兹堡而言，那个时代可以称为复兴一期，而现在已是其复兴三期——也许是四期，具体哪一期取决于如何计算。
过去的数次重生，使“城市规划师”们被这座城市迷住了，并使匹兹堡在最宜居的城市中名列前茅，但问题再次出现：真正想要居住在那里的人越来越少。当这些“大师”把街道夷为平地，并竖起了大厦高楼时，年轻人离开了城镇。我就是其中的一员，在距离父母的家只有几个街区的地方，我经历了一场在1960年代被誉为美国最大的城市更新项目。
这是一次试图振兴“东自由区”（East Liberty）的尝试，该城曾经是宾夕法尼亚州第三繁忙的零售区，仅次于费城和匹兹堡的市中心。十几岁的时候我在一家药店工作，我最初很欣赏规划师们大胆的改头换面，认为这些专家比我们其他人懂得多，而药店的老板却常常诅咒项目新建的步行街、林荫大道和高层建筑，使我感到震惊和遗憾，认为他们跟不上时代的进程——直到我看到最终的结果：数以百计的企业倒闭，成千上万的居民逃离，使该社区变成了犯罪猖獗的荒原。
匹兹堡人决心再次复兴。1983年，新闻界宣布：“东自由区永不言败，绝地反击”，但随着钢铁厂的倒闭严重破坏了这座城市的经济，情况变得更加糟糕。我到东自由城的故地重游成了与废墟面面相觑的怀旧之旅。那里有一座荒废的纳比斯科工厂，曾经，工厂生产的里兹饼干的香气能飘满整个棒球场。那里有我的牙医曾经的办公室，这栋高地大厦是由亨利·克莱·弗里克（Henry Clay Frick）搭建，由丹尼尔·伯纳姆（Daniel Burnham）（熨斗大厦的建筑师）设计。我们曾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地盘上打篮球，如今已完全废弃，附近只有无家可归者倒在人行道上昏昏欲睡。我曾待过的旧药店就在附近的街角，直到一场神秘的大火（或许没那么神秘）将其烧毁。
那些城市复兴者一直在努力——“希望在东自由区”成为1996年的头条，但是人们还是不断离开。到2010年，匹兹堡的人口只有30万人，不到1950年的一半。匹兹堡具有其他“铁锈带”城市都有的相对劣势：高税率、强大的工会、迅速增长的养老金债务、较差的公立学校以及老化的基础设施。东自由区和这座城市的其他地方似乎注定要失败。
但是在过去的十年中，我震惊地看到废墟逐渐焕发生机。Google的旗帜飘扬在旧纳贝斯克工厂的上空，如今这座工厂成了600多名技术人员的办公室。翻新过的高地大厦（Highland Building）以每月3000多美元的租金出租两居室公寓，这对任何熟悉匹兹堡房地产业的人士来说都是个惊人的数字，但对我来说，我更震惊于拥有百年历史的前基督教青年会大楼（YMCA）的变化：老旧的体育馆，连剥落的油漆都被完好保存着，现在已成为比其他Ace酒店（Ace Hotel Pittsburgh是对YMCA大楼改造而成）还要酷的宴会厅，人行道上的无家可归者被代客泊车服务员所代替。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一部分归功于外部的经济力量：来自油气开采、机器人技术、医疗保健和其他行业的新资金流入匹兹堡，同时也有一部分功劳来自领导早期复兴的联盟：包括商业领袖、慈善家、非营利组织、政客和开发商，他们从前辈的失误中吸取了教训，这些教训对于任何城市都是宝贵的。
第一课便是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从教训中学到的：要当心那些“策划大师”，尤其是他们花的是纳税人的钱时。他们有创造一个更美好城市的愿景，这一点很好，但只有使用的是自己的钱（无论这笔钱是来自追求利润的开发商还是有公民意识的慈善家），并进行了小规模试验，才是有效的。这些来自私人的捐助减少了公共规划者给城市带来的损害，并实现了东自由区的复兴。他们的捐款资助了非营利组织，这些组织翻修房屋，使街道更安全，叫停了房屋项目，并将租户转移到规模更小、新的混合收入开发项目中，改善了社区环境，而不是把居民吓跑。
如果没有梅隆（Mellon）以及其他慈善家和公民领袖从1940年代掀起的复兴运动，匹兹堡的复兴就不可能实现。他们对市区的总体规划没有成功，但是他们从失败中汲取了教训，而他们的努力取得了长期的回报。H·J·海因茨二世（HJ Heinz II）意识到文化的宫殿即将崩塌，便通过修复市中心的电影宫为匹兹堡交响乐团建立了一个家。他的家族基金会在附近购买和翻新了房屋，将市区一处少有人烟的地方，保留其街道格局，变成了一个热闹的文化区，那里有餐馆、公寓和六个剧院。
但这座城市的政治领导人并不那么擅长学习。他们支持并资助了一些社区实验，包括雅各布斯建议的恢复历史悠久的集市广场（Market Square），原本死气沉沉的市中心商业改善区已变成现实版的意大利广场。但是政客们仍然偏爱宏伟蓝图，在1980-1990年代，匹兹堡面临着钢铁行业的崩溃，时任市长领导了复兴二期和三期，为新的市中心塔楼、轻轨系统、体育场、百货商店和昂贵的新会议中心腾出了空间。
这些塔楼将公司总部保留在城镇中，并形成了新的天际线，与此同时，该市却因为一些毫无把握的可疑项目债台高筑：新的百货商店没有维持多久；轻轨系统每一次运行就要损失10美元；会议中心原本应该吸引大量的外地人，才需要在隔壁建造一间新酒店，但会议场地却长期空置，赤字缠身的会展中心极度需要生意，以至于其愿意免费开放甚至补贴那些使用它的团体。
匹兹堡的经济复兴并非来自于某个总体规划，而是偶然机遇与慈善事业的结合。水力压裂革命为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天然气田、马塞勒斯页岩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梅隆家族和其他公民领袖提出的“教育与医疗战略”（eds-and-medsstrategy）也收获了极其可观的回报。匹兹堡大学的医学中心（UPMC）已经成长为企业医疗保健巨头，UPMC这四个缩写字母正装饰着复兴一期时为US Steel建造的摩天大楼上。正是匹兹堡大学医学院，孵化了生命科学研究和技术相关的新兴行业。
卡耐基梅隆大学（CMU）的计算机科学系成为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全球领导者时，西海岸的科技公司（例如Google、亚马逊、苹果、英特尔、迪斯尼等）将研究人员派往卡耐基梅隆大学校园，然后在当地设立了自己的办事处，以挖掘人才。CMU在自动驾驶汽车方面的早期工作使匹兹堡成为进行这项研究的枢纽，也使得该大学成了广大学子梦寐以求的学府。当Uber开设无人驾驶汽车研发中心时，挖走了CMU的40名科学家和工程师（对比教职工资翻了一倍）。
Uber在“机器人街”（Robo Row）上开设了商店，这里曾是一片穷困潦倒的商业区，也是东自由区附近的蓝领社区，如今，“机器人街”上驻扎着许多机器人技术公司和其他技术公司。该地区现在涌现出大量的潮人，让人感觉像布鲁克林。这里是许多CMU毕业生创办公司的所在地。例如萨众恩·斯卡夫（Sarjoun Skaff），他是黎巴嫩人，来CMU学习计算机科学，在获得文凭后没有选择硅谷，而是创立了Bossa Nova，现在是一家拥有200名员工的公司，负责制造和管理沃尔玛的过道漫游机器人（用于跟踪库存）。“匹兹堡是成立公司的好地方，尤其是对于CMU的毕业生。”斯卡夫说：“它拥有大量的技术人才，而且价格仍然很便宜，研究生可以负担得起购房的费用。而且，你可以在15分钟车程内去到任意地方。要是你觉得这没什么了不起，就去旧金山湾区试试吧。
这正是匹兹堡在竞争技术人才方面的相对优势：经济实惠的城市生活。谷歌的匹兹堡办公室负责人卡马尔·尼甘姆（Kamal Nigam）表示，从硅谷和世界其他地方招募人才并不难，特别是拖家带口的那种。“我们从加利福尼亚来的人源源不断，他们想要便捷的通勤，比车库还要大的房子。”尼甘姆说：“匹兹堡基本上是美国最好的小城市了。这里有大城市的文化机构和很棒的社区，在这里可以步行上班、看电影或是去书店。”
现在，科技工作者占该地区劳动力的四分之一，工资占该地区的三分之一，而且他们正在带来城市亟需的人口结构变化。之前大批流失的年轻人已使这个城市的老龄化问题严重，人口在数十年中迅速萎缩。虽然目前匹兹堡的死亡人数仍然多于出生人数，但由于年轻工人的涌入，人口在过去十年中稳定下来。除了拉低了平均年龄之外，他们还带来了智力资本。匹兹堡的千禧一代与西雅图或奥斯汀的千禧一代一样，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从外国移民来的人口数量虽然很少，但却是美国所有大都市地区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
匹兹堡吸引了各个年龄段的专业人士，他们渴望获得城市体验，他们曾经涌向纽约和旧金山，前往那些雅各布斯推崇的社区。好消息是他们现在可以在东自由区找到这样的生活。
坏消息是他们也带来了进步主义政治，这意味着他们仍然不理解简·雅各布斯的教训。这也正是我们从匹兹堡的复兴之路中汲取的第二条教训：这些“策划大师”永远不会离开——他们只是在改变战术。
最近一个下午，我在东自由区的全食超市中看到了这种情况。全食超市运营很成功，需要一个更大的店面来应付庞大的人群。它正计划搬到靠近购物区核心的空街区，这正是ELDI（非盈利组织，东自由区发展公司East Liberty Development,Inc）计划者想看到的发展方式。但是，由于街区的业主拆除了他的旧公寓楼，为这家商店腾出了空间，此举已成为反中产阶级化（anti-gentrification）活动人士的关注焦点。虽然这些活动人士败诉，但他们仍在通过各种各样的威胁、抵制手段阻止全食超市的搬迁。
今天下午，在每周一次的集会上，有二十余人参加了“住房正义（housing justice）”游行，穿过有机产品区进行抗议。抗议者中只有一个居住在之前的公寓楼内，也是唯一一个有明确议程的人：索要回报。尽管他已经从街区的所有者那里拿到了搬迁费，并且早早在附近找到了另一间公寓，但他还是想从所有者或全食超市那里获取更多的钱。
作为象征性的前房客，他为其他抗议者提供了一个炮轰资本主义和中产阶级化的借口。他们显然还太年轻，根本不知道“中产阶级化”前的东自由区是什么样的——他们看起来就像是刚从欧柏林学院毕业的学生，迫切需要一项新的事业。集会上的一位发言人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党匹兹堡分会的负责人，而她在康涅狄格州长大，搬到匹兹堡才一年，而且她不曾住在东自由区，也不知道数十年来居民迫切希望何种类型的商店进驻到哪些地方，但是她确定这一块空地比起超市来更需要“负担得起的住房”。
这群“敬业的”进步人士总是知道什么是“城市的最佳选择”。在1950年代，他们确信，只有拆除旧楼、建造新楼，才能拯救贫困社区。如今，他们竭力阻止社区发生任何不符合其“社会公正观念”的变化。他们崇拜简·雅各布斯与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的斗争，但他们没有意识到，雅各布斯会为他们的“反中产阶级化”而感到震惊。雅各布斯不希望社区保持静止，她喜欢在市场力量而不是规划者的指导下，社区不断变化发展以满足人们不断变化的需求。
在一个世纪前，东自由区的鼎盛时期，没有这些进步主义者的指导，市场力量自发提供了广泛的住房选择。东自由区有大量的经济适用房，而附近地区还有更多。反中产阶级化运动在各地都陷入了歧途，而对于这座失去了一半人口的城市，这种运动尤其荒谬。匹兹堡的廉价住房供不应求，以至于这座城市拥有17000套空置房屋和土地。
但是该市的选民，尤其是那些新来者，已经选出了他们的市长和市议会，全方位推进进步主义议程。市长比尔·佩杜托（Bill Peduto）是比尔·德布拉西奥（Bill de Blasio）的朋友和仰慕者，他正采用的政策正是使纽约变得如此昂贵的政策。匹兹堡正计划在机器人街周围引入“包容性分区”，迫使公寓开发商留出1％的单元给低收入租户，让他们享受低于市场价的房租，佩杜托希望将其扩展到整个东自由区和其他受欢迎的社区。佩杜托还提出了对未来房地产项目的渐进需求清单，称为P4，指人（People）、位置（Place）、星球（Planet）、绩效（Performance）。“这不是亚当·斯密的供求模型，”他对我解释说，“这是一个四重底线模型。”
纽约的开发商已经习惯了这种繁琐的手续，他们可以将其转嫁为向曼哈顿人群收取更高的租金。但是匹兹堡没有纽约的资金，如果经商成本增加，它将失去其相对优势。东自由区的开发商已经在筹集资金方面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如今他们不仅要应对市场的变化，还要应对现有的分区审批流程的变化，而该流程可能会持续数年。
他们最不需要的就是名为“P4绩效衡量标准”的新障碍。为了让项目获得批准，他们需要证明其“为弱势群体创造了财富和所有权地位”，同时通过改善建筑性能和提供可再生资源减少了“气候影响”。这些甚至都不是十几个指标中最模糊的。该项目还必须“推进并培育新思想，以驱动市场领导地位，并激发针对复杂挑战的创造性解决方案”，这对于公寓楼来说似乎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这些新的“绝妙规划”是否足以扼杀这座城市的复兴？作为一名匹兹堡人，我希望一切皆好。也许开发者会找到解决该问题的方法（例如增加竞选捐款）。也许该计划在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之前会被搁置放弃。但是，如果人们再次逃离东自由区，我们都可以确信一件事：匹兹堡将开始另一次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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