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2020年7月15日)是俄国作家、剧作家契诃夫逝世116周年纪念日。活字文化特别推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洪子诚在《我的阅读史》一书中所撰写的他在上世纪60年代、以及在当代两个不同时段阅读契诃夫不同的心境与感受。
“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学界的契诃夫评价,一方面是强调他对旧生活的批判性,把他称为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赞扬他对旧俄沙皇统治下的虚伪、黑暗生活作了深刻揭露,尖锐批判;另一方面,则指出由于未能形成完整、正确的世界观,没有与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结合,而产生阶级、时代局限(脱离政治的倾向,作品中忧愁、悲哀的调子,就是这种局限的表现)。”而由于一次参评博士论文答辩的机缘,洪子诚老师得以重新阅读和理解契诃夫。此时,他认识到:“契诃夫的独特,在于他坚持以艺术感性的复杂和‘怀疑’的智慧,来在已深入人心的象征方式和思维逻辑中,争取一个微弱的空间。在他写作,也在我们阅读的时代,这样的艺术成为不可能主流。在呼唤“暴风雨快点到来”,和“暴风雨”已经到来的岁月,人们不需要这样的艺术。”
“怀疑” 的智慧和文体
——“我的阅读史” 之契诃夫
文 | 洪子诚
洪子诚,1939年生,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中国新诗的教学研究工作,1993年起任中文系教授。主要著述有:《当代中国文学概观》(合著)、《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中国当代新诗史》(合著)、《当代文学概说》《1956:百花时代》《中国当代文学史》《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材料与之注释》等。
孤独的“无思想者”
王蒙说,“俄罗斯的经历是太严酷了,它本来不可能容得下契诃夫。它可以产生果戈理,它可以产生陀思妥也夫斯基,它可以产生屠格涅夫、普希金,强烈的与理想的浪漫的,却不是淡淡的契诃夫。所以契诃夫就更宝贵。樱桃园和三姐妹就更宝贵。”
“太严酷”的说法,和别尔嘉耶夫的“世界上最痛苦的历史之一”大概有相近的意思:“同鞑靼入侵和鞑靼压迫的斗争;国家权力的经常性膨胀;莫斯科王朝的极权主义制度;动乱时期的分裂;彼得改革的强制性;俄罗斯生活中最可怕的溃疡——农奴法;对知识界的迫害;十二月党人的死刑;尼古拉一世所奉行的可怕的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士官生制度;由于恐惧而支持黑暗的无知的人民群众;为了解决冲突和矛盾,革命之不可避免;最后,世界历史上最可怕的战争。……”
自然,可能还得加上精英知识分子和一般群众之间的分裂/脱节,和存在的鸿沟:“受过教育者与‘愚暗人民’(dark folk)间的巨大社会分裂”,“启蒙最大与最欠启蒙的人之间,没有一个逐渐扩大、识字、受教育的阶级借着一连串社会与思想步骤为之连接。文盲的农民与能读能写者之间的鸿沟,比其余欧洲国家扩大。”
处于这样性质的“主流文化”之中,温和的,有点软弱,敏锐纤细,而又比较“懂得相对的东西”,拒绝“党派性”立场的热衷,和对激昂的陈词滥调的“思想”迷恋的契诃夫,确实有些特别,也有些不合时宜。契诃夫生活的时代,是俄国激进社会民主革命高涨的时期。他的写作、思考,不可能自外于这一社会潮流。但他也并没有积极介入,做出直接的反应。他对“到民间去”的既强调土地、民间性,也重视知识分子启蒙重任的“民粹主义”,保持着距离。因此,他活着的时候,就受到了“悲观主义者”、“无思想性”、“无病呻吟的人”、对社会问题和人民“漠不关心”的指责。在他身上,确实存在着伯林所说的,与“俄国态度”不大相同的另一种艺术态度。被有的作家称为“不讲说教的话”的“俄国最温和的诗人”契诃夫,不能够指望得到俄国批评界的了解和好感,“他们不是要求列维丹把牛、鹅或女人画进风景画去,使风景画‘活’起来吗?……”
其实,我们现在看来,契诃夫的作品并不缺乏“思想”探索,不缺乏对社会生活、时代问题的关切。但他坚持的是以个体艺术家(而不是“党派性立场”)的独特感受为出发点。因此,他认为作家“应当写自己看见的,自己觉得的”,他回避回答人们“在小说里要表达什么”的提问,也不想在自己的作品中布满种种“使得俄罗斯人的脑筋疲劳不堪的、恼人的思想”。不过,在强大时代潮流之中,个体毕竟是脆弱的。孤独感的产生,说明了这一点。契诃夫大概也不能自外,虽然他并没有被击倒。
“怀疑”的智慧
我们生活的不少时间里,存在着一种界限清晰的观念方式,对把握“无限性”的坚信,执着争取道德制高点,并发布道德律令的热情。在这种情况下,精细、复杂、怀疑有时被看作一种病征,具有可疑的性质。契诃夫的独特,在于他坚持以艺术感性的复杂和“怀疑”的智慧,来在已深入人心的象征方式和思维逻辑中,争取一个“微弱”的空间。在他写作,也在我们阅读的时代,这样的艺术成为“不可能主流”。在呼唤“暴风雨快点到来”,和“暴风雨”已经到来的岁月,人们不需要这样的艺术。
原因在于,在他的文字中缺乏决断。我们见到的更多是互相矛盾、牵制,甚至互为抵消的态度和情感。虽然神学的象征主义者将他与高尔基笔下的人物并列,同样归为“精神贫穷”的“心理上的”流浪汉,而高尔基对他也有出乎寻常的景仰,但他毕竟不是“无产阶级作家”,具有高尔基在“当代”那样的崇高地位。他对于庸俗的揭发是尖锐的,但我们同时也看到揭发又是温和的。他严厉地嘲笑了庸俗和慵懒,但也似乎为这种严厉而有些难为情。他表达了对人的思想、精神生活高度的向往,但对这种向往本身也感到疑惑。
他的故事发生的地点都在“外省”,那些不满“外省”乡村停滞、沉闷生活的觉醒者都在向往着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但他也揭示莫斯科出身的知识精英同样无所作为。他相信美好爱情、友谊的力量,却从未给看来顺理成章的情感幸福以完满结局。无疑他十分重视沟通、理解在人的生命中的重要性,但突破“隔膜”的障碍在他看来前景渺茫:那两篇在当代通常被当作揭露黑暗社会中劳动者痛苦生活的短篇(《万卡》和《苦恼》)中,孤独几乎成为人的命定的处境。
他既通过人物之口表明知识分子需要以“工作”来拯救自己和改变社会现状,但也没有给予那些热情“工作”的人物以无保留肯定。况且,他确实揭示了“工作”的各种不同性质,指出某些“工作”的“剥削”性质,和对人的精神、创造力的压抑。在《我的一生》中,建筑师的儿子挑战上层社会成规,选择了“异数”之路,自愿成为体力劳动者,“生活在必须劳动,不得不劳动的人们中间”。但他因此真切看到, “他们像拉大车的马那样劳累,常常体会不到劳动的道德意义,有时候甚至在谈话中也不用‘劳动’这两个字。”——这从一方面,涉及这个庄严话题中残酷地包含的虚假意义的真相。
这种内在于文本中的矛盾性,也表现在文体的层面。关于契诃夫一些作品(小说和戏剧)在“风格”上究竟属于“喜剧”,还是属于“悲剧”,因为难以区分,一直存在不同理解和争论。例如,在中国当代舞台上被作为“正剧”,或带着悲剧性风格处理的《海鸥》、《樱桃园》,作家本人却坚持认为,并在剧本上标明它们为“喜剧”……
契诃夫
不奢望,也就不会有苛求
在《契诃夫回忆录》中,谈及契诃夫的爱情和家庭生活的有两篇。一是女作家阿维洛娃的《在我生活里的安·巴·契诃夫》,另一出自契诃夫妻子克尼碧尔-契诃娃笔下。在60年代,前者吸引着我,让我激动,以至不觉得它有几十页的篇幅。它是阿维洛娃去世5年(1947)之后才公开发表的,里面记述了契诃夫与她的秘密的感情关系。写到有三个孩子的阿维洛娃,在1889年见到契诃夫时,怎样的感到一种“照亮我的灵魂的亲密”,并“老是带着淡淡的、梦样的哀伤想起他”。这里有“刻骨铭心”的情感,让当事人甜蜜,但也经受折磨的思念。当然,还有许多有关爱情的“小伎俩”、“小诡计”穿插期间,增添了这种无望的情感经历的滋味。这看起来有点像契诃夫《关于爱情》这个故事的现实生活版本:被压抑的、温柔忧郁的爱有可能粗暴毁掉平稳的生活所产生的胆怯。
所幸的是,不论是《关于爱情》这个短篇,还是契诃夫自己,都没有落入这样的俗套。其实并不是有关勇气、胆量的问题。作家经常提出,也苦苦思索的问题是,情感,思想的那种没有间隙的交流是可能的吗?在契诃夫的札记中,他对此做了回答:“爱情,这或者是某种过去曾是伟大的东西的遗迹;或者是将来会变成伟大的东西的因素;而现在呢,它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它给你的比你所期待的要少的多。”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这样一句话讲的十分确切:“不爱是容易理解的,而爱却永远无法成为谈话的内容”。
但是在60年代,你不了解,也没有条件了解这一点。你处在一个幻想的,热衷于“浪漫”情调和“浪漫”表达的年龄。契诃夫对这种“浪漫主义式”的事物、情感总是持一种怀疑的态度。因此,你几乎没有注意到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员的克尼碧尔-契诃娃(1870-1959)的那一篇《回忆契诃夫》。
克尼碧尔所写到的深挚情感,完全不是阿维洛娃式的。里面没有什么“觉得我的心忽然跳了起来,好像什么东西打中了我的头似的”那种叙述。“我决定把我的生活与安东·巴甫洛维奇的生活结合起来,尽管他身体很弱,而我又是那样热爱舞台。我相信生活可能,而且应该是幸福的,事实也是如此,我们虽然常常因为分离而痛苦;但这些痛苦的离别之后总是愉快的会面。”——这样的平淡、理智,甚至谈不上亲密的文字,在你年青的时候,觉得有点诧异。
而他们结婚的时候,契诃夫在给苏沃陵的信中的那些话(“请原谅,要是你愿意的话,我就结婚。不过我的条件是:一切应该照旧,那就是说,她应该住在莫斯科,我住在乡下(他当时住在梅里霍沃),我会去看他的。那种从早到晚,整天厮守的幸福,我受不了。我可以当一个非常好的丈夫,只是要给我一个像月亮一般的妻子,它将不是每天都在我的天空出现”),更觉得不可思议。这封信克尼碧尔也读过,但是如克尼碧尔说的,他们从未谈过“生活不能彻底结合”的原因。
不过,在你年老时重读的时候,你离开了对阿维洛娃叙述的热爱,你却从克尼碧尔那里得到真正的感动。契诃夫去世的情景,克尼碧尔有如下的记述:
医生走了,在这寂静、闷人的夜晚,那瓶没有喝完的香槟酒的瓶塞忽然跳起来,发出可怕的响声……天渐渐亮了,大自然醒来,我听到鸟儿温柔、美妙的歌声,它们像是在唱第一支挽歌,附近教堂送来一阵阵的琴声。没有人声,没有日常生活的纷扰,眼前只有死亡的美丽、静穆和庄严……
我直到听见醒来的生活的第一个响声,看见人们走进来,这才感到悲痛,感到自己失去安东·巴甫洛维奇这样一个人,但是,……我当时究竟有什么感受,有什么体验,我要反复地说,这对我来说至今仍旧是一个不可捉摸的谜……那样的时刻,在我的生活里以前不曾有过,将来也不会再有了……
也许倒是意识到存在某种障碍,意识到不可能“彻底结合”的克尼碧尔,对契诃夫有更真切的了解。她因此也尊重了这种了解。契诃夫也好,克尼碧尔也好,并没有对他人,或者对自己的情感、生活有所奢望,因而对此也就没有苛刻、过分的要求。
2007年7月-2008年3月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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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 洪子诚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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