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 点亮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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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考察一下由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很少有经典之作。视觉艺术怎样表达文学书写？这是研究电影和文学的人常常关注的话题。”学者李欧梵近日在上海图书馆作《文学名著与电影》的讲座，探讨文学名著与改编电影的叙事手法和时空关系。
文学与电影，代表了两种文化与艺术形式。“我们面临的是两种文化，一种是书写文化，这种以文字为中心的文化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到现在受到了另一种文化——视觉文化的挑战，这种文化一切以视觉影像为中心，而电影成为最受大众欢迎的视觉媒体，甚至进入了以科技为革新的电脑视觉媒体。”李欧梵认为，电影改编文学，就是试图将两种文化进行关联。“书写文化里大家最熟悉的是小说，中国小说从宋朝开始有1000多年的历史，世界小说则有几百年的历史，而电影和小说的结合是在20世纪的初期，电影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用新的媒体将拥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书写文化重现、复制出来。”
电影的历史已经有一百多年，而关于电影史的写作也早已开展，而当一种艺术形式作为历史被书写时，证明它的经典可能产生了。那么一百多年的电影史中，文学改编的电影有没有经典？李欧梵认为，文学改编的电影有经典，但经典电影与文学名著间并不存在必然对等的联系。“《乱世佳人》是很好的一部电影，但我阅读到英文原作版本时，却大失所望，如果以文学成就而言，《乱世佳人》的原作小说在美国文学史上并没有什么地位。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我们不能因为能够将电影和文学作文学式的比较，就认为伟大的文学作品就一定会产生好的电影，往往是一个二流的文学作品让它的改编更有发挥的空间。”
李欧梵更关注一个问题：文学名著究竟能不能拍成电影名著？“如果考察一下，可以发现这样的作品非常之少，在我看来只有一部，那就是莎士比亚的《王子复仇记》。在阅读文学名著时，我们会下意识地在心目中描绘主人公的形象，而当一部文学名著越通行、越多人阅读，由它改编的电影是越难拍的。以我最熟悉的文学名著《战争与和平》而言，每一个俄国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娜塔莎的形象，拍摄电影时导演千方百计寻求一个合适的演员，最后我看到的是奥黛丽·赫本，我并不觉得她符合我心目中的娜塔莎形象。”
电影里人物形象之外，李欧梵提到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视觉艺术怎样表现文字艺术里的时间和空间？“时间是文学作品改编电影时最重要的问题，这个时间包括小说和电影各自的叙述时间以及我们阅读小说和看电影所花的时间，它们都是不成比例的。有一种拯救的方式，是将其拍成电视连续剧。在中国最成功的例子是《三国演义》，它的集数非常多，我们能发觉似乎编剧想用长的时间将小说史诗性的时间对等性地展现出来。”
电影的时长一般是两小时左右，这样看来似乎短篇小说刚刚好，但李欧梵却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以中国为例，由短篇小说经典改编的电影都不好，比如《祥林嫂》、《林家铺子》等等，那些好的电影如《十字街头》、《马路天使》、《乌鸦与麻雀》等等往往看上去很像短篇小说改编的但实际上不是。我认为的经典电影《小城之春》更是如此，它就像一部短篇小说，但它是不臣服于文学的，而是将短篇小说的功能放到电影里表现出来，它的叙事时间很短，故事本身也是典型的以知识分子没落为主题的中国现代小说，而且电影背后有意无意的都是中国古诗的印记，让人有文学的联想，将电影艺术与中国文学结合起来了。”在李欧梵看来，能够同时发挥文学和电影的作用、将其联结起来应该是文学作品改编电影的模式，但可惜这样的作品很少。
文学名著与电影改编，如果说二三十年前更多认为文学作品更好、改编的电影不能重现文学的经典，那么现在则相反，进入视觉时代以后，更多人认为不应该用文学的尺度来审视电影，是否能够表现文学不是评判电影的标准。然而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确实不需要文学评价尺度么？作为电影与文学共同爱好者的李欧梵，却更能够看到电影改编文学名著时存在的难度。“一部电影如果要表现原著的话，它可能只能将原著对等的精神表现出来，或者将原著的时空关系、叙事关系试图进行对等的处理。这也是意识流小说非常难拍的原因，它没有办法将小说的时空进行安排，而电影在处理语言、光影、镜头时也一定会产生落差和错位。”
电影和小说都是讲故事的艺术形式，但李欧梵认为它们不仅仅应该讲故事，“将故事讲述出来是最基础的东西，一部小说或者电影将故事讲述出来都不能说好，它应该能在讲述故事时有自己的艺术处理和创新。电影改编文学名著，导演要将自己从小说中看到的某种时空关系、人物和背景、语言的张力用另外一种艺术形式表现出来”。这或许才是文学与电影共同成为经典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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