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结核在我国古代叫痨病，是个很难治愈的疾病。所谓风痨鼓隔，都是医生的难治之症。现代肺结核不当回事了，是否是我们的治病本事好起来？当然不是。有人认为是因为有了抗结核药物，才使得肺结核患者免于死亡，因而使抗结核药畅销全国，因服抗结核药弄坏肝功能的不在少数。还有一些人则使用抗结核药把耳朵弄聋了，成了哑巴，落得个终身残疾。笔者写这篇文章，主要是揭开这个谜团，免得大家遭受抗结核药的祸害。
我的父亲因祖父母死得早，十几岁时就到温州的柏兰氏医院做学徒。父亲20岁就开业行医，父亲开了一间小医院取名鹿城医院，是一间西医院。我记得自己还只有5岁时，母亲得了肺结核。那时候西医治疗肺结核，主张卧床不动和多吃营养。因此，父亲就逼着她卧床休息，还在家中的小花园里建了一间小洋房，说让空气好点。母亲整天躺在床上，可不到一年就去世了。我的大哥，还只有16岁，也得了肺结核，父亲也逼他卧床休息，也是没一年就死了。我知道那时候还没有抗结核药物，只知道卧床、吃营养和吸新鲜空气，可都没有用。
后来链霉素出现了，结核病院也出现了，不过，有多少病人是被链霉素治好的至今还是个谜。我只知道此后哑巴多起来了，这种哑巴，不是天生耳聋，而是链霉素中毒制造出来的，或其他抗菌素（例如庆大霉素）制造出来的。西方的制药公司便因结核病可怕的渲染和宣传而大发横财，许多孩子却可能在幼年时因注射卡介苗而失去健康。尽管这卡介苗有一定的安全系数，但对婴幼儿来说，用了不该用的，难道就能百分百地安全吗？
我小时候，父亲已经得肺结核病，据说是从母亲那里感染的。我家中有个佣人叫赵昌球，他从我父亲20岁开医院始就在我家打工的。父亲得病后害怕传染给我们，又为增加营养，就另吃“小灶”，也经常卧床休息。家里人都一起吃大桌的。但我和哥哥三孚，都很嘴馋，看父亲有吃剩的，就去偷来吃，那时候只有6~7岁，要是说会传染，早就给传起来了。我和哥哥小时很顽皮，喜欢游泳，所以，体质一直不错。我在29岁时，生活困难，一次发烧后，得了结核性胸膜炎，但是没钱买药，就去住未婚妻家，每天靠出诊以针灸维生，晚上叫我的内弟给我灸膏肓。每天每穴30壮麦粒灸，没有卧床，没有增加营养，因岳父家也很困难。2个月后，胸膜摩擦音消失了，健康恢复。
生病的治疗方法叫疗法，疗法不只指医生的治疗手段：开药方、针灸……还指整套思路，专治肺结核的医生称为专科医生。专科医生是会给结核病人讲休息与营养的，但是，你要是问他肺结核病的卧床休息：卧多少时间，是否越多越好，是否需要动静结合；多吃营养：还有如何吃，吃什么，禁忌食物有什么等等。这些问题，没有一个医生能讲得出。而且，大多数医生只管开药方而不管别的，就像他们只是个卖药的。像我这样治愈后，X光片显示肺里清清楚楚，没有任何遗留症，现代医学一个也做不到。他们认为只要钙化就算好了。即使他们认为已经好了的，也还是医嘱经常检查，以防复发。其实，这些钙化点在一定的时候又会发作的，说明还是没治痊愈。
按上所述，笔者认为，无论什么感染性疾病，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被感染者自身抵抗力减弱。现代西方有一个词叫“易感性”。只有联姻了易感性的人才会受感染。这当然只是一个方面。其次是该微生物的感染力强。微生物也是个体生命，也具有个体特异性，即有的强有的不强。你运气不好被很强的染上了，让它们在你的身体上繁殖起来了，这才生了病。
在医疗上，把感染宣传得如此吓人，风声鹤唳，我们也应该反思，这是商业行为。把商业行为用之于医学事业，往往得不偿失。我们对一生下来就注射卡介苗的做法，也应当反思：因为，“每个人的肺里都居住着数百万个肺结核杆菌，但是我们能完全容纳它们，而且它们也非常安静地居住体内，并没有向身体细胞发起疯狂的进攻。可是，它们又为什么突然袭击身体的某个器官（经常是肺），从而使我们染上结核病呢？”（《现代医疗批判》第42页）既然结核菌已经存在，这种生下来注射防疫针的做法，实际就是放屁脱裤子一样毫无必要。制药公司的老板和员工们也不想一想，这种做法虽然赚了大家的钱，但你自己也在害自己的后代。
“医学杂志《柳叶刀》1980年的报告显示，在印度为26万人进行的结核疫苗测试中，人们发现注射了疫苗的人，比没有注射疫苗的患结核的几率还要高。”“这些最普通的疫苗还有另外一个弊端，尤其是对儿童而言。‘问题不是疫苗本身——而是添加剂。’西北大学药学教授理查德？德斯说。大多数医生还没意识到疫苗中含有添加剂，这就成了一个问题。”（[美]兰德尔？菲尔杰拉德著，但汉松、董平译：《百年谎言》第147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
从结核病的教训中我们可以体验的是，把细菌学用到医学中，为什么只知道一点，就会被肆意臆断、夸大，目的只有一个——制造市场。因此，凡是市场上关于医学方面的讲法，都是科学被利益利用的结果；西医所谓的治疗方法，如果没有治愈的实证，千万不可盲目相信。试之用之，治愈才是真。还有一点要注意，医生给你说的最好的药，只是最新的药物和最贵的药物，治疗效果要看治愈率。然而这些最好、最新，是都还没有实际治愈例子的。因为，治愈是要跟踪观察的，所有的发明者都不会长期跟踪观察。因为，他们没有时间（也就是寿命）来跟踪观察。一种病的治疗，都需要几十年的跟踪，才有正确的结论，发明人如果这样做便可能饿死街头，制药公司如果这样做，老早就破产了。
结核菌为什么几百万地在人体的肿脏中生活而不会使人生病呢？这可以从以下的事实中推论出来：“另外一些科学家，以完全不同的方法来研究人的细胞质，他们对人体活细胞丝毫不感兴趣。通过研究疾病的免疫，他们推知某些细菌，像脊髓灰质炎，自首次感染并引起疾病反响 就再未离开人体。它们不再具有致病性，尽管它们在人的一生中呈惰性状态，但仍然存活。
……
如果我们能正确解释大自然的规律，那么，所有病菌都会从对抗转为共存，从致命的异己生物体转化为活性细胞内难怪以发现的微粒。大概在遥远的未来，在一个无病的世界里，细菌的后代将与人类和谐地生活于一种混合的细胞质内，这是一种人与细菌完全共生的现象。（《现代医疗批判》第46页）”
以上所说的情况，即我们的生命与体内的微生物共存，实际不是“遥远的未来”，而就是现在。现在我们发现，微生物在我体内无处不存在。即使是在清洁干净的血液细胞里，同样有无数微生物的存在和生活，而没有它们，我们的血液也就不能正常工作。所以，这说明，我们与微生物，不是“从对抗转为共存”，而是一直在共存的。生病，那当然是因为发生了对抗，这是共存前提下的对抗，也就是从共存转为对抗。是因为生活、环境、饮食、感情活动等等原因，造成体内微生物感到环境不适，尔后发生了对抗的。理解这个道理，我们就会知道专讲消灭致病微生物的医学——对抗医学（即西医学），之所以成为祸害，是基础认识错误所导致的。
2011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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