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先生,这样的藏品你也敢卖了 |
他素仰鲁迅,但生不逢时无缘求之,遂致函在台湾执教的鲁迅好友许寿裳先生,恳请他写了两首鲁迅的七律。 (一九四八年)时,他与吴晗是编者与作者关系……便在荣宝斋买了一匣诗笺存在北京吴晗处,京华人文荟萃,吴晗交际又广,常有名士过访,由他托请大家留墨。 为扩大范围,他又请许广平、叶圣陶、俞平伯等襄助。于是社会贤达、专家学者乃至戏曲名伶的手迹都成了他搜罗的对象,宏富得很。 黄裳请张奚若和邓叔存先生握管,张先生高低不肯,又不忍心扫兴,就在笺纸上写一封信充之;邓先生录了岑嘉州的一首诗,属款“钝蛰”。 以上这几句话,见《走近大家》一书中。作者张昌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含有这几句的那篇文章叫《黄裳:书香人和》,在“名流写意”一辑中。据文章中说,作者是去过黄府的。但又看得出,其写作所据的材料,大多出自黄先生的文章中。 黄先生真是个大收藏家呀,动手早,办法妙。张昌华说黄先生的收藏“宏富得很”,是一点也不假的。 但是,现在若有人去黄府,说想看看这些收藏,我敢打保票,你就是拿刀子逼住黄先生的胸口,他也不会让你看一眼的。 太傻了吧,不过是些名人手迹嘛。你或许会这么想,又由不得赞叹,真是高风亮节啊,爱惜自己的收藏,胜过自己的生命。 错了。傻的是你,而不是黄先生。他知道有比生命更可贵的。那就是钱。早在多少年前,他就将这些玩意儿卖了个净光。 卖给了谁?卖给了雅爱收藏的一位老板,或者说是民营企业家。这两个称谓,在中国是一样的。此人确也高雅,买入之后,并不藏之府邸,而是连同此前此后搜罗到的其他同类手迹,挑选百余幅,编为一本精美的画册。2001年5月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名曰《百年文人墨迹——亦孚藏品》。亦孚者,潘姓,温州人氏也。承潘先生不弃,赠我一册。我是先得了潘先生的赠书,后看了张先生的《走近大家》,才明瞭黄先生的这一壮举的。看潘先生的画册时,见这么多名人赠黄先生的手迹,我就有些感慨;看了张先生的书,知道黄先生的这些手迹是怎么来的以后,我的感慨就更重了,目瞪口呆,好一会儿挢舌不下。世人上竟会有这样的人,竟会有这样的事! 且看《墨迹》一书中,收录的原属黄先生的藏品,都是些什么货色。仅以题款中有黄先生名讳者为据: 李宣龚诗笺《园菊得花喜而作》,黄炎培诗笺《七十写怀·阴冻》,许寿裳诗笺《书鲁迅诗》,胡适诗笺《贯酸堂的清江引》,马叙伦诗笺《送茅盾应苏联讲艺诗》,张奚若信笺《与黄裳书》,邓以蛰诗笺《书岑嘉州诗》,容肇祖诗笺《书陆游诗》,周[弓又](又上有一山字)叔中堂《录黄荛圃题宋本东坡先生诗》,容庚诗笺《书曹子建杂诗》,叶圣陶篆书诗笺《书唐人七绝》,罗根泽诗笺《书义山诗》,唐圭璋诗笺《自作词》,沈从文诗笺《赠黄裳诗》,张充和小横幅《录陶渊明归去来辞》,李广田信笺《与黄裳书》,李一氓条幅《旧友聚饮松鹤楼诗》,曹禺信笺《为黄裳题词》,戈宝权诗笺《自译普希金短诗一首》,汪曾祺信笺《与黄裳书》。 以上共是二十件。 实则不止此数。潘先生在该书《自序》中说,他有意成册出版,“是三年前接手了黄裳先生三十多件文人的字后才开始的”。这里,潘先生用了“接手”二字,我们千万别以为这是黄先生的慷慨赠予。因为,潘先生接下来说,他的这些藏品获得的途径,有拍卖会上购得,有朋友赠送,“也有货款两清、买卖成交的”。黄先生的这批货,当属后者无疑。 感慨不管怎样深,惊异不管怎样大,感情平复之后,我也会设身处地地为黄先生想想。文人也是人,总不能空守着这些名家墨迹喝西北风吧。谁也有个缓急的时候,再值家的东西,到了三餐不继的时候,也会拿出去换几个钱的。当年的辛苦奔走,请人托人,也是费了力气的。先前的付出,正是为了日后的回报。然而,就是真的到了困窘的时候,一点也不念及人间的情谊吗? 至少我认为,有两件东西,黄先生是不应该出手的。 一件是胡适写的《贯酸堂的清江引》,一件是张充和写的《录陶渊明归去来辞》。 倒不是说胡适的名气多大,张充和字多么好,不是的,出手的那么多墨迹中,名气不在胡适之下的,字比张充和好的,都还有;而是说,这两件墨迹得来太不容易了。 胡适那幅字的左下角,有小小的两行字,不注意看的人往往会忽略过去。是这样写的:“黄裳留玩,充和转赠,一九八七年四月”。张充和那幅的末尾,也有两行小字,道是:“应黄裳先生三十年前转托靳以之嘱,一九八一年六月廿三日,时客南德之明兴城”。 这里头有个感人的小故事。张充和题款中说是三十年前,是个约数,实则是当在三十二三年,即大陆解放前夕,张女士还没有出国的时候。张的字是有时名的,黄甚喜爱,曾托靳以求之。不久,张与夫君美国人傅汉思去了美国,沓无音讯。1981年卞之琳访美,见到张,言及故人。张翻出旧信,并为黄写了这幅字。附信说:“奉上拙书一幅,想来你已忘了此事,因靳以信尚在,非了此心愿不可。”三年后,张充和回大陆省亲,在上海与黄晤谈时,黄说他原有一幅胡适题款签名的字,文革中怕惹事将之毁了。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张返美后,便将自己珍藏的胡适的这幅《清江引》寄赠。 多么珍贵的情谊,说撇开就如破鞋似的撇开了。 这么珍贵的物件,不会留下吗? 不行。黄先生不是家里住处逼仄,要腾开空间才卖这些纸头的,就像我们平日处理废旧报刊一样。不是的,他是为了钱。为了钱,就有个能不能攀上价钱的问题。买家又不傻,拿些二流货色搪塞吗,没有那么回事。要攀上价钱,只有把珍贵的东西拿去,还有什么比字迹既可贵,其中又有这样感人的小故事的,更值钱的?于是我们的黄先生就义无反顾地出之于箧中,献之于人前了。 生当今世,对文化人作道德上的过高的要求,我从来就不认为有什么实际的意义。那须是民众的出自真诚的尊崇,而不是文化人一厢情愿的奢求,更不是为政者悬在文化人头上的符咒。有人卖艺,有人卖身,有人卖官,有什么才能卖什么;一个绝不会富到哪儿去的文化人,出卖自己辛苦得来的同类的墨迹,有什么大错呢?但我同时又认为,一个文化人可以因为贫穷而为盗为娼,就是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在道理操守上,也不能出于普通文化人的料想之外,更不能落在普通中国人的道理基线之下。 2007年1月5日于潺湲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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