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条街,父亲总不让儿子挨近,总要找个理由,悄悄绕开。原来,这条街窝藏着全城的狗肉馆,一年到头,街边站满了栅笼,一只只憔悴的狗趴在里面,充当活物招牌。那条街上有股怪味,是恐惧的味道,是动物临终的味道,是血蒸发的味道,是告别身体的鲜毛皮在风里抽泣的味道……
这是个高尚的父亲。
他怕孩子吸入不良空气,他怕孩子的眼睛受伤,他怕幼小的心灵侵入毒素。他最怕的是,孩子在慢慢适应后变得坦然,在一次次惊愕和无能为力后变得麻木,最终,变成那些路人中的一个。
我不知道,这对童话般的父子,在东躲西藏的世间能躲多久,在绕来绕去的路上能走多远。但他们的存在,如金子般贵重。他们改变了人群的成分,重新编辑了我对人间的印象。
我想起一个高山上的习俗:一个猎人,在和野兽搏斗后,要用泉水和树叶洗净脸再回家,以免眼里有未散尽的凶煞,附体在婴儿身上。孩子断奶前,猎人不能捕杀哺乳期的动物,不能带沾血腥的兽皮回家,否则,孩子长大会成为歹人。
这是个美丽的迷信。大凡迷信,都有这种特点:后果不成立,但禁忌中包含的精神主张却是高贵的。
深夜,我欲搭一段美好时光入眠时,常把丰子恺的书搁在枕边。读漫画《趁爸爸不在》《瞻瞻的脚踏车》《爸爸回来了》《妹妹新娘子,弟弟新官人》,总忍不住笑出声,头重脚轻的小人儿,如雀、如花、如蜜饯,芬芳的童音、玻璃球似的吵闹、向日葵般的手臂……被他们簇拥着,几乎忘了那个时代的愁苦与险恶。在丰子恺眼里,婴幼儿才是真的人,童年才是未被篡改的人生。
我常想,一个时代的气质和日常生活,若染上一点“丰子恺味道”,该多好,该多好。
人生美学和美德,在儿童身上是存量最大的,只有思想成熟并保持一颗童心的人,才是美的成年人。儿童和儿童的愿望,不仅是一个社会最重要的保护目标,更是成人精神最珍贵的营养品。
一个国家,若能从孩子对家长的使唤中发现公民的权利,从父母对骨肉的垂怜中认证自己的义务,从他们的彼此互爱中找到国与民的逻辑,从他们的亲热和信赖中反省自己的冷漠与隔膜……若将一个家庭放大无数倍,若天下之人是由一群群“丰子恺”和其“孩子们”连缀而成……那么,一个健美的时代莅临了,“国家”就有了“家国”的基因和属性,该生存共同体的气质和细节变了,道德、风尚也就变了。变得简明、温美、清纯、风和日丽。
看一个民族的生活美学,看一个时代的精神雅量,有个重要线索:要看它缔造和收纳了多少童话,看它的世俗文化和游戏规则是否激励、佑护童话人生,是否滋养童话发展,是否欣赏有儿童人格的成年人。表面上,童话是大人备给小儿的礼物,而更深的真相是:童话乃成人对儿童的审美作业,反映了“大”对“小”的鉴赏力,本质上是“小”对“大”的馈赠。一个社会,若成人的精神系统里没有童话成分,若大众生活提前告别了童话,甚至贬低和嘲笑童话,那这个时代势必极度实用、功利、枯燥,人群也定是险恶、龌龊、粗戾的。
儿童稀少,人堆里即缺少氧气和光线。童话衰落,一个国家的黄昏即早早降临。
由于我的新闻职业,每天要浏览大量媒体和网络信息,有一点是我担忧的:美和干净的事物太少,专心生活和认真说话者太少,能让孩子消费的东西太少,“热爱生活”的依据太少……我知道,这并非全部事实,而是兴趣和注意力所致,我们被自己的对立面绑架了。对于美,不仅生产能力锐减,更可怕的,我们丧失了消费能力、消费愿望和消费传统。
那天,我在微博上说:“中国是个麻团型社会,让人纠结的事太多,‘忧愤’近乎日常表情。但我以为,一个优秀的时代人群里,应同时存在鲁迅和丰子恺这样反差极大的生命类型,对两者的消费应同样旺盛和隆重,甚至,随心灵艺术和生活主题的复位,后者应该居上。”
当代中国有种精神危机:由于粗鄙和丑陋对视线的遮挡、对注意力的劫持,我们正逐渐丧失对美的发现和表述。这其实很危险,生活有荒废的可能。我们从不乏思想的榜样,但鲜有生活的榜样,纯真意义上的生活,摆脱羁绊和干扰的生活,聚精会神、全心全意的生活。我们缺少生活的专业户。
如此背景下,我们拿什么送给孩子?除了绝版的“动物世界”,除了文学史上那些经典童话,我们还有能力讲一个美好的故事吗?我们唇齿间还能挤出温情的语调和口吻吗?
想起了埃·奥·卜劳恩,这位德国人虽然身在最黑冷的年代并被其吞噬,却献出了温暖的《父与子》。巧得很,《父与子》最早的中译本,序言作者正是丰子恺。他们的精神相遇了,这是神奇的缘分,这是两个伟大父亲的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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