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条街，父亲总不让儿子挨近，总要找个理由，悄悄绕开。原来，这条街窝藏着全城的狗肉馆，一年到头，街边站满了栅笼，一只只憔悴的狗趴在里面，充当活物招牌。那条街上有股怪味，是恐惧的味道，是动物临终的味道，是血蒸发的味道，是告别身体的鲜毛皮在风里抽泣的味道……
这是个高尚的父亲。
他怕孩子吸入不良空气，他怕孩子的眼睛受伤，他怕幼小的心灵侵入毒素。他最怕的是，孩子在慢慢适应后变得坦然，在一次次惊愕和无能为力后变得麻木，最终，变成那些路人中的一个。
我不知道，这对童话般的父子，在东躲西藏的世间能躲多久，在绕来绕去的路上能走多远。但他们的存在，如金子般贵重。他们改变了人群的成分，重新编辑了我对人间的印象。
我想起一个高山上的习俗：一个猎人，在和野兽搏斗后，要用泉水和树叶洗净脸再回家，以免眼里有未散尽的凶煞，附体在婴儿身上。孩子断奶前，猎人不能捕杀哺乳期的动物，不能带沾血腥的兽皮回家，否则，孩子长大会成为歹人。
这是个美丽的迷信。大凡迷信，都有这种特点：后果不成立，但禁忌中包含的精神主张却是高贵的。
深夜，我欲搭一段美好时光入眠时，常把丰子恺的书搁在枕边。读漫画《趁爸爸不在》《瞻瞻的脚踏车》《爸爸回来了》《妹妹新娘子，弟弟新官人》，总忍不住笑出声，头重脚轻的小人儿，如雀、如花、如蜜饯，芬芳的童音、玻璃球似的吵闹、向日葵般的手臂……被他们簇拥着，几乎忘了那个时代的愁苦与险恶。在丰子恺眼里，婴幼儿才是真的人，童年才是未被篡改的人生。
我常想，一个时代的气质和日常生活，若染上一点“丰子恺味道”，该多好，该多好。
人生美学和美德，在儿童身上是存量最大的，只有思想成熟并保持一颗童心的人，才是美的成年人。儿童和儿童的愿望，不仅是一个社会最重要的保护目标，更是成人精神最珍贵的营养品。
一个国家，若能从孩子对家长的使唤中发现公民的权利，从父母对骨肉的垂怜中认证自己的义务，从他们的彼此互爱中找到国与民的逻辑，从他们的亲热和信赖中反省自己的冷漠与隔膜……若将一个家庭放大无数倍，若天下之人是由一群群“丰子恺”和其“孩子们”连缀而成……那么，一个健美的时代莅临了，“国家”就有了“家国”的基因和属性，该生存共同体的气质和细节变了，道德、风尚也就变了。变得简明、温美、清纯、风和日丽。
看一个民族的生活美学，看一个时代的精神雅量，有个重要线索：要看它缔造和收纳了多少童话，看它的世俗文化和游戏规则是否激励、佑护童话人生，是否滋养童话发展，是否欣赏有儿童人格的成年人。表面上，童话是大人备给小儿的礼物，而更深的真相是：童话乃成人对儿童的审美作业，反映了“大”对“小”的鉴赏力，本质上是“小”对“大”的馈赠。一个社会，若成人的精神系统里没有童话成分，若大众生活提前告别了童话，甚至贬低和嘲笑童话，那这个时代势必极度实用、功利、枯燥，人群也定是险恶、龌龊、粗戾的。
儿童稀少，人堆里即缺少氧气和光线。童话衰落，一个国家的黄昏即早早降临。
由于我的新闻职业，每天要浏览大量媒体和网络信息，有一点是我担忧的：美和干净的事物太少，专心生活和认真说话者太少，能让孩子消费的东西太少，“热爱生活”的依据太少……我知道，这并非全部事实，而是兴趣和注意力所致，我们被自己的对立面绑架了。对于美，不仅生产能力锐减，更可怕的，我们丧失了消费能力、消费愿望和消费传统。
那天，我在微博上说：“中国是个麻团型社会，让人纠结的事太多，‘忧愤’近乎日常表情。但我以为，一个优秀的时代人群里，应同时存在鲁迅和丰子恺这样反差极大的生命类型，对两者的消费应同样旺盛和隆重，甚至，随心灵艺术和生活主题的复位，后者应该居上。”
当代中国有种精神危机：由于粗鄙和丑陋对视线的遮挡、对注意力的劫持，我们正逐渐丧失对美的发现和表述。这其实很危险，生活有荒废的可能。我们从不乏思想的榜样，但鲜有生活的榜样，纯真意义上的生活，摆脱羁绊和干扰的生活，聚精会神、全心全意的生活。我们缺少生活的专业户。
如此背景下，我们拿什么送给孩子？除了绝版的“动物世界”，除了文学史上那些经典童话，我们还有能力讲一个美好的故事吗？我们唇齿间还能挤出温情的语调和口吻吗？
想起了埃·奥·卜劳恩，这位德国人虽然身在最黑冷的年代并被其吞噬，却献出了温暖的《父与子》。巧得很，《父与子》最早的中译本，序言作者正是丰子恺。他们的精神相遇了，这是神奇的缘分，这是两个伟大父亲的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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