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汉高祖本质的再认识

——《高祖本纪合注》引言*

作为“沛公”的刘邦，是推翻暴秦统治的英雄，这是毫无疑义的。

作为“汉王”的刘邦，是“楚汉相争”的胜出者，是“秦楚之际”国家分裂的终结者、国家统一的推动者，这也是毫无疑义的。

作为“汉高皇帝”“汉高祖”的刘邦，是“汉王朝”的缔造者、“汉民族”的抟聚者、“汉文化”的奠基者，这也是不可撼动、不可置疑的。

就一生经历而论，汉高祖的功业，自然也是一个可以粗说、又可以细数的“常数”——人生奄忽间，大说百来年，日夜劳瘁，谁又能填得了东海？搬得了泰山？

当中国人检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尤其是检点那个全世界最大民族“汉民族”的“汉文化”时，对汉高祖刘邦历史功业、文化功业的再认识就是一道绕不过去的思维关口。

基于这一思维常识，人们对汉高祖刘邦历史贡献、文化贡献的认识，似乎就不该局限于“反秦”“剪楚”或“布衣亭长”的“皇袍加身”了，甚至也不该局限于为“刘姓帝室”打下了四百年江山。

如果允许，我们可以对汉高祖刘邦作出最粗线条的判定：

其一，在中国“帝王”群体里，刘邦是历史上难以企及的好皇帝。

其二，从中国作为“千年帝国”的“大一统”格局看，刘邦无疑又是这一政治范式的推进者和定型者。

其三，因为四百年的文化抟聚消弭了地方自闭、地方隔阂，所以“汉民族”得以做大、“汉文化”得以普及，汉高祖自然又是“汉民族”及“汉文化”的双重催生者。

因为出了个汉高祖，后世的君王、臣子甚至庶民百姓遂获取了陵越一朝一代的政治遗产和文化遗产。

是不是饮水思源的缘故呢？总之，从汉朝开始，到现代之前，两千多年间，人们对汉高祖刘邦的评价基本上是以褒扬为主流的，贬损者极少。

对汉高祖评价最高者，又当推汉朝史学大家司马迁。在《史记》的《高祖本纪赞》及《秦楚之际月表序》中，司马迁认为刘邦是“得天统”的“大圣”。

尽管司马迁对汉高祖有这样高的评价，今天仍有相当多的聪明人以为，司马迁的《史记》在“虚高”的评价之外，《高祖本纪》才是对刘邦无赖嘴脸的无情揭露。司马迁的精神与《史记》的精神，被这些人作了“二元分割”。

经过认真考比，我们只能说，持有这种认识者大都是误读了《史记》，误读了司马迁，且常常狂热地将自己的小肚鸡肠和历史偏执，强加给了司马迁。

推翻清朝之后，这种误读又有加速、加大的倾向。特别是李宗吾氏《厚黑学》一书问世后，汉高祖刘邦的形象彻底变坏，甚至成了伪君子、真小人的化身。近年，网络传媒又走红了一批“百家学者”，其中凡有说汉史者，多以矮化、丑化刘邦为表演噱头。

这让我们警思：当学术清醒弱化，历史戏说即行走强；当悲剧精神消解，小品逗笑就大肆泛滥；当诚信正直消解，巧言谎话就会飞天；当家国不再需要英雄，骗子就会夸口高台……

让老实人始料未及的还有，所有冒名学术的喧嚣及坚持戏说的固执，都还有个与时俱进的借口。究其缘由，邪亵文化所以大行其道，多与正大文化的萎靡不振有关；如果再大事小说，则又与当今社会读书风气的衰歇有关——一书不读，一事不知，盲从愚弄，岂有不人云亦云的呢！

本来，我们并不忧虑刘邦评价的“负面发酵”。毕竟，对于汉高祖刘邦而言，这所有的矮化、丑化都不会再起作用了——斯人已逝，万劫皆空，后生小子，谁又动得了他的一丝毫发？但对于作为汉高祖故乡的沛县、丰县、徐州而言，及非汉高祖故乡的海内九州而言，这种“文化内伤”则又是不可承受的。小了说，丑化汉高祖毁伤的是一个地方的文化传统、文化自信；大了说，矮化汉高祖毁伤的则是汉文化的理性、汉文化的精神。

既然原本不应有问题的汉高祖评价发生了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就成了汉史研究的当务之急。汉代人，包括司马迁本人在内，对汉高祖历史功绩的评价均是“拨乱世，反之正”。 “拨乱世，反之正”，那可是一件关乎国家、民族的历史功德，今天，岂能因几个文人的快意夸嘴而一笔抹杀呢？因而，站在“文化自卫”的立场，针对着关于汉高祖评价的污名化倾向，也应该来一次拨乱反正。而拨乱反正的根据，不是靠口诛笔伐，而是靠历史资料。在历史资料中，又以司马迁的《高祖本纪》最为原始，最为周详。如此一来，重新整理《高祖本纪》就成了拨乱反正的必然选项。

用司马迁《高祖本纪》的资料，还原汉高祖刘邦的本来面目，将颠倒了的认识再重新颠倒过来，即是此次《高祖本纪合注》编纂出版的学术目标。

因果互生，因果互证，谁能想到，是《厚黑学》的轰传与电视学者的宣讲，激发起我们为汉高祖“正名”的情趣呢！而厘清基本史料，便成为认定汉高祖功过的基础性工作。

《史记》之《高祖本纪》是研究刘邦的最基本材料。《汉书》之《高帝纪》虽然增加了《本纪》没有的一些诏令，但基本框架没有变化。因而，后人对刘邦的评价只能在不背离《高祖本纪》的基础上推演。

此外，《高祖本纪合注》对司马迁《高祖本纪》的整理，也是汉高祖的乡人在对前辈尽一份责任。

《高祖本纪合注》的编纂，是一件“笨活”。笨就笨在将《高祖本纪》所系附的相关资料，无论褒贬，均行列出。《史记》三家注——裴骃“集解”、司马贞“索引”、张守节“正义”与日人泷川资言的“考证”之外，本书编者复将《史记》中与汉高祖生平、言行、关系、功过的相关资料，尽行蒐求、排比、罗列，以“合注”相提领，一一标示，并与前人的“传统阐释”相“互证”，所以这次推出的本子成为“合注本”，其终极的学术设定仍然是：让材料说话，听历史发声。

无论是沛县人、丰县人，还是徐州人，都会把汉高祖刘邦看成是自己引以为荣的先人，这是一份可以理解的历史亲情。实际影响则更有哲学意味和社会学意味，刘邦不仅仅是沛县的、丰县的、徐州的，他更应该是整个汉民族的，是千年传统的，是中国的，是世界的。所以认识刘邦，评价刘邦，必然又要跳出狭小的地域局限。只有如此，才能真正理解汉高祖、汉高帝的这个“高”字。对于刘邦而言，这个“高”字，无论是放在两汉四百年，还是放在整个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他都是当之无愧的。

我们深信：历史的罪案与历史的功绩，都是不可磨灭的。虚说的历史，如影随形，形亡影灭；真实的历史，天证地证，人神无欺，一定具有永恒的启迪。

作者

2018.2.19

 *由田秉锷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