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
安特生在乌普萨拉大学博士毕业后，曾先后两次参加了1901年至1903年瑞典的南极考察活动，因此名声大振，安特生被任命为瑞典国家地质调查局局长。
1914
1914年他受聘任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在中国从事地质调查和古生物化石采集。
安特生的聘任状
他的隶属于由中国学者丁文江和他的同事黄文浩组织和领导的中国国家地质调查局。在此期间，安特生帮助培训了中国的第一代地质学家，并在铁矿石和其他采矿资源以及地质和古生物学方面进行了许多发现。之后，由于中国时局动荡，地质考察的研究渐趋停滞，安特生也因此把精力转向了对古生物化石的收集和整理研究。
1918
安特生于1918年首次到访周口店，当时当地人误认了那里丰富的啮齿动物化石，使他们被带到一个名为“鸡骨山”的地区。他于1921年返回，由当地采石人员带领到龙骨山（Dragon Bone Hill），在那里他发现了该地区不存在的石英。意识到这可能表明有史前人类的存在，因此他将助手奥托·赞丹斯基安排进行挖掘工作。赞丹斯基1923年返回进行进一步发掘，并将大量材料运往乌普萨拉进行分析。最终，在1926年，瑞典国王访问北京之际，安特生宣布发现了两颗人类牙齿。这些后来被确定为北京人的最早发现。
在与袁富力等中国考古人员的合作下，他随后在河南省黄河沿岸发现了史前新石器时代遗址。1921年，这些被首次发掘后的村庄遗迹命名为仰韶文化。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因为至今尚未对中国的史前考古进行过科学考古发掘以及仰韶文化和其他史前文化的研究。随后他被称为“仰韶文化之父”。
1923
在随后的1923至24年间，安特生以中国国家地质调查局的工作人员的身份，再次与中国同事合作在甘肃和青海省进行了考古发掘，并出版了许多有关该领域的书籍和科学论文。
1924年初的时候，安特生在兰州的集市上收购彩陶，机缘巧合的机会，让他发现了一位烟贩的货摊上，摆着一只精美但是破旧的彩陶罐。经过询问才得知，彩陶罐来源于洮河河谷。因此，他与随从马不停蹄地赶往了洮河流域，同时与当时的甘肃政府取得联系，获得考古许可证书。
他在1929年创立和创办的《东方博物馆》简报中有许多关于中国考古学的文章，他在那里发表了自己的最重要的科学报告。
安特生关于他在中国的时间最著名的书是1932年出版的Den gula jordens barn，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包括英语（如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1934年、1973年重印）、日语和韩语。有关安徒生作品的详尽书目以及对他和他的同事在中国的考古研究的全面讨论，请参见费斯凯约先生的作品China before China: Johan Gunnar Andersson和陈兴灿的Ding Wenjiang, and the Discovery of China's Prehistory。
1926
1926年，安特生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建立了东方博物馆（Östasiatiska Museet），这是一个国家博物馆，用以收藏他在中国期间第一次科学考古发掘中瑞典部分藏品。安特生担任外交和欧洲事务部主任，直到1939年他被著名的瑞典汉学家伯纳德·卡尔格伦（Bernhard Karlgren）接任。
瑞中双方达成一项协议，允许这些最早的考古发现运往瑞典记录研究，其中一半可以留下，作为东方博物馆的基础，另一半要退还中国，并于1927-1936年间由安特生完成退还工作。留下的文物标记代表斯德哥尔摩的S字母，而退还的文物标记代表北京的P字母。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或战后，此批安特生文物的中国一半不幸遗失。历史背景是由于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动荡时期，国内军阀割据，社会动荡使得这批珍贵文物流失海外。
《瑞典人安特生与中国仰韶文化》
-------------------------------------------
安特生的远东相册（约1914年至1938年）.By Johan Gunnar Andersson.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