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问（1190－
元好问七岁能诗，在追随郝天挺学习六年以后，从二十岁起，“下太行、渡大河”，开始了各处游历的“觅官”生涯。他从十六岁赴试起，应举做官的思想一直不断。二十一岁时，其叔父元格病逝于陇城任所，元好问自此结束了游居的生活，扶柩回到忻州原籍。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年），蒙古军陷秀容城，元好问的长兄惨遭杀害，时年二十五岁的元好问，避兵邻县阳曲北山。
贞祐四年（1216年），元好问风闻蒙古军又将南下，举家至河南避乱。这个时期的元好问，目睹战乱四起，写下了不少悲愤之作，如《箕山》、《琴台》等诗。元好问自二十岁始赴长安应试，直到二十八岁已经参加过数次科举，但并没有得到好的成绩。二十八岁时，他赴汴京以诗文谒见当时的礼部尚书赵秉文。后者对《箕山》、《琴台》等大为赏识，元好问遂名震京师。然而，这时候的元好问由于仕途不顺，已经流露出对科举做官的懊恼和灰心。在此之前，他的诗作尽管反映了游历所见的苦难情形，但仍然朝气蓬勃，透露出宏大的抱负。二十八岁后，仕途不顺的他，如同从做官的迷梦中清醒过来，此时的诗作中如“一寸名扬心已灰，十年长路梦初回”（《示崔雷社诸人》）、“无端学术与时背，如瞽失相徒怅怅”（《雪后招邻舍王赞子相饮》），已经表露了这样的情怀。
1218年春，二十九岁时的元好问移居嵩山。这时，他感到理想难以实现，在思想上处于低潮，但这也为他提供了一个开阔视野的契机。他将注意力集中到更为现实的事情中去，开始经营生计，关注农民生活，写出了一系列贴近农民，反映农民情感的作品。同时，他的作品中，开始出现对时政的影射。元好问一生的作品中，较少这种题材的诗歌，它们也比较集中出现在这个时期。
三十二岁至四十二岁的十年，是元好问人生的第二阶段。艰难的时势，使得充满爱国情怀的元好问，无法彻底放弃做官的理想。在这种矛盾的困扰下，兴定五年（1221年），元好问进士及第，但当时主考官赵秉文因滥放及第被贬官，元好问愤而不就选。三年后，元好问在赵秉文及杨云翼着力劝说下应选宏辞科，中选后召任国史院编修。
在之后的几年中，元好问实际上处于时仕时隐的状态。一方面，他渴求出仕以改变时局，成就一番事业；另一方面，又逐渐认识到官场黑暗，厌倦于复杂的政治斗争。这使得元好问思想上的矛盾不断加深。
蒙古军占领汴京后，崔立自认为救活了京城百万民众，曾要求元好问等文人为其立碑颂德。元好问等文臣视崔立为叛贼，不愿落笔，另一方面又恐为崔立所害，于是找到未有官职的文士刘祁来撰碑文。刘祁在后来回忆中记载，他起初也坚辞不就，后来元好问等人多次逼迫，只好代为起草碑文，由元好问修改后，刻为碑文。之后，元好问又向耶律楚材上书，举荐一批知名文士，请求后者予以保护。因这两件事，元好问被质疑“气节”问题，在以后一直困扰着他。
金朝的灭亡与人民的惨状，对未能将国家于危难中挽救的元好问，造成了很大的打击。此外，崔立功德碑一事，也令他悔恨自责，由此招来的毁谤更令他积郁难排。这个时期，元好问常常沉醉酒中以求解脱。然而，这种悲痛沉郁的心情，也造就了元好问在诗歌方面的成功。代表了他思想和艺术的最高成就的“丧乱诗”，大都产生于这个时期。
五十岁时，元好问回到故乡忻州。这时的他思想消沉，心生厌世之感，甚至认为“读书误人多”，要后代学耕耘种树，也不要学读书。他开始信奉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流露出宿命论的思想。
元好问晚年，一方面致力于金朝历史和文化的保护，另一方面也开始立馆讲学。他在封龙山与张德辉、李冶一道讲学，学生众多，并称为“龙山三老”。六十三岁时，元好问与张德辉北上觐见忽必烈，成功说服忽必烈接纳尊信儒学，并请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促使忽必烈任用儒士治国。
元宪宗七年九月初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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