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眼桥畔,成都望江路39号加油站改造时,地裂一角,现出一块石碑。此地属四川大学,面朝锦江,背倚川大高分子材料实验室和文科楼。时任四川大学档案馆馆长党跃武奉命赶赴现场,川大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谭登峰、档案馆馆员沈军也前往勘察,之后撰写了《四川尊经书院举贡题名碑发现略记》调查报告。
尊经书院旧影
四
王闿运的重要贡献
据调查报告描述:“碑身呈长方形,碑首左上角残损,残损口为旧痕……石碑长226厘米,宽103厘米,厚7厘米,体量颇大。碑文字数多,雕刻较为精美。碑文正楷,刻工未详,可辩字878字。右起首列开头写着'四川尊经书院举贡题名碑并序’,序文共9列,序文之后,共有10列。人名之后清楚记载字号、年龄、籍贯等信息。刻字立碑的目的很明显,即为表彰这些举贡的书生,石碑文亦即尊经书院的'光荣榜’。”石碑左上侧碑文隐隐错杂着84个别样的楷书,经书院史专家胡昭曦教授考订,此为张之洞《四川省尊经书院记》残文。
据雷文景《川大之源:四川尊经书院纪略》一文介绍,尊经书院设立于同治十二年,到光绪二十八年废科举,停书院,兴学校为止,一共办了三十年之久。读尊经书院,不但不交学费,还规定每个生员每月领“膏火银子”四两。除了这项固定收入外,每月考课成绩优良的,另有奖金,两项加起来,有些生员每月可得十两银子以上。那时的一般生活很便宜,这笔钱不仅可以解决个人生计,还能供养六口之家!
尊经书院对四川士子的影响,还在于学术派别的转变。真正影响书院学风的是两位主讲:钱保塘、钱保宣。二钱都是浙江人,光绪四年(1878)冬,“学政谭宗浚集尊经诸生三年以来课艺及下车观风超等卷,刊为《蜀秀集》八卷。所刊皆二钱之教,识者称为江浙派。”可见,在尊经书院初期,江浙派学风占主导地位。这种情况一直要到王闿运掌教以后,才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学术上从江浙派一变而为湖湘派,这是尊经书院学风的一次重要转向。
四川尊经书院举贡题名碑(拓片)
王闿(kǎi)运,晚清经学家、文学家,号湘绮,世称湘绮先生。咸丰二年(1852)举人,曾任肃顺家庭教师,后入曾国藩幕府。1880年入川,主持成都尊经书院。王闿运在川长达八年之久,以经、史、词章等教育学生,规定学生每日读书必记下心得体会。大儒挥金椎,琢之诗礼间。为了鼓励学生,王闿运还把学生们在经、史、词章方面的优秀论文,集结成册刊印。
尊经书院培养了一大批影响四川近现代政治、思想、经济、文化和科学发展的名人。例如,为变法图强、英勇牺牲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离经叛道、托古改制的今文经学大师廖平;力主新学的四川维新变法的核心人物宋育仁;为推翻清朝、建立民国,舍身炸死良弼,被孙中山先生封为大将军的彭家珍;领袖群伦、叱咤风云的辛亥革命时期的大人物吴玉章、张澜、罗伦、蒲殿俊;清代四川唯一的一个状元、曾任京师大学堂首席提调和四川高等学校校长的骆成骧等。
四川尊经书院举贡题名碑(拓片,下部)
五
慈禧在养心殿召见
征鸿过尽秋容谢。卷离恨、还东下。剪剪霜风落平野。溪山掩映,水烟摇曳,几簇渔樵舍。芙蓉城里人如画。春伴春游夜转夜。别后知他如何也。心随云乱,眼随天断,泪逐长江泻。
宋代石孝友的这首《青玉案·征鸿过尽秋容谢》,仿佛张之洞离开蜀地的写照。光绪二年(1877),时年四十岁的张之洞,回京任文渊阁校理,负责掌阁藏《四库全书》的注册、点验等事。三年后,张之洞补国子监司业,补授詹事府左春坊中允,转司经局洗马。洗(xiǎn)马,官名。汉时亦作“先马”“前马”,为太子属官,侍从,太子出行时为前导。其后历代沿制,清代虽不设太子官属,仍保存洗马官名,属于詹事府,为从五品,实际是为翰林官升调的跳脚板。四十三岁依然是从五品小官,自诩满腹才华的张之洞作何感想?
奥斯特洛夫斯基说:“钢是在烈火里燃烧、高度冷却中炼成的,因此它很坚固。”彼时的张之洞,还是块生铁。生铁成刚,还要锤炼千万次。
第一次召见,慈禧就不太喜欢——个子不高,两肩单薄(不高大威猛);国字脸、大鼻子(完全不帅),唯独一双眼睛格外精光四射。“目光如电”,慈禧想起野史上常有这样的话,但眼前这个人两鬓已有白发,哪像同治二年的探花。但问答之中,又显得是一个社稷之才,尤其是面对闹得沸沸扬扬的崇厚“卖国”,此人慷概激昂,气势雄壮。慈禧又不由得改变看法。
“张之洞,你是同治二年探花?”
“是的。那年太后赏赐臣山海之恩,永世难忘。”
“听说你在外办事用心,湖北四川这几年出了不少人才。”
“臣受国恩,为国家尽心办事,乃是本分。”
“你上书要杀崇厚?”
“太后英明!崇厚一贯媚外谀敌,当年天津办教案,就奴颜婢膝。这次在俄国人面前,竟然割祖宗土地讨洋人欢喜,臣以为崇厚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垂询中,慈禧还问到了如何改约,张之洞也提出了解决之道。对于体恤民生,张之洞也是长篇见解,慈禧颇为赞许。这次召见,起因是完颜崇厚“卖国”。光绪二年(1876),清廷因俄国侵占新疆伊犁,派左都御史完颜崇厚赴俄国交涉索还伊犁。崇厚昏庸无知,与俄国签定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这一条约名义上收回伊犁,但西境、南境被沙俄宰割,伊犁处于俄国包围的危险境地。消息传来,舆论大哗。群臣上疏,张之洞上《熟权俄约利害折》《筹议交涉伊犁事宜折》,分析俄约有十不可许,坚持必改此议,宜修武备,缓立约,并要求治崇厚罪。上折之后被慈禧召见,特许其随时赴总理衙门以备咨询。张之洞同张佩纶、陈宝琛共同起草奏折19件,提出了筹兵筹饷、筹防边备的积极建议。此事结局是崇厚下狱,定斩监候。但有人说情,后花银三十万两,降职获释。后清廷派曾国藩次子曾纪泽与俄交涉,更改条约,争回伊犁南路七百余里,嘉峪关诸地缓置官。
光绪三年成都尊经书院刻《说文解字注》书牌
六
“清流”难垂青史完颜崇厚成功脱身,从朝野哗然到偃旗息鼓,让张之洞愤慨又无奈。但从另一个侧面看,“混乱不是深渊。混乱是阶梯。”张之洞正是从朝局的混乱中,窥见一丝缝隙,或者是一种光亮:当今朝廷,需要一股“清流”。
何谓清流?张之洞曾说:“鄙人立身立朝之道,无台无阁,无湘无淮,无和无战。其人忠于国家者敬之,蠹于国家者恶之,其事忠于国家者助之,害于国家者攻之。中立而不倚,论卑而易行。当病而止,而不为其太过,奉公而不为身谋,期有济而不求名。此则鄙人之学术也。”
同治九年(1870),张之洞从湖北挂职期满回京,彼时意气风发,常和潘祖荫、李慈铭、王懿荣、陈宝琛等一帮词界名流搅在一起吟诗踏青。光绪三年(1877),张之洞从四川挂职期满回京,又和这帮人在一起喝酒谈人生。但这次回京的张之洞,很失落,和他吟诗踏青的同僚都升了官,唯独他还是从五品的闲职。由此,他渐渐有了一颗愤世嫉俗的心。通过陈宝琛,张之洞又结识了张佩纶、黄体芳、宝廷、邓承修等人,这些人牢骚满腹,怀才不遇,同味相投,从而结成了“清流派”。
“清流派”,之所以成为晚清政局中风云一时的政治力量,抛开拉帮结伙,大背景是与当时的宫斗密切相关的。
辛酉政变后,慈禧与恭亲王奕訢同时成为晚清政治中的核心人物。恭亲王以议政王的名义领袖外廷,依靠湘军、淮军剿灭了太平天国,使朝局稳定。慈禧则羽翼丰满,想趁同治尚未亲政时,独揽大权。而恭亲王主持外廷以来,威望颇隆。在用人行政方面常与慈禧向凿柄。双方之间的明争暗斗愈演愈烈。为了排挤奕訢,慈禧不仅利用醇亲王奕譞打击奕訢,同时拉拢了清流派,借御史为耳目,以翰苑为喉舌,对清流弹劾权贵常加以鼓励,以监视和牵制奕訢等人。所以“台谏生风,争相弹击,清流横甚”。
当时,张之洞、宝廷、张佩纶、黄体芳称翰林四谏,主张“厉以风节”,反对贪官污吏;敢于揭露弊政。他们拥戴军机大臣、大学士李鸿藻为领袖,实际上张之洞是清流派的首领。在中俄交涉事件中,张之洞的政治声望提高了,并得到了慈禧的赏识。
即使混得这样风生水起,张之洞也未得到慈禧的重用。慈禧认为,张之洞是一介书生,虽然做过做翰林和学政,又做了言官,是一个言过其实的人,难以执政一方。
慈安去世不久,慈禧决定广开言路,推行仁政。张之洞认为这是一个良机,以加强东南海防和西北边防力量为由,给慈禧上了一道奏折:“东南海防重在两江,可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年老体弱,不能胜任两江防务。而湘军水师统帅彭玉麟却能征善战、屡立战功且精力充沛,堪当此任。”“西北边塞重在防守,左宗棠一直督办新疆军务,他忠勇可嘉,可陕甘总督曾国荃迟迟不到任,加上他最近连丧一子一侄,所以他更无心西北防务。浙江巡抚谭钟麟曾担任过陕西巡抚,他对西北的情况很熟悉,可擢升他为陕甘总督。另外,左宗棠的部将张曜也很忠勇,可令他帮办西北军务。”从这道奏折看,张之洞举荐了彭玉麟、谭钟麟、张曜,但参劾了刘坤一和曾国荃。刘、曾这两位可是朝局元老,张之洞为什么敢参?原来,在张之洞上疏之前,彭玉麟就上疏参劾刘坤一“耽于逸乐,精神疲弱,于公事不能整顿”,“广蓄姬妾,稀见宾客,且纵容家丁,收受门包(红包)”……张之洞敏感地捕捉到慈禧对这两位元老的态度,所以上了一道颇有心机的奏折。张之洞的这项人事任免建议,慈禧照章采纳。不久,慈禧召刘坤一进京谒见,并令彭玉麟出任两江总督。刘坤一知道彭玉麟参了他,也知道张之洞在背后点火,很生气,索性以养病为由乡居,直到九年之后再度出山。“窥透慈禧,迎合上意,以固其宠”,张之洞的套路确实也收到奇效,为以后的升迁埋下伏笔。光绪十一年(1885)中法战争前后,清政府内部政争出现新的变化,“前清流”对慈禧太后已失去存在的意义,因而宣告瓦解。从1880年代末到中日战争前夕,以日本侵略朝鲜为背景,一部分坚决主张抵抗日本侵略并反对当时弊政的言官和名士,纷纷投靠户部尚书翁同龢门下,形成“后清流”。其中以侍读学士文廷式、礼部侍郎志锐和“南通才子”张謇为骨干,国子监祭酒盛昱、刑部主事沈曾植以及翰林院编修王仁堪、黄绍箕、丁立钧、李文田等均为其中健将。且翁同龢为光绪帝师傅,志锐为光绪帝爱妃珍妃兄长,文廷式为珍妃师傅,因此该派属于帝党的一部分。
中日甲午战争后期,随着帝党的失败,清流派人物或遭革职,或离京南下,或销声匿迹。甲午战后,虽仍有人作为帝党成员参加维新变法活动,但清流派已不复存在。标榜风节,终难垂青史。
徐致祥《纠劾疆臣辜恩负职折》曾如此评价张之洞——“臣统观该督生平,谋国似忠,任事似勇,秉性似刚,运筹似远,实则志大而言夸,力小而任重,色厉而内荏,有初而鲜终。徒博虚名,无裨实际,殆如晋之殷浩;而其坚僻自是,措置纷更,有如宋之王安石。方今中外诸臣章奏之工,议论之妙,无有过于张之洞;作事之乖,设心之巧,亦无有过于张之洞者。”在这一阶段,在帝王争斗的夹缝中,张之洞完成了从书生意气到八面圆通的转变。曾有人对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各用一个字形容,左宗棠是狂,曾国藩是拙,李鸿章是能,张之洞是滑。这就是日本小说家芥川龙之介说的,“最聪明的处世术是,既对世俗投以白眼,又与其同流合污。”
清同治十三年成都尊经书院刻《经典释文》 书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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