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中英易学思想探源

【摘　要】在当代哲学家中，成中英以重视易学研究而著称。他首创易学源头说，为中国哲学史别开新局。成氏立足于中国传统的易经哲学，又援引、运用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易学，开创了现代易学研究的新范型。成氏主张，易学是“易的本体论”和“易的方法论”的融合、结合。显见，其易学思想体现了在中西会通基础上对传统易学创造性诠释的理论旨趣。他提出“象、数、义、理一体同源论”，其易学理论对传统易学的象数派、义理派来说，既是综合和整合，又是突破和超越。成氏进而以易经哲学为原型，构建了其本体诠释学的理论体系。总之，成氏创建了一个富有特色的、完整的现代易学的理论体系，具有十分丰富的思想内涵和重要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易学本体论　易学方法论　本体诠释学　易文化

在当代新儒家群体中，成中英向以对易经哲学的重视而著称。他创建了一个“新易学”的理论体系，将易学研究推进至当代显学的地位。成氏首先旗帜鲜明地标出易学源头说，确立易经在中国哲学史源头活水的地位，为中国哲学史别开新局，也是中国哲学起源问题研究的重大理论突破。成氏力图以易经哲学为中心来统率、贯通中国哲学史，因而使中国哲学史呈现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的理论系统。值得注意的是，成中英运用现代哲学的方法研究易经，并提出了成氏易学中独特的主体性与客体性相统一的“观”的理论，奠定了成氏现代易学理论的根基，也为其独具特色的本体诠释学的哲学建构提供了本体学与方法学的基础。本体诠释学是成中英在现代中西哲学融合的世界整体哲学的背景下，汲取和吸纳西方哲学主要是分析哲学和诠释学的理论方法而又归源于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创构，它归根到底乃是对易经哲学的一种创造性诠释。总之，成氏建构了一个富有特色的完整的现代易学理论体系。

一、易经为中国哲学的源头活水说

易经在中国古代经典中，向为六经之首。重视易经的研究者，代有其人。而在现代学人中，成中英以重视易经哲学研究而著称。成中英承接其师方东美易学的思想路径，[1]将现代易学的发展开拓至新的理论境地。成氏首倡易学源头说，确立易经在中国哲学史上源头活水的地位，力主易经哲学乃是整个中国哲学的源头活水和得以创生、发展的原点。成中英着重从中国哲学和思想文化起源、生成的视角，探讨和论证了易经作为中国文化中根源性的宇宙本源意识和观物取象的思维方式，在中国文化起源中的特殊历史地位和演进发展脉络，以及其他多重丰富的思想内涵。首先，成中英认为，中国文化在周代之前尚有更久远的历史源头，形成了以天地定位为取向的宇宙图像和宇宙变化的图式。成氏总结和整合早期易学起源的观点，将其历史发展阶段分别界定为：(1)伏羲易前期，可定性为“观感易”，从观察与心感体会宇宙自然的变化性。(2)伏羲易后期，包涵神农、黄帝、尧舜等时期，期间以“羊文化”为基础的价值观念系统透过文字形成，可定性为“形象易”或“图像易”，以伏羲画八卦为主要内容。(3)“推演易”，以八经卦推演成六十四卦为要项，其开始当为夏代。(4)同一时期有“数字易”的逐渐发展，其目的在于运用图像联想经验以占卜，从而达到预测吉凶的效果。数字易与图像易是相互推衍、相互激荡的关系。(5)早期易经或易学发展的最后阶段是“诠释易”，周文王是创始者。其目的是找出更完美的理论与经验的关系，使得易的图像透过数字卦的确定得到更准确的预测，进而作出更系统也更合理周全的决策。此即周易系统的建立。[2]第二，成氏认为，在周易的系统建立之前，中国古代还存在“连山易”与“归藏易”的系统。“连山易”、“归藏易”和“周易”分别代表夏代、商代和周代的易经系统。其共同的特征都是经卦皆是八，而其别卦则均为六十四。它们之间的不同在于，“连山易”以艮卦为首，代表了夏人背山筑城，看重山的安稳和依屏，以及先民在山中狩猎水边捕鱼的经验基础；“归藏易”以坤卦为首，代表了殷人发展农耕，崇拜土地、敬拜社稷之神，以及先民秋收冬藏的农耕文化的经验基础。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归藏”不但指一切事物归藏于地，也指一切事物发源于地，回归于地。此正如老子之论道，以道为一切事物的根源，也是一切事物所归向。故此可以推知，道家思想传承“归藏易”，或受其影响。而“周易”则是以乾卦为首，其特点是代表了对自然宇宙的生命力及其创造性、根源性和普遍性，有了更深刻的体验和认识。由此可知，“三易”乃是代表中国古代文化衍生和发展的一个不断进步的、开放的过程。而“周易”则是承接了“连山易”和“归藏易”，又是中国古代易经文化发展的高峰和一个创造性的综合。[3]第三，成中英强调，原始儒家道家哲学都是源于易经哲学的宇宙经验。而且，原始儒家所崇尚的刚健有为精神和道家崇尚的阴柔慈惠精神，恰好构成了阴阳互补的关系，也是从两个基本不同的方向对易经哲学的继承和发挥。成氏进而认为，中国先秦的诸子百家哲学，包括儒、道、墨、兵、法、医、名等各家各派，都是从不同的理论角度和层面对易经哲学根源性精神和思想的继承和发挥。基于以上认定，成氏乃提出，易经乃中国哲学发展的原点，以及易经作为中国哲学的源头活水说。[4]成氏此说，从根源性的哲学层面立论，且辅之以中国上古文化史、思想史发展的史实相验证，为中国哲学史别开新解。鉴于以往的中国哲学史都是以先秦哲学作为中国哲学的源头，故而他指其为“断头的哲学史”。[5]

易经为中国哲学的原点和源头活水，此说还有思想文化根源的意义。既然易经哲学乃是中国哲学的源头，易经哲学所体现的本体创生精神也必然贯注、流行于中国哲学的传统当中，整个中国哲学史因而得以统合为一个机体统一的整体系统。因此，通过易经哲学也就可以将中国哲学史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成中英由此力图用易经哲学来整合、会通中国哲学史。就儒家传统来说，孔子统合易经的本体创生精神为人伦之道。原始儒学在总体上呈现为内在性与外在性相统一的“仁智并举”的精神。这在《中庸》表述为“合外内之道”。[6]儒家的这种精神性，在《大学》的“修齐治平之道”中也得到阐释。总括言之，儒学的整体统合精神体现在周易、孔子、子思、孟子、曾子、荀子的理论体系。子思和孟子的学派以及曾子与荀子的学派可以整合、相互补充。后世的儒家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也照样可以纳入一个更大的、统一的理论框架。[7]就中国传统哲学儒道释诸家来说，儒家、道家本来都源生、根源于易经哲学。儒家所强调的刚健精神和道家注重的阴柔精神，在整体上构成了相反相成、阴阳互补的关系。[8]二者可视为从不同的立场对易经哲学的解释与发挥。即便是后来传入的佛教哲学，因为与中国本土儒道文化相融合，产生了中国化的佛教，也不难以其本体性、根源性精神在中国文化中得到定位。总之，成氏自觉地用易经哲学来贯穿、统贯中国哲学史。易经的本体创生和中道精神始终贯穿于中国传统哲学，发挥着统贯、整合的作用。他还进一步用易经哲学的阴阳互补、主客合一和平衡统一的原理来阐释和说明中国传统哲学诸家及其内部诸流派之间的辩证统一和内在联系。整个中国哲学史由此呈现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

成中英以易经为中国哲学发展的原点和源头活水，这一理论观点还包涵了对中国文化的精神与实质一个尤为深刻的认识和洞见是，易经作为中国文化中具有根源性、整体性和普遍性的宇宙本源意识，事实上成为植根于中国人生命精神深处的一种终极性的文化信仰，也是涵盖中国人的宇宙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全部奥义和核心内容的哲学和独特智慧。[9]据此而论，易经在中国文化中具有至为重要的、关键性的地位，或者说，易经乃是中国文化的根本。成氏坚信，易经乃是中国人哲学思想和文化创造的原点或原初的起点。易经揭示了一个具有根源性的、不断创生和发展的宇宙图型或文化图像的系统。中国古圣先贤在长期的观察宇宙和天地变化的过程中，同时也意识到自我定位的重要性，并企图通过与天地合德的自我修养，进而达至趋吉避凶的至善目标。在他看来，易学包涵了一套宇宙(本体)论，一套方法论和一套价值论，它们是结为一体的整体性哲学系统。而易学作为一种根源性的思维方式，其要不仅在于将宇宙作为一个具有根源性的多元统一的整体系统，还在于将人作为天、地、人“三才”，将人置于宇宙天地间一个一体互动的动态平衡的大系统中来观察，并以此来认识和把握人自身的思想和行动，进而导向一个实质和谐的过程和目标。[10]中国的儒家道家哲学就是易经哲学发展的两个方向。中国哲学以易学为肇始，还有其他不同方向的开展，进而衍生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易文化”的体系来。基于这种根源性和相关性的认定，成氏乃界定中国文化为“易文化”，而那些受中国文化辐射性影响的东亚文化和其他文化，则可以称为“易文化圈”。[11]他肯定，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非常具有哲学性的文化，其中体现了高度的真理和价值。一些西方学者断认中国没有哲学，其实是出于无知或缺少反思的表现。[12]

二、易学的本体论与方法论及传统易学的整合

成中英注重运用现代哲学的方法研究易经。他将其作为一本哲学的书，而且是一本形上学、本体论的书。在他看来，哲学是其体，占卜是其用。一般人只知其用，不知其体，是极大的误解。[13]成中英认为，易经中预设了一套观象察物以明体的思维活动，包含了体用相需、主客互通、天人合德、知行合一的思维模式的雏形。他着重从易学的本体论层面来发挥其易经哲学的意涵。他断认，易经乃是以人的整体经验面对宇宙天地，从而形成了中国哲学的本体意识。易经所表达的不仅是易的经验和现象，更是易的本体。他在结合汉代郑玄“易之三义”的基础上，提出“易的五项涵义”：(一)不易性。指谓生生不已，变化不已是恒常的道理。根据易经的观点，易的本体自然创发为世界，本体之易即此创造不已的自然流行，发而为生物不测之宇宙万象万物。(二)变易性。指本体之易在变化过程中，多样性事物的产生与发展。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都是差异化的结果。(三)简易性。系辞谓“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简易原理的深层涵义乃指宇宙万象的变化具有其条理结构及其合理性律则。系辞中“一阴一阳之谓道”就是简易原理最集中的表述。(四)交易性。指世界上诸多事物之间交相作用、彼此影响的关系。交易是事物发展自身实现其价值的基本途径。(五)和易性。指易之变化流行的最终目标在于实现天地万物的条理组织以及人类世界的和谐繁荣，亦即变化的过程趋向一个生命和谐的美好价值宇宙。最终，易之五义在易的整体本体论的基础上被整合为一体。[14]

成中英认为，易的本体论的观点蕴涵了一种易的方法论。他着重考察与论析了易经哲学中“观”的方法论。在他看来，易经哲学的“观”的思维模式为人类观物取象乃至其他的思想和创造活动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模型。“观”是主体在自然条件下对自然对象的观察，引申为主体敞开胸襟以接受外在世界，并产生交感共鸣。“观”作为一种观察和理解人和世界整体性的方法论，是关于世界的一种开放的、总的世界观。实际上，它既是一种没有观点的观点，也是一种包含所有观点的观点，具有极大的涵容性和统摄性的特征。同时，它还是一种结合客观性的“外观”与主观性的“内感”而达致主客观统一的“合外内之道”。[15]他认为，易经的“观”涵括“观见感通”和“察微知几”两项重大的方法。而且又可以细分为四：即“观见”、“感通”、“察微”、“知几”。他强调，易经哲学的方法论并没有独立于本体的认知之外，也并非纯理性的抽象，而是以主体精神投入事物全体。因此，易经的认知模式乃是自然地契合天人合一、知行合一之道。也就是说，易的认知活动也可以视为本体的活动，且必须基于一体二分而合一的原理来理解。易经哲学的方法论及其原则，在他阐释本体诠释学的认知模式时，得以进一步发挥。他由此提出了“观”、“感”、“思”、“悟”、“通”的五套认知模式。其中，“观”是一种最初步也是最主要的将外部世界和事物作为整体性经验的认识。“感”是相对于外部的经验而引起的一种主观感受。它是人的心智的一种内在觉知和能力。“思”是一种理性思维的、概念化的抽象能力，它通过判断、推理以及分析、综合等形式提供了一套理性思维的架构。“悟”是一种思想上的跳跃、扬弃，通过对现实事物的否定、超越而达致对全体真理的把握。“通”则是将有关的部分真理和智慧，综合、整合为一个整体的认知体系。[16]可见，就他所说的易经哲学的整体理性而言，与易经哲学原初的整体直观思维方式，已有实质性蜕变和超越，实已涵盖和融摄了西方哲学分析性的理性精神，勿宁说是一种创发性的重构。他的本体诠释学的方法论，即是藉助易经哲学的“观”的方法论模型，同时整合并融摄了西方哲学的方法论系统而成的。

据上所论，成中英提出，易经这部深奥的书，应作哲学的理解。它常被当作占卜之书，是一个很大的误解。他的结论是：整部易经乃是包涵三个层面：即符号象征系统、卦爻辞和哲学性的解说的一个整体性组合的系统。[17]必须从原初的作为根源性的、形上学的洞见来理解易经的哲学义蕴。虽然易经具有占卜之用，但占卜也是可以作哲学化的探讨，并不必如一般所断认为迷信或神秘。相反，占卜在古代社会穷于知识、只有托付推想的境况下，是一种合乎仪式和心理要求的实际决疑过程。[18]成中英进一步从易学发生学的历程，考察了易经形成的历史阶段，并力图统合传统易学发展中的象数与义理的系统，进而提出了“《易》的象、数、义、理一体同源论”。他认为，易经的形成经历了四个阶段：即象、数(卜)、义(辞)、理。易的经验的形象化、象征化，是为易象。易的形象和象征符号的关系及其在时空位置上的排列与应用，是为易数。易象在数的关系中呈显意义及凝为概念，此为易义。易象、易数、易义的整体化和思辨化，是为易理。先就象与数的关系来讨论。易的经验必藉象来表达。八卦系统即中国人原始的象与数相结合的宇宙学，表达了一个原初意义的宇宙图像。易象中包涵的内在关系或变化关系，即易数。此亦为占卜发生的依据。可见，在易的原始经验中，不仅象中有数，数中有象；而且，象、数的发展趋于融合。据此可知，系辞中“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揭示了易之演化由一生二，二生四而四生八以至无穷的过程。此一宇宙发生论既是象的一种展开，又是数的一种展开，故而象数是一体的、交融的。进而论之，易的象数是易的义理的基础。义理超出象数，但必须是象数发展到整体的阶段，成为一个关系网络，其内在的宇宙意义和自然意义也就发生了。如此，易的义理便出现了。可见，在易学系统中，象数与义理同时发展，形成一个大的系统却又相互引发、相互衬托。象数中有义理，义理中有象数。总之，象数与义理乃一体同源，是相互渗透、一体贯通的关系。这也是易经哲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得以不断整合体系，具备创新、发展的活力之根缘和理由所在。[19]

三、成中英易经哲学的本体构架及其型态

易经哲学是成中英哲学创构的理论原点，也是其本体诠释学的原型。成氏认为，中国哲学的现代重建，必须回到中国哲学的原点即易经哲学。他在对传统易经哲学的独特领悟、理解和诠释中，发展出了一套本体哲学的架构。同时，他也是以易经哲学为骨干，确立了其以易经整体理性为中心的整体统合的思维方式的。这也是成中英“新易学”的理论雏形。因此，易经哲学成为他融合与会通中西哲学，思考哲学基本问题乃至创构哲学体系的理论原点。成中英本体诠释学是在中西哲学会通、融合的基础上的理论创构，也是对中西哲学的本体论与方法论的一种重新整合与重构。本体诠释学力图在中国传统哲学的本体框架内纳入现代西方哲学理性化的方法意识，表现出显著的综合与会通中西哲学的理论取向。本体诠释学就是在对中西哲学的本体论、方法论的分析、综合和批判、反思的基础上的一种创造性重构。可以说，本体诠释学的创构，缘于中西哲学的本体意识与方法意识的融合、汇合。鉴于中西哲学的传统偏向于本体论或方法论的缺失，成中英乃着力倡导一种在本体与方法之间相互融合、相互沟通的思想方式和理论模式。在他看来，中国传统的易经哲学就是这种整体思维的雏形。他力主在一种新的整体思维的框架内重新整合、统合本体与方法。本体诠释学的创构即是“面临着本体与方法之间相互排斥、相互需要的矛盾而提出的整体思考”。[20]他明确肯定，本体诠释学“根植于中国哲学的观念之中，尤其是根植于强调整体作用的易经哲学之中”。[21]

显然，在成中英本体诠释学的理论建构中，本体是一个核心范畴。他指出，“本是本源，是生生不息的充满创造力的本源。体是体系，即理解和知识的体系。体源于本。”[22]成氏所谓的本体，既是作为根源性的、活生生的宇宙本体，又是据此产生的知识体系。两者合而言之，本体就是宇宙的本源及其衍生的宇宙生命的整体。可见，成氏关于本体的观点，根源于中国传统哲学对于宇宙和生命本源的理解，尤其是作为中国哲学源头的易经哲学；同时又尽力融入西方哲学理性化、概念化的本体的观念，进而冶为一炉，一体兼容。受到易经哲学机体统一、体用相涵互须的整体思维的启发，本体诠释学乃力求本体与方法之间的融合、统一。而所谓本体与方法的融合、统一，也就是在整体的本体意识的统率下，以理解、认识宇宙全体生命和人类社会及其文化在根源性、整体性乃至时空性或过程性的统一性、会通性。也可以说，它是在世界哲学的宏观背景下，运用现代哲学的理性方法对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易经哲学的一种创造性诠释和重建。成中英从对易经哲学的独特领悟、理解和诠释中，发展出了一套本体与方法相统一的本体诠释学的哲学架构。他从易经哲学的理论原点，提出了本体与方法互涵，过程与结构互融，部分与整体互动的本体诠释学的理论模式。在这套概念系统中，他从本体的实质与意义的界定与诠释开始，阐发了生命的本质统摄了理性和意志的要素，复由此衍生了知识与价值的活动。由于对知识与价值的偏向，才造成西方哲学偏重知识论，而中国哲学偏重价值论的不同趋势。中西哲学传统因此表现为相反又相成的特征。[23]可见，成中英将本体诠释学作为沟通中西哲学的媒介。

成中英从对生命整体性的肯定和认识中，提出自己对哲学的基本观点：“哲学应该是自生命的肯定，产生生命的价值与知识，再进而对知识的反省来探讨价值，从价值的反省来寻绎知识，并从两者交互的反省中来彼此充实与重建。借此产生一套价值哲学与知识哲学，以及衍生的文化哲学与人生哲学，才能提供人类以生命的智慧。”[24]这里，他将哲学界定为对生命的肯定，“哲学乃是缘知以求志，缘志以求知的过程”。[25]而整体性的生命包涵了两个层面，即作为理性的“知”的知识层面和作为意志的“志”的价值层面。这两个层面相互联系，它们都源于人的生命的整体经验。“进一步而论，知(知识之动)和志(价值之动)都是人的原始经验，两者相互为用，相互依存。”[26]知与志双照，方能体用不二，显示出整体性本体的统一性、丰富性和创造性。哲学的活动就是一个介于知识与价值之间双向的、永无止境的探索过程，既导向价值以开拓知识，也导向知识以开拓价值的互为基础的、相反相成的双向运动。[27]在这一生命整体性的本体思考构架内，理性与意志，乃至作为其发用的知识与价值，乃是密切关联的方面和“背向同体”的统一体，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整体性和相反相成的特征。[28]成中英关于哲学乃是生命整体性的理解和认识，以及他关于整体性的生命本体涵摄了理性和意志的理论，可以归结为一种生命本体论。

四、成氏易学的理论特色及主要贡献

成中英运用现代哲学的方法研究古老的易经哲学，开拓了现代易学研究的领域。成氏的易学研究具有突出的现代意识和世界意识。他本人也更加自觉地担当起在当代中国和世界弘扬和传播易学的使命，推动易学研究的广泛开展和进步。可以说，成中英乃是现代易学当之无愧的开拓者、奠基者，也是现代易学领域在国际上一位最活跃的推手和巨擘。成氏易学研究的理论特色及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成氏明确标出易学源头说，将易经哲学置于中国哲学不可替代的根源性的、根本地位，为中国哲学史别开新解，对思想史、文化史、宗教史，乃至中华民族的起源及民族性格等研究，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启迪意义。他力主易经为中国哲学的源头活水说，对以往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是一个重要的补正和参考，对中国哲学的起源和中国上古文化史的研究，也具有显著的启发和借鉴的意义，可以说是关于中国哲学起源问题的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成氏还力图通过易经哲学将中国哲学史贯穿、整合起来。他以其别具特色的本体诠释学理论为中心线索，将整个中国哲学史统合为一个一以贯之的有机统一的整体系统。中国传统儒释道诸家哲学乃至其中的各个流派及其发展，通过易经哲学得以统合为一体，进而呈现为一个整体统一的面貌来。易经哲学在成氏哲学中甚至还成为他融合、会通中西哲学的中介和理论基点。中西哲学以其价值哲学与知识哲学的定位在新的整体哲学架构中呈现为辩证统一的整体。可见，成氏易学源头说，以易经为诸子百家之所从出，具有一定的历史事实和史料学的依据。而且，成氏此说以哲学立论，其理论的创发性、开拓性是尤为重大的。

其次，成中英运用现代哲学的理论方法研究和阐释易经，开创了现代易学研究的新范式。易经研究在传统学术中属于“经学”的范畴，长期以来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迄至现代，传统易学也逐渐开启了现代转折的趋向。在现代易学发展史上，不少易学家转而运用现代学术包括现代科学、哲学的方法来攻治易学，取得了可观的成效，使传统易学展现出新的时代面貌和特色来。例如，杭新斋援引西方现代科学知识来对易经象数学作比附性的诠释，熊十力援引佛学和西学来阐发大易之“义理之学”，“古史辩派”运用唯物史观来证明易经是一部卜筮之书，等等。[29]他们的易学研究在形式上或多或少都有所创新，涉及到中西会通的主题，可谓传统易学在现代转型中可贵的探索和尝试。但是，他们的理论要么明显地沿承传统的汉、宋易学象数派、义理派的脉络，存在局于一隅的弊端；要么摧陷廓清有余而理论创新不足，故尚难说已达至融会贯通的境界。以此而论，成中英经由出入中西，回归大易的曲折理论进程，其於易学乃有新的创发、创获。其易学思想融摄、汲取了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论方法，具有融冶中西思想于一体的显著特色。成氏在结合传统的关于易学的理解基础上开拓出易的整体本体论的论域，又认为易的本体论的观点蕴涵了一种易的方法论，并着重考察与论析了易经哲学中“观”的方法论。他进而主张易学乃“易的本体论”和“易的方法论”相结合的观点。实际上，它是在中西会通基础上对传统易学的一种创造性诠释和综合创新的观点。他提出，“象、数、义、理一体同源论”，对传统易学的象数派和义理派既是综合和整合，又是超越和突破。他着重从易学的本体论层面来发挥易经哲学的意义，认为易经是以人的整体经验面对整体的宇宙天地，从而形成了中国哲学的本体意识。因此，易经这部书应作哲学的理解，必须从原初的作为根源性的、形上学的洞见来理解易经的哲学义蕴。据此，他得出了易经乃是一套符号象征系统、卦爻辞和哲学性阐释的组合的结论。[30]由此可见，成中英由哲学的进路治易，体现出融会贯通的鲜明特色。

再次，成中英以易经哲学为原点、原型，创建了其本体诠释学的理论。也可以说，成氏哲学乃是易经型态的哲学。成中英在阐发方东美哲学的本体架构时指出，“这一本体架构可以表达为易经的思维模式，亦即'太极无名’，'情理两仪’，'哲学三慧’，'文化四相’，'诠释八阶’，'道通为一’。”[31]这显然是一种比较简要、概括而又独具创见的对方东美易学的理解和诠释。不仅如此，这一论析对我们理解和把握成氏易经哲学的本体意蕴和方法意识，同样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成氏哲学力图在传统的本体框架内纳入现代哲学理性化的方法意识，进而衍生出其本体哲学的整体创生，一体多元，体用相涵互须的理论。其本体诠释学归根结底乃是易经哲学的一种创造性的诠释。可以说，易经哲学成为他融合与会通中西哲学，思考哲学基本问题乃至创构哲学体系的理论原点。他从对易经哲学的独特领悟、理解和诠释中，发展出了一套易经哲学体用相生、一体二元的本体架构，复由此拓展出本体与方法互基统一，知识与价值互生相长的理论原则。在此，成中英从易经哲学的理论原点，提出了本体与方法互涵，过程与结构互融，部分与整体互动的本体诠释学的基本模式，并以此作为其沟通中西哲学以构建世界哲学，涵盖现代生活实体以实现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理论基础。[32]

总之，成中英沿承方东美开创的中西会通的理论宗趣，将哲学家治易的思想路线发挥到新的境界。成氏“新易学”以其融会贯通的思想特色，粹然成为现代易学领域的一个理论范式和集大成的典型。毋庸置疑，成氏易学与其哲学之间，乃是一种相互发明、相互为用的关系。不了解这一层关系，也就不能了解其易学的深层底蕴。他本人还注意发挥其本体诠释学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广泛领域的应用。从广义上来说，成氏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乃是其“新易学”的展开。可见，成氏“新易学”在现代易学之林中，自成一家之言，其丰富深邃的思想内涵和深远的文化意义，亟须学术界的重视和进一步的探讨。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

 

[1] [美]成中英：《论方东美哲学的本体架构》，李翔海编：《知识与价值——成中英新儒学论著辑要》，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第284页。

[2] [美]成中英：《易学本体论》，台北：康德出版社，2008年，第60～61页。

[3] [美]成中英：《易学本体论》，台北：康德出版社，2008年，第61～65页。

[4] [美]成中英：《易学与中国哲学及中国文化的发展》，《成中英文集》第二卷，《本体诠释学》(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51～163页。

[5] [美]成中英：《易学本体论》自序，台北：康德出版社，2008年。

[6] [美]成中英：《儒学整体伦理学与世界新文明：伦理整体化与儒学世界化》，《合外内之道——儒家哲学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377～397页。

[7] [美]成中英：《儒家的精神性》，《新觉醒时代——论中国文化之再创造》，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240页。

[8] [美]成中英：《论中西哲学精神》，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第140页、第182页。

[9] [美]成中英：《易学与中国哲学及中国文化的发展》，《成中英文集》第二卷，《本体诠释学》(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51～163页。

[10]参见[美]成中英《易学本体论》，台北：康德出版社，2008年。

[11] [美]成中英：《易学本体论》，台北：康德出版社，2008年，第65页。

[12] [美]成中英：《易学与中国哲学及中国文化的发展》，《成中英文集》第二卷，《本体诠释学》(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51～163页。

[13] [美]成中英：《易学本体论》自序，台北：康德出版社，2008年。

[14] [美]成中英：《论易之五义与易的本体世界》，《易学本体论》，台北：康德出版社，2008年，第3～9页。

[15] [美]成中英：《论易经中“观”的哲学涵义》，《易学本体论》，台北：康德出版社，2008年，第29～58页。

[16] [美]成中英、杨庆中：《从中西会通到本体诠释——成中英教授访谈录》第四章，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43～308页。

[17] [美]成中英：《易学本体论》，台北：康德出版社，2008年，第99页。

[18] [美]成中英：《占卜的诠释及贞之五义》，《易学本体论》，台北：康德出版社，2008年，第127～143页。

[19] [美]成中英：《易的象、数、义、理一体同源论》，《易学本体论》，台北：康德出版社，2008年，第79～98页。

[20] [美]成中英：《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5年，第281页。

[21] [美]成中英：《世纪之交的抉择——论中西哲学的会通与融合》，北京：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83页。

[22] [美]成中英：《何为本体诠释学》，成中英主编：《本体与诠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23页。

[23] [美]成中英：《论知识的价值与价值的知识》，李翔海编：《知识与价值——成中英新儒学论著辑要》，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第300～322页。

[24] [美]成中英：《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第237页。

[25] [美]成中英：《深入西方哲学的核心——我的哲学教育与哲学探索》，李翔海、邓克武编：《成中英文集》一卷，《论中西哲学精神》，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54页。

[26] [美]成中英：《世纪之交的抉择——论中西哲学的会通与融合》，北京：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366页。

[27] [美]成中英：《深入西方哲学的核心——我的哲学教育与哲学探索》，李翔海、邓克武编：《成中英文集》一卷，《论中西哲学精神》，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54页。

[28] [美]成中英：《深入西方哲学的核心——我的哲学教育与哲学探索》，李翔海、邓克武编：《成中英文集》一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54页。

[29]杨庆中：《二十世纪中国易学史》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166页。

[30] [美]成中英：《易学本体论》自序，台北：康德出版社，2008年。

[31] [美]成中英：《方东美哲学的本体架构》，李翔海编：《知识与价值——成中英新儒学论著辑要》，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第286页。

[32] [美]成中英：《儒学整体伦理学与世界新文明：伦理整体化与儒学世界化》，《合外内之道——儒家哲学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377～3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