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疫情后首次回成都省亲会友，在家兄陈笺家找到一本我高中学绘画用过的速写本。这本46年前的速写本没有封面，已经破损，前面几页装订线朽断，快散架了。它应该是当年父亲自制的速写本，他做了好几本这样的速写本，自己用也给我和我哥用。速写本剩余部分第一幅速写的时间是1977年3月1日，最后一幅记录的时间是1977年12月18日，正是我高中一年级下学期到高二上学期的一段时间。
这个制作简陋，破损严重的速写本上有我临摹《艺用人体解剖参考资料》一书中的人体素描。在几幅速写的背面有用钢笔抄写《业余绘画教材》中教授素描、风景和人体的一些章节内容。足见我当时对画画还是很用心，下过一番功夫。真正令我倍感珍贵的是我在速写本上以稚拙笔法和线条画出的速写。这些画中有生活场景，郊外乡村景色，还有亲人和同学。这些外人看来草率凌乱的速写画作和手写文字，不仅透露着我那时对绘画的热情，而且在很少有人拥有相机，胶卷昂贵的上世纪七十年代，能以手绘画的方式保留下日常生活场景的图像资料的确是一件幸事。
水彩写生：树
彭县速写 同学所持之枪就是1969年列装，1978年停产撤装的63式自动步枪 1977年4月
1977年3月，高中一年级下学期，学校组织全年级同学到距成都几十公里的彭县敖平镇解放军13军农场学军一个多月。那时，文革刚刚结束，遗风犹存，中学学习的重点还没有放在文化知识上，而学工学农学军倒是必修课。据说与工农兵的结合可以改造思想，提高青年人参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试验三大革命的能力。我们那次在军垦农场与其说是学军，不如说是学农，主要任务就是参加农场的农业生产劳动。当然，也会接受一些基本的军事训练，如每天有队列操练，偶尔有持枪训练，最激动人心是学军期间有一次63式自动步枪的实弹射击。所以，同学们满怀期望，积极参与学军，对农场破旧夯土农舍的恶劣住宿条件也满不在乎。
学军过程中有两件事印象深刻。其一是在冬水田里平整水田。三月份的彭县还相当寒冷，又遇到寒潮，我们则要在冬水田里平整水田。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什么是冬水田。这种四川浅山丘陵地区常见的冬季蓄水的稻田，泥土浸泡在冰冷的水里，经过一个冬天，吸足了寒气，即便在春天里也一样砭人肌骨。我们的任务是打着赤脚拖着一种木制泥船，把水田中翻起的大大小小的泥块搬运到不同的位置，再将泥块打碎，使水田平整均匀，方便插秧种稻。一群城里孩子要在冰冷刺骨的水田中从事如此艰苦繁重的体力劳动，这是事先没有想到的。彭县的冬水田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第二件事其实跟我后来的命运有关。记得有一天傍晚，同学们集中在一个四处漏风的大屋子里开会，会前，听两位老师在一旁兴奋地小声议论，说是要恢复高考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至于高考是什么样的，怎么恢复怎么考，高考于我有什么意义和价值，我浑然不知。一句话，当时并不觉得高考跟我们有多切身的关系，只把它当作经常听到的各种小道消息和各类高低指示，似耳旁之风，一吹而过。听到这个消息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我的学习和生活如常，画画依旧是我度过业余时间的重要活动，并没有为此有什么特别计划和行动。当然，在随后40多年中这一春天的耳边风无数次被人提及和议论，不仅强化了我的记忆，更重要的是，使我逐渐意识到它的重大意义，不光是我个人的命运，乃至整个民族的命运似乎都随着这个讯息的传来而彻底改变了。
到1977年末，1978年初，在学校组织动员下，我们终于开始了高考的准备。我这两天又翻看了1978年我画的一些速写和水彩，大致能拼凑出我一边画画一边准备高考时的一些情景。
1977年下半年，学校通知个别成绩优异的理科同学提前参加了77级的高考。一直到1978年寒假以后，我才真正开始准备1978年夏天的高考。为备战高考，学校把高二年级分成文理科班，多数同学都报名理科班，我和徐波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报名参加文科班的课程。其实高考一恢复各中学就有重理轻文的倾向，“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当时的流行语。学校对文科班几乎是放羊式管理，自习课多，课堂纪律也差，老师在台上讲课，男女同学在下面唱歌。全班真正准备要参加高考的人恐怕不多。不过我们也对高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所以不紧张，无焦虑，复习轻松自在。备考期间我和徐波还经常利用自习课时间，跑到学校外的溪边河畔、乡村田间，去像文学家那样“体验生活”。这时我通常会带上速写本，顺便画些什么，甚至还会带上画具颜料画点水彩速写。徐波至今还会提起我们当时在学校附近农村画画的一些有趣经历。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一农家附近看书画画，来了几个7、8岁的孩子，我要为其中一个孩子画像，一开始那个孩子高高兴兴地同意了，可是等画好后，他态度大变，非要我把他的肖像撕毁。我们问他为什么，他说画会摄走他的灵魂。我们觉得非常好笑，说不会的，那孩子却不依不饶，坚持要毁画，僵持很久，如今已忘了后来我们是如何带着那幅画脱身的了。
现在想来，也许正是因为我们目的不明确，做事太散漫使我们面对高考有一种平常心，整个高考过程没受多少罪。当然，也可能是这种漫不经心的态度害了我们，使我们用功不够，发挥不好，最终考上的学校不理想。1978年7月下旬，我和徐波参加高考，成为了78级的大学生，他去重庆上大学，我在成都上大学。
我和徐波是1978年的高中应届毕业生，对于当年的高考有与老三届有不尽相同的经历，也有不尽相同的感受。作为77、78年高考的亲历者，我们似乎没有老三届那种绝处逢生的感觉，由于年轻对未来没什么期望和规划，所以说不上有“自古华山一条路”的刻骨铭心的记忆。如前所述，应该说是后来的生活经历和历史反思，才使我们深刻意识到77、78年高考于国于己的重大意义。高考改变了我命运的轨迹，于是才有了大学毕业县城中学教书的经历，而后再南下广州读研和工作，最后离开大学讲台，扎根深圳。当然，这一切的起点不能不说跟1977年春天在彭县敖平镇那间破屋子不经意听到的消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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