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年间,邹平城南五里坡,有个叫高红雨的读书人,为人忠厚,性格孤僻。胸中也有几分才学,只是时运不济,刻苦攻读几年,依然是个童生。十六岁时,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迎娶了黄山脚下王家的女儿王小昕为妻,其父是当地有名的裁缝,王氏小昕门里出身,不仅长相清秀可人,针织女红更是一流。
初识情事的少年夫妻,婚后自是甜蜜恩爱。然而,好景不长,二人成婚未及两年,高家父母双双亡故。虽遗下宅院和二、三十亩田产,奈门户单微,父母丧仪时就门可雀罗,少人帮忙,红雨自小读书,对农事又一窍不通,田间更是很少涉足,掌家理财之类的繁琐之事,小夫妻两人都感力不从心。常暗自感叹,人的出身虽无法选择,但若早知如此,自己多结交几个朋友,遇事互帮相携,自己也不至于如此势单力孤。
其实,这是被父母自幼宠溺的结果。农村有句俗话,“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着咱咋着。”引申义为农活并非什么巧妙之技,有样学样,慢慢就会掌握。至于人情世故,更是事在人为。他有个幼时同窗叫郭寅,是个破落的世家子弟,平常与其也鲜有交集,偶然从其门首经过,免不了寒暄几句,红雨将其让到家中说话,王氏礼节性地奉茶相待,当郭寅得知送茶者是红雨之妻时,惊诧夸赞了良久。二人谈及府试、院试中的种种不公和猫腻,一个深感怀才不遇,一个痛申壮志难酬,相谈甚欢,竟颇为投机。
此后,郭寅虽住在城郊,但经常往来高家,红雨正欲拓宽自己人脉,遂倾心相交,不屑月余,二人便无话不谈。红雨不懂生理,无钱后便卖去部分田产,与郭寅常约三两好友,在城郊的郭家酒楼畅饮开怀,自诩文人的一帮浮浪子弟,一边喝酒行令,一边搜肠刮肚,作些酸溜溜的捧脚诗文,互相吹捧,说穿了实是附庸风雅。
嘉庆十七年春,郭寅、杨士龙以及高红雨,三人在城中游荡半日,傍晚又到酒楼饮酒取乐,旁若无人地高谈阔论。酒至半酣,红雨有点喝高,说话失了分寸,竟和旁桌邻村的木匠黄武起了冲突,“酒壮怂人胆。”争执中,红雨与其厮打起来,有两位“朋友”在旁拉偏架帮忙,红雨岂会吃亏?被酒楼众人拉开之后,黄武非常气愤,临走冲红雨恶狠狠地宣称:“你休要得意,我黄某人必会让你付出代价!”经此一闹,三人兴致全无,遂不欢而散,各回各家。
谁知,那晚之后,高红雨便失踪了,当晩也未回家,此后,一连三日音讯全无,好似人间蒸发一样。王氏忧心如焚,哭哭啼啼央了郭寅等人,四下寻觅,却并无踪迹。又过了十数日,有人在离其家二里多地的水塘中,捞出一具被泡得臃肿不堪的尸体,后脑有重物击打伤,地方里长报到县衙。县衙董知县亲自率人赶来勘验后。命人将尸抬至关帝庙前,派人看守,写下认尸招贴,张贴各处,等待苦主认尸。有人看其衣服,很像失踪多日的高红雨,便跑去告知王氏。
王氏急急赶来查看,却不是丈夫高红雨又是哪个?王氏痛断肝肠,眼见丈夫惨状,数度昏厥,良久,才在众人劝说下渐趋平静。高红雨的生前好友郭寅也闻讯赶来,将那晩酒楼争斗之事,详细陈说,并代王氏写下诉状,王氏悲悲戚戚赶至县衙,控告木匠黄武泄愤谋杀丈夫。
董知县接下诉状,当即签牌,令人将黄武拘捕,并将郭寅、杨士龙、酒楼王掌柜以及高家邻佑等一并拘传至衙候审。堂审中,黄武坚决否认自己杀人,言称那日酒后和其发生争斗,红雨仗有帮手,气焰嚣张。自己当时虽非常恼怒,也说过不会善罢甘休,要其付出代价的狠话,但还不至于因此杀人。董知县传讯一干人证之后认为,必是黄武气愤不过,伏于暗处,后见高红雨落单回家,尾随其后,伺机将其砸晕,推落水塘。
后经多次堂审,也曾动用刑讯,但黄武咬牙硬挺,虽备受折磨,却不曾招供。董知县怕铸成大错,便重新补充侦查取证,却无丝毫线索,此案遂被悬置。黄武在狱中受尽屈辱和虐待,其父也因多次到衙门奔走申诉无果,郁郁而终。
嘉庆十九年(1814),云南昆阳籍进士李文耕补缺邹平知县,李文耕是理学名士,到任之处,注重教化,劝课农桑,且“深恶悬案不结”。他仔细审阅了高红雨被害一案的卷宗,认为至少有两点非常可疑:
一是两人酒后的口角争斗,并非什么深仇大恨,怎会因此便痛下杀手?
二是按常理推论,黄武行凶之后,即便不马上出逃,也是惊恐之鸟,一有风吹草动,便会闻风遁走。岂会若无其事地白日做工,夜晚回家睡觉,候捕吏将其顺利抓捕?
李知县择日将此案的原告王氏,被告黄武,并一干人证全部拘传至衙,重新审理。公堂之上,李知县见跪在堂下的王氏面含春色,不似夫丧孀居之妇。便问其是否再醮?她答:“因独难撑家,已然再嫁。”又问其嫁于何人?她回:“便是前夫生前好友郭寅。”
李知县让郭寅近前回话,问其何时娶得王氏妇人?他答:“其夫百日丧满之后,因红雨生前曾欠下自己八十吊钱,怜其家贫又孤苦无依,不忍逼讨。思来想去,自己年逾弱冠,尚且无妻,便与其实话言明商议,她情愿以身抵债,嫁我为妻,这样我也可明正言顺对友人遗嬬呵护关照,岂不是两全其美么!”
说罢,还煞有介事地将当初的借据呈上,李知县看罢,连连冷笑道:“你这恶厮,还恬着脸说什么两全其美,本官看你是一箭双雕,既谋人妻,又占其财,高红雨分明是你所害,如何妄陷他人!”
惊得那郭寅一屁股坐到地上,冷汗直流,连声呼冤。李知县令左右夹棍夹上,厉斥道:“所呈'高红雨’所书借据,与原案诉状字体一般无二,分明皆出自你的手笔。伪此借据为己开脱,恰是掩耳盗铃,恶意栽赃,教唆王氏,诬告黄武也是你的主意,你心何其歹毒!你招还是不招?”说罢,一摆手,令左右夹死勿论。
他惨叫连连,受刑不过,遂将实情原委招出:
原来,早在郭寅头次去高家,见到王氏之时,就迷恋不已,心如猫抓一般。他对出身农家,又木讷寡言的高红雨属实看不上,与之相交,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借故出入其家,伺机数次言语试探,欲一亲芳泽,王氏却不理不睬,恪守人妻本分,不给其可乘之机。她也曾向丈夫提过,郭寅言语轻佻,似人品不端,但红雨只说是男人劣根性,此后很少带他回家,并没放在心上。人就是这样,越得不到的越想得到,此为心理学当中的“潘多拉效应”,越禁越爱。
郭寅见此路不通之后,遂生歹毒心肠,欲寻机将红雨除去。恰巧,那晚酒后红雨与黄武发生争执,黄武出门走后,郭寅顿觉时机难逢。他待杨士龙走远,尾随高红雨而去,待其行至水塘边上,暴起,以石击其后脑,将其击晕后,连同石头,一起丢进了水塘,可怜的红雨,至死也不知自己的“好友”缘何发难,结果了其性命。
此后,一步步按其设想实现,红雨惨死,黄武被投进死牢顶罪,他心甚得意,又伪造了借据,假惺惺游说王氏,王氏小女人心性,本身对能言善辩的郭寅就有几分好感,又深知寡居不易,况女为悦己者容,便答应了嫁他,郭寅终抱得美人归。本以为自己手段高明,天衣无缝,此案已成过去,不曾想却碰上李知县,上任伊始就大手笔处理陈年积案。
此案至此已真相大白,李知县将其拟判极刑,报呈刑部,核准行刑。其家产全部查抄罚没,尽慰黄武。黄武当堂开释,当摘去刑具那刻,黄武感激涕零,跪地泪不能止,连呼青天。王氏虽涉嫌诬告,但念她亦深受其害,不予追究,任其嫁留。
判毕,李知县感慨不已,深感自己任重道远(重教化且从教多年),以“学风日下,浑噩无知,以致奸邪徒生尔。盖与人相交,当择友从善。”载入案卷,宣告结案。
星君思考:
人为什么要择友而交?人的一生免不了与各色人等交往,有人数面之缘,就枉称朋友。殊不知这社会即自然,自然即社会,人只是其组成的个体,眼见的虎豹豺狼实不可惧,潜藏的蛇蝎毒虫才是致命可恶的,道貌岸然之下常隐尔虞我诈。本案中不谙世事的高红雨,也只是万千受害者中的个例。世道险恶,人心叵测,莫把真心错付。虽不能洞察旁人内心,但“盖与人相交,当择友从善。”不失为经典之语,善良的人自带光环。真正的朋友是一生的财富,是可相扶相携,倾心相交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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