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顾磊
由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支持、北京博源拓智儿童公益发展中心制作的《乡村儿童发展论坛案例集（2021-2022）》近期发布。该案例集汇集了福利保护类、健康卫生类、教育发展类共21个乡村儿童公益服务案例，这些案例由多家公益组织在全国实施。与案例集呼应的《中国乡村儿童发展报告（2022）》将于9月29日在乡村儿童发展论坛上发布，该论坛由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阿里巴巴公益连续主办，北京陈江和公益基金会联合主办。
当前正处于向乡村振兴迈进的5年过渡期阶段，儿童需求和儿童服务有何特点？儿童服务发展的趋势是什么？儿童服务领域的案例研究有何作用？社会工作与儿童服务如何有效结合？带着这些问题，记者专访了案例集点评专家、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副会长王婴。
记者 ： 当前业界对儿童福利与保护 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报告”的形式，您认为，案例集这种关注实践的研究类型，对于儿童公益服务可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王婴：一般来说，报告是研究性质的，它有议题、目标和详细设计，从研究、发现问题及解决方法入手，相对全面和完整，可以为政府部门的决策提供参考，也会对福利理论和制度进行一定程度的检讨和反思；案例则从实践出发，更多的是事后总结，它也会将一些理论研究的经验放进去，但更强调如何做好服务。
这几年，我觉得各领域越来越重视案例的价值。举例来说，高校里的案例评选、案例教学，以前拿“二手案例”来做，现在老师们拿出来的都是自己做出来的一手案例，这样一来，教给学生的知识不再滞后，会更加接近实际，有利于学以致用。
这本案例集虽然还未达到案例研究的程度，但却是很好地对服务过程有较为完整的记录。在反映社会问题和解决问题中，特别是儿童公益服务领域中，案例的优势是展现典型性和创新性。
公益机构发现社会问题并付诸行动，这些问题未必是普遍性的问题，可能是某个地区、某类群体独有的问题。因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公益项目具有典型性，解决方法也有一定的创新性。比如，案例集“福利保护类”中的“乡村困境儿童及困境边缘儿童的档案”项目，儿童建档由社工去做，它的创新性在于，用专业方法为孩子们建档，就能防止再次出现以往扶贫中的重复的、大水漫灌式的帮扶，避免“100个人往一个坑里浇水种树”的现象，避免浪费公益资源。
这些案例如果再深入发展，就可以往研究的方向拓展。例如，可以由高校社工专业的大学生沿着案例的路径深入拓展，进行研究，写出论文，给后人更多启发，让人们看到更多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和多样性。
记者 ： 您认为这些案例反映了当前儿童公益领域实践的哪些特质？
王婴：我认为，这些项目能反映出当前中国儿童服务发展中的比较突出和集中的问题。例如儿童福利保护，解决的是福利供给不足的问题；至于健康、卫生和教育这三大类问题，全世界都非常普遍。在改革发展的过程中，这些问题不可避免会出现，促使我们去检讨政策的不足、地区发展不平衡和家庭功能发挥不足。
同时，项目也体现出儿童公益领域的优势。一般来说，当问题累积到一定程度时，才会触发政策制定。社会政策制定往往滞后于问题的发生，且政策覆盖往往受到国家福利支出能力等因素的影响。较之政府制度化的服务，公益服务和社会服务更具灵活性。
其二是快速性。儿童福利问题是多样性的，各个地区、各个领域的儿童服务发展目标应该是一致的，但在实施过程中在协调机制上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例如乡村教育问题是教育发展不平衡的体现，乡村教育的需求也多样，公益服务最大的优势是可以快速处理；又如留守儿童问题，当制度性服务尚未全部覆盖这个群体的需求时，公益组织灵活地提供多样化的服务，形成了有效的补充。
因此，公益服务的灵活性和快速性让其自身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调节机制和福利补充。
此外，公益机构面向社会做筹款，无论是月捐还是99公益日的捐赠，都向社会弘扬了互助和公益的精神。
记者： 从研究的角度来说，这本案例集的特点是什么？ 哪些方面做得好？
王婴：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儿童福利政策不断发展进步，从最初的“社会救济”到后来的“社会救助”，再到“社会保护”，政策变化与时俱进，这与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引入国际上的理念、方法、经验有关。这本案例集也是如此，较大程度地体现出儿童保护的理念。
从制度上提出“保护”的说法非常好，较之“救助”，“保护”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更大，需要实践领域积极稳步行走。“行走”二字，突出了“保护”的过程性和动态性。怎样才能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我们并不能只靠强制报告，而是推崇“行走的实践”，也就是说，大家都可以去探索如何有效服务。案例集里的项目，收集了实践者“行走”出来的服务过程，呈现出服务类型和服务经验。
对于其他准备做儿童公益服务的机构以及个人来说，这些案例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对于高校里学社会工作的学生来说，这些案例有很好的借鉴作用。我甚至认为，一些案例所涵盖的议题，能够引起社会的更广泛的关注，也会吸引更多的公益力量加入儿童服务的行列。
总而言之，这个案例集有两大作用：一是对儿童公益服务的机构与个人有借鉴价值，这些都是“走出来”的经验；二是将来可以提出更新的议题，在更高层面引起社会的重视。
记者： 这些案例呈现出现阶段儿童公益服务的哪些特点？ 您认为，未来，儿童公益服务将有哪些发展方向？
王婴：这个问题涉及儿童问题的成因。以留守儿童现象为例，以往，舆论和学界都强调问题的解决需要提供多样化的制度性服务，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家庭功能不足的问题。
我们不能把幸福感和发展的满足感只与经济相关联，而忽视家庭在孩子成长中的功能。早在十几年前，就有媒体报道，父亲从城市里带了好吃好玩的东西回去给孩子，但孩子在日记中描写得最多的反而是父亲离开山村的背影，他想知道父亲什么时候再回来。陪伴和亲情靠商品是得不到的，也是公益服务难以替代的。因而我主张，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应该鼓励更多人返回家乡。
一些公益项目是较为传统的补救型福利项目，还有一部分是预防型和发展型项目。我认为，在一些问题没有进入福利体系和制度之前，补救型公益服务的补充作用不容忽视，但是从促进儿童全面发展的角度来看，提升儿童预防问题的能力非常重要，例如建立困境儿童档案，开展安全教育、性教育等服务，作用很大。
我认为案例中一些公益机构探索的服务内容，能促进儿童福利制度的完善。
近年来，随着慈善法的实施以及五社联动模式的推广，社区慈善公益及社区社会组织发展迅速。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认为未来的儿童公益服务可能会在儿童全面发展方面出现更多有价值的探索，儿童公益服务可能会迈向预防与发展的方向。随着更多公益机构的进入以及更多在地资源被撬动，儿童公益服务将更大程度地促进儿童的全人发展。
记者： 从这些案例中可以看出，不管哪一大类案例，县乡村三级服务体系的打造似乎是当前公益实践的重点。
王婴：县乡村三级服务体系更多的是民政部门提供儿童服务的工作体系。自2010年启动试点项目至今，在政策执行和公益机构的参与推动下，我国的儿童主任已实现全覆盖。有了这个儿童工作群体，就有利于摸清基层儿童状况与需求，建立困境儿童档案，有效提供服务。
三级服务体系中，在村一级儿童主任这个层面，政府工作体系可以与公益实践相结合。儿童主任发现孩子们面临的问题，精准识别需求，然后链接慈善公益的资源，弥补县乡两级儿童服务不足的问题。因此，公益服务就是政府儿童服务体系的一个重要的补充。它可以促进三级服务体系逐步完善，确保有困难的儿童没有被忽略，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
记者： 儿童服务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工作手法，甚至有些项目出现了专门的儿童社工。 未来，社会工作如何与儿童公益有效结合？
王婴：儿童服务是一个专业化的体系。以前，社会工作专业从属于法学，如今在专业硕士领域里，它独立出来了，专业地位日益凸显。
一般来说，社工专业人员一般会经过不少于4年的系统学习训练，其中包含理论素养、专业价值理念和服务方法。特别重要的是，专业价值理念在儿童公益服务中很重要。儿童服务不仅仅是工作手法的问题，更需要一整套专业化服务的设计。专业社工应在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下去识别问题、评估需求、制定服务方案，最重要的是，专业社工会和孩子一起去解决问题，这是一个与服务对象互动的过程，体现出“助人自助”的理念。社工服务更具发展性视角，会帮助孩子如何看待自己面临的问题、如何应对压力和外界的侵害，提升自己的能力。此外，社工的训练中也包括政策评估能力训练，比较强调政策倡导，所以他们的工作也能影响到政策的改变。
至于儿童社工这一细分的类别，与社工现阶段整体发展状况有关。早些年，专门做儿童服务的社工机构不多，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了。目前我国持证社工有92.9万，高级社工师很受欢迎。社工既有理论指导，又有很强的动手能力。我认为，在未来，儿童公益服务与儿童社会工作的结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儿童福利制度的执行层面全部使用社会工作者。
我为什么这么说？随着社工站建设逐步推开，社工服务站将覆盖所有乡镇。基层社工站的服务对象中，困境儿童、留守儿童等群体是重要部分，社工站运作往往委托专业的社会服务机构运行，由专业社工提供儿童服务，他们实际上就是儿童社会工作者。
各级的儿童福利机构也可以由社工提供服务。专业社工能基于不同成长阶段服务儿童，有针对性地提供社会融合、积极互动、心理抚慰等服务，通过“类家庭”、职业技能培训等方式开发、培养孩子们的相关能力。此外，公益组织在服务儿童的过程中使用社会工作者，能更有效、精准地识别问题，并提升公益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记者： 这些案例也折射出一些普遍性的社会问题，例如： 乡村地区学前教育发展较为滞后。 在这些“大问题”的领域，未来是否可能形成一些公益机构或项目的联合行动？
王婴：“大问题”都是普遍性的社会问题。以乡村学前教育为例，政府应该负主责，从“十四五”规划、乡村振兴系列政策法规来看，都有非常好的政策安排，基层要抓好督促落实，这很重要。
我建议公益组织在服务过程中要注重构建项目实施的“载体”，既要有儿童活动的公共空间等实体，又要培育在地的服务队伍，让项目可持续地运作下去。
当然，我认为各地可以根据自身特点出台一些鼓励性政策。举例来说，以往在招商引资方面，不少地方每引入一家企业就有配套的相关优惠政策，那么，现在如果引入一些有利于儿童发展的民办非营利教育集团，是否也可以提供相应的配套政策？这些民办教育集团有一定规模，能整合多方资源，将基础教育方法与地方特色结合，探索预防性、发展性服务，助力解决教育均衡的问题。
在儿童服务公益项目层面，有可能形成一些联合行动。例如，依托乡镇社工站，可以形成社工机构与公益组织的联合。打个比方，公益机构在民族地区建乡村幼儿园，项目结束、机构撤出后，社工站和当地队伍能把服务接着做下去，就有利于形成可持续的儿童服务。这种合力，是有可能探索出一些有价值的内容的。我认为可以在局部地区进行一些这样的尝试，再把模式扩大。
记者： 从这些案例中，是否能总结出扩大项目影响力、实现规模化推广的经验和方法？
王婴：应该从儿童发展更深层需求层面去推广公益服务，更好地满足儿童成长过程中的多样化需求，才能形成规模化效应。举例来说，从生命教育的角度做安全防护知识普及，当受助对象安全意识和综合能力提升了以后，预防侵害自然就比较容易做到。
儿童主任能力提升类服务也是发展类项目，具备推广的潜力。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联合国儿基会等在2010年即开启了儿童主任项目试点，目前儿童主任已基本实现全覆盖。同时一些公益机构也在开展赋能儿童主任类项目，例如，广西浩德慈善基金会与中国福利和收养中心合作，在全国六省10个县开展儿童守护行动，项目通过培训、督导、评估和资源链接，协助当地政府部门完善 “儿童主任”服务体系能力建设，提升基层儿童工作者业务水平，打通儿童福利服务递送“最后一公里”。儿童主任对基层儿童保护很重要，在这个领域，可以形成公益机构的联合行动，助力儿童健康成长。
想要扩大影响力、规模化推广，教育是最好的手段。我认为，儿童社会工作者的实践教育非常重要。当前高校社工专业教育的实践性还不够，我建议设立一个儿童社会工作的训练营或训练学院，为政府部门的儿童服务工作者、公益机构服务人员以及即将从事社会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提供系统性的案例学习，这将显著提升儿童服务工作者的专业性，可以促进大学生就业，也会让好的项目传播到更多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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