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鬲氏的迁徙

有鬲氏

中国特有器物鬲的传播现在还没有完全搞清楚。鬲器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出现的。安特生《甘肃考古记》记载甘肃鬲器发见说：“于齐家、仰韶、马厂三早期中，鬲之踪迹，突无所见，同时鼎器亦极稀少，或竟不遇。盖著者查甘肃旅行之手簿中，仅载仰韶遗址之陶鬲残足一件耳。惟至甘肃远古文化之第四期，鬲之发见，则渐丰富，而第五第六2期，则特式之鬲极为寻常矣。”安氏因此断定鬲器有从山西、河南交界处，向西北传播的趋势，他说：“是则鬲器自山西、河南交界处之发源地，向西北缓缓传播而流入甘肃之中部，盖实可信之事也。”鬲是上古时代中国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发源于陕、豫、晋的交界地区，是由东向西传播的。徐中舒称：“如'胡’必为使用壶的民族的名称，'曾’必为使用甑民族的名称，这如同支那china为使用瓷器民族的名称一样”在古代普遍存在以族名为其特殊器物或其发明物命名之习俗，这是因为族名具有更高知名度之故。鬲人至迟在新石器晚期就已经占据陕、豫、晋交界处。《左传·襄公四年》载夏代的遗事说：“靡奔有鬲氏……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有穷由是遂亡。”有鬲氏成为靡（在乌孙语中意为王）振兴有夏的重要基地。鬲器随着是有鬲氏而传播。

《左传》有鬲氏的鬲，经典释文音革，“鬲音革”最好的说明自然要引用偏旁从鬲的隔。杜注“有鬲氏今平原鬲县”；《汉书·地理志·平原郡下》注：“平当以为鬲津”；《尔雅·释水》鬲津孙注：“说文水多阨狭，可隔以为津。”这大概就是陆德明音隔的所本。但从文字的谐声方面讲，隔音革为见母字，鬲音历为来母字，见来两母相去甚远，这表明鬲要么是复辅音cl-（或cr-），要么是c-l-（或c-r-）。鬲，《广韵》郎击切，《集韵》、《韵会》、《正韵》狼狄切音历，以上两个反切均是来母锡韵；又《广韵》、《正韵》各核切，《集韵》、《韵会》古核切（见麦）音隔，《左传·襄四年》：“靡奔有鬲氏”注：“鬲，国名；今平原县”；又《集韵》乙革切（影麦）与軶同。王力《同源字典》隔膈（鬲）kek、麦muǝk；后汉三国时期的译经师的作品中未出现锡韵字和麦韵字；在王力的先秦音系中锡韵为[iek]，来母锡韵之鬲可拟为liek；越南语鬲cách、lịch；综合这两个读音鬲之上古音可拟为*cekliek、*ceklek、*ceklik等。乙革切之鬲*ek，当是*kek之首音k脱落后而成。鬲在汉语方言中的读音为：粤语gaak3lik6。客家话：《客英字典》gak7lit8、《客语拼音字汇》gag5、梅县lit8、宝安lit8gak7、海陆丰gak7lit8、台湾四县gak7lit8。潮州话gêh4（keh）lêh。汉语的见母按现代普通话拼音方案应是g，汉语通常以l-对译外来语之r-。外来语之-r可以对译为-n、-t与-k，鬲之上古音可拟为*cerik（*cerek）、*carik（*carek）、*crak（*crek）等。*cerik（*cerek）、*carik（*carek）可解作*ce-rik（*ce-rek）、*ca-rik（*ca-rek），其中的后缀-rik（-rek）可比对为高卢-日耳曼之ric'王’或维语之lik'…之地’，词根ce可释为姬（jī见之、喻之；基jī见之；支谦译ke为基）、ca可释为夏（日语夏、华读音为ka）；也可解作*cer-ik（*cer-ek）、*car-ik（*car-ek），其中的后缀-ik（-ek）相当于古突厥语的复数词尾-ak，词根姬儿*cer即是日耳曼German的词根Ger-、凯尔特Celti的词根Cel-、car则可译为羯（梵语kar通常译为羯）。-祇（即苏美尔语ki'地’）后缀与希腊、罗马的阴性后缀-a相当，*Carik相当于卡里亚Caria。从鬲的名称来看，鬲是*Carik（或*Cerik）人也就是夏（ka）人发明的。陕、豫、晋交界处的*Carik（或*Cerik）人发明鬲后，鬲开始向四周传播。鬲先后进入仰韶文化、二里头文化以及卡拉苏克文化。鬲*Carik缀加复数属格词尾-an之地名*Carikan音转为*Carikon即是鬲昆、坚昆。坚jiān见先，越南语kiên，支谦译chan、sañ为先（心先、心霰）、支谶译ran为怜（来青、来先）；*Car可对译为坚。昆kūn见魂、hún《集韵》匣魂，越南语côn；支谶译maṇ、（v）man为门（明魂），支谦译chan、sun为孙（心魂）；kan、kon可译为昆。汉语君、昆同源。君jūn见文，越南语君军均quân；支谦译kuñ为军（见文）、译kun为均（见谆）；昆所对译的可能是突厥语的啜čor或gur'姓’。鬲昆（坚昆）可还原为*Carcor或*Cargur，音变后成为现代之Kirghiz、Kïrkïz。

Greek（希腊人）一名可能出自鬲*crāk。蒙森称：“在罗马的语言里，有一个来历不明的古字，这就是用来称呼每一个希腊人的Graius或Graicus”（《罗马史 第一卷》，商务印书馆，2005年4月，第11页）在本书第十章中蒙森又说：“在古希腊民族上升之前，意大利人就已经知道有希腊民族（Griechenvolk），以及意大利人对希腊人的称呼源于古希腊（Hellas）早就灭绝的部族Grai或Graeci”（第120页）在同页的附注①中蒙森认为希腊人（Graeker）这个名称“大概在更远古时，属于一个希腊本土的杰出种族或种族集团所专用，然后才由此推广及于整个民族。”罗马字母G是在字母C上加一撇而成，伊斯特林称：“稍晚一些（公元前三世纪），在字母z的位置上用了字母G。这个字母是在字母C上加一小直线构成，它就用来表示辅音g，而字母C开始只用于辅音k的音值。”（《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第372页）。Graicus一名在字母G尚未发明之前应写作*Craicus。布龙菲尔德称：“希腊民族的拉丁名字Graeci['grajki:]，后来读作['grɛ:ki:]，是公元初期借入日耳曼诸语言的，开头的音出现为[k]，如哥特语krēkōs，古英语crēcas，古高德语kriahha'希腊人’（复数）。”（《语言论》25.2.）日耳曼语借词表明“希腊人”一词的词首辅音最初是k而非g。大流士一世（公元前522-486年）贝希斯敦（Behistun）中的Sakā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作Sacae，希腊人将波斯语的ā对译为ae；*Craicus中的*Craic当出自*Crāc。如果希腊（Hellas）中的-las相当于伊特鲁利亚语的族名语尾enas，那么Hellas中的词根Hel可视为出自*car。

最早产生三袋足器的并非仰韶文化，而是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一种文化。1959年首次发现于山东宁阳堡头村，因遗址位于堡头村西和泰安大汶口一带，故名。主要分布在鲁西南和苏北一带。从地层关系和陶器特征上，都证明大汶口文化是这一地区龙山文化的前身。据碳-14法测定，约开始于公元前4500年或稍晚，约公元前2500年前后过渡为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的葬俗是独特的，墓主毫无例外地大张着嘴巴；这一奇特葬俗在巴基斯坦铁器时代的墓葬中（如在塞勒克勒Sarai kala和戈马尔Gomal）再次呈现出来。大汶口文化的鬶是中国最早的三袋足器。鬶为中国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形之一。鬶有流、鋬和三空心足，在形态上比无流、鋬的三袋足器鬲更为复杂、更为高级。从形态学的角度讲，老虎山文化三段西白玉出土的四个尖底器套接在一起的斝式甗是最原始的三袋足器；而有流有鋬的大汶口文化的鬶是更为复杂的三袋足器，应处于三袋足器发展的更高阶段。从时间上讲，山东大汶口文化的鬶却是最早的三袋足器；更高阶段的三袋足器却出现在更早的时间，这令人匪夷所思。

在1984年“内蒙古西部区原始文化讨论会”上，苏秉琦先生看了内蒙古中南部出土的三袋足器部分标本后，在《谈晋文化考古》一文中说：“'三袋足器’或鬲类陶器最初发生的地点、时间及其渊源问题，几乎可以说是自近代中国考古学发生以来，一直困扰着许多从事这一工作的学人，迄今未得到比较满意或相当说服力的答案的课题。现在，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已为期不远了。”并提出在内蒙古中南部可能存在着“尖底瓶和尖底斝交叉存在”的遗存。老虎山文化三段西白玉出土的四个尖底器套接在一起的斝式甗证实了苏秉琦先生的预见。

老虎山文化遗存踞今约4500-4300年。组成老虎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是尖底腹斝-斝式鬲、斝式甗，这些器物和小口尖底瓶有着继承关系。从尖底腹斝底部的制法来看，与小口尖底瓶的制法相同。某些斝式鬲的袋足，从其内壁留下的皱纹看，也与末期尖底瓶底部的制法相同。老虎山文化的主体是由黄河两岸的尖底瓶系文化发展而来并发展演变为朱开沟文化。在距今7000年左右，有两支文化几乎同时进入内蒙古中南部。从东部来的似后岗一期文化西进，岱海南岸发现的石虎山Ⅱ聚落址，出土品以素雅的夹砂圜底釜、釜形鼎、红顶钵等为代表；从南部来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首先达鄂尔多斯南部，在那里留下了以杯形口尖底瓶为代表的遗存。当两种文化在黄河两岸碰撞、融合后，便形成了目前发现的石虎山Ⅰ环壕聚落址，暂称为后岗一期文化“石虎山类型”。在距今6000年左右，由晋南北上的仰韶文化半坡——庙底沟过渡类型文化亦达到内蒙古中南部。这就是在岱海（*Dahae/*Daci）南岸王墓山坡下发现的文化内涵单一的、布局比较完整的聚落址，称之为仰韶文化“王墓山下类型”。该类型文化，在鄂尔多斯黄河两岸有一个发展时期。大约在公元前2千纪前叶，早已掌握了石砌围墙技术的红山文化居民的后裔开始西进，与末期小口尖底瓶（仰韶文化系）人群融合，在中国北方迸发出第二次文明的火花——老虎山文化。其标志是石城聚落群和三空袋足器的出现。

老虎山文化中的尖底腹斝-斝式鬲的发展谱系，据苏秉琦先生的考证认为：“殷墟甲骨文中的'酉’字有的和这种小口尖底瓶（它的末期阶段）惟妙惟肖（），有的'丙’字（）象尖底腹斝（仅仅是这个时期同小口瓶共生的一种型式）、有的象鬲（）。二字是'干支’中仅有的像器皿的两个……把文明社会的殷商和仰韶文化末尾直接挂上了钩。”老虎山文化三段西白玉出土的四个尖底器套接在一起的斝式甗确实是形态最原始的三袋足器，但却不是出现时间最早的三袋足器。苏秉琦先生说：“三袋足的诞生，源于何时何地何条件促成，这个长时间使考古学者感到困惑的谜底可能就在北方的河曲地带这一角。三袋足的发源地不在中原而在北方的重要意义在于，把源于中原的仰韶文化更加明确无误地同青铜时代的鬲类器挂起了沟。而这一关键性转折发生在北方区系，是两种渊源似乎并不相同的文化的结合或接触条件下产生的奇迹。”（《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苏秉琦先生把形态最原始的三袋足器当成了最早出现的三袋足器。

三袋足器可以任何现成的加热容器（如罐、釜）或容器（如尖底瓶）作为主容器再外接三袋足而形成。关键的创新是外接三袋足，技术难点是三袋足与主容器的无缝连接。将任一容器的腹部掏空，捏合上三袋足，就成为三袋足器；因此，主容器的形状、是否有流、有鋬、有耳等特征并非界定三袋足器演化阶段的标志。三袋足器的主要好处是增加了容器和火的接触面积，能更好地利用热能；同时，三袋足使主容器底部和燃料保持适当距离，有利氧气的进入、促成燃料的完全燃烧。三块石头可构成简易之灶。三袋足器的三袋足相当于支撑容器的三块石头。三袋足器相当于简易之灶，可省却了寻找石头或搭灶的麻烦，更便于流动中使用。三袋足器之空袋足与鼎之实心足相比，制作较为困难、也更易破碎。虽然如此，鬲仍然传入了彩陶文化中。仰韶文化中就有鬲。继齐家文化之后在洮（当与陶唐有关）河、大夏河流域及兰州附近出现的辛店文化中，还出现了彩陶鬲。殷商和周人则用青铜来铸造中国古代这种最具特色的标志性器物。周代的铜鬲及周代金文中的“鬲”（三袋足加长圆柱形口）字与上古的陶鬲如出一辙表明它们是一脉相传的。周人顽强地保留了这种不易制作的器物，表明周人是鬲人的传人。在用当时的贵金属来制造受热容器铜鬲时，铜鬲的容积不如同等材料制作的铜釜的问题凸显出来。制作上的麻烦和不经济以及贵重材料上的浪费可能是铜鬲退出历史舞台的主要原因。

鬶guī从规从鬲，规表音、鬲表义，读音为规。鬶guī《广韵》居隋切，《集韵》均窥切音规；《说文·鬲部》：“鬶，三足釜也。有柄喙。”；又《集韵》俱为切音妫，义同；又《集韵》悬圭切，鑊也。鬶为古代陶制饮器，有流鋬和三空心足，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代表器形之一。龟兹Kuci、贵霜Kushan中龟guī（越南语qui）、贵guì（越南语quý）与吐火罗语ku对应。这种对应还存在与汉语之中，陈胡公妫满为胡姓的先祖，妫满之妫guī实即胡*ko也。规即鬼也，鬶和簋（音鬼）当是鬼方发明的器物。大汶口文化中的鬶（鬼）方大概是周人。周的上古读音为*cu，康僧铠译梵语cu为周清楚地表明这点。汉语通假字亦证明周在上古为舌根音。“周”与“纠”古书通假，《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公孙周”，《史记·宋微子世家》作“公孙纠”，《史记·晋世家》“公子周”，《集解》引徐广曰：“一作纠”。纠jiū居黝切（见黝）、jiǎo《集韵》举夭切（见小），“周”在上古当是见母。支谶译梵语ku为鸠（见尤），支谦译ku为究（见麌、宥）、译ko为骄（见宥）；周*cu和ku相同，与ko（胡）相近。大汶口文化可能是鬼方周人创造的文化。

斝jiǎ，《唐韵》古雅切，《集韵》、《韵会》、《正韵》举下切音贾；《说文》：玉爵也。《周礼·春官·司尊彝》：“秋尝冬烝，祼用斝彝、黄彝”郑玄注：“斝，读为稼，画禾稼也。”贾gǔ见姥、jià见祃、jiǎ见马，越南语cổ、giả；支谦译梵语ko为鼓（见姥）、译ka为加（见麻）；王力《同源字典》为kea，去掉介音-e-后为ka（夏古顾）。斝*ka即夏也，当是夏人发明的器物。在二里头未见青铜斝，但商代最早期的青铜斝却源自二里头文化。商代最早的青铜斝为大口圆腹圜底空锥足式，颈部有的饰有极其粗糙和不规则的乳钉纹和圆块纹，这种乳钉纹仅见于二里头文化期的爵和管流爵上，器同于二里头文化期的陶爵，而不同于二里冈文化期陶爵；形制原始，和商早期青铜斝颇不相同；器鋬皆作折弧形和商早期一般青铜斝鋬作弧形也不相同。这一最早期的青铜斝虽然出土于商二里冈期，还不见于二里头文化期出土的少量器类中，但可明显地看到与二里冈期斝的做法很不相同，其纹饰和铸造水平也和一般二里冈期青铜器不同。故此类青铜斝当是二里头文化期的器而沿用于商代早期的。二里头文化还是中国最具特色的兵器——铜戈——的发源地。二里头文化遗址在今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面积3.75平方公里，1959年开始发掘，曾发现夯土建筑基址多座。其中一座基址，中心建筑是面阔八间、进深三间的大型宫殿。还发现有制陶、铸铜、制骨、制石等手工业作坊遗址和墓葬等。出土陶器鼎多鬲少，另有夹砂长腹罐、大口尊、圈足盘、平底盆、豆、小罐等，酒器有觚、爵、鬶、盉等。下层陶器多平底，以蓝纹为主；上层多圜底，以绳纹为主。铜器有刀、镞、爵、铃等小件器物。从二里头遗址文化层及遗物来看，其年代晚于河南龙山文化，早于郑州二里岗文化。地层堆积可分为四期，经碳14法测定，年代约当公元前1900-前1600年，与根据文献资料推算的夏代纪年大体一致。这种文化的分布范围以河南西部为中心，有郑州洛达庙及上街、洛阳东干沟、陕县七里铺等处，晋南也有这类遗址。中国最古老、最原始的无阑直内式铜戈和无阑曲内式铜戈均出自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铜戈是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铜戈。铜戈可作为二里头文化的标志性器物。《周礼·夏官·司马》“司戈盾”汉郑玄注：“戈，今时句孑戟”疏：“汉时见戈有旁出为句孑，亦名胡孑，故号戈为句孑戟。”句孑亦名胡孑表明句即胡也，句吴即胡吴。甲骨文之戎从戈从盾，因此“司戈盾”即司戎也。胡孑和戎字清楚表明了戈的发明者之身份。孑jié居列切（见薛），越南语kiết；戟jǐ几剧切（见陌），越南语kích；戈gē古禾切（见戈），越南语qua；这三个字音皆源自*car。戈之名称源自其发明者，戈之名称表明二里头遗址的主人是戈*car人（即夏、羯）。二里头遗址中鼎多鬲少可能是因为鬲器制作较为困难之故。戈*car在日耳曼语中变作矛gār/gēr。夏羯Car还发明了钺。钺yuè玉伐切（于月），于母月韵之钺（越南语việt）、见母月韵之羯（越南语hạt、kiệt）和疑母月韵之月（越南语nguyệt）在上古的读音相同，皆为*cat。钺是因月氏/羯*Car而得名的。真正之钺当是西周早期的所谓“异形钺”——形如新月之砍刀。卡里亚人Caria使用的新月形砍刀与西周早期“异形钺”相似，哈图沙附近的亚泽勒卡亚山崖神庙石壁浮雕（约前1225年）中武士手中的钺状砍刀当即卡里亚人的新月形砍刀。Carians卡里亚人为西迁的月氏*Goti，他们从大陆侵人克里特岛和科斯岛。克里特Crete和科斯Cos皆是卡里亚人所留下之地名。在荷马的《伊利亚特》中米利都还是个卡里亚Caria城邦。希罗多德也说第一个爱奥尼亚Ionia的拓殖者发现那个地方为卡里亚人所占据。“甚至在他们中间，那些从雅典的普利塔内翁（意为市会堂）来并自认是最纯正的伊奥尼亚Ionia人的人们，也不把妻子带到新的地方而是娶父亲被他们处死的卡里亚的妇女。因此之故，这些女子发誓遵守一条规定，并且把这条规定传给自己的女儿，即她们决不和自己的丈夫一同吃饭，也不称呼他们的名字，因为这些人是屠杀了她们的父亲、丈夫和儿子之后强行娶了她们的。这样的事件发生在米利都。”（《历史》Ⅰ，146）在雅典人到达米利都Miletus之前，这里是卡里亚人的城市。移民到米利都的雅典人曾发动暴乱杀死当地的卡里亚男人夺取了米利都的统治权。卡里亚人的新月形砍刀和周人的“异形钺”皆源自河南的半月型石刀。钺在后来让位于斧，被斧掩埋并与斧混同，专用来指大斧。

盉hé《唐韵》户戈切、《集韵》胡戈切音禾，中古汉语的晓匣母主要源自上古的见系，胡戈切之盉在上古当音戈。盉同样是因戈car（即夏）得名的器物。盉有流有鋬（或提手），盉与现代的壶最为相像，去掉其三足就是现代的茶壶、壶。青铜器中所谓的“壶”没有流管，其造型和功用与现代之壶差别较大。英语jug'（有嘴带柄的）大壶、大罐’当是gug（阿拉伯-波斯文献中之Gog人在中国）之音转，gu即胡壶也，-g为祇后缀；英语ket-tle'水壶’中的ket即汉语的月*get也，其词根ke同样可以视为胡壶。兄之头上的口和古字下面的口当是盛有液体（酒或水）之无提手之瓠形式壶，应是古（兄）方的标志性器物。甗yán、yǎn疑元、疑獮、疑线，盛行于商周的古代炊器；青铜或陶制；下部是鬲，上部是透底的甑，上下部之间隔一层有孔的箅。甑的底部有许多透蒸汽的孔格，置于鬲或鍑上蒸煮，如同现代的蒸锅。鬲显然是带有三支脚的加热容器。中古汉语的疑母出自上古汉语的见组，-n可对译-r，甗的上古音为*can/*car。鬳juàn，《集韵》俱愿切音絭，《说文》：“鬳，鬲属。从鬲虍声牛建切”，甲骨文之鬳实即甗也。甗鬳之称呼依然来自*car（夏羯）。

从三袋足器鬶、盉、鬲、斝、甗的读音看，三袋足器应是*Cu人（即鬼方、周人、胡Ko人）/*Car（夏、羯）人发明的奇特器物。老虎山文化应是*Cur人/*Car人创造的文化。

老虎山文化的石城聚落群和斝式鬲诞生后，积极向南和向东发展，促进了这些地区“方国”的形成和发展。向南，沿汾河谷地南下时，首先占有晋中盆地以北地区，再向南直接影响“陶寺古国”文明的出现。从陶寺发现的圜底腹斝到三袋足捏合成型的鬲的完成序列看，其祖型应是老虎山文化的尖底腹斝，说明北方式斝式鬲-鬲谱系的人群在陶寺占有重要位置。然后，又吸收了南方和东方诸多文化因素，融汇成诸如陶寺墓地所反映出的较高文明程度的文化。向东，老虎山文化的石城聚落群及伴随的鬲形器，经张家口地区，影响到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发展。西部的朱开沟文化则是老虎山文化的嫡系后裔，经过由斝式鬲-鬲谱系三袋足器的演进，使朱开沟文化三袋足器发展至鼎盛阶段。仅鬲就有多种型式，如双鋬鬲、花边鬲、蛇纹鬲、单把鬲，以及鬲的衍生器——甗、盉、三足瓮等。各种三袋足器的数量，包括晋南和关中地区同期文化北上的因素，在朱开沟文化各段中都占50%以上。在公元前2千纪末，甘青地区齐家文化东进，渗入朱开沟文化，并成为新因素，使朱开沟文化达到鼎盛阶段。其标志是，朱开沟文化第三阶段出土了数量较多的小件青铜器，如铜锥、铜针、铜耳环和铜镯等，表明青铜铸造业已有了发展。在朱开沟文化晚期（公元前1500年前后），出现了象征畜牧业文化的标识物，如青铜短剑、铜刀和铜鍪等。朱开沟文化原有的适应农业发展的传统器物逐渐被淘汰；其主体文化因素，如花边鬲、蛇纹鬲、三足瓮及带纽圆腹罐等属于北方鬲系统的文化则继续发展。

朱开沟遗址是1974年发现的。朱开沟文化遗址位于窟野河的发源地——鄂尔多斯（Ordos）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乡朱开沟村。朱开沟遗址可划分出从龙山时代晚期至早商晚期的三期五段。墓穴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通常为单人仰身直肢葬。房址为圆角方形半地穴式白灰面建筑，门向南或东南，圆形地面灶。陶器组合有：厚缘唇矮领大袋足鬲、各型花边口沿鬲、单把鬲、敛口或敞口盆形甗、三足瓮、盉、高领折肩罐、大口尊、豆、盆、碗和小罐等。朱开沟遗址的三袋足器非常丰富，全部陶器中三袋足器约占半数以上，尤其是各种形式的鬲格外发达。根据鬲的造型，可分八型。鬲器的发达表明朱开沟遗址是鬲族*Crak/*Carak遗址。朱开沟文化一段（距今4200年左右）为森林草原景观；第二、三段（距今4000～3800年间）属于灌丛草原景观；至第五段（距今3500年左右）时，木本以耐寒的松、杉为主，耐干旱的草本植物蒿、藜为多数，已接近典型的草原景观。在朱开沟遗址的发掘中，获取各种动物碎骨999件。经北京大学考古系黄蕴平老师鉴定，其动物种类以家畜为主，野生动物较少，计有猪、绵羊、牛、狗、马鹿、狍、青羊、双峰驼、獾、豹和熊。这些动物碎骨反映的信息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朱开沟遗址没有马骨却有双峰驼遗骨。没有马骨表明朱开沟文化没有马匹。双峰驼遗骨表明朱开沟遗址附近曾有双峰驼，它们可能是野生的也可能是蓄养的。如果双峰驼是朱开沟人蓄养的，他们可能开始以双峰驼为交通运输工具。朱开沟遗址的家畜有羊、牛、猪、狗，其中猪和羊的比例为34%和35%，其次是牛占15.7%，狗最少仅占4.9%。牛和羊是一种适合放牧的动物，要饲养它们需要专人照管，可以推测，当时畜牧业和农业生产可能已有了一定的分工。羊以绵羊为主、山羊的数量极少，说明这一带的当时地势和当时气候适合于绵羊生活。金文羊的螺旋状大角表明汉语的羊是指绵羊，羊的读音则出自羌*cram。在突厥语碑铭中kony'羊’又作koń、koy，从突厥语kozï羊羔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突厥语的羊是ko（因为羊羔即羊子，zï为子，ko必然就是羊）。杰拉尔·克洛松爵士在翁金碑上读到了koò'绵羊’，突厥语的羊*ko最初指的当是绵羊。中国胡人、羌人饲养的是当地的绵羊品种。猎获的野生动物占兽类总数的10.4%，说明狩猎也是一项重要的辅助性生产活动。再从墓葬殉牲习俗的变化看，在朱开沟第一、二段墓葬中殉葬猪下颌骨，第三段开始在大型墓中还殉葬数量较多的羊下颌骨，说明朱开沟文化至少从第三段开始，畜牧经济已经比较发达。在朱开沟遗址文化中，第一阶段饲养猪的数量远远多于牛和羊的总和，表明第一段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原始农业生产居绝对的主导地位。第二段饲养的家畜数量较前段有显著的增多，尤其是羊的数量已超过猪的数量。表明此时的畜牧业发展迅速。至距今3500年左右，朱开沟文化晚期出现了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有青铜匕首、铜刀、护胸铜圆泡和铜鍪等。典型北方系青铜器的出现，标志着畜牧业的进一步发展，而代表农业文化的二里岗上层文化很快退出了鄂尔多斯。“朱开沟文化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磨制的石斧、石刀和石（骨）铲。其中石斧有相当数量是作为劈木材用的石楔，石刀的数量较多，说明农业经济比较发展”朱开沟文化中没有发现石镰。朱开沟文化的农业只能是刀耕火种的“火耕农业”。“火耕农业”是原始农耕方法，其特点是用刀、斧砍伐山林并就地焚烧后，以灰烬作肥料进行作物的播种。一般五年后必须丢荒休耕另辟新地。此种耕作方法易造成大批森林毁坏，从而使生态环境失衡。铁锄、铁犁出现后，刀耕火种农业渐为锄耕农业和犁耕农业所代替。

朱开沟遗址有丰富和发达的三袋足器：

“盉，朱开沟一至四段墓葬陶器组合中的主要器类之一，同时在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盉的残片，是朱开沟遗址贯穿始终、富有代表性的器物。目前的考古发现表明，这类器物的分布地域不太广泛，除内蒙古中南部朱开沟、大口等遗址和神木石峁、晋中峪道河、游邀等遗址发现较多外，仅在张家口地区的庄窠遗址等地有零星发现。而且除朱开沟遗址延续时间长且发展序列完整外，其他地区的发现品仅限于某一阶段，发展线索也不清晰。据有确切地层依据和陶器伴出情况表明，这种盉是老虎山文化的带流罐（园子沟H3009：6、西白玉H6：6）下接三个袋足形成的，发展成永兴店H9：2，至朱开沟龙山时代晚期（T236⑤：2）进入成熟期，夏代是其发展的鼎盛期，至夏代晚期后逐渐消失。”青铜制盉为古代酒器，圆口、深腹、三袋足（袋足下端已变为圆柱状），有长流、鋬和盖。用以和水于酒，或以为兼可温酒。盛行于商代晚期和西周初期。

“单把鬲，朱开沟一至四段墓葬随葬品组合的主要器物之一，在遗址中也有一定数量的残片发现。上文指出，内蒙古中南部老虎山文化遗存中，单把斝和斝式鬲的数量众多，从单把斝发展至单把斝式鬲序列完整。从三袋足对称组装，即由三足尖构成的联线系等边三角形看，与双鋬斝式鬲、双鋬鬲的制法相同。假如把老虎山文化的单把斝式鬲、白草塔的单把鬲和朱开沟的单把鬲进行排比，其演变序列是一目了然的。其中的方格纹单把鬲，器身均饰以规整的方格纹。此型单把鬲的出现晚于绳纹单把鬲，朱开沟三段是其大发展期，四段逐渐减少乃至消失。鉴于此型鬲的整体形态及发展轨迹与绳纹单把鬲如出一辙，且集中分布于这一地区，数量多，自身发展序列清晰，显然它是在本地区绳纹单把鬲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形制相似的单把鬲集中分布于晋中、晋南和渭河流域。晋中汾阳峪道河和杏花村即陕北神木石峁出土的单把鬲，与上文提到的盉一样，是和内蒙古中南部的同类器同源。渭河流域的单把鬲多属客省庄文化范畴，起源于该地区的单把罐形斝，这一观点张忠培先生已做过精辟的论述。晋南地区的单把鬲，或可能受上述两种类型单把鬲的影响而出现的，当然也不排除在外来影响下，承袭该地区庙底沟二期文化釜形斝逐步进化而成的可能。”

“花边鬲，朱开沟文化中最富特色的器物，出土数量之多，在朱开沟一至五段均占有醒目的位置。这种鬲的早期形态和制法，显然是源于老虎山文化斝式鬲发展起来的肥袋足鬲，惟口部外侧饰一周呈波浪状或指窝状泥条附加堆纹，习惯上称之为'花边鬲’。花边鬲的分布范围除本区及与本区接壤的陕北和晋北黄河两岸地区外，往西、往南在属于同时期的齐家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分布区域内基本未见报道，而在京、津、唐长城沿线及辽西魏营子类型分布区域内有一定数量的发现。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花边鬲以内蒙古中南部发现的数量最多，所处的时代上限最早，发展序列也最完整。以泥条附加堆纹加固器物口沿的作风，在本区至少可追溯到仰韶时代晚期的海生不浪文化，如敛口瓮等都以一至数道泥条附加堆纹围绕器口外侧。老虎山文化遗存中，这种作风表现得更加明显。如鄂尔多斯西部地区相当于龙山时代早期的遗存中，也发现过口外饰波浪状泥条附加堆纹的常山下层文化直口高领鼓腹罐，其花边风格与花边鬲完全一致。这说明花边鬲口外饰附加堆纹花边的做法，除继承本区的传统制法外，还受常山下层文化影响。另外，朱开沟一段出土的花边鬲器表所饰绳纹的作风与老虎山文化侈沿鼓腹夹砂罐所饰绳纹也极为相似。上述情况说明，花边鬲应起源于本地区的推论，当无大谬。”

“蛇纹鬲，在朱开沟遗址除第一段未见外，其他各段均有出土。第三段的瓮棺葬葬具开始使用蛇纹鬲，至第五段时成为墓葬的主要随葬品。其他器物，从朱开沟一段至五段始终伴出。”

朱开沟第五阶段开始出现商式铜戈、铜刀、铜剑等青铜兵器。M1040、M1052、M1083、M2012都出土了商式直内戈。这四座墓葬中，除M1040为男女合葬外，其他三墓均是单人仰身直肢葬。M1040为竖穴土坑墓，男性仰身直肢，居右；女性侧身屈肢，居左，面向男性。四墓各出铜戈1件，其造型基本一致：直内、窄栏、厚脊、尖锋、两面刃。其中M2012：1内上所饰虎头纹，其造型及花纹作风与偃师商城二里岗上层的M1：3大体相似。豆（M1052：3）的造型及纹饰与郑州商城CWM8出土的陶豆一致，相当商代早期第二段第三组。这一时期的朱开沟文化显然受到商文化的强烈影响。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一件短剑，出土于朱开沟晚期遗址的M1040墓，伴出的遗物有铜刀1、铜圆牌（护胸泡形牌饰）4件和商代中原式直内戈1。剑jiàn见梵（安世高译梵语vāṁ为梵），越南语kiếm，古波斯语akeenakais（希罗多德《历史》）、祆教波斯语čēlān，婆罗钵语、中古波斯语、新波斯语cyl'n/čēlān，摩尼教粟特语cīdanīh，粟特语kyn'k/kīnākā，梵语khaḍga/khaṇḍaka，于阗塞语in cälonyau/cälona、calona，龟兹语kāre，焉耆语kertte，古代突厥语qïlïč，维吾尔语（回鹘）qiliʧ，裕固语gələʂ，柯尔克孜语（黠戛斯）qələʧ，蒙古语（东胡）seleme/selem，英语sword；蒙古语seleme为*celeme之音转，英语sword为*scord或*camrd之音转；汉语的剑音将剑的发明者指向西方牧羊人——羌，其余诸语言的剑将剑的发明者指向夏羯*Car和姬人*Cina。剑和刀的主要区别是，剑除了砍削更能刺杀；长匕首和短剑没有多大区别，但手握把柄的方式不同（使用剑时，大拇指指向剑锋；使用匕首时，大拇指指向柄端）。要有效发挥剑的刺杀功能，必须要有足够的长度；M1040墓出土的铜刀用于砍杀，所谓铜短剑的长度不够、不能有效刺杀，这个所谓的铜短剑当是匕首。在马背上也无法发挥剑的刺杀功能，因此骑士的标准配置是马刀而非剑。匈奴战士佩带的是环首马刀而非剑。从伴出文物的情况看，晚期朱开沟文化中所出现的铜刀可能也是从殷墟传来的。河南仰韶文化中的穿孔半月型石刀大概是环首铜刀的原型，环首铜刀的起源应是具有制作穿孔半月型石刀传统的文化改用青铜来铸造或青铜文化仿制穿孔半月型石刀的结果。

朱开沟晚期文化的主要兵器是铜戈，朱开沟晚期遗址出土的铜戈数量远远多于铜刀。有数量众多鄂尔多斯式兵器出土的遗址是李家崖古城址。198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黄河西岸发现了李家崖古城址，在1983年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李家崖古城址位于清涧县高杰乡李家崖村东，发源于鄂尔多斯南部的无定河从李家崖村西蜿蜒流过。古城依地形修建，南、西、北三面环水，东面筑有城墙，南北是利用了深至100米的无定河河道的峭壁作为防御屏障。城址呈不规则长方形，东西长495米，南北宽122～213米，城内面积67000平方米。城墙分内外两层墙，外层用石块砌筑，一层石块一层土，土经夯实；内层墙是在外层墙修起后，紧依外层墙内壁夯土起建，再用石头包边。城墙之外有土石结构护城坡。城内发现的房址为地面建筑，四周有夯土墙，墙壁和居住面经火烧烤。出土陶器中，三袋足器比较发达，仅鬲就有多种型式，以口外饰附加堆纹花边者为多数，其中还有一定数量的蛇纹鬲。石器中有石斧、石刀等。与李家崖遗址文化性质相同的遗存，经过发掘的有绥德薛家渠遗址和柳林高红H1。李家崖和薛家渠发现的云雷纹和方格乳钉纹等，与关中地区商文化同类纹饰相似。敞口深腹簋与石楼桃花庄出土的直线纹青铜簋相似。所以，其时代应该早于西周，晚于龙山时期。薛家渠H2出土的木炭碳十四测年为公元前1030±80年，树轮校正年代为公元前1245±145年，大体相当于商代晚期。李家崖古城依地势修筑，城墙为垒石包边，里边夯土填筑，显然是继承了老虎山文化的石城建筑技术。分析古城中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和马、牛、羊、狗、鹿骨骼等，可知李家崖文化的经济形态仍属于定居的半农半牧经济类型。李家崖文化的铜器群由三组器物组成：一是中原商式礼器和兵器；二是商式铜器和北方式铜器相结合的器物；三是典型的北方式铜器。后者数量最多，器形有铃首短剑、双环首刀、鹿首刀、三凸钮环首刀、管銎斧、銎内戈、三銎条形刀、羊首勺、蛇首匕、铜盔和靴形器等。李家崖文化和朱开沟文化的重大区别是：李家崖文化筑有石城并养有马匹。奇怪的是，不曾有过马匹和鹿石的朱开沟文化却产生了具有草原风格青铜器。草原风格的青铜器融入了鹿石文化的因素，它和鹿石文化是相辅相成的。

陕北、晋北和内蒙古自古以来就是戎狄之地。在晋获得河西地之前，戎狄充斥着整个陕北。《史记·匈奴传》称：“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緜诸、绲戎、翟、獂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朐衍之衍、呼延之延、张掖之掖很可能是粟特男子名的后缀“-延”，此即阿维斯陀经中的-yana/yāna，古波斯语的-yāna，在粟特语中义为“礼物”，兼有“荣典，庇护”之义；朐qú群虞，支谶译梵语ko为瞿（群虞、见遇）、译go为懼（群遇、群虞）、支谦译gu为瞿；朐衍*koyan/*goyan即呼延、狐偃。乌氏为赤狄，属于侵入中国的雅利安人的一支。秦穆公为公元前659—621年秦国国君，这个强势人物未能征服陕北之戎狄，岐、梁山、泾、漆之北仍为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所占据。《史记·匈奴传》又云：“当是之时，秦、晋为强国。晋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圁、洛之间，号曰赤翟、白翟。”河西即山西、陕西之间的黄河以西之地；晋文公即重耳，公元前636—628年为晋国国君。“集解”引徐广曰：“圁在河西，音银。”“正义”引《括地志》云：“白土古城在盐州白池东北三百九十里，又近延州、绥州、银州，本春秋时白狄所居。”圁即银也（银亦白色）。洛，洛河；但梁玉绳云当作“璐”。“正义”引《括地志》云：“璐州本赤翟地；延、银、绥三州，白翟也。”延州，西魏废帝三年（公元554年）改东夏州置。秦、汉时为上郡高奴县地。匈奴为夏后，东夏州的州名既反映了白翟与夏的关系又可视为是白翟姬姓的音转。唐治肤施（今延安市东北），辖境相当于今陕西延安、安塞、延长、延川、志丹等市县地。银州，北周保定三年（公元563年置），故城在今陕西米脂县西北；唐治儒林（今横山东），辖境相当于今榆林市及米脂（亦是白色）、佳县、横山县东部地。绥州，春秋时为白翟地，战国时属魏，后归秦于此置上郡，西魏始置绥州，隋炀帝废。唐复为绥州。上郡，秦昭王三年置，领肤施等二十三县。汉高祖元年改为翟国，后仍称上郡。表明该地在汉高祖时期仍是翟地。“延、银、绥三州，白翟也。”整个陕北皆白翟。周人就出自白翟之地的陕北。《史记·匈奴列传》：“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邑于豳。”豳同邠，在今陕西旬邑西。夏灭亡后，其族人四散迁徙，一部分进入陕西，并将洛河带到了陕西。中原诸姬自称诸夏、华夏，以夏人自居，表明他们实为夏之后裔。《史记》明确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中原诸夏（诸姬）和匈奴皆是夏之苗裔，他们都是夏人之后。周姬进入陕西后成为西戎的一部。《史记·周本纪》：“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到了古公亶父“乃与私属遂去豳，渡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家室，而邑别居之”古gǔ见姥，越南语cổ，王力《同源字典》ka，支谦译梵语ko为鼓（见姥），古即鼓ko也。亶dǎn端旱，亶父之亶和单于之单皆是大（王力《同源字典》dat）之音转。古公亶父即古（鼓、胡、周）公大父。古公亶父“乃贬戎狄之俗”是革命性之举，从此以后周姬走上了兴旺发达之路。早期周姬四周全是戎狄，他们不得不首先和自己的同类打交道：“其后三百有余岁，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亡走岐下，而豳人悉从亶父而邑焉，作周。其后百有余岁，周西伯昌伐畎夷氏。后十有余年，武王伐纣而营洛邑，……放逐戎夷泾、洛之北，以时入贡，命曰'荒服’。”周姬所出的岐、梁山、泾、漆之北一带原本戎狄之地，并且在很长时期内一直是戎狄之地。《汉书·地理志》记载的甘肃庆阳、宁夏固原、陕北延安一带的地名中，许多是“西戎”的聚居地，如“安定郡”属下的“朝那”、“乌氏”、“月氏道”；“北地郡”的 “回获”、“郁郅”、“义渠道”；“上郡”的“肤施”、“独乐”、“龟兹”等。周姬出自戎狄之地，本身曾行戎狄之俗，当是戎狄之人。

周姬为戎狄之人，在考古上也得到印证。陕西省扶风县召陈村西周宫殿乙区出土的蚌雕人头像对确定周姬的种族身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蚌雕人头像高2.8厘米，高鼻深目，系白色人种。所戴帽子有若干凸起的向下垂直的线条，帽顶上部磨平，当是毡帽。帽顶上刻有两Ⅰ垂直相交的图案（可视为甲骨文之来）大概象征上飞之鹰，饶宗颐认为是巫字，表明该人可能充任巫的职司。陕西扶风自古就是戎狄之地，扶风姜西出土的“仰韶文化人像陶塑”确切无疑是印欧人种（《中国原始艺术》p173图4），该陶塑为贴塑在陶盆下的人脸，其眼睛向鼻根处上挑是“立眼”（《中国表情》p18）。在周人的大本营周原扶风一带时有上古印欧人种像出土、而黄色人种像鲜有发现，只能表明一点，那就是周姬是印欧人种或其主体是印欧人种。可以肯定，人像是按当地人的形象来塑造的。即使是认可了印欧人种的saka或大月氏或乌孙人担任周人祭司的说法，仍然表明了周人中存在印欧人种的事实，而且印欧人种还担任着重要角色——仅次于国王、常常是由国王担任的角色——祭司。陕西长安县张家坡村出土的西周“玉透雕龙凤人物饰”（《中国历代玉器精品》p54-5）应是周人形象：蒜头鼻高高凸起，下颔尖且前伸。陕西的毗邻地区也有印欧人种塑像出土。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高家窝铺乡赵宝沟村被断代为前4800年的“陶塑人面像”（《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考古发现》p78）、天马——曲村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考古发现》P196）、山西曲沃县北赵村南晋侯墓出土“铜方座筒形器”上高鼻，翘下巴的人物（《中华文明传真2》p105），都是典型的印欧人种。“侯马背剑跪人陶范人像”（《中国古代服饰研究》p79）以及山西侯马牛村和长治分水岭出土的陶范和青铜像（《中国古代服饰研究》P47），从装束和人种上都似现代新疆的少数民族。

晋在立国之初亦被戎狄所包围。《晋语一》：“狄之广漠，于晋为都；晋之启土，不亦宜乎？”又《晋语二》：“宰孔谓其御曰：'晋侯（献公）将死矣，景、霍以为城，而汾、河、涷、澮以为渠，戎狄之民实环之，汪是土也……。’”《左传·定四年》：“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杜注“大原近戎而寒，不与中国同，故自以戎法”，训索为法。晋封夏虚而疆以戎法，可见夏虚原在胡化范围以内。晋所在区域原本就是胡人之地，分封到晋的姬人原本也是胡人，因此他们和白翟狐（即胡）姬同姓。白翟分布在晋国之西（陕北）和之北。《春秋》经文最早提到白狄是在宣公八年（公元前601年）：“晋师、白狄伐秦”。《左传》最早提到白狄是在僖公三十三年（公元前627年）：“狄伐晋，及箕。八月戊子，晋侯败狄于箕。郤缺获白狄子”。晋边境外的白狄进入箕（今山西太谷县。箕亦姬也），史称“箕之役”，晋国的大将先轸就是在此役中阵亡的。到公元前601年，“白狄及晋平”（《左传·宣公八年》），并随晋军伐秦（《宣公八年经》：“晋师、白狄伐秦”）。白狄介于晋秦两大国中间，服晋服秦，常无定策。公元前601年它和晋国联合伐秦（《宣公八年经》：“晋师、白狄伐秦”）；前582年，又和秦国联合伐晋（《春秋经·成公九年》“秦人、白狄伐晋”）。晋国在前579年（成公十二年）败（白）狄于交刚，至前545年白狄始附属于晋（《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夏，齐侯……白狄朝于晋，宋之盟故也。”）。白狄主要分布地在今陕西北部的陕北高原，但也有一部分居住在山西的中西部。《史记·晋世家》谓“蒲边秦，屈边狄”屈，古邑名，春秋晋地，在今山西吉县北，盛产良马。吉县与宜川相邻。陕北延安地区正是屈之边，“屈边狄”表明与屈邻近的这个地域是狄人之地。《四书释地》说：“山西交城县为狄地，舅犯（狐偃）实生其地。”山西中部的交城亦为狄地。《左传》成公十三年（公元前578年，晋厉公三年），晋使吕相绝秦曰：“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敌，而我之婚姻也。”君，秦桓公也；“我之婚姻”指晋献公娶狐姬一事（《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晋献公：“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史记·晋世家》晋献公十二年：“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夷吾将奔翟。冀芮曰：'不可，重耳已在矣，今往，晋必移兵伐翟，翟畏晋，祸且及，不如走梁。”晋公子重耳的母亲为大戎狐姬，其舅父为狐偃），狐突一族显然是白狄。晋与白狄的婚姻是同一族内的婚姻，因此在当时还引起一番“同姓不婚”的议论。《国语·晋语四》7：“同姓不婚，恶不殖也。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之子也，实生重耳。”韦注：“狐氏，重耳外家，与晋俱唐叔之后，别在犬戎者。”《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叔詹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晋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这种议论毫无异议地表明晋姬和白狄狐姬属于同一族群。白狄与秦同处一州，秦在雍州。《史记·秦本纪》秦孝公元年（公元前361年）：“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孝公下令国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雍州，古九州之一。《书·禹贡》：“黑水西河惟雍州。”《尔雅·释地》：“河西曰雍州”《周礼·职方》：“正西曰雍州”西河（或河）指今山西、陕西之间的黄河。今陕西省渭水以北为古雍州地，秦与白狄同处之，故曰“白狄及君同州”。此亦证明白狄主要分布在陕西北部。重耳回到晋国继承君位之后曾提及他从狄君（重耳所从狄君或许是大荔国君，因为大荔离渭水很近）猎于渭滨时，寺人披（《史记》作勃鞮）对他的追杀（《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其后余从狄君以田渭滨，女为惠公来求杀余”《国语·晋语四》13：“又为惠公从余于渭滨”韦注：“滨，涯也。重耳在狄，从狄君猎于渭滨。勃鞮为惠公来就杀之。”《史记·晋世家》惠公六年晋侯：“欲使之杀重耳于狄。”《史记·晋世家》文公元年：“其后我从狄君猎，女为惠公来求杀我。”）。可见白狄的南疆在若干地段已接近渭水北岸。

晋国拥有河西之地是在晋献公之时。公元前652年晋和狄发生了两次持续时间较长的战争。据《左传》狄在“采桑之役”被晋打败后，又在夏天展开了持续一个月的伐晋攻势（《左传·僖公八年》：“晋里克帅师、梁由靡御，虢射为右，以败狄于采桑。……夏，狄伐晋，报采桑之役也。复期月。”采桑，古黄河津渡名，在今山西吉县西。《史记·晋世家》晋献公二十五年（公元前652年）的记载略有不同：“晋伐翟，翟以重耳故，亦击晋于齧桑，晋兵解而去。”齧niè桑即采桑（很奇怪的是齧、啮从齿却念niè，或许这是翟语“采”的读音，大概就是英语之knit[nit]'编织；织补’）。这一年晋狄之战的结果是晋人占有了河西，因此司马迁接着说：“当此时，晋强，西有河西，与秦接境，北边翟，东至河内。”秦国早就觊觎晋之河西地，夷吾以赠送晋之河西地换来秦国的支持。在秦国的扶持下夷吾继承了君位。但晋惠公夷吾一登位（公元前650年）马上遣使到秦毁约：“始夷吾以河西地许君，今幸得入立，大臣曰：'地者先君之地，君亡在外，何以得擅许秦者？’寡人争之，弗能得，故谢秦。”（《史记·晋世家》惠公元年）《左传·僖公十五年》亦称：“晋侯（即夷吾）之入（入晋登位）也，……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东尽虢略，南及华山，内及解梁城，既而不与。”秦国在三百年以后才得到河西地。“后百有余年，赵襄子逾句注而破并代以临胡貉。其后既与韩、魏共灭智伯，分晋地而有之，则赵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与戎界边。其后义渠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蚕食，至于惠王，遂拔义渠二十五城。惠王击魏，魏尽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史记·匈奴传》）魏之上郡、河西是三家分晋时魏之所得。秦惠文王，公元前337-311年在位。《史记·秦本纪》惠文王八年（公元前330年）“魏纳河西地”十年（公元前328年）“魏纳上郡十五县。”十一年（公元前327年）“县义渠”（更元后）十年（公元前315年）“伐取义渠二十五城。”后来秦以义渠地置陇西、北地郡。

晋献公是晋国开拓边疆实行启土政策的最有力推动者。晋献公通过与狐姬的联姻而获得了狐地（屈地、屈产）。《左传·僖公二年》（公元前658年）：“晋荀息请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杜注：“屈地生良马，垂棘出美玉，故以为名。”然《春秋·公羊传·僖公二年》何注：“屈产，出名马之地。”徐疏：“谓屈产为地名不似服氏谓产为产生也。”虽然晋有屈地，但“屈产”与“垂棘”相对，当是地名。《太平寰宇记·隰州·石楼县》（卷四十八）载：“屈产泉在县东南四里，土人相传，昔有白马母饮此泉生得龙驹。《春秋》曰：晋献公以屈产之乘假道于虞以伐虢，盖此地生良马也。”此屈产泉之屈产毫无疑义应是地名。屈qū溪物、jué群物、见物，越南语khuất；支谦译梵语kuṭ为崛（jué群物、疑物，越南语quật），支谶译put为弗（非物）。于阗Khotan在《史记》中作于窴；窴tián定先、定霰、chǎn，其音转读音chǎn和产同音。产chǎn所简切（山产），越南语sản，其反切读音本应为shǎn。屈产可拟为*Kutan，意为胡地。屈产*Kutan音转为Khotan就是于窴，音转为Kustan就是大月氏贵霜。屈产*Kutan是贵霜Kushan的最初形式，最初的贵霜之地就是屈产*Kutan。余太山《古族新考·大夏溯源》关于吐火罗人（即小月氏）出自晋南的推测是可信的。讲吐火罗语的龟兹（Kuci）之异名屈支当是*Kutti，屈支*Kutti同时也是龟兹古名月支（月氏）之所本。不仅石楼县属于屈产，晋献公时代所筑之屈也属于屈产。屈产是狐突献给晋献公的礼物。狐突之突（tur）即北周宇文氏王子小名后面的-突，也就是英语duke'公爵’。在匈牙利王朝早期历史中，称号dux又是“王子”或“公爵”的头衔。作为“胡王子”/“胡公爵”的狐突通过与晋的联姻而溶入了晋国，他本人及其后代都获得了高官厚禄，成为了晋国的上层统治者。狐突辅助过太子申生，其子狐偃（即呼延，意为胡人）则是其孙子晋文公重耳之重臣。晋通过联姻而获得了屈产。晋姬、狐姬原本同种都是白狄，他们之间并没有鸿沟。晋之狐（或狐厨）是因狐姬而得名的。《左传·僖公十六年》（前644年）：“秋，狄侵晋，取狐、厨、受铎、涉汾，及昆都，因晋败也。”受铎、涉汾、昆都三个地名都是双音节，狐与厨可能并不是并立的两个地名而可能是一个双音节地名。阿富汗的昆都士Kunduz和晋之昆都既可解释为大都，也可解释为昆（浑）人之都。狐hú匣模，越南语hồ，与胡同音，上古音为*ko（王力《同源字典》胡为ha）；厨chú澄虞，越南语trù；狐厨*Kotru之厨tru相当于巴克特拉Bactra之tra，含义大概是都（支谶译梵语ta为端模之都、支谦则译为端歌之多，安世高译tra为多，支谦译trā为定歌之陀）。晋之狐厨*Kotru（或狐*Ko）与狄接壤，当为狐姬之地。车师柳谷（今新疆吐鲁番市西北玉勒干铁列克）之狐胡（《后汉书》作孤胡）大概是狐姬之后。孤即单，一也；狐姬即大姬，孤胡即大胡。临汾西也曾是狐姬之地。临汾西的古平阳县有狐谷亭。《水经注·汾水》：“汾水南与平水合，水出平阳县西壶口山……。其水东迳狐谷亭北，……又东迳平阳城南，东入汾。俗以为晋水，非也。”平阳在春秋时为晋羊舌氏邑，后置县；治今临汾市西南；十六国时为汉刘渊都；隋初改名临汾，移今治。若将狐谷亭之谷视作突厥语之gur'姓’，那么狐谷亭就是狐姓亭，这个地名当是狐姬留下的。晋献公所筑之屈正是在临汾西。《史记·晋世家》晋献公十二年（前665年）：“晋献公有意废太子，乃曰：'曲沃吾先祖宗庙所在，而蒲边秦，屈边翟，不使诸子居之，我惧焉。’于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前666年）：“夏，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蒲与屈是士蔿为二公子所筑（《左传·僖公五年》）。屈不仅“边翟”，而且曾是白狄之地。屈在今山西吉县北，盛产良马。吉jí见质（支谦译梵语kīrt为溪质之诘，康僧铠译梵语kṛt为吉），越南语cát；越南语cát和羯*car/*cat（越南语hạt、kiệt；康僧铠译梵语kar为见月之羯）、屈*kut（越南语khuất）、希罗多德《历史》所记Getae密切相关。越南语之cát事实上就是见母月韵之羯。吉县之吉和羯（月）都可视为屈之音转。

晋献公之后，山西临汾西仍有白狄。《管子·小匡篇》载齐桓公“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踰太行与卑耳之谿，拘秦夏，西服流沙西虞，而秦戎始从”。同书“封禅篇”亦称：“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縣车，上卑耳之山。”《国语·齐语》所载与“小匡篇”略同，唯“卑耳”作“辟耳”，“西虞”作“西吴”。古虞、吴字通，铜器中有虍头字无虍头字多通用，《史记》周仲章封于北虞，亦作北吴。西河即晋之西的黄河。此大夏（或“秦夏”）在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左传·僖九年传》称：“齐侯以诸侯之师伐晋，及高梁而还，讨晋乱也。”杜注：高梁“在平阳县西南”《左传》讲的很清楚，齐桓公仅仅到了平阳县西南的高梁。《左传》讲的很清楚，齐桓公仅仅到了平阳县西南的高梁。齐桓公此行的主要目的是立夷吾为晋侯，他没有必要跑到滕格里沙漠去折腾。这里的秦夏、秦戎并不是指秦国，秦（支谦译梵语chan为从真之秦）或是姬人Cina之简Cin，或是泰之讹。齐桓公所至西河当即吉县旁的黄河，所攘的白狄之地就是屈产。当时吉县附近的白狄狐姬大概是重耳的支持者。

晋惠公即位后在秦国的支持下，将晋之北或西北的一个戎狄联盟迁到了河南。《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记：“秋，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杜注：“允姓之戎居陆浑，在秦晋西北。二国诱而徙之伊川，遂从戎号，至今为陆浑县也。”鲁僖公二十二年即晋惠公十三年也就是公元前638年，伊川即伊水流域为周之郊甸。陆通六，陆浑即六浑。“陆浑戎”，《春秋公羊传·昭十七年传》作“賁浑戎”，《经典释文·春秋公羊音义》称“賁”“音六”，这是陆即六的最显明证据。霍山以北，至悼公（公元前572-前558年在位）以后始开邑县，前此未见所传。晋献公在公元前652年打败白狄占有了河西之地，但在僖公九年（前651年）晋献公死后、齐桓公为平息晋之内乱而至于西河攘白狄之地。迁徙之前的陆浑（即六浑）部或在霍山以北，或在晋的河西（陕北）或在陕北之北与西北。陆浑即传说中的陆终。《大戴礼记·帝系》：“颛顼娶于滕氏，……吴回氏产陆终，陆终氏娶于鬼方氏，鬼方氏之妹谓之女隗氏，产六子，孕而不粥，三年啔其左脅，六人出焉。其一曰樊，是为昆吾。”司马迁记载此事曰：“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这是一个典型的印欧语民族脇生之传说。终zhōng照东，越南语chung；宗zōng精冬，越南语tôn、tông；戎róng日东，越南语nhung，康僧会译li为迟（澄脂、至）；公gōng见东，越南语công；弓gōng见东，越南语cung；匈xiōng晓钟，越南语hung；梵语c-通常译为照母，照东之终可视为见东之弓的音转。陆终或为六宗之雅化，或为六弓（相当于六箭或六匈）之音转。《史记·楚世家》称：“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其长一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租；四曰会人；五曰曹姓；六曰季连，羋姓，楚其后也。”以上六名就是六匈（陆终）/六浑（陆浑）之名。陆浑县可证实六胡部的存在。陆浑县在春秋时为陆浑戎地，汉置县治今河南嵩县东北，东魏改置北陆浑县，又在故城南置南陆浑县。嵩县为夏桀地，汉武帝所见的夏后启母石正是在嵩山。卢氏县之卢可能是陆之音转。陆终即陆浑也，陆终六子的姓名正是陆浑（六浑）六部的部落名。吾wú疑模，越南语ngô；吴wú疑模，越南语ngô；虞yú疑虞，越南语ngu；由于中古汉语的疑母出自上古的见组（主要出自见母、群母），吾、吴、虞的上古音与周*Cu、胡*Co相近。释昆为大，昆吾意即大虞（大吴）、大胡、大夏；若将吾视为突厥语的吾尔gur'姓’，昆吾就是昆姓（即昆夷）。参胡即山胡也就是山戎。彭péng并庚，越南语bành；祖zǔ精姥，越南语tổ；彭祖即埃及语之蓬特Punt（古罗马布匿Punic、古希腊Phenic）、希罗多德《历史》中的Budini、甲骨文之服*Pak（越南语phục）方、金文之服夷、《左传》中的蒲（越南语bồ）、濮（越南语bộc）、《史记·夏本纪》中的发*Pat（越南语phát，此即Pārsa、Ar-tae-i、Ar-yan）、《后汉书》之蒲类*Buri；夏王发，濮水、濮阳（昆吾曾居住过的帝丘因在濮水之阳在战国时改称濮阳。西晋咸宁三年即公元277年改东郡置濮阳国，治濮阳，辖今河南滑县、濮阳、范县和山东郓城、鄄城等县地。）表明夏桀的疆域内曾有蒲类。曹cáo从豪，越南语tào；支谦译梵语chan为秦（从真），王力上古豪韵为ô（宵部）；曹可拟为*chô、*co。从母真韵之曹若还原为*to,那么曹姓*togur即土姓也，它和殷商时期的土方、后来的土后（拓跋）、突厥Turk/Türk、通古斯Toguz可能都有关联。季jì见至，越南语quý，王力《同源字典》悸（群至）giet，梵语k-通常译为见母，支谦译梵语rī为利（来至）；连lián来先，越南语liên，康孟祥、竺大力译梵语rañ为连；季连可拟为*kīlan或*kīran，本为地名*kīl-an（*kīr-an）：*kīl（*kīr）地。祁qí群脂，越南语kỳ；季音转为祁，季连就是祁连。季连可能出自祁连山。

会人即羯人、濊人。会huí黄外切（匣母泰韵）、kuài古外切（见母泰韵）、kuò《集韵》古括切（见母末韵），越南语hội、cối；王力末韵为[uɑt]，王力《同源字典》匣母月部之会绘为huat、见母月部之禬襘为kuat，桀为giat，见母月韵之羯为kiat，于越粤jiuat，影母月部之濊为iuat（濊huí晓泰、影泰、huò晓末），这几个字在上古汉语中同音或音近；梵语（v）pat安世高译为钵（帮末，越南语bát）、越（于月、匣末）、支谶译为拔（帮末），支谶译pal为钵，支谦译pad、pāt为钵；由于月部[ɑt]可音转为泰韵、见母可音转为匣母，会之上古音可拟为*cat，它正与car相对应；会*cat即月也、羯也。若将会之音读为kuí，则会就是隗、鬼；越南语会（浍）hội、cối解作Co·i/ho·I就是胡夷。晋有浍水，《说文》：“水出靃山西南入汾。”浍水是因会人而得名。浍水之名表明会人曾在晋之浍水流域居留过。会人（羯人）当是晋南的土著，他们至少从自有夏之时起就生活在晋南了。濊从水从歲(周及徐将Scot与心祭之歲相比对),《说文》：“濊，水多貌。从水歲声呼会切。”呼会切之濊的上古音也是羯。作为族名，羯（月）与会、澮、濊是同一名称的不同译写。《史记·魏世家》：“魏武侯九年（公元前378年），翟败我于浍。”《索隐》：“于浍，于浍水之侧。”《正义》引《括地志》：“浍高山又云浍水，在绛州翼城东北二十里，浍水出此山也。”其地在今山西省翼城县，“翟败我于浍”之翟大概就是会人。后来的羯胡正是在这个地域附近，上党武乡羯室离这里不远。羯胡石勒出自上党武乡县，该县为西晋所置，治今山西榆社北；十六国时，石勒称赵王（公元319年）以武乡县为其故里，置武乡郡。石勒被称为“羌渠之胄”。羌渠在汉语里的字面意思是羌人之渠帅。羌渠之胄，犹言羌酋之裔。羌渠既是南匈奴的一个单于名，又是《晋书·北狄传》述北狄入居塞内者十九种中的一个部落名。《载记》言勒之讨靳准也，据襄陵北原，羌、羯降者四万余落，及攻准于平阳，巴帅及羌、羯降者十余万落，皆以羌、羯连言，表明羌、羯关系密切。史书皆言石勒为羯人，石勒肯定不是羌人，怎么会是羌酋之裔呢？称小月氏为羌渠源于小月氏和羌的特殊关系。《史记·大宛列传》：“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保南山羌就是保有南山羌。小月氏保有南山羌，成为小月氏—南山羌这个共同体中的贵族和统治者，世为羌人的酋帅。羌渠皆小月氏也。小月氏为羌酋有其他史料佐证。《汉书·赵充国传》：“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借兵，欲击鄯善、敦煌以绝汉道。”又说：“充国以为：'狼何，小月氏种，在阳关西南，…’”小月氏种的狼何为羌侯（即羌渠）。羌人地区的小月氏由于和羌人混处甚至通婚姻，在习俗上更接近羌人。《后汉书·西羌传》“湟中月氏胡”：“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别也，旧在张掖、酒泉地。月氏王为匈奴冒顿所杀，余种分散，西逾葱岭。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诸羌居止，遂与共婚姻。……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亦以父名母姓为种。”小月氏保有诸羌，和羌人组成小月氏—羌共同体，因此又被称为羌胡。羌胡即羌中之胡。《晋书·石勒载记》云：“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祖耶奕于，父周曷朱，一字乞翼加，并为部落小帅。”《魏书·羯胡传》无“羌渠之胄”四字，而多“分散居于上党武乡羯室，因号羯胡”十四字。吕思勉先生在《胡考》中已经排除石勒为匈奴单于羌渠之胄的可能，羯人石勒应出自匈奴别部的羌渠。羯胡既是小月氏，匈奴的羌渠部当为小月氏。以地域而论，榆社和发源于翼城县浍高山的浍水流域相近，榆社的羯胡可能是源自浍水的会人。《左传》所提及的驹支、姜戎、吾离也是月氏。《左传·襄十四年》：“将执戎子驹支，范宣子亲数诸朝，曰：'来，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戎子驹支表明驹支是戎人之君。驹jū见虞，越南语câu，王力《同源字典》驹kio、句ko、吾nga，支谦译梵语ko为拘（见遇），摄摩腾、竺法兰译tye为支（照支）；驹支的读音可拟为*kotye。驹支*kotye即哥特Goti也。支即氏，驹支就是驹氏；以第二个音节（ti）的辅音（t）作为闭音来读第一个音节（Go）就是*Gotti月氏。英语之驹为colt、foal，其中foal当是colt之音转即有c＞f、o＞oa和-t脱落。，驹支或为colt之译音，colt亦可视为Celti。姜即羌，戎即胡，姜戎即羌胡。羌胡意为羌中之胡，专指保南山羌、世为羌侯（即羌渠，意为羌人之侯）的小月氏。吾离可拟为*guri或*gari，仍与胡、羯有关。瓜州在今甘肃敦煌市境，春秋时为允姓之戎所居。瓜之声母音转为晓母后就是华、夏。由瓜州迁到晋之“姜戎氏”即月氏也。这与史书中月氏原居于祁连、敦煌间的记载互相吻合。吾离（月氏）向西进入了巴基斯坦。《亚历山大远征记》中位于科芬河（Cophen即哥番，其词尾-phen即突厥语的后缀-pan也就是汉语的番蕃）、科斯河（Cos即哥氏Goti哥特）和印度河之间的古拉亚是因吾离（月氏）而得名的。古拉亚人Gura-eans的词根Gura即是吾离*Guri。吾离（月氏）在亚历山大远征该地（公元前327年初夏）之前就已抵达该地。古拉亚—月氏之地—就是被《魏书·西域传》称作小月氏、被《高僧传·曇无竭传》称作月氏国的犍驮罗Gandhāra。Gandhāra一词当源自梵语的Candra'月’。Gandhāra去掉ndhā后之Gara也与汉语的羯*cat/*car相对应,恰好是龟兹黄头回鹘的自称。汉语和梵语都是因月氏的皮肤白如月光而以月氏去指代月的。匈牙利语的hó'月’、芬兰语的kuu'月’出自胡，突厥语的“哀āy”（月）可能是姬之声母脱落后之i音转成的。希罗多德《历史》中位于阿黑门尼德王朝第七地区的健达里欧伊人Gandarii（即月氏人）当时就已在今白沙瓦一带了。范宣子数落戎子驹支是在鲁襄十四年（即公元前559年）比希罗多德出生的时间公元前484年早了75年，估计犍驮罗的月氏也是在秦人的迫逐之下同戎子驹支的祖先吾离同时离开瓜州敦煌的。《后汉书·西羌传》：“……是时，伊、洛戎强，东侵曹、鲁，后十九年（鲁僖公十九年即前649年），遂入王城，于是秦、晋伐戎救周。后二年，又寇京师，齐桓公徵诸侯戍周。后九年（晋惠公十三年即前638年），陆浑戎自瓜州迁于伊川，允姓戎迁于渭汭，东及轘辕。在河南山北者号曰阴戎，阴戎之众遂以滋广。”在瓜州戎迁入伊、洛以前，该地域就有戎人了，并在公元前649年侵入周之京师。这些侵入周之京师的戎人或许是夏亡后窜入山谷（如嵩山、伊厥、轘辕）的夏桀。

《左传》哀公四年（前491年）：“士蔑乃致九州之戎。”杜注：“九州戎，在晋阴地陆浑者。”九州戎即瓜州戎，九州即瓜洲，九即瓜。这表明瓜*kua(guā见麻，越南语qua；安世高译ka为见麻之迦、支谦译为见麻之加袈)源自九*ku（jiǔ见有，越南语cửu；支谶译ku为见尤之鸠）缀加阴性后缀-a。今山西孝义北有地名“瓜衍”（见于《左传·宣公十五年》）义为瓜人。在汉语中，延/衍是比较常见的后缀，如胊衍、呼延、居延、奢延（水）等等，此后缀正是雅利安Ar-yan一词的后缀-yan，在现代英语中则是以-ians或-ans的形式出现，其读音和意义都与汉语的人相当；大概也是由族名殷*Ar转为后缀的。九*ku即鬼也。Kuci被译为龟兹，Kushan被译为贵霜，汉语鬼所对应的当是吐火罗语的ku。吐火罗语之u大概是[ui]而非[u]。《礼记》鬼侯，《史记·殷本纪》作九侯，是鬼侯即九侯，鬼即九也。《史记·殷本纪》“正义”引《括地志》称：“相州洛阳县西南五十里有九侯城，亦名鬼侯城，盖殷时九侯城也。”九侯城所在就是九州。晋卿大夫所葬之地称为九原、九京，此中的九也是鬼也。《礼·檀弓下》：“赵文子与叔誉观乎九原”此九原为山名在山西新绛县北，也作“九京”。《礼·檀弓下》：“是全要领以从先大夫于九京也。”注：“晋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京盖字之误，当为原。”“九京”实即“鬼京”。京或为卿之音转，若然，“九京”就是“鬼卿”。九原县本战国赵邑，秦置县，为九原郡治所，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九原郡为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取匈奴河南地后置，治九原；辖境相当今内蒙后套及其以东至包头市，黄河南岸的伊克昭盟北部地。秦末地入匈奴，郡、县皆废。此九原和晋之九原皆宜解作鬼原（胡原/周原）、鬼源（胡源/周源）。九*ku缀加阴性后缀-a后就是瓜，瓜州亦九州也。州zhōu照尤，越南语châu，康僧铠译梵语cu为照尤之周；州可拟为*cu/*cur；十一世纪七十年代成书的《突厥语辞典》称高昌为Qoco/Qocu，这一回鹘名称在辽、金、元、明时汉文史籍中译作和州、霍州、火州，汉文州对译的正是突厥语之co/cu。九州*cucur名称转变最繁，各书所载有种种不同。《逸周书·伊尹·献令》作仇州，*cu音变为chou；《战国策·西周策》作厹由，*cu音变为qiú、*cur音变为由you；《吕氏春秋·权动篇》作夙繇，*cu音转为夙su；《淮南子·精神》作仇由；《汉志·临淮郡》有厹犹县。《左传·昭二十二年》：“晋籍谈、荀躒帅九州之戎……以纳王于王城。”《国语·郑语》：“谢西之九州”《礼记·祭法》：“共工之霸九州也。”此诸九州皆指鬼州。鬼方所在的较大地域都可称鬼州（九州、瓜州）。古公亦鬼公也；古公亶父的活动地域在陕西，其活动地域也可称作鬼州。瓜州不只指敦煌。贵霜Ku-shan本义为胡（周）地，汉文史籍称作大月氏；龟兹Kuci原义为胡（周）支（即氏）；龟兹曾名月氏、月支；胡氏即月氏。《高僧传·鸠摩罗什传》迳称龟兹北山为“月氏北山”可知龟兹就是月氏，龟兹Kuci=*Kutti月氏。《左传·襄公三年》（公元前570年）：“春，楚子重伐吴，为简之师。克鸠兹，至于衡山。”杜注：“鸠兹，吴邑，在丹阳蕪湖县东”鸠兹即龟兹。鸠兹与龟兹的第一个音节鸠、龟都是动物，现代“龟兹”一名的读音正是“鸠兹”。《一切经音义》卷28《妙法莲花经序》慧琳撰：“龟兹（夹注）上音归，下音谘，胡国名也，即安西龟兹国。”龟兹Kuci之ku注为归表明其中的u之读音为[ui]（相当于英语字母v之读音）而非[u]；此ku即是胡也、鬼也。陈胡公妫满之姓为妫（归），妫（归）*ku亦胡也。“夔”在司马迁《史记·楚世家》作“归”，在《公羊传》中作“隗”，其原音亦是ku（胡）。吴之鸠兹暴露了吴人的鬼人身份。吳从口从夨，口表音、夨表义；吳为夨头之属，当和龟兹一样有押头之俗；将来的考古发现会证实吳曾有押头之俗。

晋国对晋西北和河西狄地的蚕食并未将当地白狄全部赶走；有一部分白狄迁入当地山谷中；有一部分白狄通过婚姻而进入晋国的高层（如狐氏之狐突、狐偃、狐毛）。“如果说与晋国统治中心密迩的晋西北的白狄的迁徙是晋国以货易土的结果，那么居于晋国之外的陕北白狄为何要离开它们世世代代居住的雍州？”段连勤无法回答他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事实上，白狄并未全部离开他们自古以来的活动地，这些留下来的白狄依旧生活在他们祖先的故土，只是汉人对他们的称呼改变了。这些中国本土白狄被称为：白窒，步落坚胡、部落稽胡、稽胡、山胡、汾胡、河西胡、西河胡、离石胡、吐京胡等等。部分白翟则同化于汉，变成“胡头汉舌”，转为汉族的狄氏和翟氏。唐代林宝《元和姓纂》卷十，二十陌翟氏下云：“皇帝之后，代居翟地。《国语》云，为晋所灭。”为晋所灭的翟主要分布在陕北和晋西北，这个地域自古就是翟地。《史记·匈奴列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秦开）归而袭破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其后赵将李牧时，匈奴不敢入赵边。”秦、赵、燕三冠带之国修筑长城以拒胡并不表明长城以内没有胡人。事实上，长城以内原来的戎狄之地仍有土著胡人在那里繁衍生息。公元前206年项羽分封诸王，以上郡地立秦降将董翳为翟王，都高奴（*Kona）县。高奴县为秦置，治今陕西延安市东北延河北岸，东汉末废。董翳既为翟王，其封地上郡当有翟人。高奴（*Kona）本身的含义就是高（*Ko）人。陕西境内的洛河又称北洛河，源出陕西定边县东南部，东南流经志丹、甘泉、富县，至洛川纳沮河，又流经蒲城，到大荔合渭河后东入黄河。《说文》称：“洛水出左冯翊归德北夷界中，东南入渭。从水各声。”即此。当时（东汉许慎约58年-约147年）北洛河的起源地——陕西定边县东南部——仍属北夷。到了隋代仍有说汉话的白狄生活在陕北。《太平寰宇记》卷三《丹州风俗》条引隋《图经杂记》云：“俗谓'丹州白窒，胡头汉舌’。即言其状似胡而语习中夏。白窒即白翟语讹耳，近代谓之部落稽胡，自言白翟后也。”部落稽胡自言为白翟之后，白翟（狄）音转为白窒，翟（狄）音转窒。这些仍留在陕北的白翟，在隋代已说汉语，被称之为白窒、部落稽（即姬）胡，他们具有“胡头汉舌”之特征。丹州原名汾州，因与河东汾州同名，西魏废帝三年（公元554年）改为丹州，以丹阳川为名；治义川（今陕西宜川东北，唐迁今宜川，宋改宜川）；辖境相当今宜川县地。宜川正和山西吉县隔黄河相临；“屈边狄”之屈在今石楼与吉县间；宜川离洛河不远；这一片地域是古之白翟之地。隋代宜川之白窒（白翟）当是古代就生活在这里的白狄之遗孑。自北魏以来，下迄北宋，分布在并州汾水以西北和雍州安定以东北的胡人，概称之为“步落稽胡”，或简称之为“稽胡”（《宋书·臧质传》记载拓跋焘与臧质书云：“胡死，正减并州贼。”《周书·杨忠传记》保定二年[公元564年]忠约稽胡酋首于帐中“突厥已到并州，约我共破稽胡。”）。“步落稽胡”之名初见于《魏书·尔朱荣传》，云：“步落坚胡刘阿如等作乱瓜、肆……荣并灭之。”步落坚胡即部落稽胡，步落即部落，稽缀加上词尾-an后就是坚。《史记·匈奴传》：“北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犂之国。”《汉书》作坚昆。坚胡也可视为鬲胡、隔胡。《魏书》在别处称此族为山胡、汾胡、河西胡，有时以此胡所在之郡、县名之，如西河胡、离石胡、吐京胡（汉有吐军县，在今山西石楼县。胡音讹军为京，称“吐军”为“土京”）、石楼胡、五城郡胡等，《北齐书》大致因袭之，至《周书》始名之曰步落稽胡或稽胡，北宋《太平寰宇记》称之为部落稽胡。《周书·稽胡传》详细记载了当时稽胡的分布和习俗：“自离石以西，安定以东，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间，种落繁炽。其俗土著，亦知种田。地少桑蚕，多麻布。其丈夫衣服及死亡殡葬，与中夏略同，妇人则多贯蜃贝以为耳及颈饰。又与华民错居。其渠帅颇识文字，然语类夷狄，因译乃通。蹲踞无礼，贪而忍害。俗好淫秽，处女尤甚。将嫁之夕，方与淫者叙离，夫氏闻之，以多为贵。既嫁之后，颇亦防闲。有犯奸者，随时惩罚。又兄弟死，皆纳其妻。虽分统郡县，列于编户，然轻其徭赋，有异齐民。山居阻险者，又未尽役属，而凶悍恃险，数为寇乱。”稽胡分布在“离石以西，安定以东”的地域，也就是今天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和山西西部。稽胡“居山谷间”，因此又被称为山胡、山戎。其时稽胡尚“语类夷狄，因译乃通”。但隋代丹州稽胡已经说汉话了，并由此产生俗语“丹州白窒，胡头汉舌”。步落稽胡、稽胡实即古代就生活在这一地域的白翟狐姬。

鄂尔多斯与陕北、晋北相临，当与白狄鬼方关系密切，将朱开沟遗址视为鬼方的一个文化遗址应无大谬。三袋足器是鬼方文化的代表性器物。鬲——这个极富特色的器物——的传播出乎人们的意料。三袋足器鬲的传播同时意味着鬲人（有鬲氏）的迁徙。中国上古文化中的特殊标志物——鬲——在外贝加尔地区的发现具有特殊的意义。鬲在外贝加尔地区的存在表明了鬲氏在外贝加尔地区的存在，卡拉克苏文化中的鬲表明了这个文化渗入了鬲氏因素。外贝加尔地区的有鬲氏只能是鬲昆（即坚昆）。鬲昆*Carik-an一名源自鬲*Carik/*Cerik，坚昆*Cargur（意为鬲姓）是迁徙到外贝加尔地区的鬲氏。长大、赤发、皙面、绿瞳的黠戛斯源自中国，他们就是被匈奴称之为大（太）胡的羯胡。

苏联在叶尼塞河上游地区发掘了一系列被称为“卡拉苏克文化（Karasuk）”（因米努辛斯克附近的卡拉苏克河而得名。Karasuk意为黑suk:黑水或黑索）的青铜遗址。这种文化约属公元前十二世纪至前七世纪，即相当于中国殷商晚期、西周和春秋初期。遗址分布很广，东边达贝加尔湖一带，大部分是墓葬，比较集中。卡拉苏克时期最常见的遗迹乃是墓葬。墓中有石棺，用石板制成，形状为梯形。棺内的骨架或者屈肢，或者仰身直肢；头颅通常置于石棺较阔的一侧，石板覆盖棺材后，用泥土封严。墓的四周用薄石块或毛石筑成方形（偶尔亦作圆形）的围墙；每座墓葬都用这类围墙隔开，有的围墙多达两圈或三圈。在没有石头的地区，如鄂毕河地区，则改用其他材料。大部分墓葬都只葬一人，有些则葬一对配偶，或者一名妇女和几个孩子。随葬品多种多样：头旁通常放置一两碗饭，肉则置于脚畔。卡拉苏克的陶器呈球形，其底部或圆或平。所有陶器均为手制。频繁出现的一种图案乃是山形纹和回形纹。卡拉苏克文化中最令人惊讶的陶器是中国的鬲。卡拉苏克时期最常见的工具乃是青铜匕首，其刃部呈弯钩形、凸形、凹形或平直形。在石模或陶模中铸造，柄端制成环形、蘑菇形、动物头形，或者整个动物形状。考古发掘表明，当时首次出现了具有骨制颊片的笼头。外贝加尔卡拉索克石棺墓及有关遗址中出土的蛇纹鬲与朱开沟文化五段的鬲之间有较大的空缺。外贝加尔同类遗存中尚出土1件素面鬲，从其器腹圆鼓及柱状高足根的造型看，与魏营子类型和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鬲近似。从外贝加尔卡拉索克文化的器物组合看，其主要文化因素属于鄂尔多斯式青铜系统，但石棺墓的葬俗及柱足根陶鬲的作风，显然受魏营子类型和夏家店上层早期文化的影响。

卡拉苏克文化在公元前八世纪左右，逐渐被塔加尔（Tagar）文化（由米努辛斯克附近叶尼塞河中塔加尔岛得名）所代替。塔加尔文化一直延续到公元前二世纪。据发掘资料表明，约在塔加尔文化的中期（公元前4世纪～前3世纪），铁器已经开始使用，居民主要从事定居的农业，也在一定程度上兼营畜牧。他们的居处，从米努辛斯克附近的博雅雷山岩画中可看出，是一些原木房屋和草泥屋，草顶，屋内设有炉灶。画的边缘有一座钟形的毡子帐篷，四周画着走动的山羊群和鹿群。这个画面和《新唐书》关于黠戛斯“冬处室，木皮为覆”“阿热驻牙青山，周栅代垣，联氈（即毡）为帐，号'密的支’，它首领居小帐。”的记载相符合。塔加尔人的墓葬通常是一个家庭合葬，其中男尸一具、女尸一具或两具，有的死者身上的装饰品很多，身旁放置有兵器和工具。在早期墓葬中，全部男子都带有武器，许多妇女也用短剑和战锤武装起来。由于塔加尔文化拥有女战士，这个文化的主人可能是Sarmatae人。

吉谢列夫在研究卡拉索克文化的时候，曾这样推测：“在当地的土著之间已经混入了中国北方人型的人种成分，他们是因为商殷及周初的扩展到那儿去的，利用了这些新的成分，便造成了南西伯利亚高度发展的'卡拉索克’文化。”他这个推论所据的理由是，因为在安阳殷墟发现了与卡拉索克相似而又早于卡拉索克的兽首铜刀。这种铜刀又恰是鄂尔多斯青铜文化的典型器物。吉谢列夫没有指出移动到南西伯利亚的是中国的什么人。卡拉索克文化中的鬲器昭示了这些人的身份。移动到南西伯利亚的是中国的鬲族*Carik（*Cerik）——夏羯，他们就是以后见诸史册的坚昆*Cargur/黠戛斯Kirghiz。促使南西伯利亚卡拉索克文化的发展，沟通南西伯利亚与中原地区的文化联系的，正是移动到南西伯利亚与中原之间的夏桀（*Car）。乌恩在《朱开沟文化的发展及其意义》一文中，总结了他以往有关北方式青铜器的研究成果，提出：“卡拉索克文化的某些青铜器如短剑、刀、弓形器、管銎斧和戈等显然是受中国北方青铜文化的影响。”并且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北方、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的青铜时代分布有物质文化颇为一致的文化带，陶器以蛇纹鬲、花边鬲为代表，青铜器以兽首和铃首匕首式剑、环首或三凸纽环首及兽头弧背弯刀为代表。中国北方鄂尔多斯腹地朱开沟文化提供了花边鬲、蛇纹鬲及北方式青铜短剑、刀的最早形式。应该说，朱开沟文化是北方草原青铜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也就是说，商周之际的北方青铜器向北一直传播到蒙古的东部、北部和外贝加尔地区。夏文化的标型器——鬲和戈的出现表明外贝加尔地区含有夏文化成分。这些夏人就是中国史籍所载之坚昆*Cargur。蒙古语对乞儿吉思人的称呼也印证鬲昆就是有鬲氏。蒙古人称乞儿吉思人为客儿古惕Keregut（《萨囊彻辰书》页56，Ⅰ.19），其中的词根Kereg对应汉语的鬲，-ut则是蒙古语的多数词尾，客儿古惕Keregut意即鬲氏。

米努辛斯克及其附近为坚昆之地，米努辛斯克及其附近的卡拉苏克文化或塔加尔文化当是坚昆文化。我国春秋时居住在今河北、山西、陕西北部一带的白狄，及白狄狐姬（稽胡）的前身——殷时的鬼方，与贝加尔湖一带的坚昆是异名同族。解放以后，我国考古工作者在今陕西、山西北部的绥德、石楼、保德、忻县等地，发掘了一批殷代晚期的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中有一部分就与典型的卡拉苏克文化的青铜器相似。特别是曲柄青铜刀，不论从形式、制作都大致相同。而另一部分青铜器，如簋、壶、觚、鼎、爵等，又与殷代晚期典型的同类器物相似。这一带是殷周时鬼方活动的地区，出土的青铜器表明：这一地区的文化与贝加尔湖西的卡拉苏克文化有一定的亲属关系。不仅如此，我国长城内外、蒙古草原出土的青铜器均与卡拉苏克文化的青铜器相似。而且在人种类型上我国北部的古代居民与卡拉苏克文化的古代居民也十分相似。

大约从商周之际开始，我国北方民族与蒙古、贝加尔地区的居民便有了接触。贝加尔地区出土的兽首刀、剑显然是中国北方兽首刀、剑的发展型。至西周时期，燕山南北地区与贝加尔地区的联系更为密切，如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收藏的米努辛斯克盆地出土的立式羊形和野猪形柄首铜刀，其动物纹风格与建平县采集品、隆化骆驼梁八号墓及宁城小黑石沟出土品完全一致。北方民族青铜刀、剑柄部的动物造型，由商代晚期的圆雕动物头柄首发展到西周时期的圆雕立式动物柄首的演变规律是清楚的。严文明先生在谈到中国三大文化区系时认为：中国东方是鼎文化区，包括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釜和支脚，因为两者结合便形成鼎；西方是鬲文化区；北方为筒形罐文化区（红山文化）。林沄在《两个现象，一个假说》一文中提到：“如果叶尼塞河乃至鄂毕河中上游地区的压印纹平底筒形器是东方起源的文化传统，那么这种文化因素的西进，显然应始于新石器时代。”“在绝大部分尖圜底或圜底的阿法纳羡沃文化陶器上，可看到一个奇妙现象：有相当多陶器的纹饰都可以在草原东端的新石器时代陶器纹饰中找到对应的关系。”内蒙古东南部正是联系北亚和东亚的窗口，这与潘其风关于草原地区人类体质形态类型的研究结果也相吻合。从内蒙古中南部的考古发现证明，从仰韶时代中期始，东部的筒形罐文化因素已西进至鄂尔多斯地区，说明人种混乱的现象至少从新石器时代已经开始了。

蒙古地区早期铁器时代的主要文化之一即是石板墓文化。墓的特点是成方形的矮小围墙，用垂直置放的石板砌成；因此被称为“石板墓”。大部分石板墓可以上朔至斯基泰时代（公元前七至三世纪），有一些则显然要早得多。在贝加尔湖地区发现了较晚的石板墓。公元前一千纪，蒙古中部、东部与外贝加尔湖地区构成了单一的人种-文化区。石板墓文化属于典型的蒙古人种北支。石板墓文化的起源并不十分清楚，这个文化可能是夏家店文化的分支。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墓葬有大型石椁木棺葬、小型石椁木棺葬、石棺墓和木棺墓四种，等级分明。以石块（石板）垒砌的长方形葬具最有特色。头向多朝东，仰身直肢为主，侧身葬很少。宁城南山根M101石椁墓出土的资料，是夏家店上层文化具有代表性的器物群。

朱开沟文化的墓葬形制，除包头西园为长方形竖穴横洞墓外，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地处鄂尔多斯草原的桃红巴拉和阴山北侧的呼鲁斯太墓地，墓葬呈南北方向，死者头向北；地处阴山南麓的包头西园和地处蛮汉山地的毛庆沟、崞县窑子墓地，墓葬呈东西方向，死者头向东。秦汉时期鄂尔多斯及黄土高原地区的匈奴墓葬基本上继承了春秋晚期以来白狄的丧葬习俗，如普遍流行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坑呈南北向，死者头向北，单人仰身直肢葬。普遍殉牲，以马、牛、羊的头和蹄为主。从随葬品的种类和特征看，除中原式文物外，其他长方形动物纹腰饰牌、环、管状饰、铃、环首铜刀和铁刀等，同战国晚期匈奴墓出土品相似。

黠戛斯实行火葬。《新唐书》记载黠戛斯的丧葬习俗为：“丧不剺面，三环其尸，乃火之，收其骨，岁而乃墓，然后哭泣有节。”黠戛斯的丧葬习俗既不同于卡拉苏克的丧葬习俗，也不同于匈奴的丧葬习俗，更与高车的丧葬习俗有别。义渠、羌人、突厥和羯胡都实行火葬，实行火葬的黠戛斯和前述诸族关系更为密切。在一个古代文化中，可以存在不同的葬俗。如在古罗马，苏拉所在的氏族实行土葬，而凯撒所在的氏族却行火葬；又如古代秦人普遍行屈肢葬，但秦人的国君们却行直肢葬。《新唐书》所记黠戛斯的火葬习俗为普遍的大众习俗，卡拉苏克文化石棺中的直肢葬则是坚昆的上层。周姬行直肢葬，稽胡“其丈夫衣服及死亡殡葬，与中夏略同”，可能都是古公亶父“贬戎狄之俗”实行大变革的结果。

“坚昆”在《史记》中称为“鬲昆”。“鬲昆”一名和“鬲昆”之地发现鬲表明“鬲昆”是鬲的携带者和传播者，这也意味着“人皆长大，赤发、皙面、绿瞳”的所谓“北欧人种”鬲昆人出自鬲的发源地——山西、河南交界处。山西、河南交界处既是鬲的起源地，同时也是“北欧人种”日耳曼人的起源地之一。鬲（gé）和戈（gē）皆是Ger人（即日耳曼German）发明和传播的。鬲既然能传播到离鬲的起源地相当遥远的外贝加尔地区，它的向西传播不可能在宁夏就嘎然而止。鬲传播到离它的起源地更近的新疆的几率是非常大的。且末一名表明古代新疆同样有羯（Car）人在那里活动。且末Calmadana在回鹘文中作Sarmadan，因此Sar有可能出自Cal或Car（羯），Sarmat-ae可能出自Calmad-ana。新疆和甘肃、内蒙古毗邻，并无地理上的阻绝，很早就存在交通古道将它们联系在一起。中国上古文化的标志物——鬲和戈——传播到那里并不存在地理上的障碍，在新疆以及哈萨克斯坦发现上古中国文化的鬲和戈应是可期待的事情。

黠戛斯

黠戛斯为古老的民族，《史记·匈奴列传》作鬲昆，汉时又作隔昆，《三国志》注引《魏略》作坚昆；《新唐书》作黠戛斯，又作戛戛斯；辽史作辖戛斯；《北使记》作纥里迨daì斯，《西使记》为乞里乞四；《元史》有吉利吉斯、乞力吉思、乞儿吉思诸名；今称柯尔克孜、吉尔吉斯。鬲昆是从中原迁徙到叶尼塞河流域的有鬲氏。《新唐书》对黠戛斯的源流、风土人情、习俗、语言等有较详细描述。《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七下《回纥下》称：“黠戛斯，古坚昆国也。地当伊吾之西，焉耆北，白山旁。或曰居勿，曰结骨。其种杂丁零，乃匈奴西鄙也。……故后世得其地者讹为结骨，稍号纥骨，亦曰纥纥斯云。众数十万，胜兵八万。……人皆长大，赤发、皙面、绿瞳，以黑发为不祥。黑瞳者，必曰陵苗裔也。男少女多，以环贯耳，俗趫伉。男子有勇黥其手，女已嫁黥其项。杂居多淫佚。……以三衰为一时，以十二物纪年。……每雨，俗必得铁，号迦沙，为兵绝犀利，常以输突厥。其战有弓矢、旗帜，其骑士析木为盾，蔽股足，又以圆盾傅肩，而捍矢刃。其君曰'阿热’，遂姓阿热氏，建一纛，下皆尚赤，余以部落为之号。……服贵貂、豽……阿热驻牙青山，周栅代垣，联氈为帐，号'密的支’，它首领居小帐。……其官，宰相、都督、职使、长史、将军、达干等。……呼巫为'甘’……丧不剺面，三环其尸，乃火之，收其骨，岁而乃墓，然后哭泣有节。冬处室，木皮为覆。其语言文字，与回鹘正同，法最严，…… 东至木马突厥三部落，曰都播、弥列、哥饿支，其酋长皆为颉斤，桦皮覆室，多善马，俗乘木马驰冰上，以板籍足，屈木支腋，蹴辄百步，势迅激，夜钞盗，昼伏匿。坚昆，……景龙中，献方物，中宗引使者劳之曰：'而国与吾同宗，非它蕃比。’。乾元中为回纥所破，自是不能通中国。后狄语讹为黠戛斯，蓋回鹘谓之，若曰黄赤面云，又讹为戛戛斯。回鹘稍衰，阿热即自称可汗。其母，突厥施女也，为母可敦……注吾合素，注吾，虏姓也；合，言猛；素者，左也，为武猛善左射者。”《新唐书》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白面（'皙面’）和黄赤面（'黠戛斯’）的对立以及唐中宗自称和黠戛斯同宗。

黠xiá胡八切（匣黠），越南语hiệp、hiệt；戛jiá古黠切（见黠），越南语嘎（gā见黠）ca、恝（jiá《集韵》讫黠切，见黠）giáp；斯sī息移切（心支），越南语ty、tư，支谦译ś为斯；黠戛斯xiájiásī，越南语hiệp（hiệt）-giáp（ca）-ty（tư）可还原为*hwet-cet-ś、*hwet-cez、*Qargas，它和黠戛斯的突厥语名称kïrkïz（Kirghiz）相对应。黠戛斯*Qargas即蒙古国西部吉尔吉斯湖（Khyargas Nuur）之Khyargas，也就是说Khyargas Nuur可更为准确地翻译为黠戛斯湖。Khyargas中的-gas和Tabgač中的-gač是同一后缀，Tabgač在公元七世纪Théophylacte的《历史》作Taugast（桃花石）；这个后缀出自古塞语γar（i）'地区；国家’；，蒙语格儿ger'帐幕，房子’似出自汉语的“家”。《新唐书》称黠戛斯系回鹘语对坚昆的称呼，意为“黄赤面”；这一称呼讹为戛戛斯（*Cet-cet-ś=*Cet-cez）。突厥语名称kïrkïz是和中国的译称坚昆*Cankun/*Cargur、居勿*cugur、结骨*cirgur、纥骨*gurgur、纥纥斯*gurgurs一致的。鬲昆/坚昆中的昆在汉语中有“子孙、后代”之义，但也可能是突厥语gur'姓’、蒙古语gūr'民’之音译；鬲昆可释为鬲之子孙、鬲姓或鬲民。黠戛斯的名称kïrkïz是古老族名坚昆*Cargur在突厥文中的音变形式，其族名词根为kïr而非突厥文词根kïrk'40’。Kïr-即日耳曼German的词根Ger-，坚昆*Cargur意即羯（夏）姓，kïrkïz意为姬姓。黠戛斯人的名称Kirghiz并非意指“四十”（kirk-iz），也不是“40个少女”（Kirk Kiz）。坚昆*cancon/*carcon/*cargur中的后缀-昆也可解释成吐谷浑、鄂尔浑、嗢昏中的-浑/-昏，还可解作汉语的'昆’（kūn见魂，越南语côn）或'君’（jūn见文，越南语quân）。汉语的昆有大义，坚昆*carcon可解释为昆羯：大羯。《晋书·刘曜载记》：“俄而洛水侯者与勒前锋交战，擒羯。送之。曜问曰：'太胡自来邪？其众大小复如何？’羯曰：'大胡自来，军盛不可当也。’”匈奴刘曜称羯胡石勒为太（大）胡。昆羯即大羯，坚昆当是羯胡之一支。郅支单于的得名可能与坚昆有关。郅支骨都护（侯）单于不宜解作郅支·骨都护（侯）·单于，因为骨都侯是匈奴中较为低级的大官，它和后面的单于似有冲突。若将郅支骨都护（侯）单于之'郅支骨’还原为*Catigur（郅zhì照质，越南语chất。梵语c-在后汉三国时期通常译为照母，摄摩腾、竺法兰译tye为支），那么“郅支骨都护（侯）单于”就是“*Catigur都护单于”即坚昆都护单于。

“人皆长大，赤发、皙面、绿瞳”的黠戛斯是典型的北欧人种，他们和日耳曼人是同一种族。坚昆人的头发以赤发和黄发为主并杂有黑发。《酉阳杂俎》卷4称：“坚昆部落非狼种。……其人发黄目绿，赤髭髯；髭髯俱黑者，汉将李陵及其兵众之胤也。”狼种是指突厥。《周书》卷五○《突厥传》云：“旗之上，施金狼头。侍卫之士谓之附离，夏言亦狼也；盖本狼生，志不忘旧。”明言突厥为狼种。赤狄犬种，突厥狼种，匈奴却祠龙。“坚昆部落非狼种”表明坚昆部落并非突厥。《周书·突厥传》又云：“突厥之先，出于索国，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曰阿谤步，兄弟十七人，其中一曰伊质泥斯都，狼所生也。……一孕而生四男：其一变为白鸿；其一国于阿辅水、剑水之间，号为契骨；其一国于处折水；其一居践斯处折施山，即其大儿也。山上仍有阿谤步种类，并多寒露，大儿为出火温养之，咸得全济，遂共奉大儿为主，号为突厥，即讷都六设。讷都六有十妻，所生子皆以母族为姓，阿史那是其小妻之子也。”阿辅水、剑水之间的契骨即坚昆。阿辅水即今阿巴坎河，剑河是指叶尼塞河上游。索国大概就是匈奴冒顿所征服之薪犁。《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冒顿东灭东胡，南灭楼烦、白羊，西击月氏，北取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西北并征服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索suǒ，越南语sách、tác。卡拉苏克Karasug之sug即是索也。薪xīn心真，越南语tân；可还原为*Sin、*Sir、*San、*Sar等。犁lí，越南语lê；支谶译rāy、康僧会译lay、支谦译le为犁（来齐），犁可以还原为*le、*re等。薪犁xīnlí/tân-lê可还原为*Sire、*Sare、*Sinle等。希罗多德《历史》中有信多伊人Sindi：“大海和整个奇姆美利亚海峡也都是结冰的，而在壕沟里边这面居住的斯奇提亚人则在冰上行军并把他们的战车驱过那里攻入信多伊人的国土。”（Ⅳ28）。薪犁*Sinle与信多伊人Sindi接近。薪犁按越南语tân-lê的读音可拟为*tare/*tale，它音转为sách、tác就是越南语的索。*tare/*tale之叠音就是鞑靼tartar，*tare/*tale也与郅支之郅（照质之桎在越南语中读trất）接近。

突厥和坚昆并非同一种族。突厥的核心为乌氏*As(i)（即阿史那氏*As(i)na），突厥靠吞并铁勒（赤狄）而得以壮大。突厥也不是匈奴，因此《北史·突厥传》记突厥“盖匈奴之别种”。虽然在《周书》以前无突厥(Turk)之名，但土方在殷商时期就已存在，而且“拓跋”在北语中意为“土后”（土方之后），中国北方在很长时间里是以土人（Tur）为主。突厥后迁至高昌以北的博格多山（即现代地图中位于吐鲁番之北的博格达山）。吐鲁番Turfan即Tur番，是因Tur人而得名的。通古斯Tonguz本身就是*Tur-gur（土姓）之音转。在汉语史料中，突厥与胡相对立，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种族集团。阿史那思摩因为“貌似胡人，不类突厥”，所以终不得典兵为“设”（《旧唐书·突厥传》下）。中国境内的突厥石人杂有蒙古人种形象，如新疆塔城乌苏县巴音沟石人、新疆哈密伊吾县科托果勒石人；新疆伊犁地区小洪那海唐代典型突厥石人戴有圆帽，可能是胡人。西安安伽墓石屏风《粟特人与突厥人宴会图》中的突厥人为国字脸（下脸嘟起）、长披发、跪坐之蒙古人种。虞弘墓中长披发的突厥人却似胡人。胡人为短披发，突厥为长披发。突厥的长披发在中国史籍中有所反映。《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记载玄奘西行求法途中恰逢突厥叶护可汗围猎“达官二百余人皆锦袍编发，围绕左右。”短发无法编发，突厥肯定留长披发。《新唐书·哥舒翰传》：“禄山谓翰曰：'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类本同，安得不亲爱？’”安禄山谓与哥舒翰“族类本同”是指他们都是胡人和突厥的杂种后裔。突厥是靠吞并其他部落而强盛起来的，突厥是包含众多部落的一个部落联盟而非单一的民族。《隋书》称：“部落之后，尽异纯民，千种万类，仇敌怨偶。”东突厥杂有大量的蒙古血统，西突厥基本保持了印欧人形貌。《隋书·突厥传》说：“隋末乱离，中国人归之者无数，遂大强盛，势陵中夏。……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之徒，虽僭尊号，皆北面称臣，受其可汗之号。”就是初创唐朝的李渊，也曾向突厥称臣。大批中国人归附突厥也改变了东突厥的人种面貌。

黠戛斯的近邻科特人（Ket或Kot）和库蛮人（Comans）亦是“北方人”人类学类型。在古代，从伊塞特Iset到叶尼塞河的一条地带，居住着操克特语（Ket）、科特语（Kott）、阿林语（Arin）、阿桑语（Assan）及其他相近语言的部落，他们将原始伊朗人分隔开来。库蛮人出自西西伯利亚（鄂毕河与额尔齐斯河上游地区），他们在那里曾是叶尼塞河上游的黠戛斯人在西部的近邻。从1054年起库蛮人便定居在位于黑海以北的辽阔草原。他们驱逐了那里的其他突厥部族，包括乌古斯人（Oghouz）和佩契涅格人（Petchénēgues）。很快就统治了几乎相当于今乌克兰的整个地区。他们对这个地区的统治一直持续到蒙古人于1222年的大规模入侵为止。库蛮人的部落联盟在伊斯兰和突厥文史料中叫做“钦察”（Kifčak、Kipčak）。俄罗斯人称库蛮人为“波罗夫茨”（Polovcu，Polovtse源自polovyj'淡黄褐色’），德语称为“瓦尔文”（Valwen源自falb'淡黄褐色’）。如果这个词汇是指肤色而非头发的颜色，那么库蛮人就是淡黄皮肤；此时的“波罗夫茨”、“瓦尔文”和回鹘语的“黠戛斯”（黄赤面）相类似。科特人Kot即Goti也。库蛮人Comans中的Co为汉语的胡（日语胡为ko）,后缀-man为日耳曼语的人；Comans意为胡人；该族名也相当于Goti哥特/月氏。胡人库蛮Comans和黠戛斯一样讲突厥语，他们可能也曾受突厥统治并被突厥同化。黠戛斯的现代后裔讲柯尔克孜语（吉尔吉斯语，kirgïz）。柯尔克孜语（吉尔吉斯语）主要流行于吉尔吉斯斯坦，旧称喀喇黠戛斯语（Kara-Kirghiz、Kara-Kirgiz），或者是布鲁特burut语。kara-Kirghiz意为黑黠戛斯，Burut则是蒲类。讲喀喇黠戛斯语的人并不是纯正的黠戛斯人，而是长大、赤发、皙面、绿瞳的黠戛斯和黑肤色乌斯（乌孙）或丁零的混血儿。40乌斯之男和40汉地之女混合形成吉尔吉斯族的传说，改为40坚昆之男和40乌斯（或丁零）之女混合形成吉尔吉斯族更为可信些。白面之坚昆变成黄赤面之黠戛斯同样也是混血造成的。黠戛斯由高大白皙变为黄赤脸，变为黑Kirgiz，当是渗入其他种族的缘故。坚昆杂有丁零，白狄坚昆和丁零的混血产生了黄赤面之黠戛斯和黑黠戛斯，这表明丁零是黑皮肤或黑红皮肤。

黠戛斯尚赤的习俗与周人相同。《礼记·檀弓上》：“夏后氏尚黑，大事敛用昏，戎事乘骊，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敛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敛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牲指牺牲。白狄夏人以赤黑色皮肤发的雅利安人（Aryan即殷人）为牺牲，赤狄殷人以白狄夏人为牺牲，白狄周人以赤狄殷人为牺牲。黠戛斯尚赤的习俗是反映出坚昆曾以赤狄丁零为牺牲。羌人、义渠行火葬之俗，玄奘《大唐西域记·序论》称：“黑岭以来，莫非胡俗。……死则焚骸，丧期无数。剺面截耳，断发裂裳，屠杀群畜，祀祭幽魂。”黠戛斯也实行火葬，但丧不剺面。同为羯人的卡里亚（Caria）人似乎有剺面习俗。希罗多德记载了卡里亚（Caria）人在伊西司祭上的表现：“在那里（埃及布希里斯城的伊西司祭），成千上万的全体男女群众在牺牲式结束后捶胸哀悼。……住在埃及的卡里亚人在这个日子里做得比他们还要过火，这些卡里亚人甚至用小刀把自己的前额割伤。由于这样做，他们就可以使人知道，他们乃是异邦人，而不是埃及人，”（《历史》Ⅱ，61）卡里亚（Caria）人在伊西司祭上的表现似乎表明卡里亚（Caria）人有剺面习俗。古公亶父以前的周人可能也是实行火葬的。古公即古人之公，亶与单于之单一样皆是大之音转；古*cu在后来音转为周（康僧铠译梵语cu为周，库蛮Coman之co亦可视为是周*cu之音转）；古公亶父即周（古）公大父。周人在古公亶父时期实行了重大变革。《史记·周本纪》称：“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古公亶父革除的戎狄之俗中可能包括火葬之俗。

黠戛斯人“联氈为帐，号'密的支’”。密mì明质，越南语mật；的dí端锡，越南语đích；支zhī照支，越南语chi，支谦译梵语ci为支、安世高译tye为支；密的支mìdízhī/mật-đích-chi可还原为*Medici。密的支*Medici一名和美地亚Medea存在关联。房屋一名在许多语言中源自西奈字母□。西奈字母□象形“房屋”，简化为腓尼基字母，然后演变为希腊字母b（bêta）和拉丁字母B。bêta这个读音音转为“皮塞pisé”，考古学家在楚河流域、伊塞克湖谷地以及七河流域东部的乌孙定居地发现了泥砖住房“皮塞pisé”。《诗·大雅·緜》：“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说文》：“穴，土室也。从宀八声。凡穴之属皆从穴。”八bā帮黠，越南语bát；英语wall'墙’；八声之穴（“土室”）当即bêta。古英语wīc'wick，town，hamlet，市镇，村庄’、汉语的壁（越南语bích）'军垒’、突厥语balik'城’、梵语pura/puri/pur'城市’皆与之有关。匣屑之穴的声母匣母出自重唇帮组。汉语冖、宀出自mer族，读音同样和b（bêta）存在关联。冖mì明锡'覆盖’；宀mían武延切。《说文》：“宀，交覆深室也。象形。”据半坡村仰韶房屋遗址复原，乃在圆形基址上建墙，墙上覆圆锥形屋顶。屋顶中开有通窗孔，下有门。此种建筑外露部分较少，因而深密。介字型建筑为具有两坡顶之简易棚舍，为临时寄居之处，因外露部分较多，故名为庐。冖、宀与蒙古包极为相似。蒙古包（穹庐：匈人之庐）的关键是使用毛毡作为屋顶和墙面建筑材料。蒙古包的椽子叫乌尼亚、墙叫哈拉，两个名称都与乌夷有关。蒙古包（穹庐）当是乌夷发明的。黠戛斯语的左读为素。素sù心暮，越南语tố；左zuǒ精哿、精箇，越南语tà、tả;越南语的左、素读音比较接近，黠戛斯语的左（英语the left）可能和汉语的左同源。

唐中宗李显慰劳坚昆使者时称：“而国与吾同宗，非它蕃比。”这番话似乎表明唐朝李氏出自坚昆，带有坚昆血统。唐朝李氏带有异族血统是不争的事实。唐朝李氏的皇后出自鲜卑族，唐皇室流淌着更多的鲜卑血液。唐李一名又和陶利卡人（Tauri）似有关联。突厥碑铭中的Tabgač指唐朝，其词根Tab为汉语唐Tam（táng定唐，金尼阁《西儒耳目资》作tcâm）之对音。回鹘文Tabčag与'唐朝’更接近，čag的尾音-g变成-w即是汉语'朝’。Tab或Tam之b/m音转为w即是希罗多德《历史》所记斯奇提亚之陶利卡人Tauri。萨尔贡二世第八年（前714年），亚述人发动了对乌拉尔图国王乌尔贡的战争。亚述人和乌拉尔图人在乌什（Uash）山进行了一次大战。在这场大战发生时，亚述大军已经穿过米扬道阿卜平原，正在向阿迪河（Adji Chay）河谷进发。尔后，亚述人攻占了塔乌里（Tawri）。根据方位，塔乌里（Tawri）肯定是古代的塔乌里斯（Tawris）镇——今天的大不里士（Tabriz）。大不里士Tabriz源自塔乌里斯Tawris，塔乌里（Tawri）则是陶利卡人Tauri留下的地名。陶利卡人Tauri的第一音节Tau可比对成*Tab/*Tam并译成唐，后一音节可音译为李，唐朝李氏可能是陶利卡（Tauri）人。唐皇室的个别早期成员甚至刻意模仿突厥人。向达称：“唐太宗的儿子，皇太子李承乾在生活起居等所有方面都刻意模仿突厥人，他宁愿说突厥语而不说汉语，并且在皇宫的空地上搭造了一顶地地道道的突厥帐篷。而他本人则穿得像一位真正的突厥可汗，坐在帐篷前的狼头纛下，亲手将煮熟的羊肉用佩刀割成片大嚼大吃，伺候他的奴隶们也都是全身穿着突厥人的装束”皇太子李承乾模仿的可能是其先辈们的生活。

唐朝和黠戛斯关系密切。公元632年，唐太宗曾派王义宏出使于黠戛斯。此举表明唐朝李氏和黠戛斯的关系非同一般。公元643年黠戛斯向唐朝贡貂裘及貂皮。唐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其酋长俟利发失钵屈阿栈朝唐，表示愿意臣服唐朝。于是被授以左屯卫大将军、坚昆都督的职务，以其地为坚昆都督府，隶属于燕然都护。唐于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置燕然都护府，统铁勒诸部各府、州。治西受降城（今内蒙古乌拉特中旗乌加河北岸）东北四十里。辖境约当今内蒙古河套以北、蒙古国和俄罗斯叶尼塞河上游和贝加尔湖周围地区。景龙四年（710年）后，曾受东突厥和回鹘的统治。东突厥可汗国亡后，黠戛斯属薛延陀，接受其所派的颉利发一人为监国。开成五年（840年），黠戛斯破回鹘。大中元年（847年），唐封其首领为“英武诚明可汗”。大顺元年（890年），助唐平李克用叛乱。约10-12世纪，大量黠戛斯人移至天山西部地区，与当地居民融合为今日中国的柯尔克孜族和中亚的吉尔吉斯人。

公元709-710年突厥军队征服了乌斯（Az）人和鞠部（生活在唐努乌梁海的部落），越过萨彦岭（突厥文称为曲漫山Kögmenyïš），彻底击败了叶尼塞黠戛斯。黠戛斯统治者拔塞伯克（Bars beg）在战斗中被杀；他的后裔几代人都是“于都斤（Ötükän）山可汗”的奴婢。Bars beg是个突厥称谓，因为黠戛斯称君为阿热。阿热*Arat或即帕提亚的“阿札特”（āzāt）。帕提亚东部地区由三个可以称为“阶级”的基本社会群体构成。上层阶级为“阿札特”（āzāt，意为自由人），是帕尔尼人（Parni即Aparni）的后裔，他们一度成为帕提亚的统治阶级，占据着国家机关的高级职位。在帕提亚军队中，他们代表了具有良好装备和穿着甲胄的骑兵，成为军队的主要打击力量。波斯萨珊Sashan王朝的国王库思老一世在公元579年死去，其子霍尔穆兹四世继位。此王为突厥公主（木杆可汗之女）所生，故被称为“突厥女之子（Turh-Zade）”。阿札特āzāt可解释为Azade：乌之子。阿热*Arat亦可能是阿勒*Arak之转。伯克beg为突厥称谓，相当于汉语爵位中的伯；Bars可解释为蒲类*Buri或鄂尔浑突厥语之虎，拔塞伯克（Bars beg）意即蒲类伯或虎伯。黠戛斯此时可能已混有蒲类，喀喇黠戛斯语（kara-Kirghiz）又称布鲁特burut语当与此有关。乌斯Az或为As或为Ar之音转。阿尔泰Altai山（金山）有可能是因阿尔泰夷Artaei(古代波斯人自称)得名的。突厥碑铭中的Oz bodun之Oz和Izgil之Iz都是Az之音转。突厥可汗乌苏米施Ozmïš相当于乌兹别克Uzbek: Oz=Uz意为乌氏，mïš（弥）=bek（伯）。Oz人很可能是乌揭*Ogur之后裔。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 El köl Šad Baga ïsbara kagan：El意为国家，köl应释为胡而非湖，设Šad和波斯语的Šah以及更为古老的阿卡德语Šar（希伯来语为sar）同源，莫何Baga和汉语的伯、波斯语的Baga'神’同源。曲漫山Kögmenyïš又作kögmän山，相当于今唐努乌拉山；kögmän意为胡（族）人。Kög即鞠部之鞠。鞠jū见屋，越南语cúc；曲qū溪烛，越南语khúc。阿拉伯-波斯地志记载中国有Gog和Magog地区。舌根音词尾在突厥语中为地名词尾，这一特征从突厥语altï čob sogdïk'粟特六州’清楚地反映出来。粟特人在希罗多德《历史》中称作索格多伊人Sogdi（蜀氏）；突厥语sogdïk与索格多伊人Sogdi相比较，突厥语多出了个-k后缀；该后缀将部族名变成了地名。突厥语čob中的čo可视为汉语州之对音，čo加上尾缀-b之čob不宜解作州；但-b读-w时，čob无疑就是汉语州之对音。čob可能出自粟特语之昭武*čabo（或*čobo）。昭武*čabo当即古汉语的王*cam，čob应相当于啜čor。中亚地名中有许多带有舌根音词尾的地名，如哈萨克斯坦Kazakhstan、塔吉克斯坦Tajikistan、乌兹别克斯坦Uzbekistan、巴基斯坦Pakistan中-stan前的音节-kh、-ki皆是地名后缀，又如Balkh巴尔赫之-kh。突厥Turk中的后缀-k是同样性质的后缀，突厥Turk的本意是Tur/Tür之地。这个突厥语词尾不可能视作时间与格词词尾-ka/-ga或突厥语词尾-ki'它在……之中’。突厥语表示地名的舌根音词尾出自苏美尔语的ki'地’（汉语音译为祇），阿卡德语置于地域名称之后的地域指示符KI亦出自苏美尔语的ki'地’。身毒Sindhu之毒和木鹿meru之鹿都添加上了地名后缀-k，这个地名后缀可能是汉语自身的或突厥语的。虽然玄奘所译“印度”一名出自梵语Indu'月’，而非出自龟兹语Indaka；但龟兹语Indaka中的-ka却承担着地域指示符的功能。

路易·巴赞称：“据我所知，今蒙古地区的突厥人于709年首次向图瓦tuva（都播）今地发动了进攻，此地位于叶尼塞河上游，地处曲漫山（Kögmän，即相当于唐努乌拉山）之北，进攻黠戛斯人的盟友绰人（Čik）并平定了该地区。这很可能就是采纳突厥语字母和碑铭突厥共同语的出发点。后来，都播人（土瓦人）的墓志铭文献部分地与他们的西北部近邻黠戛斯人的这种文献相联系而发展起来了，正如缀字和文体风格上的某些相似性似乎正确地揭示的那样。”（《突厥历法研究》）突厥碑铭中的奇克民族Čik、曲漫山的词根Kög和赤狄（铁勒）职乙Cigil的词根Cig皆是鞠*Cuc之音转。费瑯是将Čikil解作汉人的。在雅库特1224年《地名辞典》中的Čikil译为吉契尔。吉契尔部落以大麦、蚕豆和羊肉为食；不宰杀骆驼，没有奶牛；居民服装除毛和皮两种外没有其他衣着；Čikil人相貌美丽；男人娶其女、娶其姐妹或娶那些伊斯兰教禁止嫁娶之女人为妻。在该部落中，有一些基督教徒。雅库特的上述记载出自《麦哈黑尔游记》，麦哈黑尔是在公元940年前完成到中国的旅行的。当时Čikil部落的中心大概是在碎叶，因为这一带曾发现景教的大型墓地。景教是唐代对首次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派）的称谓。太宗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基督教叙利亚教会教士阿罗本由波斯来中国，开始在长安传教建寺；后向其他地方发展。寺院先称波斯寺，后又称大秦寺。武宗于会昌五年（845年）下诏禁止佛教流传，该教也遭波及，未几在中原地区中断，但在契丹、蒙古等地仍流行。1885年，俄罗斯人在位于巴尔喀什湖西南的楚河（Ču）地区发现了两个中世纪的景教徒墓葬区。第一个墓葬区位于托克玛克（Tokmak即碎叶）南-东南16公里处的布拉纳Burana村（Bur之地）附近。第二个墓葬区位于比什凯克（Pešpek，即前苏联吉尔吉斯共和国首都伏龙芝）之南11公里处，其规模比第一个墓葬区大得多，覆盖了近2.5公顷的地面共包括了约3000座左右的墓葬。两个墓葬区相隔约55公里左右。碑文最早者为公元1201年，最晚者为1345年。已发表了约550方左右古叙利亚文和突厥文墓碑，只有4方碑文完全是用突厥文写成的。这些碑文使用的是古叙利亚文字字母。语言内容和景教有关。Čikil部落当即葛逻禄三部落之一的炽俟/职乙Cigil。至德（公元756-757年）以后，突骑施部黄、黑二姓都各立可汗，互相攻击，已不能与东面的葛逻禄部相抗衡。葛逻禄部乘机西徙到楚河、塔拉斯河流域的西突厥十姓可汗故地。作为葛逻禄三部落之一的职乙Cigil也就是Čikil就是在这一时期迁徙到碎叶的。楚河Ču这个名称就出自Čikil之Či。吐蕃Tubo（d）变成了英语的Tibet；阿拉伯语的Tübät'吐蕃’源自突厥文和粟特文的Tüpüt，是突厥人将汉语的[u]音转为他们的ü，ü到英语中又变成i。Či音转为Ču可能与部分景教徒所讲的叙利亚语有关。景教徒既然将汉语的京kim音转为叙利亚文之khum（景教碑称长安为库姆丹Khumdam为汉语京城的对译），他们也能将Či音转为Ču。姬jī见之、喻之，基jī见之，支zhī照支；支谶译ke为支，支谦译ke为基、译ci为支；Cīna之词根ci可视为姬。康僧铠译cu为周（zhōu照尤）。Ču和Či之间的关系实与Cu（周）和Ci（姬）的关系相同。

据《新唐书·回鹘传》，在开成五年（公元840年）“回鹘渠长句录莫贺与黠戛斯合骑十万攻回鹘城，杀可汗，诛掘罗勿，焚其牙，诸部溃。”此时的黠戛斯已占据古代乌揭*Ogur的全部地盘，俄罗斯的图瓦共和国和蒙古国西南部的巴颜乌列盖省和乌布苏省（内有地名吉尔吉斯城和吉尔吉斯湖）皆成为黠戛斯之地。《新唐书·黠戛斯传》称：“（黠戛斯）常与大食、吐蕃、葛逻禄相依仗，吐蕃之往来者，畏回鹘剽钞，必住葛逻禄，以待黠戛斯护送。”吐蕃在河西、青海与西藏，黠戛斯在金山（阿尔泰山）北部，葛逻禄在碎叶、怛罗斯(《新唐书·葛逻禄传》：“至德（公元758年）后，葛逻禄寝盛，徙十姓可汗故地，尽有碎叶、怛罗斯城。然限回纥，故朝会不能自达于朝。”此十姓可汗故地是指原来西突厥五咄陆和五弩失毕居住的碎叶到怛罗斯之地。在突厥碑铭中称为“十箭人民的地方”,《磨延啜碑》：“三姓葛逻禄（üq Karluk）心怀恶意地逃走了，他们在西方进入了十箭人民的地方。”)。吐蕃往来黠戛斯的使者，害怕回鹘阻掠，先要西往葛逻禄，等待黠戛斯派兵前来护送，可见吐蕃以北，葛逻禄以东，黠戛斯以南，全是回鹘的势力范围。阿巴干-米努辛斯克地区(Abakan-Minousinsk)阿勒坦湖（Altïn-Köl）第2碑（第29号）亦记载了黠戛斯和吐蕃之间的使节来往。该碑铭中包括一种对于其断代和对于黠戛斯人的历史都具有价值很高的具体情节。该段文字为'töpüt kanka yalabač bardïm’其意为'我做为出使吐蕃可汗的使者而出发。’。所有的刊布者都一致同意，这段文字是位于叶尼塞河上游的黠戛斯曾向吐蕃国主（Töpüt kan，意为'吐蕃汗’）派遣使节的证据。路易·巴赞认为：“阿巴坎-米努辛斯克地区的黠戛斯人向吐蕃方面采取这样一种外交活动只能是从840年起才有可能，这是黠戛斯人大举进攻蒙古地区的回鹘人的时间。在此后的数年中，黠戛斯人长期与大部分南迁的回鹘人处于敌对状态。几乎可以肯定，他们为了攻击回鹘人，于是便寻求与'吐蕃汗’结盟。在7世纪最后三分之一年代，迅速发展的吐蕃势力在840-850年间一直扩张到了今新疆东南的半数地区和几乎整个甘肃。……更加具体地说，因为蒙古的黠戛斯人与回鹘人之间爆发的冲突，由于回鹘人于848年被彻底驱逐和吐蕃势力于当时的衰落而告结束，所以该碑提到的黠戛斯人遣使一事很可能是发生于840-848年之间。”

黠戛斯人攻占了回鹘人都城后，在这个地区也留下了其足迹。蒙古中部的苏吉碑就是黠戛斯人留下的墓碑。苏吉（Sūji）位于中蒙古独乐水（土拉河）和鄂尔浑河汇合处之南，也就是位于突厥汗大墓葬群和蒙古回鹘人都城的东北。苏吉碑中的铭文“kïrkïz oglïmän ，boyla kutlug yargan män。Kutlug baga tarkan ögä buyrukï män”：“我——黠戛斯人的儿子，我——裴罗骨咄禄雅尔汗，我——骨咄禄莫贺达干。”清楚地表明了墓主的身份。墓主从黠戛斯来到了回鹘人地区，征服了这个地区的回鹘人，成为了药罗葛汗阿达（老爹）。“Uygur yerintä yaglakar kan ata käl（tim）”：“我，药罗葛汗阿达（老爹），我来到了回鹘人地区。”yaglakar药罗葛是回鹘的统治氏族，裴罗骨咄禄雅尔汗征服了回鹘人地区，从而被尊称为药罗葛汗阿达（老爹）。药罗葛汗阿达（老爹）这个称号和哥特人尊称阿提拉为小父亲（阿提拉在哥特语中意为'小父亲’、'小爹’）性质相同。

坚昆位于Abakan-Minousinsk（阿巴坎-米努辛斯克）地区。有鬲氏大概是在青铜时期迁徙到这里的。公元前三世纪，冒顿大破东胡王，向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至朝那、肤施，北服浑庾、屈射、丁零、薪犁之国，“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冒顿打造出了一个地域辽阔的草原大联盟，形成了一个相对统一的地区整体。整个蒙古草原，以及从贝加尔湖地区一直到巴尔喀什湖、伊塞克湖地区，包括叶尼塞河上游和阿尔泰，都属于这个相对统一的地区。这一地区的占有支配地位的官方语言是匈奴语，匈奴语无疑是后来的突厥语的前辈。皙面的坚昆和当地丁零混血形成了黄赤面的黠戛斯。黠戛斯越过萨彦岭（突厥文称为曲漫山Kögmenyïš）和图瓦地区的乌斯Oz（即乌揭/乌古斯Ogur）人混血形成喀拉黠戛斯人和喀拉黠戛斯语。喀拉黠戛斯人迁居帕米尔北部成为今柯尔克孜（吉尔吉斯）族。可能在很早的年代就有纯正的黠戛斯人来到了吉尔吉斯斯坦（Kirghizstan、Kyrgyzstan）。黠戛斯人Kirghiz一名和希罗多德《历史》中的盖尔吉司人Gergithes（大流士一世的女婿、波斯将领叙玛伊埃司“征服了住在伊里翁（Ilion）地方的全部爱奥里斯人，以及古昔的铁乌克洛伊（Teucrians）人的遗族盖尔吉司人。”(《历史》Ⅴ122) Teucrians的词根Teucri-与Turk、狄可能同源）、盖尔吉司Gergis（波斯将领）亦接近。希罗多德记载塔纳伊司河（Tanais）的支流叫叙尔吉司河Syrgis（《历史》Ⅳ57），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所记的位于索格地亚那（Sogdiana）之北的塔内河（Tanais）今名叫锡尔（Syr）河。锡尔（Syr）河一名显然源出于叙尔吉司河Syrgis。叙尔吉司河Syrgis可能是指塔什干附近的锡尔河支流奇尔奇克河（Chirchik。过去叫Barak/Parak河），也可能是指位于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锡尔河支流纳伦河。叙尔吉司Syrgis可能来自*Cyrgiz；若然，吉尔吉斯斯坦（Kirghizstan）在希罗多德时代之前就有*Cyrgiz（即黠戛斯Kirghiz）人了。坚昆、丁零、乌揭之地并非在匈奴时代才和北中国文化发生接触。考古学资料表明，这一地区在史前时期就和中国关系密切。这一地区的卡拉苏克文化就是在中国北方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卡拉苏克文化的主人就是迁徙到那里的有鬲氏——鬲昆。

游牧化和城市化

中国的本土戎狄（白狄）学会使用马匹和战车的时间较晚。考古发现能确定北方民族使用车的时间大约在春秋早期，这就是宁城南山根一○二号墓出土的狩猎刻纹骨板。骨板中有两辆马拉两轮轮辐战车，战车的形制和商周相同，轮辐为15幅左右，马车前方站有一个手持弯弓的人以及两个跑动之鹿。宁城小黑石沟出土了一件大型的轭，重达十余斤，说明当时已有车。另外，在燕山南麓的怀来甘子堡和军都山地区山戎墓地中也出土了马车零件，但数量很少。在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的狄和西戎墓葬中，如呼鲁斯太墓地和固原杨郎墓地，也有马车零件出土。至战国晚期匈奴墓中出土的马车零件，才显示出真正北方民族风格。如玉隆太和速机沟出土的羊头形辕饰，盘角羊昂首前视，双角盘卷于头侧，颈部中空为銎。中国戎狄掌握车战较晚，从史书记载中也能窥见一斑。《左传·隐公九年》记载：在公元前715年，北戎侵郑，郑庄公率兵迎战“患戎师，曰：'彼徒我车，惧其侵轶我也。”北戎南下侵郑，既无车兵更无骑兵，而是纯粹的步兵。这表明当时的北戎尚不能车战更不懂骑射。《左传·昭公元年》记载：“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与大原，崇卒也。将战，魏舒曰：'彼徒我车，所遇又阨，以什共车，必克。困诸阨，又克。请皆卒，自我始。’”鲁昭公元年为公元前541年，“彼徒我车”说明“无终及群狄”为步兵，群狄尚未使用骑兵。此时的狄人仍是依靠步卒作战。不光是北狄在较晚时期才掌握车战技术，就是南下的吴姬在相当晚近的年代也不懂车战。据《左传·成公七年》：“（申公）巫臣请使于吴，晋侯许之。吴子寿梦说之。乃通吴于晋……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陈，教之叛楚。”在公元前584年（鲁成公七年）之前，吴国尚未掌握造车技术、不能制造战车。《诗经》和《左传》没有一处提到骑射，说明春秋以前的中国和邻近中国的戎狄都尚未掌握骑射技术。

御马器是骑马术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御马器与骑马术的产生没有必然联系。马具之中，除了马鞍以外，其他马具的出现并不标志着骑马术的开始。从目前考古发现看，中国北方青铜文化在西周晚期开始出现青铜马具。宁城南山根和小黑石沟出土的锚头状有倒刺的马衔，显示出驯马初期对马衔的刻意加工。两节式马衔，两端的倒刺外侧有可以转动的半圆环，这种倒刺起到后来马镳的作用。稍晚，在宁城小黑石沟春秋早期墓出土的马衔，亦为两节式，衔两端类似T形，附有三个小环孔用以系绳。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的马衔亦多为两节直棍式，同出的马镳有蛇形、卧虎形、马头形多种。战国中晚期，固原杨郎一区18号墓和喀左南洞沟出土的两节式铜马衔，外环均大于内环，与中原地区同期马衔近似。从春秋晚期以后，北狄——匈奴族系的马具还普遍出现了马面饰（当卢）。鄂尔多斯出土有圆泡形和柳叶形几种。在阿尔泰地区斯基泰墓中殉葬的马，在脑门上多装饰有圆形铜泡（马面饰）。

御马器首先是衔，俗称“马嚼子”，勒在马嘴里以便御马。衔由2～3支两端带环的柱状体相套接而成，最末端的环与镳相接。镳位于马两颊上，以皮条连接衔及马笼头以制马的一种器物，有方形、圆形、角形、细长s形和细长条形。有的镳和衔与一种带乳钉的U形器相接，使用时将带钉的一面朝向马两颊，拉绳时使马感到刺痛，以便达到制马、驯马的功用。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晚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中发现直接带刺的马镳，这种马镳在欧亚草原上十分流行。马笼头由皮条纵横交叉或衔接构成，皮条在交叉处或需要加固耐磨的地方用铜管贯穿，这种加固方式具有装饰的效果，这些各式各样的铜管叫做节约。马头上的装饰有当卢（挡颅）、马冠、马笼嘴中轴、镞形饰和铜泡。以当卢和马冠最为吸引人。当卢在马额头上。马冠在马头上，一般都是兽面。马笼嘴中轴是串在笼嘴上的细长铜饰，下端略有弧度，置于马面正中至马口，防止马匹咬噬和途中啃物。镞形饰置于马鼻梁骨上，上端为宽弧形，下端为三角形，背有双横梁。圆泡起装饰作用，主要用于马络带、车衡及车舆上。陕西宝鸡斗鸡台、峪泉、代家湾和渭南南堡都发现过周式车马器，至少有軎、当卢和车銮三种与殷墟所见不同。同时还有商式的马衔和马镳，时代约为殷墟四期偏晚至商周之际。驾御驴马的器具在苏美尔人的驴拉四轮实心战车年代就已发明，御马器并不是发明骑马术的民族发明的。马衔、马镳、当卢等和骑射没有必然联系。马拉两轮轮辐战车由战马拉动战车前进。此时驾驭马匹所需的马衔、马镳、马笼子都已发明。马拉战车上的主要作战工具是弓箭，为保护马的额头，当卢在很早的年代就已产生。骑射产生的标志并不能由这些马具的出现来标明。车战转为骑射的关键是马需要作出适应性改变。由马拉战车及战车上的人改为马驮人需要马和人的行为方式作出改变。使马匹适应人的骑乘，需要对马匹进行适应性训练。骑在马上并使马匹听从人的驾驭的训练是骑射的基础。马拉两轮轮辐战车已为骑马术准备了全部必要的御马器，人们所要做的是取下马轭、手握缰绳跃上马背、策马而行。跃上马背是骑马术产生的关键，可以认为跃上马背是骑马术产生的充分条件。

马鞍肯定标志着骑马术已经产生。但马鞍是在骑马术出现一段时间后发明的。目前的考古材料难以确定谁最先跃上马背、策马而行将骑马作为日常所需的代步工具。弗里吉亚首府戈尔迪乌姆浮雕上的骑兵是最早的骑兵形象之一。弗里吉亚首府戈尔迪乌姆城丘第三大厅的精美浮雕（《安纳托利亚 文化繁盛之地》P100）描绘了一个步行的弓箭手和一排骑兵。骑兵头戴斯巴达式头盔，两手排开，左手握在短矛的前端、右手握在短矛的末端，短矛大约两个手排长、矛头带有两个倒钩，小圆盾佩带在骑士胸前、小圆盾当有把手、小圆盾正面有图案，圆盾中间似太阳、周边有代表光芒的线条。从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前9世纪起居住在爱琴海东部岛屿和海岸的希腊人，认为弗里吉亚人来自巴尔干，在特洛伊遭围攻时曾为特洛伊王普里阿摩斯而战，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迁移到安纳托利亚高原。亚述人把弗里吉亚人叫做穆什基和塔巴尔。根据萨尔贡二世的宫廷记录，弗里吉亚人在公元前720年左右成功地粉碎了他企图侵占他们国土的计划。公元前695年前后，辛梅里安人横扫了安纳托利亚高原和戈尔迪乌姆；辛梅里安人入侵结束了弗里吉亚的统治。弗里吉亚首府戈尔迪乌姆城丘第三大厅的精美浮雕不晚于这个年代。戈尔迪乌姆浮雕上的骑兵不是后来入侵安纳托利亚高原的辛梅里安人(Cimmerians),更不是逼迫奇姆美利亚人(Cimmerians)离开奇姆美利亚地峡(今刻赤海峡)的斯奇提亚人(Scythians)，而可能是位于西徐亚（Scythia）的亚加亚人（Achaeans）。阿庇安《罗马史》称：“这些人（西徐亚的亚加亚人），据说，是从围攻特洛伊回来的时候，被暴风吹到攸克星海，在那里的蛮族人的手里受到许多痛苦，因为他们是希腊人；当时他们派人到他们的家乡去请求派出船只，他们的请求受到漠视，他们就痛恨希腊人，以致无论什么时候，一捉到希腊人，他们就依照西徐亚人的习惯，把希腊人杀死，作为供神的牺牲。起初，在他们的愤怒中，他们用这个方法对待所有的希腊人，后来只用这个方法对待最漂亮的希腊人，最后只用这个方法对待少数由抽签决定的人。”（第十二卷102节）亚加亚人痛恨多利斯人（希罗多德《历史》将多利斯人和希腊人等同）可能是因为多利斯（Dorians）人霸占雀巢，致使攻打特洛伊的亚加亚人无家可归。另一方面，希腊的亚加亚人可能出自西徐亚的亚加亚人；作为亚该亚人的阿加门农所带领的亚该亚人及其同盟者可能是从西徐亚出发围攻特洛伊的。西徐亚的亚加亚人的习俗和该地区的陶利卡（Tauri）人的习俗相同：“所有遭到难船的人和他们在海上打劫时所劫到的任何希腊人，他们把这些人都作为牺牲献给少女神。方式是这样：在举行了牺牲奉献的预备仪式之后，他们便用一根木棍殴打作为牺牲的人的头。根据有的人的说法，他们随后便把牺牲者的头插到竿子上并把他的胴体从断崖上抛下去（因为神殿就在断崖上面）；又有人对于头部的说法与此相同，但是说胴体不是从断崖上抛下去而是埋到地里。他们对之奉献牺牲的这个女神据陶利卡人自己说是阿伽美姆农的女儿伊披盖涅娅。”（希罗多德《历史》Ⅳ，103）。多里斯人（Dorians）和斯奇提亚的陶利卡人（Tauri）也有血缘关系。亚该亚人在攻破特洛伊后开始入侵希腊。所谓多里斯入侵可能是亚该亚人和多里斯人的联合入侵，而迈锡尼文明的主人可能是佩拉司吉人而非亚该亚人。佩拉司吉人入侵在前、亚该亚人和多里斯人的入侵在后，因此希罗多德将佩拉司吉人当成了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居住地的希腊土著，而希腊人（即多利斯人）却是非常富于流动性的。荷马笔下的希腊英雄们和特洛伊的勇士们在陆上乘着战车出行，荷马史诗中未提到骑兵，希腊人围攻特洛伊的那个时期骑兵尚未出现。

戈尔迪乌姆浮雕上的骑兵也可能是卡里亚人（Carians）。卡里亚人“首先懂得把羽冠套到头盔上面，他们把纹章加到盾牌上面，他们还发明把把手加到盾牌上面去。”（希罗多德《历史》Ⅰ，171），希腊人从他们那里学会了这三种做法。公元前645年左右的亚述石刻上刻画了喂马的场景，也有骑马狩猎的场面。“亚述骑射猛狮石刻”（《国之大事 中国古代战车战马》P28。）为拉萨姆1853年12月23日在尼尼微发现的，表现的是亚述国王亚述巴尼拔（Assurbanipal，前668～前627年）猎狮场景。石板浮雕中的骑士（巴尼拔）左边腰际悬挂长剑、左手持缰绳、右手使用长矛（长枪）斜刺入狮口，坐骑及备用坐骑上搭有一块挂毯作为马鞍。“亚述骑兵”（《国之大事 中国古代战车战马》P96）则头戴圆锥尖帽，左手握弓、右手拉弦作射箭状。亚述最早的骑士形象出现在沙尔马尼瑟尔三世夏宫中的装饰图画中（《美索不达米亚 强有力的国王》P123）。亚述国王纳西尔帕死后，他的儿子沙尔马尼瑟尔三世在公元前858年继位。沙尔马尼瑟尔三世在位35年中，有31年都是在战争中度过的。沙尔马尼瑟尔三世夏宫的木门高达21英尺，不是以铰链结合，而是附在沿石质枢轴转动的铁杆上；庙门上有一块长16英寸、宽11英寸的弯曲铜板，该铜板的弯曲部分用于包裹纵杆。铜板上有两层画面，上为沙尔马尼瑟尔三世的战车，下为对哈萨人的屠杀。战车后面是两匹战马，右边战马上有一骑士；骑士右手持缰绳、左手握着短矛的把端、短矛向前下斜着、矛头接近马前腿抬腿后的膝盖，右边肩上系有一个小圆盾、小圆盾中心是一个较大的圆、周边等距离分布有五个较小的圆，左边腰间佩有超短矛或长剑，背上背有一顶圆锥尖帽；两匹战马的口部有一个杆状物与前面的战车相连，可能表示两匹战马通过缰绳系在前面战车上；这两匹战马和上面的一个武士或许是作为前面战车的备用部分出现的；这个手持短矛骑在马上的武士毫无疑问是骑士；他可能是最早的骑士形象。骑在马上使用矛或弓，由于马奔跑产生的颠簸，使刺杀和射击精度受到影响；特别是发射箭矢时，双手脱离缰绳，操作的难度系数更高；因此，在马背上使用矛的时间要稍早些。公元前7世纪俄罗斯图瓦阿尔赞大墓约有160匹带鞍的马埋在古冢里，另有约300匹马在葬礼的仪式中被吃掉。带鞍的马表明图瓦人在公元前7世纪已经掌握骑马术。考虑到马鞍出现的滞后性，图瓦人掌握骑马术的时间应该更早。荷马史诗《伊利亚特》记述希腊英雄狄奥墨得斯和奥德修斯潜入特洛伊盟军的军营中，趁着深夜杀死色雷斯人的国王瑞索斯，然后跳上瑞索斯的战马疾速地驶回希腊营地。在崔连仲主编的《世界史 古代史》“荷马时代的战船与战车”（人民出版社，P204）插图中，跟在马拉两轮四辐条轮辐战车后面的是骑在马上的骑士。图中风格与阿提卡描绘发丧和运送柩车的双耳瓮风格相似，人物和马都描绘成细腰；阿提卡柩车为双马拉四轮四辐条轮辐车，有的武士佩带有剑。希腊在荷马时代（约当公元前11-前9世纪左右）已有骑马人。目前中国北方发现最早的马具是宁城南山根101号墓出土的锚头形两节式马衔，衔两端各有一锚形附件，抓钩向内，中间圆孔与节棍套联，可以转动，顶端联铸半圆形环，可以拴绳。这种马衔，衔在马嘴中，两侧锚头形尖刺紧紧卡在嘴的两侧，具有马镳的作用，是驯服烈马最好的用具。马衔这一御马工具不仅用于骑驾，而且是车驾——驾驶马拉战车——所不可或缺的。马衔的出现并不一定意味着骑马术的产生，除非能排除它用于驾驶马拉战车的可能。宁城南山根3号墓出土的铜环，环周铸出双人骑马追兔的场景。其中一人骑马追逐正在奔跑的兔子，另一人骑着马迎面跑来，形象而逼真地描绘了骑马围猎的场面。上述南山根石椁墓出土的铜环铸出的骑马形象，说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人群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已掌握了“骑射”。在鄂尔多斯发现的相当于商周时期的铜人和骑马武士形象。铜人作骑马式，右手持剑，左手放于胸前，作刺杀姿态。骑马武士，头上戴盔，双手放于胸前，作持缰之状。如果鄂尔多斯的铜人和骑马武士断代正确的话，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在商周时期就已出现了骑兵。

在中国历史上因发展骑射留下美名的是赵武灵王，自晋“毁车以为行”250年之后，到了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开始了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一次重要改革——“变服骑射”（亦称“胡服骑射”）。中国的北狄（胡人）应该是在公元前541年晋中行穆子靠步卒击败无终及群狄于太原以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公元前307年）之前的某个时段学会“骑射”的。但中国最早掌握骑射，拥有骑兵的却是秦国。《韩非子·十过》记载秦穆公（公元前659～前621年）曾以“革车五百乘，畴骑二千，步卒百万，辅重耳入于晋”。“步卒百万”太过夸张。畴chóu澄尤，越南语trù，古音为*dru、*dur。“畴射”可解释为世代为业之射。郭物认为“畴骑”就是骑兵（《国之大事 中国古代战车战马》，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P96）。从秦墓中发现的战国时期骑马俑可以看到秦人勇敢地跃上马背而成为了拥有更大力量、更快速度的马人（人头马）。咸阳塔儿坡战国晚期前段秦墓（M28057）出土了一对手捏陶骑马俑（《国之大事 中国古代战车战马》P97），俑穿对襟短衣、长裤、腰间有束带，脚登长筒靴，头戴风帽，无铠甲，马背无坐垫；两个马上勇士俑为阔脸（椭圆形长脸）、眯缝眼（眼睑有些泡）、小嘴、高长鼻（蒜头鼻）。不仅文献记载表明秦人在较早的年代就已开始骑射，而且考古学资料也证明了这点。礼县大堡子山秦陵出土的“秦王狩猎图”（《早期秦史》P200彩图25）就是一幅早期秦王的骑射图。该作品因甘肃博物馆经费短缺而未能征集入藏。“秦王狩猎图”为两面线雕骨片，骨片呈石斧状，长约12厘米，宽端为外突圆弧、约7厘米，窄端较平、约4厘米。所雕图像为骑猎场景。如果这件文物真的出自秦陵的话，那么狩猎的主角就是秦王自己。这个写实性图象无比珍贵，为我们提供了早期秦人的真实形象。图中人物的鼻子高挺、眼眶下凹、串耳胡、面庞长而瘦削，浓密的长发披至颈部向外翻上卷，人物似萨珊武士。着筒裙衣，上衣在腕部收紧，衣长至大腿根部，细腰束带，下身穿裤，足着靴。在腰带后面挂着由一长一短条状物组成的器物，大约是盛放弓或矢的箭筒。武士骑马弯弓、胡服骑射，所骑之马矮小丑陋，马头似驴头；箭已经搭在弓上，正欲发射；弓并不大，锐长的三角箭头正指向一个我们所不知的动物。这个动物拥有形似长嘴猎犬的头嘴和马之类有蹄动物的蹄，体型硕大超过了武士的坐骑。只看头部，这个怪物应是犬；看体型和足，应是大型蹄类动物。结合它头上向前伸的双耳看，这个怪物可能是一种野驴。这个怪物是这幅狩猎图的主角之一——被猎杀对象，武士的箭头正指向它。在“萨珊武士”的右下端即“石斧状骨雕”刃部的左端，有个骑在马上弯弓搭箭的扈从，上衣宽大，长发同样在颈部向外翻上卷，但人物却似突厥人。武士左方，有个惊慌失措的鹿正往与武士坐骑方向相反方向突跑。武士坐骑下方，有个极似狮子的猛兽与坐骑同方向前进。这个猛兽具有狮子的头、狮子的身子和狮子粗大有力的腿，张着巨嘴，嘴长而大，露出两排巨齿，嘴唇厚实，鬣毛不明显。但中国从来不产狮子。这个似狮子的猛兽是狩猎主人的帮手，而不是被猎狩对象。因为射手的箭根本就没有瞄准它，它和坐骑紧挨着并行向前奔跑，正在追赶已经跃起的怪物，主人的脚已经挨到了它的屁股。这个猛兽或可比定为“亚述大猎犬”即现代的藏獒，也就是胡犬——ku焉耆语的狗和后代典籍中所记西域产的“大狗”。这个作品包含了如下重要信息：主角是墓主——秦王本人；墓主是印欧人种中的伊兰人；秦人拥有“亚述大猎犬”；秦人早就有胡服骑射的习俗。礼县大堡子山两座刻有“秦公”的秦王陵被认为是秦襄公和秦文公的陵墓，秦文公死于公元前716年，这表明秦人至少在公元前716年以前就已掌握了骑射技术。

骑马的习俗源于牧马民族。牧放马群，需要以马制马。马奔跑迅速，只有骑在马上才能追得上狂奔的骏马。一旦规模化饲养马匹在草原（或牧场）上出现，跃上马背就是一种必然。牧放马群使骑马成为一种必要，因此骑马术必然源自牧马民族。成规模地饲养马匹的马（*Marc）部落必然是游牧的。早期秦嬴正是牧马民族，他们在很早的年代就掌握了骑马术一点不足为奇。嬴氏*Amdi/*Amsi（可和奄蔡*Amsā相比较）之嬴*Am可能是汉语马*ma之两个音素交换位置而来。秦人是一个善于养马的族群，秦人的先祖非子因善于养马而被周孝王（公元前900年左右）封到秦邑。《史记·秦本纪》记载有非子因善于养马而受到西周分封的历史：“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于是孝王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赈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秦嬴为周王息马，规模化地养殖、牧放马匹；这表明秦嬴至少在非子时已掌握了骑马术。“秦王狩猎图”以其似乎不可能的骑射证明了它是件真品。秦嬴在西垂（今甘肃礼县东部与西和县北部交界地区的西汉水两岸）时期多半过着游牧生活。西汉水上游地区，即今西起礼县大堡子山，东至天水县小天水镇的这一片山坡谷地及平原，不仅水土肥美，而且盛产井盐，极适宜于畜牧业的发展。这个区域内的盐官镇即汉代的卤城，历史上一直以产盐著称。近人朱绣梓所撰《西和县志》称：“盐官城内卤池，广阔十余丈。池水浩瀚，色碧味咸，四时不涸。饮马于此，立见肥壮。”产盐确为畜牧业发展的优越地理条件，因为这为大家畜提供了生长所必须的盐分。那时盐官的盐井水位高，经常溢出井、池之岸，形成许多卤水泽滩，很便于马匹的吸取。因此，这一地区畜牧业自古发达，盐官镇一直是西北著名的骡马集散地，遗风至今犹存。当年非子在这一带牧马，可谓如鱼得水。在希腊，饲马者和卡尔启斯（Chalcis）似有关联。希罗多德：“至于饲马者，则这是富裕的卡尔启斯人的称呼。”（《历史》卷五77）Chalcis和秦在读音上存在关联。支谦译梵语chan为秦（从真）、译ci为支（照支），Chalcis之Chal音转为Chan就是秦，Chalcis即秦支（氏）也。

最早的骑马人形象是波伦亚博物馆所藏古埃及第十八王朝“哈列姆黑布王墓壁浮雕”中的所谓“搬运石块”部分（《中东艺术史》P103）。骑马人位于画面正中，画面左边第一人左肩担着一对小口尖底瓶向右前行、头却伸向身后正在关注着什么，迎着挑夫而来的是一队向坐前行的队伍。队伍第一人，左手所持权杖戳着地面、右手弯曲抬起似在和谁打招呼，紧接着的骑马人右手持缰绳，后面是一群背负重物的人。哈列姆黑布王是古埃及第十八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其统治在公元前1307年结束。“哈列姆黑布王墓壁浮雕”表明，在公元前1307年以前，古代埃及就已经出现骑马人。卡迪什战役（公元前1285年）之后，拉美西斯二世在叙利亚北部再战赫梯人。在描绘埃及军强攻重兵防守的城市塔卜尔（即达波城。公元前1280年）的图画（《尼罗河两岸 古埃及》P135）中，在达波城左边的中部位置画有一个后肩中箭、身着彩条军服的骑马人。彩条军服与叙利亚人的白色长袍相似，达波城的守军并非赫梯人、而是叙利亚人。目前所知的最早骑马人出现在埃及是令人诧异的。这个骑马人可能是为埃及马拉两轮六辐条轮辐战车提供马源的驯养者。马拉两轮轮辐战车的出现意味着家马驯养的成功；成规模地牧放家马需要骑在马上来维持家马群的秩序和移动，它标志着骑马术的诞生。马拉两轮轮辐战车的出现同时意味着大规模牧放家马的群体已经掌握了骑马术。马衔、马镳、马笼子等御马器是制服烈马所必不可少的工具，将这些工具套在马匹上才可能让烈马乖乖地为人类服务。马衔、马镳、马笼子等御马器是驯养马匹的前提，没有这些必要的工具，很难设想养马部落如何牧放马匹。只有拥有了马衔、马镳、马笼子等御马器，驯养马匹才成为可能。有无马衔、马镳、马笼子等御马器是衡量人类是否成功驯养马匹的标尺。苏美尔驴拉四轮实心战车所用的御驴具已为驯养马匹准备好了必须的工具。苏美尔御驴具传到产马地区，被产马地区的人们用在马身上时，人类就开始进入驯养马匹和驾驭马匹的时期。人类驯养马匹和驾驭马匹是一同开始的，这个时期出现得较晚。人类最早驯养马匹和驾驭马匹的部落就是那个发明马拉两轮四辐条轮辐战车的部落。人类可能是在安纳托利亚南部开始驯养马匹的，然后随着马拉两轮轮辐战车的传播而向四周传播。马拉两轮六辐条轮辐战车从赫梯传到埃及的同时，养马术、制马术、骑马术、制车术一并传到了埃及，于是在埃及就有了骑马人形象。

坐骑、马车和骑兵传入游牧部落后成为他们传播自己生活方式的强有力助推器，引发了生活方式的大革命，导致了欧亚大草原的全面游牧化。俄罗斯女考古学家库兹米娜认为公元前一千年，欧亚草原上大量的马和绵羊的蓄养，拆卸方便的帐篷的流行和骑马术的传播促使远距离的迁徙成为可能，这种迁徙把公元前13-前12世纪发明的棒式马镳连同骑马放牧的方式传到了广大地区。公元前一千纪初，中亚北部的青铜时代草原畜牧者，完成了向各种形式的游牧生活的过渡。骑马术的发明促成了骑兵的产生，导致作战方式的革命。骑马术也缩短了空间上的距离，地区之间的接触交流急剧增加。武装骑士成为新时期的象征。因此，这一时期整个欧亚草原地带都进入了骑兵时代。到公元前8-前7世纪，骑兵已经在草原上成为主力，西亚的亚述较早接受了这一作战新方式。这种军事上的新进展通过草原民族同样影响到中国周边正在游牧化的民族。比如公元前9-前8世纪内蒙古赤蜂地区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就发现了不少骑射的文物。至公元前8世纪前后，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发生了一次人类生存形态变迁，即以驯养牲畜为主，按季节移动的所谓游牧生活方式出现，并迅速从长城地带向北蔓延 。到了公元前3世纪末叶，在长城地带以北的蒙古高原，向北至贝加尔湖，向西北至叶尼塞河，以及阿尔泰山和天山以东的欧亚草原上出现了全面的游牧化过程。

从考古学文化遗存提供的信息看，欧亚大草原的全面游牧化是和牧马部落的出现密不可分的。牧马部落成规模地牧养马匹，流动性和机动性很大。考古发现在大草原地带曾有定居的农耕文明。这些农耕文明在牧马部落的扫荡之下，逐一消失。在朱开沟遗址文化中，第一阶段饲养猪的数量远远多于牛和羊的总和，表明第一段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原始农业生产居绝对的主导地位。第二段饲养的家畜数量较前段有显著的增多，尤其是羊的数量已超过猪的数量。表明此时的畜牧业发展迅速。畜牧业不论如何发达，都不会导致畜牧业向游牧的转化。畜牧和游牧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不是说改变就可以改变的。朱开沟遗址文化是原始白狄（鬼方）的文化遗存，原始白狄（鬼方）的生产方式是蓄养猪豕的火耕农业。内蒙古中南部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出现农业文化，经过两千多年后却转化为牧业文化，这一历史现象长期是个谜。所以，在人们头脑中总认为牧业文化要么是北来的，要么是西来的。从朱开沟遗址所获得的资料证明，在龙山晚期时，这一地区的初期农业文化已有了较高的发展水平。至夏代中期以后，除了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外，畜牧业因素明显地增长。如这时在墓葬中除继承随葬猪下颌骨的习俗外，还随葬数量较多的羊下颌骨。冶铜业也有所发展，在遗址和墓葬中经常发现小件铜器如锥、针、耳环、镯之类器物，出土数量之多是其他同期文化少见的。到了早商的晚期，发达的二里岗上层文化在这个地区昙花一现。此时，本地占主导地位的畜牧经济进一步发展起来。这一点从遗址中，尤其从墓葬的葬俗，均可看出牧业文化因素的增长。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受生态环境的直接影响。在龙山时代晚期（距今4950±90年），这里以灌木、草本植物为多数，另有乔木，年降雨量600毫米以上，说明此时属森林草原环境；至商早期（距今3550±103年）几乎全是灌木和草本植物，其中蒿科和藜科植物占多数，可以看出，这时的气候向冷干发展，已接近典型的草原景观。由于生态环境的变化，出现了不利于农业而适宜牧业的环境。随着经济形态变化，生产方式、生产工具和生活习俗亦相应变化，农业文化南退并逐渐被牧业文化代替。从环境条件分析，本区牧业文化起源于农业文化后期，且以农牧交错为特征。真正的草原牧业文化，当以青铜文化最为典型，即在距今3500～2500年期间逐渐发展完善起来。气候变冷对火耕农业确实有影响，但这种影响到底有多大不得而知。从欧亚大草原的全面游牧化是逐步扩散来看，气候变冷并未使这里的土地变得完全不能农耕。《新唐书·北狄列传》记“其气候多寒”的室韦，虽“逐水草而处”，仍“剡木为犁，人挽以耕，田获甚褊”，依然保持着收获甚微的原始农业。农作物的收成一旦在食物来源中下降到无足轻重的地位，留下来的人们就只能主要依赖畜产为生。游牧化与生活方式的改变有关。一旦食物来源主要依赖畜群，游牧化就不可避免。食物来源改为依赖畜群后，需要大规模成群饲养；畜牧的规模化生产，需要大面积的新鲜草料，于是产生了游牧化。欧亚大草原的全面游牧化是与气候变冷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的。

游牧部落和农耕民族的主要不同是食物来源不同，前者以畜产为主要食物来源，后者以谷物为主要食物来源。《史记·匈奴传》：“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毡裘。”《汉书·晁错传》称匈奴：“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广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往来转徙，时至时去”《盐铁论·备胡》：“衣皮蒙毛，食肉饮血”“外无田畴之积”“马不粟食”。文帝时成书的《淮南子》说：“雁门之北，狄不谷食。”饮食习惯的不同、食物主要来源的不同，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主要区别。依赖畜产作为主要食物来源，必然导致游牧化。因为需要较大面积产生的青草，才能供养较多的依靠草料的畜群。大规模成群饲养，需要不断移动，只能逐水草而居。以畜产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部落必然是游牧部落，人类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游牧群体，如牧马、牧羊、牧牛、牧鹿、牧豕、牧驴等等。农业地带也有牧羊人、牧豕人，但通常是由个别的人充当，是作为农业的补充而存在的，并非游牧部落。欧亚大草原上也存在着牧马、牧羊、牧牛、牧鹿、牧豕等各类游牧群体。当骑射传入欧亚大草原的游牧部落后，马上就产生出巨大的影响。马成为游牧民族推广自己生活方式的最好工具，全面游牧化随即在欧亚大草原展开。

欧亚大草原全面游牧化的推动者是牧马人，而非“其畜无羊少马，有牛不用，有巨豕食之，韦其皮为服若席”“马皆草[革荐]、绳羁靮”（《新唐书·北狄列传》）的牧豕部落室韦。斯奇提亚人是游牧民族，为了防止奴隶逃跑而将奴隶的眼睛弄瞎。希罗多德称“斯奇提亚人为了他们自己饮用的乳而把他们的奴隶的眼睛都给弄瞎了”弄瞎奴隶的眼睛显然是为了防止其逃跑。“正是因为这个原故，斯奇提亚人才把他们的全部俘虏的眼睛弄瞎，因为他们并不是耕地的人，而是游牧民族。”（《历史》Ⅳ，2）希罗多德将斯奇提亚人的以车为家当作人类的重大发明：“斯奇提亚人在全人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上，却作出了我们所知道的、最有才智的一个发现。我并不是在任何方面都推许斯奇提亚人的，但是在这件最伟大事业上面，他们竟想出了这样的办法，以致任何袭击他们的人都无法幸免，而在如果他们不想被人发现的时候，也就没有人能捉住他们。原来他们并不修筑固定的城市或要塞，他们的家宅随人迁移，而他们又精于骑射之术的。他们不以农耕为生，而是以畜牧为生的。他们的家就在车上，这样的人怎么能不是所向无敌和难于与之交手呢？”（《历史》Ⅳ，46）游牧部落最容易产生以车为家的习俗。可以设想，马拉轮辐车传入牧羊为生的原始游牧部落斯基泰人中后，为流动的原始斯基泰人提供了栖身之所，以车为家的习俗随即在斯基泰人中产生和沿袭。早在公元前370年，希腊医圣希波克拉第就告诉我们：塞西亚人（Scythians）居住在四轮蓬车上，每家有两辆至三辆。希波克拉第还记载了斯基泰人的纹身习俗：“塞西亚人是人数众多的游牧民族，全部都在肩膀、手臂、手掌、胸前、大腿和腰间刺上花纹，唯一目的就是想避免意志薄弱，变得充满生气”。游牧的原始斯基泰人可能是在哈萨克大草原获得马拉轮辐车技术和以车为家习俗的。骑兵在大草原上的出现是毁灭性的，在大草原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挡骑兵的劫掠破坏。在大草原上难以建立防御骑兵劫掠的有效屏障，农耕人的生命、财产和劳动成果（收成、出产）不能得到保障，农业成为高风险、低收益的行业。大草原上原来的农耕人在掌握了骑射技术的部落进逼之下，只能放弃原来的农耕文化，改走游牧化之路。欧亚大草原的游牧化，一是由于气候变得寒冷、不适宜古代的农业生产，二是掌握了骑射技术的游牧部落的扩张引起的连锁反应。大草原上的农耕居住地被迫放弃变成游牧区是迫于气候和牧马部落的双重压力，欧亚大草原的全面游牧化是牧马部落所为。欧亚大草原全面游牧化于是与牧马、骑射密切联系在一起。

推动欧亚大草原全面游牧化的是牧马部落，有些牧马人同时也牧放牛、羊。《说文·羊部》：“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南方蛮闽从虫，北方狄从犬，东方貉从豸，西方羌从羊。此六种也。西南僰人、僬侥从人，盖在坤地，颇有顺理之性。唯东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寿。”羌为西方牧羊人，羌人可能在极早的年代就已是游牧的牧羊人。但早期羌人可能并未饲养、使用马匹。《史记·大宛列传》称：“乌孙多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马。”乌孙当是牧马部落。欧亚大草原全面游牧化的主角无疑是雅利安（Aryan）人。美地亚人、Pārsa人、服夷、嬴氏、貊、乌氏*Asi、蒲类*Bari/*Buri、乌孙*Ason、乌桓*Avar都是牧马的马（*Marc）部落成员。乌桓*Avar（即赤狄阿拔）将骑射技术和游牧生活带到了亚洲大陆的最东部。游牧民族乌桓的向东渗透迫使当地的原住民改变生活方式，将牧豕的室韦变成了牧羊的鲜卑。

所谓的“斯基泰三位一体”：武器、马具（笼头、鞍座及鞍垫）、动物纹风格的美术，各地的形制十分相似，广泛分布于欧亚草原上的游牧文化区内，从西方的多瑙河一直到东方的阿穆尔河（Amur）。同一形式的武器、马饰和带有动物纹的物品是最早出现的。有人认为最早的这种类型的复合体之一是东哈萨克斯坦的著名的切立克古冢。对其年代还有争议，但较早年代（公元前九至前八世纪）的支持者相信正是这一遗址，使中亚作为跨越欧亚草原的斯基泰文化的传播带的各个地点得以定型。在蒙古高原、图瓦、戈尔诺阿尔泰（高地阿尔泰）以及哈萨克斯坦的考古研究已经表明，这些地区并不是处在斯基泰世界的边缘，恰恰相反，它们正是构成了传统的畜牧与游牧文化的中心，而这种文化嗣后遍布整个欧亚草原的那种文化的源泉。但是骑射在库班文化中出现的时间更早。库班河（Kuban River）俄罗斯北高加索最大河流。源出大高加索山主峰厄尔布鲁士（Elbrus）山冰川，曲折西北流，流经斯塔夫波尔（Stavropol）丘陵，注入亚速海，全长906公里。库班文化是流行于前10-前8世纪（相当于中国的西周晚期）的一种青铜文化，年代要早于南俄草原和南西伯利亚的各种塞种文化。它的特点是有铸造精美的青铜器，并喜欢做一种模仿刺绣的錾刻纹青铜饰物（我国学者也称之为“针刻纹饰”）。在《欧亚金鹿》一书第10页，作者刊登了东格鲁吉亚出土的青铜带饰（李零《入山与出塞》，文物出版社，2004年6月，第379页）。据作者介绍，这件文物是外高加索地区（包括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所谓“库班文化”的遗物。这件带饰上面一组，猎人作站立状，上身穿紧身衣，下身着长裤；他右手持弓，箭在弦上；左手从身后悬挂的矢箙（gorytoi）中取箭。带饰下面一组，猎人骑在一匹公马上，马头下悬挂着一颗人头。他右手持鞭，左手上举，弓箭悬挂在身后。箙fú并屋'盛箭之器’，越南语服（并屋）phục，古音为*buc；当是因服（*Buc）夷（即蒲类*Buri）而得名。“库班文化”带饰经常表现的是穿裤子的男人，他们或者在打猎，或者在作战。另外，把一种金属镶嵌到另一种金属的技术也是当地文化的传统。

从希罗多德记载的波斯人的习俗可以推知古代波斯人曾是马上民族。希罗多德称波斯人：“他们的儿子在五岁到二十岁之间受到教育，他们教给他们的儿子的只有三件事情：骑马、射箭和说老实话。孩子在五岁之前不能见到自己的父亲，而是要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历史》卷一136）将骑马、射箭作为基本技能和学习的头等大事表明古波斯人也是马上民族。匈奴也是从小开始练习骑射的。《史记·匈奴列传》称匈奴：“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马背上的射击技巧并不是一下子就能掌握的，这一技巧需要长时间的培养。运动中的射击，需要克服颠簸的影响。在战车上射击和在马背上射击是不同的，在马背上射击时，手便不能驾驭、控制马匹；马依靠惯性前行。马背上射击必须要解决驾驭和射击的矛盾。于是骑射成为一种专门技术，需要长时间加以练习才能掌握。波斯人多半出自库班地区。“库班文化”的主角应是雅利安人。公元前843年的亚述王萨尔马纳三世（Shalmaneser Ⅲ）的铭刻提及帕尔西瓦（Parsua）地区；公元前834年，亚述王又收到上述波斯地区27位“国王”交来的贡赋。一般认为帕尔西瓦位于乌尔米亚（Urmia）湖附近。公元前八世纪晚期的亚述文书提到帕尔舒马士（Paršumaš）地区，位于今苏莱曼尼亚（Sulaymaniyah），即埃兰的西北部。波斯人从米底亚部族分离出来是在公元前800年前后，并且逐渐向东南方向迁移。公元前714年，他们被提及是亚述君主萨尔贡二世（Sargon Ⅱ）的臣属。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占领了伊朗西南部的古代埃兰的土地，该地在新来者到达之后被称为帕尔萨（Pārsa）。这一地区大略相当于现代伊朗的法尔斯省。

内蒙古的北狄以及甘肃的小月氏是被迫游牧化的。嬴氏*Amsi、乌孙、乌氏（《史记·货殖列传》：“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当]，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史记·匈奴列传》称乌氏位于“岐、梁山、泾、漆之北”）善养马，中国的养马术出自乌人（即雅利安人Aryan）。向北迁徙的有夏后裔被迫接受骑射和游牧的生活方式成为了匈奴。《史记·匈奴列传》：“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索隐”引乐彦《括地谱》说：“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群妻，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淳维、獯粥皆昆吾*Cungur之音转。将昆吾*Cungur之昆*cun的词尾-n置换为词尾-m后就是攻敔*Cumgur，再以na（夷、奴）置换gur'姓’就是匈奴*Cumna。攻敔（句吴）出自周室为姬姓，这表明周人*Cuna其实和匈奴同种，他们都是白狄胡人*Coni/夏人*Cani。殷（即雅利安）人将复合弓（弓*gomb/bow）带到了中国。弓gōng居戎切（见东）'射箭的武器；支撑车盖的弓形木架；弯曲；旧时丈量地亩的工具和计算单位，五尺为一弓即一步，三百六十弓为一里，二百四十方弓为一亩’，越南语cung；波斯语kamān'弓’，阿拉伯语qaws'弓；弧；拱’；拉丁语arcus'弓’。虹hóng户公切（匣东）/jiàng古巷切（见绛）'彩虹；在词赋中比喻半圆形建筑物为虹’、hòng胡孔切（匣董），越南语hồng，虹为弓之音转（声母由见母音转为匣母或韵母由东韵转为绛韵）；彩虹似弓，因此可以弓去指彩虹。古英语boga'bow弓，rainbow彩虹’＞中古英语bǫue、bǫwe＞早期现代英语[boU]＞现代英语bow[boU]。古英语boga即汉语的弓、虹。从古英语boga看，弓出自蒲类*Bari、Magi（貊）。美地亚弓在古代西方最为出名；复合弓出自美地亚的Magi部落。Magi部落也就是马（族）部落可能是骑射的发明者。骑射伴随着游牧化的扩展而兴盛起来。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匈奴习俗时说：“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鋋chán市连切，禅母仙韵；yán以然切，喻母仙韵；《集韵》《韵会》时连切，音单。《说文》：小矛也。《扬子方言》：“五湖之间谓矛为鋋”《汉书·晁错传》：“此矛鋋之地也”注：“师古曰：'鋋，铁把短矛也’”“集解”引韦昭曰：“鋋，形似矛，铁柄。”“索隐”引《埤苍》云：“鋋，小矛铁矜”小矛铁矜，一种铁把短矛。但是铁在古代相当珍贵，匈奴人不可能奢侈到以铁作矛柄，一定是以铁作矛头。塔西佗称日耳曼人“他们没有剑和长矛，都使用一种短矛，他们称这种短矛为'夫拉矛framea’，它带有一个狭而尖的铁头，非常轻便，因此，不论在短兵交接或长距离交战时，这种武器都能适用。骑兵的装备就是一支夫拉矛和一面盾牌；步兵除此以外还有一束可供投掷的标枪。步兵每人带着不少的标枪，赤裸着，或顶多披上一件轻便的外衣，将标枪投掷得极远极远。”（《日耳曼尼亚志》第6节）日耳曼人作为短矛的夫拉矛就是匈奴人的小矛铁矜之鋋。霍去病墓前“马踏匈奴”塑像中倒地的匈奴右手刺向马左前腿后面肋部的正是短矛。《史记》未提及匈奴兵器中有剑。东汉画像砖上“胡汉交战图”中的胡人挥舞的是环首刀而不是剑，也表明匈奴没有剑。犹如马刀是近现代骑兵的标准配备一样，环首铜刀也是匈奴骑士的标准配备。作为骑兵，马刀的作用超过长剑；因此拥有了马刀的匈奴不再装备作用相仿的长剑。弓矢是匈奴主要的、首要的武器，并且成为匈奴的特征，被称为“引弓之民”。匈奴之匈可视为是弓的音转，匈奴可释为弓奴（人）。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和凯撒的《高卢战记》都未提到日耳曼人的武器中有弓箭。《高卢战记》卷一46提到日耳曼人的骑兵向凯撒投射矢石：“阿里奥维司都斯的骑兵，正在走近那土墩，朝我们靠拢，并向我军投射矢石。”似乎表明日耳曼人也使用弓矢。日耳曼人同匈奴人一样擅长于马上作战。凯撒说：“日耳曼人练习有素的战术是这样的：他们大约用六千骑兵，配备了同样数量的极敏捷、极勇敢的步兵，这些步兵都是骑兵们为了自身的安全，各人挑一个，从全部军队中选出来的，在战斗中跟他们配合在一起，骑兵撤退时就退向他们那边去，如果发生什么紧急情况，他们也很迅速的冲向前接应，有人受重伤从马上跌下来，他们便立在他四周团团围住保护他，如果需要前进得更远或撤退得更迅速时，他们的速度也练得非常之快，只要攀着马鬃，就可以随同骑兵一起进退。”（《高卢战记》卷一48）凯撒最看重日耳曼人的骑兵，凯撒曾不惜将罗马军团指挥官、罗马骑士以及留用老兵的马都拿出来配置给日耳曼骑兵，并用这些日耳曼骑兵来对付维钦及托列克斯的高卢骑兵（《高卢战记》卷七65-70）。

匈奴并不是塞人，匈奴和塞人是有区别的。据《史记》记载，匈奴有奇畜骆驼、驴、骡，而西方史籍中的斯奇提亚人并不蓄养这些奇畜。斯奇提亚人以车为家，而匈奴则居穹庐。《史记·匈奴列传》：“汉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庐而卧。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取其妻妻之。无冠带之饰、阙庭之礼。’”可知匈奴居于穹庐。阿米安努斯·马尔塞来努斯（Ammien Marcellin）称匈人：“他们居无定所，没有炉灶，或休闲，或采取定居方式，总是从一个地方迁居到另一个地方，就象亡命之徒一样，总是带着车子，他们就生活在车上；在车上，他们的妻子为他们缝制丑陋的衣服，在车上她们与自己的丈夫同居，生孩子，把他们抚养到成年。如果问他们的后代，没有一个能告诉你，他从何处来，因为母亲怀他的时候是在一个地方，出生地离那里很远，把他抚养长大的地方就更远了……他们穿麻布衣服，或用老鼠皮缝在一起做的衣服，他们在家里和外面穿同样的衣服……他们戴一种圆帽，用羊皮保护他们多毛的腿；他们不用鞋楦制出的鞋子使他们无法步履轻捷地走路。”这一生活方式完全和斯奇提亚人一模一样。希罗多德称斯奇提亚人“他们的家就在车上”“他们又是精于骑射之术的”（《历史》卷四46）。不用鞋楦制出的鞋子即软靴，软靴是突厥和胡人的日常用品。东汉画像砖《胡汉交战图》中的胡人均是长鼻、头戴圆顶帽、佩戴或挥舞着环首弯刀。胡人所戴的这种圆顶帽被称为“浑脱帽”，这种帽和现代连在衣服（特别是风衣）的帽子相似。胡汉交战图中的胡人、看不到头发和胡须，脸上无胡须说明其是剃须的。《发现之旅2》“消失了的塞西亚人”（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2月）P207高鼻大眼，胡须浓密（未剃须），短披发至颈或长披发至后背，有的头上缠有束头带，圆锥尖帽和匈奴浑脱帽相像、皮质或铜质，腰间束腰带为一较宽软带（并非皮带），腰带左腰处悬挂一似现代手枪枪套的箭盒、箭盒内盛有一把弓，腰带上并没未见到金盏或牌饰，右边全副武装的战士正为左边未戴帽的战士绑腿。

鬼方被迫游牧化变为马背民族后，三脚器皿由于不便于携带纷纷消失，个别三脚器皿则转化成新器皿。铜鋀就是由三脚器皿转化来的新器皿。铜鋀是北方畜牧、游牧民族特有的器皿，口外有双耳，便于携带。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铜鋀是北京延庆西拨子窖藏出土品，体近筒形、大口、圜底、口外附双环耳，耳上有小乳状突。据同墓出土的其他器物断定，其时代约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怀来甘子堡八号墓中出土的一件高圈足铜鋀，鼓腹、圜底、下接高圈足，口上附双环状耳。据与此件铜鍑伴出的三穿戈判断，其时代相当于春秋晚期。与甘子堡铜鋀造型近似的铜鋀，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宁夏同心、陕西延安和榆林地区都有出土。在鄂尔多斯补洞沟墓出土的铜鋀，一种是简单的环状耳、器身瘦高，另一种是方形耳、耳上有三个凸起。根据吉林出土的同类器看，其时代相当于东汉时期。方形耳上的三个凸起，后来发展成三个乳突形式，如和林格尔另皮窑村北魏早期鲜卑墓中出土的铜鋀。美国埃尔迪·米克洛什兹通过对整个欧亚草原大量的匈奴铜鋀的考察，认为越往西北方向走，鋀耳上的乳突越大。到叶尼塞的图瓦地区，乳突变得更大，好像突起的手指。这些发现说明了北方民族的铜鋀最早在山戎文化中出现，以后随着游牧化的发展而广泛流行。从鄂尔多斯至中欧匈牙利广大地域内发现的大量铜鋀，其铸造方法和器物特征均相同。说明匈奴即使在西迁过程中，仍保持着自身的特点。凯尔特人的青铜巨爵从形制上也应算作铜鋀。1953年1月，考古学家雷纳·乔夫罗伊在法国东部勃艮第省的维克斯发现了一个凯尔特人坟墓。墓主为女性，大约死于公元前480年左右。出土的财宝中，最珍贵的是一只重达400磅，高达5英尺的青铜巨爵，从它精细的修饰来看，显然是出自希腊人之手（《凯尔特人 铁器时代的欧洲人》P50）。这只巨大而有精美的青铜巨爵，基本保持了铜鋀的形状，只是双耳进行了希腊化处理，但总体上仍不失为铜鋀。斯基泰人的青铜大釜大概也是铜鋀。斯奇提亚的埃克撒姆派欧斯（Exampaeus为斯奇提亚语，意为'圣路’）地区“在这个地区有一个青铜大釜，这件铜器比克列姆布洛托斯的儿子帕乌撒尼亚斯呈献并安置在黑海入口处的那个大釜要大六倍。对于还没有见过这件铜器的人，我要给他说一说：斯奇提亚的青铜器可以毫不费力地容纳六百安波列乌斯（约五千四百加仑），它有六指的厚度。”（《历史》Ⅳ81）斯奇提亚著名的苦泉也在埃克撒姆派欧斯地区。如此巨大的青铜大釜只适宜容纳液体。

铜鋀是由三足圆鼎转化而来。三足圆鼎的三足实化为基座就变成铜鋀；或者三足圆鼎的三足简化掉，然后放在独立的基座上。前者（釜与基座联铸）只能是调酒钵，后者则是大锅。迈锡尼线文B中表示三足鼎的象形字符极似中国商周时期的青铜三足圆鼎。迈锡尼语的三足鼎ti-ri-po-de简化为希腊语的tripode、现代英语的tripod。ti-ri-po-de＞*ti-ri-po＞*ti-po＞*tip＞*tim则是汉语的鼎。迈锡尼人的三足鼎和中国三足圆鼎是有区别的。在“最后宫殿时期”的克诺索斯“武士墓”出土的整套青铜器皿（《寻找迷宫——神话、考古与米诺文明》P243）中的三足鼎的鼎足是从容器（圆锅）的上部伸出，中国三足圆鼎的鼎足则从容器的底部伸出。希罗多德《历史》记载埃及的由希腊人和卡里亚人组成的外国雇佣军对合酒钵的使用：“在这之后，他们就拿出一只合酒钵来，把它放在两军之间的地上，随后他们便把帕涅司的儿子领来，一个一个地在钵跟前，斩断了他们的喉咙。当帕涅司的最后一个儿子被杀死的时候，钵里又搀上了酒和水，所有的雇佣兵每人饮了一口血之后，立刻便出战了。”（《历史》卷三11）铜鋀其实就是一只合酒钵，其用途就是调酒。叶尼塞河右岸米努辛斯克地区的岩画中形象地揭示出铜鋀的用途。中间一人用手握着鋀耳，嘴衔一只上翘的弯管；弯管的另一头垂直伸入铜鋀正中、接近鋀底。图中人物显然在吮吸铜鋀中的液体。图画左边出现了马（或狗）拉雪橇。另一幅岩画画的是村落集会场面，画中有各种姿态的人和闲散的牲畜，铜鋀放在毡帐外面。整个画面犹如今日蒙古民族的那达慕大会一样壮观。

最早的铜鋀形象出现在克里特岛南方的哈吉亚·特里阿达遗址。该遗址离费斯托斯（Phaistos）宫殿很近，在“新宫殿时期”是座豪华别墅，可能是费斯托斯君主们的夏宫，公元前15世纪中期遭废弃。公元前14世纪初，这里又成为迈锡尼入侵者的居民点。考古学家在一座被盗掘的陵墓里发现一口彩绘石棺，年代在公元前14世纪初。石棺四壁涂灰膏，上绘彩色壁画。石棺的两个长侧面即A面和B面的壁画，描绘的是宗教祭礼题材。A面壁画（《寻找迷宫——神话、考古与米诺文明》P364）左端是夹在两根立柱间的铜鋀；每根立柱上各插一柄双面斧，斧上各栖一鸟，可能表示神明变作飞鸟摸样降临祭礼现场。一位穿长裙的女子正将小铜鋀中的液体倒入铜鋀内，她显然在行奠酒礼。她身后是位穿长袍戴冠冕的女祭司，女祭司挑着两个盛满液体的铜鋀。一位穿长袍的男子（深红皮肤表明其性别）正在弹奏里拉。B面壁画（《寻找迷宫——神话、考古与米诺文明》P365）的中央是一头绑缚在祭桌上被祭杀的公牛，颈部涌出的鲜血正滴落在桌子下面的容器中。容器的双耳在容器上端两侧，有人认为祭桌下接公牛血的容器是一种奠酒礼用的漏斗形“雷顿”，其下半部嵌入地下，公牛的血经“雷顿”底部的小孔渗入地下，供冥界亡灵饮用。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就有类似的祭亡灵场面：英雄奥德修斯杀死黑羊，将羊血渗入地下，以祭祀下界亡灵。从容器的形状上看，该容器当是A面女祭司所挑之铜鋀。

根据考古资料，在周代我国北方青铜器文化，除了鄂尔多斯文化和其发展演变为匈奴青铜器文化，还有夏家店上层和山戎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以最早发现于赤峰市夏家店遗址上层而命名。该文化遗址已发现数百处，分布范围北至西拉木伦河以北的广阔丘陵、沙漠和大兴安岭山脉南段东麓，南至燕山（未过燕山），东至辽河，西至张家口一带，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布大体相当。从地层关系看，它的遗址在北部西拉木伦河一带多单独存在，文化堆积不太丰富；在中部和南部，独立存在的遗址较少，多与夏家店下层文化和燕国燕文化相互叠压，燕国文化在上，夏家店下层文化在下，夏家店上层文化居中。它存在的年代，当于西周至春秋。夏家店上层文化虽然与夏家店下层文化有一定的关系，但却没有明显的继承性和连续性。根据承德、唐山、张家口等地遗址的发掘，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器物以夹沙粗红陶为主，器形有双耳高尖足筒腹鬲、盆、豆、钵等。遗址中出土的椭圆柱状、扁平穿孔等十多种不同形制的石斧是这一文化的重要特点。另有半月形石刀、蚌刀、骨镞、匕、针、野猪牙、贝和猪等家畜骨骼出土。滦平苘子沟发掘土坑墓七十余座，出土文物千余件。其中六座墓以奴隶头骨或一马、二马和一狗殉葬，墓中出土了铜、骨、玉、石装饰品和青铜工具武器等。死者颈下多佩带鄂尔多斯青铜器，有蹲踞虎形、蛙形、羊形等动物形象的牌饰和各种形制的短剑、铜泡等，反映了这种文化与草原游牧民族文化的联系”（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三十年来的考古工作》，《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夏家店上层文化，一般认为是属于周时的肃慎、山戎和东胡的文化。鬲和猪骨骼的出土排除了夏家店上层文化为东胡（乌桓、鲜卑）文化遗存的可能。但宁城南山根3号墓出土的铜环，环周铸出双人骑马追兔的场景。其中一人骑马追逐正在奔跑的兔子，另一人骑着马迎面跑来，形象而逼真地描绘了骑马围猎的场面。上述南山根石棺墓出土的衔、镳联铸的马衔和铜环铸出的骑马形象，说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人群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已掌握了“骑射”。

北方群狄在公元前531年和晋人在太原大战时尚未使用骑兵，这表明中国的北狄此时尚未掌握骑射技术或者掌握了掌握骑射技术但尚未将骑射用在战争上。整个《春秋》没有一处提到戎狄的骑射，胡人骑射当是在春秋以后才出现的。《国语·齐语》载齐桓公“遂北伐山戎，荆令支、斩孤竹而南归”。《管子·小匡》又说齐桓公（公元前685～前643年）“救晋侯，禽狄王，败胡貉，破屠何，而骑冠始服”。《管子》成书年代晚于《春秋》，此处的“骑冠”应是赵国“胡服骑射”后对北方诸狄的称谓。如果在公元前7世纪以前，长城地带的北方民族已以骑射见长了，那为何群狄在与晋的战争中未使用骑兵呢？答案只能是北狄尚未掌握骑射技术。胡人掌握骑射技术很可能是在春秋以后。北狄一旦掌握了“骑射”并用在战争上，新兵种——骑兵就诞生了。骑在马背上作战，具有极大的机动性和突击力，其快速移动的能力在古代是无与伦比的。

马匹进入北狄中的时间较晚。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化的典型代表朱开沟遗址中未发现马骨。在朱开沟遗址的发掘中，获取各种动物碎骨999件。经北京大学考古系黄蕴平老师鉴定，其动物种类以家畜为主，野生动物较少，计有猪、绵羊、牛、狗、马鹿、狍、青羊、双峰驼、獾、豹和熊等。最可值得注意的是朱开沟遗址的动物碎骨中未发现马骨，这表明朱开沟文化没有马匹。朱开沟文化早期（距今4200年）生态环境属于森林草原景观，墓葬中殉葬的家畜只见猪下颌骨；中期（距今4000～3800年）已属于灌丛草原环境，墓葬中殉葬的家畜中羊下颌骨增多；晚期（距今3500年前后）已接近典型草原环境，墓葬中殉葬的家畜只见羊下颌骨，畜牧业文化逐渐取代了农业文化。朱开沟地区经历了从农业向牧业的转变，最主要的原因是气候使然。气候环境变得不适宜于农业生产。“也就在这时出现了代表畜牧业文化的标型器——鄂尔多斯式青铜短剑和铜刀。”在现代人看来鄂尔多斯式青铜短剑和铜刀是北方诸狄的标准武器，它似乎带有草原文化的因素。犹如马刀是近现代骑兵的标准配置一样，现代马刀的前身环首青铜弯刀倒可视为骑士的标准配备。匈奴虽然使用环首弯刀作为骑士的标准武器，但东胡却选择长剑来装备骑兵，戈尔迪乌姆浮雕上的骑兵的主要武器则是矛。鄂尔多斯式青铜短剑和铜刀并非马上民族的标型器，随葬的马具、马匹才是马上民族的标型器。朱开沟文化没有马匹，却拥有双峰驼。匈奴奇畜骆驼源自朱开沟文化。骆luò来铎，越南语lạc；驼tuó定歌，越南语đà。支谶译cak为作（精箇、精铎），支谦译maḥ（P.mak）为莫（明铎）；骆可还原为*lak或*rak。支谶译（v）ta、（v）tā、（v）tṛ、（v）tna、（v）tha、（v）thā、dā、dya、dhar、dhā、安世高译dra、（v）dha、康孟祥、竺大力译（v）da、康僧铠译tar、支谦译trā、di、竺律炎译ḍā、dvā为陀（定歌）；驼可还原为*da、*dha、*dhar、*ta、*tar。骆驼可还原为*lak（或*rak）-dhar、*lak（或*rak）-tar等。人类最早驯养骆驼的地方是土库曼斯坦（Turkmenistan）南部。骆驼一词颠倒后为驼骆*dhar（或tar）-lak（或rak），若将lak（或rak）解释为勒（意为王）或维语luk'…之地’，驼骆*dhar（或tar）-lak（或rak）意为*dhar（或tar）王或*dhar（或tar）之地。骆驼可能是*dhar（或tar）人从土库曼斯坦（Turkmenistan）南部带到朱开沟文化中的。朱开沟文化是一个拥有骆驼而没有马匹的奇特文化，它的成员中可能杂有tar人。在朱开沟遗址中，除M1040为男女合葬外，其他三墓均是单人仰身直肢葬。M1040为竖穴土坑墓，男性仰身直肢，居右；女性侧身屈肢，居左，面向男性；其葬式与三、四阶段男女合葬墓相同。这4座墓的时代应属第五段，相当于商代前期（公元前15世纪左右）。

马匹在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化中出现的时间较晚。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化毛庆沟类型遗存殉牲中有马。毛庆沟早期墓葬相当于春秋中晚期，均是东西向的竖穴土坑墓，死者头向东。流行殉牲习俗，其种类有马、牛、羊。随葬品除1-2件陶器外，均是随身佩戴的兵器、生产工具和装饰品，有短剑、镞、戈、铜（铁）刀、鹤嘴斧、带扣、铜环、各种鸟纹饰片、铜扣饰、连珠状铜饰及大型虎纹饰牌等。尤以带扣和各种饰牌组成的腰带饰最为典型。殉马的出现，表明马匹已进入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化中，这是特别重要的。狄人注重于腰带上的装饰，从毛庆沟发现的完整腰带看，无论是鸟形饰牌、双鸟纹（云纹）饰牌、联珠状饰和梅花状小铜扣，均整齐地装饰在腰带上。比较讲究的腰带，在腰前还佩带大型虎纹铜饰牌或铁饰牌，这就是后来盛行的“胡带”的重要构件。新疆且末（维语Sarmadana）县扎滚鲁克墓地主人就有佩木腰牌的习俗，腰带上的铜饰牌（或铁饰牌）源自木腰牌。*Sarmada人佩带木腰牌的习俗演变为佩带铜饰牌（或铁饰牌），鲜卑*Sarbi无疑就是*Sarmada人。

在距今2500年（公元前510年）前后全球气候又逐渐变暖时，马上民族进入了岱海地区，如毛庆沟墓地即是。但随后农业民族亦来到了岱海地区，这就是毛庆沟墓地和饮牛沟墓地所反映的北方民族逐渐融合于农业民族的事实。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占有岱海地区之后，即战国时期至汉代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铁器被广泛地使用到农业生产中去后，人类能够截水灌田，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从战国早期开始，除了东西向北方民族墓之外，又出现了南北向的长方形土坑墓。南北向土坑墓中的死者头向北，随葬品中除了1件被拆断的带钩外，别无它物。值得注意的是，到了战国晚期，这种南北向墓主要分布于墓地的中心位置，而东西向墓则分布于左右两侧。南北向墓出土的带钩与中原地区同类带钩一致，说明南北向墓是农业民族墓。这种两种类型墓葬交错分布于同一墓地的情况，反映出两个民族杂居与融合。战国晚期至汉初，从饮牛沟墓地所反映的情况看，虽然也是上述两种类型的墓同葬于一个墓地，其早期尚能分出两类墓葬的葬俗不同，其晚期除了墓坑形制仍保存各自的传统外，其他随葬品已无法区分。殉牲习俗已消失，改变为以猪、羊肉随葬的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南北向墓不仅随葬猪肉，也随葬羊肉，而东西向墓也随葬猪肉。可以看出，北方民族已经汉化。

北狄是在公元前541年被晋打败以后到赵武灵王实施“胡服骑射”（公元前307年）之前的这段时间跃上马背成为马上民族的。中国北方的定居文化在马上民族的进逼之下纷纷消失。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消失就是马背民族乌桓*Avar的侵入造成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以石块（石板）垒砌的长方形葬具最有特色。头向多朝东，仰身直肢为主，侧身葬很少。流行殉狗的习俗。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有大型石椁木棺墓、小型石椁木棺墓、石棺墓和木棺墓四种，等级分明。夏家店上层文化拥有房址。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房址，按建筑形式，分为窖穴式、半地穴式和地面建筑三种。半地穴式有圆形和长方形，墙一般用石头垒砌，居住面经夯实，室内有石砌灶址，地面正中有柱洞，有的房址周围亦有柱洞。其他两种形式的房址与此大同小异。在克什克腾旗龙头山遗址的中心，还发现了石头垒砌的围墙，围墙之内有较厚文化堆积和墓葬，可能与祭祀有关。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陶器组合和大量定居遗址的发现看，该文化并不是游牧文化。田广金、郭素新《内蒙古长城地带不同系统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区域及相互影响》一文认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年代下限，可能为燕筑长城的时间。燕筑长城的年代，一般认为在公元前400年间。”（《北方考古论文集》P119）筑长城的目的是抵御机动性很强的骑兵。晋、燕筑长城抵御北狄、山戎，是在北狄、山戎拥有机动性极强的骑兵之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消失是马上民族造成的。掌握了骑射技术的游牧民族（乌桓和鲜卑）渗透、扩散到夏家店上层文化区。夏家店上层文化被真正的游牧文化所取代。夏家店上层文化消失的时间正是掌握了骑射技术的游牧民族进入这个地区的时间，也是该地游牧化的时间。拥有定居点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变成了居无定所。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消失意味着另一个新文化的到来。新来的文化叫游牧文化。这一新文化的特征是居无定所，逐水草而居。这一新文化掌握了骑射技术，拥有骑兵，具有极高的机动性。夏家店石雕人面为蒙古人种，大鼻、高颧骨、眯缝眼。一般认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年代为公元前1000-前300年。夏家店上层文化是在赵国胡服骑射后才彻底消失的。这表明马上民族是逐渐征服和取代夏家店上层文化的。

西北的沙井文化和卡约文化亦是在马上民族的侵入之下消失的。1923年安特生的助手在腾格里沙漠边缘地带的民勤县征集到了一批彩陶和铜器，并在沙井东墓地发掘到陶器和铜器。1924年夏季，安特生结束了洮河流域的考古调查之后，为了寻找仰韶文化与青铜文化的缺环，又继续西行。在民勤县柳湖村、沙井子、黄蒿井以及永昌三角城等地进行了详细的考古调查，并在沙井南发掘了53座墓葬，出土彩陶双耳圜底罐等器物，其中的连续水鸟纹尤为独特，不见于其他彩陶文化。由于此前发现铜器，安特生将它列为甘肃远古文化“六期”之末，称为沙井期。1948年裴文中先生带领西北地质考察队赴甘肃、青海考察，调查了民勤县柳湖墩、沙井东和永昌三角城等遗址，新发现了一些同类遗存，并首次提出沙井文化的命名。沙井文化的中心区域在腾格里沙漠的西部、西南部边缘地带，即武威、金昌一带，向东南延伸可达永登、兰州附近。据碳测年代数据表明，上限为距今3000年左右，下限为距今2500年左右（即公元前1000年-前500年左右），大体相当于西周中期至春秋晚期。沙井文化的房屋均为平地起建，呈圆形或椭圆形，门向东或东南，房内有灶、火塘和地炉。房屋附近分布有窖穴，为平底圆筒状。房屋表明沙井文化并非游牧文化。沙井文化的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陶质较粗糙，均为手制，器型较小，多单耳罐、筒状杯和双肩耳圜底罐。沙井文化的墓葬排列密集，一般大墓位于墓地中心，小墓分散四周。墓的形制以偏洞墓为主，竖穴土坑墓次之。葬式多仰身直肢葬，头向东北。随葬品以铜牌、铜泡和铜刀等装饰品为主，陶器较少。铜器器型丰富，有铜刀、铜泡、铜连珠形饰、铜管、铜坠和铜铃等，形制多与鄂尔多斯青铜器相似。从出土的器型和墓葬中殉葬的牛、马、羊骨看，强烈地反映出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以畜牧业为主，农业、手工业不占主导地位。沙井文化的中心在河西走廊的民勤、永昌和古浪一带。沙井文化是甘肃年代最晚的含有彩陶的古文化，也是我国最晚的含有彩陶的古文化，它最后随着东进的游牧文化的驼铃声消失在沙漠戈壁之中。沙井文化消失的时间（公元前500年左右）应是掌握了骑射技术、拥有骑兵的马上民族进入该地区的时间。

卡约文化是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文化。是因1923年发现于青海湟中卡约村而得名。年代约当公元前900-前600年。主要分布在甘肃境内黄河沿岸及其支流湟水流域。该文化居民以从事农业为主。多见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也有土洞墓。卡约为藏语，意为山口前平地。卡约文化是青海省古代各种文化遗址中数量最多、分布范围最广的一种土著文化。东起甘青交界处的黄河、湟水两岸，西至青海湖周围，北达祁连山麓，南至阿尼玛卿山以北的广大地区均有分布。湟水中游的西宁盆地，遗址最为密集，显然是其分布的中心地带。卡约文化发现粮食（粟和麦类）和较多的牛、羊、马、狗等家畜骨骼。卡约文化以定居农业为主，畜牧业占有很大比重，狩猎和采集活动也是生活来源的重要补充。在一般常见的三件陶器中，一件放粮食、一件放肉、一件放水。在男性墓葬中随葬铜刀、斧、戈、矛以及石、骨、铜质的箭头、箭箙等物。女性墓葬中则常见骨针、骨管（针管）、石纺轮等物。拥有骑兵的马上民族进入该地区应是卡约文化消失的主要原因。

马上民族抵达中国，还反映在秦、赵、燕三国的拒胡长城上。秦、赵、燕筑长城拒胡是因为胡人已经掌握了骑射，已经拥有了速度极块、机动性和突击力极强的骑兵部队。骑兵这一新兵种已对秦、赵、燕三国构成严重威胁。秦、赵、燕三国筑长城以拒胡是在胡人骑兵形成威胁之后。《史记·匈奴列传》：“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其后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与荆轲刺秦王秦舞阳者，开之孙也。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周郝王四十五年（公元前270年）义渠为秦所灭，秦因置陇西、北地、上郡。秦“筑长城以拒胡”的时间是在秦灭义渠之后，大致在公元前270年。秦置北地郡治义渠（今甘肃西峰市），西汉移治马岭（今甘肃庆阳西北），东汉移治富平（今宁夏吴忠市西南）。辖今宁夏贺兰山、青铜峡、山水河以东及甘肃环江、马莲河流域。东汉末地入羌胡。今地图中定边、盐池、银川、青铜峡、景泰（皋兰）境内的长城当是秦长城的一部分。

赵武灵王于十九年（前307年）始改兵制，行胡服骑射。二十六年（前300）破中山，攘地北至燕、代（今山西北部），又西北拓地至云中、九原（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至乌加河地区）。于是，下令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今内蒙古大青山、乌拉特山）而西，直抵大河（今内蒙古乌加河），至高阙（《正义》：“《地理志》云，朔方临戎县北有连山，险于长城，其山中断，两峰俱峻，土俗名为高阙也。”其地约在今临河县北的大狼山山谷）为塞，而置代郡、雁门、云中郡，以防匈奴南下掳掠。为了专门经营西北，次年，他让位于其子惠文王何，自号主父。惠文王二年（前297年），主父出代，至西河（今山西、内蒙古间之黄河），破楼烦王而致其兵。

秦开质于东胡，一般认为是在燕昭王（公元前311-279年）之时。秦开为“与荆轲刺秦王秦舞阳”之祖父。荆轲刺秦王发生在燕王喜二十八年（公元前227年）。司马迁记载燕国是在秦开大破东胡之后“亦筑长城”。有一种看法是秦开于燕昭王十二年（公元前300年）大破东胡，并于公元前290年前后，修建了燕长城。

魏国的河西长城是魏惠王（公元前369-前319年）在位时，利用西部边境上洛水的堤防扩大而修筑的，南起今陕西华县华山北麓的相元洞，达内蒙古的固阳。魏国的西长城主要是防备秦国。中山国长城筑于赵成侯六年（前369年），位置在今河北、山西交界地区。中山国长城是为了防御西南赵、晋的侵扰而修筑的。

面临骑兵这一新兵种的威胁，处在马上民族和秦国之间的义渠选择了筑城自守。《史记·匈奴列传》：“其后既与韩、魏共灭智伯，分晋地而有之，则赵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与戎界边。其后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蚕食，至于惠王，遂拔义渠二十五城。”义渠分布在岐山、梁山、泾水、漆水之北，在今甘肃合水、正宁、环县、宁县、泾川等县地。春秋时，势力强大，首领自称王。周郝王四十五年（公元前270年）义渠为秦所灭，置义渠县，属北地郡；东汉末废；故城在今宁县西北。西汉时部分居河西。其遗民有用以为姓的，如汉昭帝时的义渠安国。“索隐”引韦昭云：“义渠本西戎国，有王，秦灭之，今在北地郡。”似乎义渠为西戎。但《史记·卫青传》附传云：“公孙贺，义渠人，其先胡种；贺父浑邪，景帝时为平曲侯。”据此，义渠而为胡种，则义渠为胡可知。又《秦本纪》：“惠文君初更七年，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公孙衍传》云：“义渠君朝于魏，犀首谓义渠君曰：'中国无事，秦得烧掇君之国；有事，秦将遣轻使重币事君之国。’其后五国伐秦，秦乃以文绣千匹、妇女百人遗义渠君。义渠君曰：'此公孙衍之所谓耶！’乃起兵伐秦，大败秦人李伯之下。”《六国表》五国攻秦叙于惠文君初更七年，与《本纪》合，则《本纪》之匈奴当即《犀首传》之义渠。彼此互稽，则义渠实即匈奴也。义渠既灭，其未北走者，乃同化于汉，改姓公孙氏，公孙贺、公孙敖皆其苗裔也。

义yì疑寘，越南语nghĩa，王力《同源字典》ngiai；渠qú群鱼，越南语cừ。安世高译gān为颜（疑删），支谦译kin、kī为翅（审寘）、译（v）ba为陂（帮支、帮寘），支谶译pre为薜荔（来寘、来霁），支谦译ri、lā、li、康僧会译re为离（来支、来寘、来霁、《集韵》彻知）；义可还原为*gi或*ge、甚或*ga。后汉三国时期，梵语g-通常译为群母；牟融译（c）cha、支谦译sa、（v）sa为车（穿麻、见鱼），支谦译（v）dha为屠（定模、澄鱼），王力《同源字典》鱼部为a；渠可还原为*ga。义渠可还原为*giga、*gega、*gaga等。义渠*gaga（或*giga、*gega）中的后缀-a为阴性后缀，词根*gag与German的词根Ger相对应，两者都出自羯*Car。*gag还演变为后来阿拉伯-波斯地志中的Gog。*gag还可和貉*kac、月氏*Goti（即哥特）相比对，*giga、*gega可和姬*ke/*ci相比对。面临游牧化浪潮，行火葬的义渠选择了筑城自首。义渠抵御游牧化的深层次原因是，游牧地区比同样面积的农业地区养活的人口少许多；人口密度较大的义渠如果被游牧化将无法养活现有人口；义渠只能抵御游牧化。义渠抵御住了游牧化浪潮，但在它的西面的月氏却在乌孙的压力下变成了马上民族。在中国西部传播骑射技术的马上民族是乌孙（以及乌氏）。从亚洲Asia一名出自乌氏*Asi来看，乌氏*Asi（包括乌孙、乌桓）也就是马（*Marc）部落无疑是欧亚大草原游牧化的主角。马（*Marc）部落在历史上被称为雅利安（Aryan=殷人）和阿尔泰夷（Artaei，古代波斯人的自称）。

半农耕半游牧向游牧的转化是需要条件的。在东方，义渠成功抵御住了游牧化浪潮。无独有偶，在西方，日耳曼人也抵御住了游牧化浪潮。日耳曼人居住在用圆木搭建的房屋中，而未采用Scythians人以车为家、匈奴（以及乌孙、乌桓、鲜卑等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以穹庐为家的习俗。可能正是对房屋的依恋以及对农业的依赖使日耳曼人保持了自己的半农耕半游牧经济形态。

Čik民族

鄂尔浑第2碑东侧第26行，HI60-61“altï ottuz yāšïma čik bodun kïrkïz birlä yagï boltï”。其意义为：“在我26岁时，奇克（čik）民族与黠戛斯人变成了敌人”接着是对叶尼塞河上游（剑河，Käm）地区一次胜利军事行动的记载。此处提到的毗伽可汗的“26岁”相当于公元709年，此年，蒙古地区的突厥人向位于叶尼塞河上游、地处曲漫山（Kögmän，相当于唐努乌拉山）之北的图瓦（都播）发动了进攻，进攻黠戛斯人的盟友绰人（Čik、Čikšin/Čikšim）并平定了该地区。这很可能就是叶尼塞河上游采纳突厥语字母和碑铭突厥共同语的出发点。“čik bodun kïrkïz”被路易·巴赞释读为“奇克（čik）民族与黠戛斯人”，并认为Čik是黠戛斯人的盟友绰人（Čik、图瓦第13号碑铭作Čikšin/Čikšim）。绰chuò穿药，越南语xước；牟融译（c）cha为车（穿麻、见鱼），康孟祥、竺大力译chaṇ为阐（穿狝）；绰可还原为*chuk、*cuk，与绰人对应的应是Kögmän。路易·巴赞认为坚昆和结骨分别代表着Kïrkun及其以-t结尾的复数形式Kïrkut，这些形式要早于另一种以-z结尾的复数后缀Kïrkïz的形式（《突厥历法研究》第118页）。“虽然黠戛斯人的名称Kïrkïz似乎确为突厥文，甚至明显是根据突厥文词根kïrk-（意为40）而形成的。他们的突厥种属却由于7世纪的汉文史料对其身体的描述而受到质疑：人皆长大、赤发、皙面、绿瞳。这些'北欧人’的特征确实与'西域’类型的人，甚至是与'蒙古种人’（人们一般都把他们归于古突厥人）形成了鲜明对照。”（《突厥历法研究》第119页）。犹如突厥Turkut（蒙古语突厥的复数形式）为突厥人自称Turk缀加蒙古语的复数后缀-ut，结骨Kïrkut确实可以视为Kïrk缀加蒙古语的复数后缀-ut。在唐朝时期，蒙古民族并未形成，蒙古语的复数后缀-ut应出自突厥语的某一方言。中亚地名（或族名）普遍带有舌根音尾，Turk、Kïrk中的-k是同样性质的后缀，这个-k或出自苏美尔语的ki'地’（演变为阿卡德语地域名称之后的地域指示符KI）或汉语的家*ka；Turk、Kïrk的真正词根是Tur、Kïr。Kïr与汉语的鬲、坚相对应，kïz则与汉语的昆（即君）对应；kïz和昆皆是啜čor（和沙皇tsar=car'同源）之音转。Kïr、Čik和梵语支那Cīna（中国）之Cīn相对应。Čik和Cīna的关系，在阿拉伯语的Djikil（汉人）一词得到印证。费瑯《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导言·阿拉伯文外来名称的对音形式·3.突厥文和汉文腭化浊辅音č”：“汉人（Djikil）＜突厥文的Čikil”（中华书局，2001年8月，第23页）阿拉伯语的汉人（Djikil）出自突厥文的Čikil。阿布尔·伊斯哈克《书目》（公元988年）中的Djīkī被译作汉人。阿拉伯语的Djikil（汉人）即突厥文之Čikil（可解释为Čik-el：Čik国）。Kïr可视为姬*Ke/*Ci缀加流音尾-r，Čik可视为姬*Ke/*Ci缀加族名后缀-k。Čik中的-k为中亚地区的地名、族名后缀（如印度、木鹿的原文之第二音节都是开音节，但译文身毒、天竺、木鹿中的毒、竺、鹿都以-k收音），支那Cīna中的-na为东伊朗语族名后缀（实即汉语的奴、夷），Čik和Cīna相当，同为姬（见之、喻之）人的一支。支谶译ke为支（照支）、夷（喻脂）、支谦译为基（见之）、稽（见齐、溪荠）、枝（照支），支谦译ci为支。支谦译chan为秦（从真）、孙（心魂）、先（心先、心霰），越南语秦tần。在后汉三国时期，梵语c通常译为照母，没有译为从母之例。支ci当即汉语之姬。Cīna应解释为姬奴（夷）、姬人而非秦地。康僧铠译cu、康僧会译cyu、（v）ju为周（照尤）。周在上古为舌根音，汉语的通假字可以为证。“周”与“纠”古书通假，《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公孙周”，《史记·宋微子世家》作“公孙纠”，《史记·晋世家》“公子周”，《集解》引徐广曰：“一作纠”。纠jiū居黝切（见母黝韵）、jiǎo《集韵》举夭切（见母小韵），“周”在上古当是见母。周的古音可拟为*cu。周*Cu和姬*Ci存在语音交替（u＞i），姬（*ke、*ci）可视为周（*cu）之音转。周*cu缀加衬音-r即是*cur。Čik和kïr相对应，它们和日耳曼German之Ger-、凯尔特Celti之Cel-属于同一源流。有一种观点认为日耳曼German的词根Ger出自日耳曼语的'矛’。在日耳曼诸语言中，古英语gār意为'矛’，古弗里斯兰语、古撒克逊语、古高德语gēr、古北欧语geirr意为'矛，枪’。日耳曼语的这个单词和汉语的'戈’同源。Čik即鬲*cek（越南语cách、lịch）也，čik bodun即鬲族、鬲人也，日耳曼German的词根Ger同样可以视为鬲*cer。

Čik民族位于今俄罗斯的图瓦共和国。Čik这个族名积淀在图瓦地区的谢姆奇克（Xemčik）河这一名称中。图瓦文的Xem（Xäm）即古突厥文之Käm（汉译剑、谦），图瓦文Xemčik（Kämtchik）即拉施特之Kämtchigh-ud、志费尼之Kämtchih-ud。叶尼塞Iénisséï河在突厥文中做Yenisey，出自yahï čay意为'新江’。叶尼塞河上游的土著名称在古突厥文中做Käm，现行的图瓦文作Xäm，汉语译为剑河、谦河。支谦译kam为今（见侵）、译kum为金（见侵），Käm（出自Kam）除可可音译为为剑、谦外还可音译为汉语康、金。突厥原称巫为甘Ḳam，Käm亦可解释为巫。Kam还可能是汉语的江、王，特别是叶尼塞河在突厥语中意为'新江’，Käm极有可能是汉语的江。由于汉语的奄蔡*Amsā被比对为Aorsi人，-m和-r存在对转；若将Kam中的-m置换为-r，那么Kam可换作Kar。康僧铠译kar为羯（见月），Kam河亦可能是因为羯人而得名的河流。《元史》之谦州，《长春真人西游记》称为俭俭州。俭俭州“出良铁，多青鼠”。谦谦州（Käm-Kämtchiyut）这个地方为叶尼塞河上游地区，北方伸长直达安哥拉（Angara。此河的词根Ang-和盎格鲁人Angles、Angli的词根Ang-、赤狄恩屈*Engut的词根*Eng皆出自奄蔡之奄*Am。秦嬴之嬴古读也是*Am。*Am和阿比亚西徐亚人Abian Scythians（希腊语称为Abioi、Abiois、Abyos）的族名词根Abi相对应）河，东南直达色楞格河。Käm-Kämtchiyut似乎包含两条河流的名字，就是Käm河和Kämtchik河。因为拉施特在词形上作Kämtchighud，志费尼作Kämtchihud，马迦特推想这个名字包含Käm和一个部落名称Tchik（即Čik）在内，此言“谦河的赤克人”。谦谦州（Käm-Kämtchiyut）中的Kämtchiyut即KämČiy-ut当是KämČik-ut之音转，其中k音转为y，而-ut为蒙古语的复数后缀。谦河Käm又称为Oulou-Käm大谦河。乌鲁格河-喀喇河Ulug-Xem-Kara-sug：突厥语嗢禄ulug意为'大，伟大’，图瓦语之Xem即突厥语之Käm，Ulug-Xem即大谦河；Karasug通常译为卡拉苏克，sug并非'水’（古突厥语为sub，音变为回鹘文写本和喀喇汗王朝时期文献的suw，现代维语之su）而是族名'索’（越南语sách、tác）当出自塞sak，Kara-sug意为黑塞克。Sug亦可比对为Sogdi人之Sog，而Sog同样出自塞*Sak。sug更可能是鞠cuc、绰*cuc之音转。大叶尼塞河发源于萨彦岭-图瓦山原的峭壁间，小叶尼塞河发源于唐努乌拉山脉的北坡。大、小叶尼塞河在图瓦盆地的中心克孜尔城附近汇合。大叶尼塞河从左侧接纳了汹涌的克姆契克（即Xemčik）河水后，急转向北，穿过萨彦岭等山地。萨彦岭，英文作Cayan Mountain亦作Sajan或Saian，俄语作Sayansky khrebet。英文Cayan出自俄文Саяны。Cayan可解释为Ca延（即姑延）。Sajan或Saian可释为Sa延（即汉语胤），亦可能出自*Sak-an：塞克+伊朗语以族名示地名的复数属格词尾-an。西萨颜岭群山将哈卡斯自治区的阿巴坎-米努辛斯克（Abakan-Minusinsk）和更靠东部的位于叶尼塞河上游的图瓦自治区（唐努-图瓦故地）分隔开。

剑（谦）河在《后汉书》中是以“甘微河”一名出现的。《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云：“永元元年（89年），以秉为征西将军，与车骑将军窦宪率骑八千，与度辽兵及南单于众三万骑，出朔方击北虏，大破之。北单于奔走，首虏二十余万人。事已具《宪传》。”“二年春，……南单于复上书求灭北庭，于是遣左谷蠡王师子等将左右部八千骑出鸡鹿塞，中郎将耿谭遣从事将护之，至涿邪山，乃留辎重，分为二部，各引轻兵两道袭之。左部北过西海至河云北，右部从匈奴河水西绕天山，南度甘微河，二军俱会，夜围北单于。[北单于]大惊，率精兵千余人合战。单于被创、堕马复上，将轻骑数十遁走，仅而免脱。”突厥原称巫为甘（Ḳam）。甘gān见谈，越南语cam，可还原为*kam。微wēi明微，越南语vi；支谶译vi为非（非微），支谦译ve为韦（于微）；微可还原为*me或*mi。犹如金微山=金山，甘微河当即甘河，甘微（*Ḳame/*Ḳami）河也就是甘（Ḳam）河当即剑Käm河。蒙古国之西能够称为海的大湖只能是贝加尔湖，南单于左部北过的“西海”当即《史记》《汉书》中的“北海”（即今贝加尔湖）。天山是指乌德犍山（即于都斤山），也就是拉施特所记的哈拉和林山；此山在哈拉和林附近，杭爱山脉穿过的鄂尔浑河上游。哈拉和林Karakorum山即喀喇昆仑山，和林korum即昆仑kulun也；Adam氏云满州语谓天曰kulun，和林之西的和林山当即天山，和林水则意为天水。“右部从匈奴河水西绕天山”此“匈奴河”当指哈拉和林附近的鄂尔浑河。河hé匣歌，越南语hà，所对译的可能是a（突厥语零声母常常被对译成汉语的匣母）或Qa；支谶译vajñ为云（于文），支谶译mun、man、mañ、康僧会译mud、mūr、支谦译muc为文（微文），于阗之于对译的是kho、伯希和将于的古音拟为*go，云可还原为*khun、*gun、*gur；河云可还原为*Qagun、*Qagur、*Agun、*Agur，它可能是指Angara河或库苏古尔湖。库苏古尔湖（Khövsgöl有时写作Hövsgöl、Hovsgol）被誉为“蒙古蓝珍珠”，湖泊地处西伯利亚茂密的针叶林，长达136公里，是蒙古最深的湖泊（深达262米），也是世界上第14大淡水水源——湖水总量占世界淡水量（3807000亿升）的1％-2％。从地质学角度来讲，库苏古尔湖（2300万年）是其东北部195公里处的贝加尔湖的妹妹，二者都是由同一地质构造力形成。Khövsgöl（或Hövsgöl）之简Khögöl（或Högöl）当可视为汉语“河云”之来源。南单于左部可能是从乌兰乌德，经贝加尔斯克、蒙德（Mondy）、汗赫（Khankh）、哈德哈勒（Khatgal）、布伦汗（Burentogtokh）、车车尔勒格（Tsetseleg），在特斯（Tes）之东折向西北，经Bayantes（巴颜特斯）沿和特斯河大致平行的路线抵达俄罗斯土瓦共和国的埃尔津、萨马加尔泰，继续西北行可抵克孜勒。南单于的右部可能是从哈拉和林（Kharkhorin、Karakorum）经Khotont、Tsenkher到车车尔勒格（Tsetseleg）、大塔米尔（Ikh Tamir）、穿过哈努河（Khanui Gol），然后经温都尔乌兰、布勒奈再到布伦汗西或特斯或者经楚鲁特、扎格、乌里雅苏台到特斯，最后沿和特斯河平行的路线西北行进到甘微河流域。

剑（谦）河还被搬到了内蒙古的额尔古纳河上游。拉施特记载1201年“在犍河地方举行了聚会，拥立札木合为古尔汗。”（第二分册第162页）犍河，拉施特作km，《秘史》141节作刊-沐涟，《亲征录》、《太祖纪》作犍河，《元史·召烈台抄兀儿传》作坚河。道润梯步《蒙古秘史》译作“顺额洏古涅河（而行），至刊河注额洏古涅之洲隅，遂举札木合为古儿罕矣”（P108）格鲁塞称“这些部落从这个地方前往刊（Kan）河的一个岛上聚会。拉施特只说刊河，他将这条河名对音为谦（kem）河，而《元史》则作犍（Kien）河，有人欲将它认做叶尼塞河，这显然是不对的，因为《秘史》这里所说的是一条名叫刊（Gan）的小河，是阿尔浑河右边的一条支流。”（P94）“在刊河流入阿儿浑河的地方”（“Kan muren Ergune tchitqouqou china'a”）（《秘史》，第141节）。一般情形，沐涟（muren）是指河流颇为重要的，而刊河，依照巴鲁克（Baruch）所说只是阿儿浑河（这里的Argoun河，中文《秘史》本作额尔古涅河）的一条支流。刊kān溪寒，越南语san，金尼阁kcān；犍jiān见元、qián群仙，越南语kiên，金尼阁kciên、kiēn，坚jiān见先，越南语kiên，金尼阁kiēn；均是以-n收尾。刊河即今额尔古纳（Ergun）河右岸支流根（Gen）河。坚kan河或是剑（谦）kam河之音转或是因为坚昆之坚而得名。

《新唐书》卷二一七“斛薛”条下记载有处大汉国之南、邻于黠戛斯之“鞠”。鞠jú见屋，越南语cuc。鞠cuc可视为周cu+舌根音族名后缀c。曲漫山Kögmän之Kög当即汉语之鞠cuc，män即日耳曼之man和汉语之蛮、民；Kögmän山当是因鞠人而得名的。曲漫山Kögmän的词根Kög可解释为胡（日语ko）+中亚地名中的舌根音后缀。Kögmän词根Kög中的舌根音尾-g脱落后之Kömän即是库蛮Coman（意为Co人、胡人）。Čik当即鞠cuc之音转，所谓的奇克人应即鞠人也。贞观二十三年（649）“二十三年十月三日，诸突厥归化，以舍利吐利部置舍利州，阿史那部置阿史那州，绰部置绰州，贺鲁部置贺鲁州，葛逻禄、悒怛二部置葛逻州，并隶云中都督府。以苏农部落置苏农州，阿史德部置阿史德州，执失部置执失州，卑失部置卑失州，郁射部置郁射州，多地艺失部置艺失州，并隶定襄都督府。”（《唐会要》七三《安北都护府》，1558）绰部、绰州之绰*chuk同样是鞠cuc之音转，唐所置绰州应在贝加尔湖之南、黠戛斯之东的鞠地（今俄罗斯图瓦共和国）。

曲漫山Kögmän变为唐努山是因为唐努人占据该山脉造成的。唐努乌拉山脉，英文作Tannu-Ola，蒙古语作Tagnin Nuruu，俄语作Tagny Горы。唐努山在今蒙古境内。唐努山脉山口和顶峰的海报高度在2000米至2900米，其上积雪皑皑，终年不化。唐努山位于科多布湖泊地区与上叶尼塞河流域稠密的西伯利亚泰加森林地区之间。山北属叶尼塞河水系。唐努乌拉山之唐奴Tannu（Tagnin、Tagny）是指都播*Taba人。《新唐书·回纥下·黠戛斯》称黠戛斯“东至木马突厥三部落，曰都播、弥列哥、饿支，其酋长皆为颉斤，桦皮覆室，多善马，俗乘木马驰冰上，以板籍足，屈木支腋，蹴辄百步，势迅激，夜钞盗，昼伏匿。”此时的都播已进入图瓦地区并被称为“木马突厥”。都播原本是铁勒（赤狄）。《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回纥传》：“回纥，其先匈奴也。俗多乘高轮车，元魏时亦号高车部，或曰敕勒，讹为铁勒。其部落曰袁纥、薛延陀、契苾羽、都播、骨利干，多览葛、仆骨、拔野古、同罗、浑、思结、斛薛、奚结、阿跌、白霫，凡十有五钟，皆散处碛北。”都播在隋时分布在贝加尔湖之南。《隋书》卷八十四《北狄列传·铁勒》：“铁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种类最多。……北海南则都波等。虽姓氏各别，总谓为铁勒。”北海即贝加尔湖。《隋书》之都波即《唐书》之都播。支谶译ta为都（端模），安世高译（v）pā、支谶译（v）pa、pā、bha、（v）bha、bhā、康僧会译（v）par、支谦译（o）pa、ba为波（帮戈、帮支）；播bō帮过，可还原为*pa或*ba。都波（都播）可还原为*Tapa、*Tabha、*Taba。模韵在今汉语中音转为u和o，突厥语存在b＞w音转（如古突厥语的sub'水’音转为suw）；都波（都播）*Taba演变为今图瓦（Tuva）。突厥字母b、m相通，都波（都播）*Taba亦可写作*Tama。突厥语以Tab对音汉语的唐（táng定唐，金尼阁《西儒耳目资》作tcâm）*Dam,都波*Taba可视为*Tab-a即唐（*Dam）缀加阴性后缀-a。都波（都播）*Taba在蒙古语中称为秃马惕Tumat（拉施特作tūmāt。若将词尾-āt视为伊朗语的多数词尾-āt，那么tūm-āt就是tūm的多数形式，而tūm则是tam/tab之音转），其中*Ta音转为Tu、ba音转为ma，-t则是蒙古语的族名后缀（被音译为惕相当于汉语的氏）。都波（都播）*Taba/*Tama的词根唐*Tab/*Tam为唐努之唐（蒙文、俄语Tag，英语Tan）的来源。从汉语的龙lum被对译为突厥语的lū和回鹘文之luη,可以类推汉语的唐被对译为回鹘文之*taη;回鹘文之*taη在蒙语和俄语中作Tag、在英语中作Tan。波斯蒙古汗旭烈兀（Hülägü）的谋臣、波斯天文学家纳昔尔·丁·秃失《突厥年的准则》（1260年左右）中龙年作lūy yil，路易·巴赞称“在畏兀儿文的lū（龙）后面增加一个尾音-y是一种波斯文现象。”lūy中的-y和畏兀儿文luη之-η相对应。突厥语存在舌根音向y之音转：如维吾尔语、土库曼语和塔塔尔语词中的/k/在阿塞拜疆语中为/y/，又如词中或音节末尾位置出现的/g/除维语外都软化为/ğ/或/y/。波斯文lūy（龙）当出自突厥语*lug（即回鹘文之luη）。突厥语中，g和η存在交替：如鄂尔浑第1碑北侧13行HI52 čaη säηün：张将军，鄂尔浑第1碑东侧32行HI44-45čača säηünkä、第2碑东侧25-26行HI44-45čača säηün：沙吒（忠义）将军，卫巴特第3碑的墓主是阿巴坎-米努辛斯克地区的一名黠戛斯人大首领达干将军（Tarkan Saηun），于阗的一名将军（Sagun，突厥文尊号）作为使节于1069年受到了朝廷的召对，汉语将军分别译写为säηün、Saηun、Sagun。又如鄂尔浑第2碑东侧24行HI60-61唐古特（tangut、蒙文tangğut）作tanηut，g音变为η。张zhāng知阳，金尼阁chā；将jiāng精阳、jiǎng精养，金尼阁çīàm；军jūn见文，金尼阁kiūn，支谦译kuñ为军；突厥语以-η对音汉语-m、-mk。叶尼塞河上游突厥碑铭中的尊号kun čuy源自汉语“公主”，系指“夫人、头人的配偶”。公gōng见东，金尼阁kūm；主zhǔ照麌，金尼阁chụ（加上声和去声符号）；汉语-m尾被对音为-n尾，汉语ü被对音为uy。伯林吐鲁番特藏T.Ⅱ.Y.37号系《金光明经》的突厥文译本，其题跋中“suv kutlug žim it yïl”的žim为汉语'壬’的对音。壬rén日侵，越南语nhâm，金尼阁jîn；汉语侵韵的-m至少在金尼阁时就已变为-n尾，而在回鹘文中却是-m尾。汉语的-m尾在突厥语中常常被丢失，如平（píng并庚、pían并仙，金尼阁pcîm、pciên、pién）、成（chéng禅清，金尼阁chcîm、xîm）、定（dìng定径，金尼阁tím）在晚期回鹘文中对音为pii、či、ti，汉语的-m尾在回鹘文中脱落。丙（bǐng帮梗，金尼阁pìm）被对音成pi、pii、piη、丁（dīng端青、zhēng庄耕，金尼阁chēm、çēm、tīm）被对音成ti、tiη、庚（gēng见庚，金尼阁kēm）被对音成kï、kiη。唐努Tannu之努即匈奴之奴、支那Cīna之na。奴nú泥模，越南语nô；汉语泥母为n，而梵语a在后汉三国时期又被译为模韵，如支谶译ta为都（端模）、支谦译（v）dha为屠（定模、澄鱼），Alexandria被东汉译经师对译为乌弋山離、乌（影模）对译a；奴字的汉语古音为*na（王力《同源字典》弩砮怒na）。汉语的奴*na成为东伊朗语构成族名或地名的后缀na，这个后缀在嚈哒钱铭中作-nno。赛里斯（Sêres/Serica）国北部的达姆纳人（Damnai/Damnae）的词根Dam即汉语之唐，nai/nae按波斯铭文Sakā变希腊语Sacae之演变可还原为nā；唐努应即Damnae。都波（都播）*Taba加上东伊朗语族名后缀-na（即汉语奴）就是Damnae，都波（都播）*Taba是Damnae人的一支。

雷纳·格鲁塞《蒙古帝国史》的附图“蒙古地区图”将秃马惕（Toumat）放在贝加尔湖西面的安加拉河之西、萨彦岭之北、叶尼塞河之东，而将萨彦岭之南、唐努乌拉山（Tanglou，唐努图瓦Tannou Touva）之北的地域都归之于乞儿吉思（Kirghiz）。秃马惕所在的地域、秃马惕这个名称都使人联想到西汉时期的丁零。《汉书》卷五十四《苏武传》说，苏武出使匈奴，被匈奴扣留，置于北海，牧羊为生，有“丁令盗武牛羊”。北海即今贝加尔湖，当时的丁零就已在今贝加尔湖附近。元代耶律铸在《双溪醉隐集》卷五《丁零诗二首》自注中考释“丁零”的古音为“颠连”，此“颠连”应是“丁零”的另一种语音形式。丁dīng端青、庄耕，越南语đinh；零líng来青、来先，越南语linh；青韵在金尼阁《西儒耳目资》中为im，梵语biṁ（b）支谶译为洴（并青）、支谦译为瓶（并青）、萍（并青）；丁零dīnglíng/đinh-linh可拟为*dim-lim、*dim-rim/*drim。颠diān端先，越南语điên；连lián来仙，越南语liên；颠连diānlián/điên-liên可拟为*tanlan、*taran/*tran、*daran/*dran。将丁零和颠连结合起来，这个民族的族名词根当是狄*Dir（dí定锡，越南语địch）。狄*Dir缀加（梵语）复数属格词尾ām之*Dirām即是丁零*Drām，狄*Dir缀加（伊朗语）复数属格词尾-an之*Diran即是颠连*Dran。丁零*Drām中的-r-脱落后即是唐*Dam, 唐*Dam被对译成突厥语之Tab，Tab缀加阴性后缀-a即是都播*Taba，都播*Taba最后音转为现代之图瓦Tuva。

拉施特称秃马惕tūmāt“这个部落的所在地，靠近上述巴儿忽真-脱窟木[地区]。它也是从巴儿忽惕人的亲属和支系分出来的。[秃马惕人]住在乞儿吉思人地区内，是一支非常好战的部落和军队。”（《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第200页）拉施特将秃马惕放在靠近巴儿忽真-脱窟木的乞儿吉思人地区。巴儿忽真-脱窟木b（a）rqūǰīn tukūm，B本作īrqūǰīn tukrm，贝书作b（a）rqūǰīn tūkūm，后文又作b（a）rğūčīn tūkūm，是指今贝加尔湖（Baykal）的主要支流巴尔古津及其著名的巴尔古津草原。《蒙古秘史》卷一“彼百姓者，乃阔勒巴儿忽真窊之主也。”“巴儿忽真窊”之“窊”在《秘史》原文作“脱古木”，旁注为“窊”（在汉语中意为“低下；低陷地”）。学者们对脱古木[tʊhvm]有种种拼写法，也有种种解释：如谷、河谷、地沟、车辙多而凸凹不平之地等等。其实，“脱古木”是“滩地”“下湿地”之意，与“窊”字意同，旁注正确。《蒙古秘史》卷三“顺薛凉格河而下，入巴儿忽真之地”（P68）薛凉格河即今之色楞格河，巴儿忽真在色楞格河下游。巴尔古津Баргуэин河，该河长达300公里，前120公里流经荒谷，然后经过巴尔古津草原，流入峡谷，注入贝加尔湖。巴尔古津为外贝加尔地区最北边的地区，气候严寒，多山，大部分为森林所覆盖。巴尔古津区（Barguzinsky Reserve/Russia,Buryatia,Barguzinsky District）是布里亚特共和国主要行政区。巴尔古津自然保护区位于贝加尔湖东北岸和巴尔古津山脉西坡之间。在巴儿忽真-脱窟木地区也有秃马惕：“豁里qūrī、巴儿忽b（a）rğū、秃马惕tūmāt和巴牙兀黑bāyāūk等部，其中有的是蒙古人，居住在巴儿忽真-脱窟木地区”（《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P245-246）豁里qūrī缀加汗kan即是骨力干Kurïkan。巴儿忽真意为巴儿忽人，其词根为巴儿忽。巴儿忽barğū的词根bar可译为蒲类（巴里坤barköl即古之蒲类海），ğū可解释为汉语的胡或侯、护（突厥语Yabgu被音译为叶护），barğū可译为蒲类胡、蒲类侯或蒲类护。巴儿忽在《秘史》中作巴儿浑，犹如汉时之“安侯水”即今之鄂尔浑河，“浑”与“侯”相对应；《文献通考》称乌洛侯亦曰乌罗浑，侯与浑相通；“浑”实即汉语之昆、君和突厥语之汗；巴儿浑即bar昆、bar君（汗）。贝加尔湖正是因蒲类bar而得名的，它是另一个蒲类海。贝加尔湖，俄文Байкал，英文作Baykal、Baikal，突厥文作Bayköl意为“富湖”（路易·巴赞）。Bay中的-y即可能出自-k、也可能出自-r，Bak即汉语之北（貊*Mak也就是蒲类bar在中国之北，这个族名在汉语中转为指北方）、Bar即汉语蒲类；突厥语köl意为湖（日语为ko）;北湖即汉语史书中的北海，Barköl（巴里坤湖）即史书中的蒲类海。布里亚特共和国Respublik Buryatiya(Бурятия)是因布里亚特人Buryats（俄文Буряты）而得名的。在拉德（G.Radde）氏《东西伯利亚南部旅行报告》中，所谓今之布利亚特族（Buriates）所居之地，在列那江（Lena现代地图作勒拿河）及叶尼塞江（Yenissei）流域，东经108°北纬53°之间。布利亚特Buriates的词根Buri/Bury即蒲类也，-at出自伊朗语的多数词尾-āt，-es/-s为英语的复数词尾。Buriat/Buryat即《秘史》之“不里牙惕”，《拉施特书》之不剌合臣būlğaǰīn。拉施特称“过了十二年，虎年，住在巴儿忽真-脱窟木和拜鲁克（bāīlūk）的一个部落秃马惕作乱时，由于这个部落邻近乞儿吉思人，[蒙古人]为了讨平他们，便向乞儿吉思人要军队；他们不给，也作起乱来。成吉思汗派遣自己的儿子术赤率领军队前去。乞儿吉思人的首领为忽儿伦（qūrlūn）；[蒙古人的异密]不花打先锋；他击溃乞儿吉思人之后由第八条河返回。术赤赶到时，谦谦州河已封上了冰。他从冰上通过，讨平了乞儿吉思人而归。”（《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P246-247）bāīlūk之bāī即贝加尔湖之词根bai为蒲类bar之音转，-lūk即维语之-luk'…之地’，*barluk意为蒲类之地。“过了十二年，虎年”是指公元1218年，前一段有明确的日期即兔年相当于伊斯兰教历603年。伊斯兰教历603年是从公元1206年8月8日到1207年7月27日。12生肖的蒙古历法排序为：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从伊斯兰教历603年过了12年之后的虎年应是1218年。《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记载成吉思汗是在牛年得知秃马惕首领歹都忽勒-莎豁儿（tāītūqeh-süqār）作乱后派遣孛罗忽勒那颜征讨，孛罗忽勒那颜在和秃马惕人的战斗中战死（P245-246）。《秘史》卷十称孛罗忽勒那颜是在不辨昼夕之深林中被秃马惕哨望者阻径劫其后而被秃马惕擒杀。《秘史》把孛罗忽勒那颜出征秃马惕放在拙赤招降森林百姓之后，将此事发生的时间弄错。《亲征录》记载秃马惕叛乱的时间为丁丑年：“是岁，吐麻部主都剌莎合儿，既附而叛。上命博罗欢那颜、都鲁伯二将讨平之，博罗欢那颜卒于彼”；《元史》略称“是岁，秃满部民叛，命钵鲁完、朵鲁伯讨平之”；吐麻、秃满为秃马惕之异译。《亲征录》在卯年（即丁卯年，公历1207年）十一年之后之戊寅年（公历1218年）即成吉思汗合罕十三年条：“先吐麻部叛，上遣征兵乞儿乞思部，不从，亦叛去，遂先命大太子往讨之，以不花为先锋。”大太子即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秘史》作拙赤），不花即不合驸马。《亲征录》又云：“戊寅年，大太子领兵涉谦河顺水下招降之。因克乌思、 哈纳思、帖良兀、克失的迷、火因亦儿干诸部”。叛乱的秃马惕部落位于谦河上游，现代地名图瓦即出自该部落名吐麻。

拉施特记载的乞儿吉思四至如下：“乞儿吉思qīrqīz和谦谦州k（a）mk（a）mǰīūt为相邻的两个地区；这两个地区构成一个地域。谦谦州是一条大河，这个地区一方面与蒙古斯坦相接，它的一条边界与泰亦赤兀惕tāīǰīūt诸部所在的薛灵哥河s（a）līnkeh[流域]相接；[另]一方面与一条称为昂可剌-沐涟anqūreh-mūrān的大河[流域]相接，直抵亦必儿-失必儿aībīr-sībīr地区边境。谦谦州的[又]一方面与乃蛮诸部所在的地区和群山相接。豁里qūrī、巴儿忽b（a）rğū、秃马惕tūmāt和巴牙兀黑bāyāūk等部，其中有的是蒙古人，居住在巴儿忽真-脱窟木地区，也邻近这个地区。”（《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P245-246）s（a）līnkeh即色楞格河Senlenge，昂可剌-沐涟anqūreh-mūrān即安加拉河Angara。安加拉河之西、萨彦岭之北、叶尼塞河之东的这片地域属于乞儿吉思地区。拉施特在另一处则称古代的秃马惕驻地是在叶尼塞河上游的八河地区。“这些斡亦剌惕（aūīrāt）部落的禹儿惕和驻地为八河（s(a)nkīs mūrān）地区。在古代，秃马惕部住在这些河流沿岸。诸河从这个地区流出，[然后]汇成一条名叫谦河的河；谦河又流入昂可剌-沐涟河。这些河流的名称为：阔阔（kūk）-沐涟、温（aūn）-沐涟、合剌-兀孙、散必-敦（s(a)nbī-tūn）、兀黑里（aqrī）-沐涟、阿合儿（aqar）-沐涟、主儿扯（ǰūrǰeh）-沐涟和察罕（ǰ（a）ğān）-沐涟。”（《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第192-193页）斡亦剌惕部落（aūīrāt）之词尾-āt当是伊朗语的多数词尾，词根aūīr多半出自*ār。图瓦（Tuva）是因都播/都波也就是秃马惕得名的，秃马惕可能在很早时期就已生活在图瓦了。谦河上游的八河地区即叶尼塞河上游图瓦地区，在这个地区有一条河叫主儿扯（ǰūrǰeh）-沐涟。主儿扯（ǰūrǰeh）是女真（女直）的蒙古语名称。八河地区的主儿扯（ǰūrǰeh）-沐涟是因女真而得名的河流。主儿扯（ǰūrǰeh）-沐涟表明，八河（图瓦）地区曾有女真。

据拉施特《史集》记载乞儿吉思qīrqīz部落“他们君主的尊号均为亦纳勒（aīnāl），尽管每个君主另有[自己的]名字，这个地区中的显贵姓氏为也迪（yīdī）。……另一地区名为也迪-斡伦（yīdī-aūrūn），该处君主名为兀鲁思-亦纳勒（arūs-aīnāl）”（《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P246）aīnāl实即中国史书（《新唐书》）记载之黠戛斯君主称号阿热*Anal。热rè日薛，越南语nhiệt。昙果译ntya为然（日仙），摄摩腾、竺法兰译nya为如（日鱼、日御）；n-可译作日母。薛韵：安世高译śud为阅（喻薛），支谶译yakṣ[tʂ']为阅（喻薛），康僧会译śud为说（审薛、审祭、喻薛），支谦译gat（v）和kap（+ph）为揭（jiē见月、薛，群月、薛，溪月，qì溪祭），帛延译gāth为偈（群薛、群祭）；al可译为薛韵。阿热*Anal演变为乞儿吉思qīrqīz部落之aīnāl和回鹘汗国的称号伊难inal。1207年，斡亦剌部落和乞儿吉思人降附于成吉思汗长子拙赤。降附的乞儿吉思人三首领为首者叫也迪亦纳勒（Yedi-Inal），斡亦剌首领忽都合别乞的一个儿子叫亦纳勒赤。亦难inal源自黠戛斯君主称号阿热*anal，阿热在黠戛斯语中意为君，直至伊兰的塞尔柱王朝时候，人们还可以找到这个称号（塞尔柱第一个算端Toghroul-beg时代，有Ibrâhîm ibn Inal）。与此相同的是inaltchiq（亦难赤）这个头衔在察合台突厥语里面，也是指“王侯”。人们可看到，成吉思汗时，讹答剌Otrar城的花剌子模长官拥有Inaltchiq(亦难勒赤黑)这个头衔，同时也称为Qadir-khan“可畏的汗”。

阿热*anal可能和异密amīr同源。异密amīr本意为乌人之密或密之昵称。密mir即乌孙之弥（靡）/莫，与宇文之文（义为君）、突厥语之bäg、汉语伯、辟、阿拉伯语mālik'王’、 高丽“莫离支”（义为王）相当。阿拉伯语mālik'王’（复数形式为mulūk）和高丽“莫离支”同源：支谦译maḥ（P.mak）译为莫（明铎）、摩诃，康僧会译mal为末（明末）支谦译li、ri为离（来支、寘、霁），支谶译ke、支谦译ci为支（照支），“莫离支”可还原为*maklici、*makrici、*malici、*malike等；莫离支*makrici可解释为摩诃ric意为大王（高卢-日耳曼之ric=拉丁语勒克斯rex），莫离支*malici、*malike即是阿拉伯语mālik'王’。阿热*anal还可能出自埃兰语中城市公社首领的头衔'阿达’。希尔哈哈（Shilkhakha）大约在公元前1830年左右继承了安鄯王朝王位。他自称“苏卡尔马赫、安鄯和苏撒之王、父亲”。苏卡尔马赫（Sukkalmah）在乌尔语中原意为“大公使”，由于埃兰军团接受苏卡尔马赫的统帅，苏卡尔马赫衍生出“大总督”、“大摄政”之意。希尔哈哈头衔含有“阿达”（adda）的称号，“阿达”在埃兰语中的原意为“父亲”，后来演变为城市公社首领的头衔。但在他之后的苏卡尔马赫的头衔中已不复使用“阿达”称号。在公元前2千年代的私法文献中常见“阿达尔”（atar）即“阿达”（adda），这是公社首领的称号，他参与司法诉讼案件的审理，他是公社的代表人物。黠戛斯的阿热*anal（'君’）很可能出自埃兰的阿达尔atar。在突厥语中，阿达ata也是父亲之意。在位于蒙古中部、独乐水和鄂尔浑河的汇合处之南、突厥汗大墓葬群和蒙古回鹘人都城东北的苏吉（Sūǰi）碑（第47号）第1行（IC84，HI156-157）：“Uygur yerintä yaglakar kan ata käl（tim）”：“我，药罗葛汗阿达（老爹），我来到了回鹘人地区。”在其称号中也含有“阿达”。而这个“yaglakar kan ata”却是黠戛斯人的儿子（同一碑文第2行“kïrkïz oglï män”：“我是黠戛斯人的儿子”）。在成吉思汗时代，叙利亚、迪牙别克儿、法儿思等国的君主称号为阿答毕Atäbeg。阿答毕Atäbeg为突厥语，前一个音节atä即突厥语之ata'父亲’，后一个音节为突厥语之伯克beg、汉语之辟；阿答毕Atäbeg意为'父匐’，类似于汉语的'父王’；阿答毕Atäbeg大概源自王子、公主对国王父亲的称呼。

乞儿吉思人在《萨囊彻辰书》（页56，Ⅰ.19）以Keregut的名称提到，以为是斡亦剌惕（Oïrat卫拉特）四种人之一（实际上，在萨囊彻辰那个时候，乞儿吉思人是降附于斡亦剌人）。拉施特称斡亦剌惕的禹儿惕和驻地为谦河上游的八河地区。斡亦剌惕，拉施特作aūīrāt，其中的词尾-āt在伊朗语中是多数词尾，词根aūīr出自*ār：*ār＞*aer＞auir。20世纪70年代初，格里亚兹诺夫（M.P.Griaznov）领导的苏联考古队在图瓦共和国首都克孜尔西北阿尔赞（Arjan）附近山谷发现一座巨大的游牧人王陵，今称“阿尔赞1号墓”。这个庞然大物直径120米，墓室用原木构筑，内有70个呈放射状排列的墓室，部落酋长及家人埋在中央墓室，其他墓室随葬从属部落酋长的贡物或友好邻邦的各类赠物。据统计，墓中一共随葬了160多匹马，另外还有300多匹马在葬礼宴席上被吃掉，仅将马骨架随葬墓中。根据墓中随葬的黄金艺术品、鹤嘴锄、马镳和青铜鍑残片等文物，年代约在公元前8世纪。阿尔赞2号墓位于图瓦共和国北境西萨颜岭支脉土兰诺-乌尤克盆地，这里有大片草原，分布着许多庞大的古代陵墓，当地人俗称“国王谷”。阿尔赞2号墓属于乌尤克文化（Uyuk Culture）早期，比阿尔赞1号墓稍晚，约在公元前7世纪，相当于中国春秋时期。阿尔赞（Arjan）又被译作阿尔金，犹如苦盏Khojand出自*Khokand，Arjan可能出自*Arkan，此时Arjan意为Ar汗（斤）；Arjan亦可读为Ar真，意即Ar人。阿尔赞1、2号墓的主人很可能是Par/Ar人（波斯Pārsa人自称为阿尔泰夷Artaei）,当是Par/Ar人将游牧生活方式带到图瓦的。来到这里的Par/Ar人给由华夏迁徙到卡拉苏克文化区的鬲族也就是鬲昆带来了游牧文化。乞儿吉思人及其他们东边的木马（雪橇）突厥三部落冬天积雪多，人们习惯使用雪橇代步。雪橇可能是羯人发明的。“他们制造一种叫做察纳（ǰāneh）的特别的板子，站立在那板上；用皮带作成缰绳，[将它拴在板的前端]然后手拿着棒，以棒撑地，[滑行]于雪面上，有如水上行舟。他们就这样用察纳[滑雪板]驱逐于原野上下，追杀山牛等动物。除自己踏着的察纳外，他们还拖着联接起来的另一些[滑雪板]走，他们将打杀的野兽放在上面。……受过训练的人则奔驰得极其轻快。”（《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第203页）“突厥斯坦和蒙古斯坦的大部分地区都知道察纳。巴儿忽真-脱窟木地区的豁里、乞儿吉思、兀剌速惕、帖良古惕和秃马惕[等部落]中对它尤其熟悉。因为这种[交通]工具在这些地区[特别]适用。上述这群人，坚定不移地[固守]那种规矩和习俗，一直住在森林中。但在成吉思汗及其伟大氏族的至尊时代，那里已成为其他蒙古部落的禹儿惕，他们已与其他蒙古人相混杂。现今速勒都思部落的禹儿惕，就在这些森林的附近。”（《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第204页）察纳（ǰāneh）大概出自*Ča-na，*Ča可解读为夏（日语ka）或羯kar，Can则是坚昆之坚。

蒙古人对乞儿吉思人的称呼Keregut可解释为鬲（*kerek）+蒙古语复数后缀-ut。奇克民族čik bodun可解释为鬲族。鄂尔浑第2碑东侧第26行中的“čik bodun kïrkïz”亦可解读为：čik民族黠戛斯人。Čik即可视作鬲又可视为姬Ci+舌根音族名后缀k，在这两种情形之下奇克民族čik bodun都是一个大民族，而不是一个局限于图瓦地区的小族群。图瓦地区的突厥碑铭提到了：六伯克Altï-Bag（马洛夫书的第1、5、24、49号。Altï在突厥语中意为六，Bag即汉语之伯、突厥语之伯克bäg；Altï-Bag意为六伯克而非路易·巴赞所称的“六姓昭武”）、仲云人（Kümül，kümüš，第44和45号碑铭），绰人（Čikšim，第13号碑铭）以及阿跌人（Ädiz，第41和44号碑铭）。Čikšim又作Čikšin，突厥文辅音č经常记音为š，Čikšin可能是*Čikčin的音转（这一音转和珠里真音转为诸申相同，šin即诸申、合申（西夏）之申），若然，Čikšin即是*Čikčin。*Čikčin意为Čik真（即Čik人）。图瓦地区的第24号突厥碑出自谢姆奇克-哈雅-巴济（Xemčik-Xaya-bažï，HK90）：“Kara sāηirig yerlädim，adur čigši，säkk（iz） kï（rk）（yāš）da”意为“我定居在黑色岬角，我是忠顺的刺史，在我38岁时”čigši被译为“刺史”。刺cì清寘、清昔，越南语thích、thứ；和阗文Calmadana被译为且（qiě清马、jū精鱼）末、左（精哿、精箇）末，支谶译śak、śāk为释（审昔），刺的古音可拟为*cak、*cik；čig可视为汉语'刺’的对音。在同书（《突厥历法研究》）第313页，汤姆森的（敦煌）第4号写本（大英博物馆Ch.00183号，MP218-220和HJ96-100）为一名叫做Bagatur Čigši的军人作品，Bagatur Čigši被译为巴哈图尔·炽俟（即炽俟莫贺咄），Čigši被正确地翻译为“炽俟”。 炽chì穿志，越南语xí；俟sì床止、qí群微，越南语sĩ。牟融译（c）cha为车（穿麻），康孟祥、竺大力译chaṇ为阐（穿狝）。炽可还原为*chi（即či）、*ci。后汉三国时期，梵语g通常译为群母；安世高译puṣ为沸（帮未）、支谦译为费（敷未、奉未、帮至），支谶译bud为沸，竺律炎译ve为围（于微、于未）。未韵在后汉三国时期似乎是us、ud、ue等，它是在中古汉语才变成ui的。微尾未为同一韵的平上去，从英语ghost'鬼’、costly'贵’来看，未韵、尾韵在早期带有-s（t）尾。俟可还原为*gus、*gud、*ci等。炽俟可还原为*Chigud、*Cigud、*Cici、*Čici等，其中*Cigud当为Cigil之对音。炽俟*Čici中的第一音节以第二音节开头辅音c收音之*Čic音转为*Čig，第二音节ci音转为si即是Čigsi。另外，汉语有可能是将gš-对译为床母，从而将gši译作床止之俟的。在后汉三国时期，梵语kṣ-通常被译为初母字；照穿床同为一组（正齿音），初母属于穿二，俟字属于床二；既然ks可对应穿母，gs当可与床母对应。由于突厥文辅音č经常记音为š，突厥文炽俟Čigši当可视为*Čigči之音转，其中的后缀či即汉语支（氏）（支谦译ci为支）、蒙语之-赤。炽俟*Čigči意为Čig赤（支=氏）也就是鬲氏，当是Čik人的一支。

《旧唐书》、《新唐书》之“炽俟”在《隋书》和《北史》的《铁勒传》中作“职乙”。职zhí照职，越南语chức；乙yǐ影质，越南语ất。在后汉三国时期，梵语c通常译为汉语照母，梵语零声母通常译为汉语影母；安世高译vak为域yù于职（=或huò匣德，《百缘经》作vik），牟融译ṇḍak为匿（娘职），昙果译pak为逼（帮职），支谶译（v）pik为或（匣德）=域（于职）、译yik为翼（喻职）、译（v）ṣak为颜（yán疑删，安世高译gān为颜）=色（山职）、译sec为颜（疑删）=色（山职），康僧铠译（v）śik为式（审职），支谦译（v）śik为翼（喻职）、译（v）ṣak为翼（喻职），帛延译naj为匿（娘职），照职之职可还原为*cak、*cik；康僧铠译kṛt为吉（见质）、译mit为蜜（明质）、译yat为逸（喻质），支谶译mat和madh为蜜（明质）、译rīt为栗（来质）、译sid为悉（心质）和膝（心质），支谦译kirt为诘（jié溪质）、支谦译（v）jit、（v）ji为逸（喻质）、译mad为蜜（明质）、译tis为蛭（zhì照质、端屑、端质），康孟祥、竺大力译sud为悉（心质），影质之乙可还原为*at、*it、*ir、*il等。突厥语irkin被译为俟斤、乙斤，ir被译为俟、乙；按此例，il可被译为俟、乙。职乙可还原为*Cakat、*Cakit、*Cikat、*Cikir、*Cikil等。职乙*Cikil（zhíyǐ/chưc-ất）对译突厥文Cig-il。Čik+回鹘语il（突厥语el、吐蕃语yül）'国’即是职乙Čikil、Cigil。职乙最初可能是指叶尼塞河上游的谦河地区，大致和今天的图瓦共和国相当。《北史》称职乙位于“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通常认为这里的白山是指天山，如此职乙应在“伊吾以西，焉耆之北”的天山附近。但《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七下《回纥下》亦称：“黠戛斯，古坚昆国也。地当伊吾之西，焉耆北，白山旁。”此中的“白山”就不宜理解为天山。“白山”并非特指“天山”而是泛指终年积雪的山。《隋书》卷八十四《北狄列传·铁勒》：“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则有契弊、薄落、职乙、咥苏婆那曷、乌讙、纥骨、也咥、于尼讙等，胜兵可二万”。职乙和黠戛斯（纥骨）都在“伊吾以西，焉耆之北”的“白山旁”。职乙旁边的“白山”是今唐努乌拉山和萨彦岭。图瓦地区古称“职乙”也就是“Čik国”和拉施特称秃马惕古代居住在谦河上游的八河地区和《隋书》所称都波在北海之南并行不悖，因为这一称呼意味着Čik人当时在图瓦地区居于主导地位，而都波=秃马惕则处于从属的边缘位置。《隋书》中的纥骨（黠戛斯）和职乙都是铁勒（赤狄），《新唐书》将黠戛斯放在《回纥下》更是把黠戛斯当成了回纥（铁勒）的一种。虽然最初的黠戛斯人高大白皙属于白狄，但由于和赤狄蒲类（即Aryan）、长狄（黑狄）丁零（都波、秃马惕）的混血，其肤色也变成了黄赤面，甚至变成黑黠戛斯人。

【本文完成于2014年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