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什米尔新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以及夏族的迁徙

印度河上游的克什米尔、斯瓦特河流域和塔克西拉的新石器文化和中国的仰韶文化存在诸多的相似之处。这种相似之处早被考古学家、文化学家注意到了。在巴基斯坦东部、北部发现的半地穴式建筑、席纹陶器、穿孔的半月形石刀/有孔石斧/单孔石凿、玉珠等无疑是出自中国北方新石器文化的，它表明巴基斯坦东部、北部的新石器文化渗透着中国北方新石器文化成分。巴基斯坦东部、北部的新石器文化是中国北方新石器文化的延伸，准确地说是由出自中国北方新石器文化的种群所建立的，这个中国北方新石器文化的种群在新石器时期就开始了向西的、一去不复返的漫漫迁徙。这个种群向北扩散到了西伯利亚，向西进入了克什米尔、斯瓦河流域和塔克西拉。

塞赖克勒（Sarai Kala）在卡拉贾拉河南岸，伊斯兰堡之西北，靠近通衢大道，约在塔克西拉西南三公里处。Kala相当于古代塞语的gar（i）“地区、国家”，现代维语的gar。在古代國是囗（城墙）—围—起来的域，国其实就是城。塞赖克勒Sarai kala意为Sa类城。奢羯罗Śākala（俗语Sāgala，巴利文Sākala）也是“Sa城”。桑伽拉Sangala则是商（或闪）城。塞赖克勒Sarai kala或可解释为Saraik-ala疏勒地。若将Sarai视为突厥语的Sarig'黄’，Sarai kala就是黄城。唐朝的长安和洛阳被西方称作沙城，这个沙当即波斯语的Šāh'王’，所谓的沙城就是王城。元朝的大将拔都在自己的封地伏尔加边修建的大城称萨莱Saray城，此萨莱城也是王城。韩城即汗城（王城）。突厥语的汗八里（北京）—可汗城—意思也是王城。苏联学者巴尔托里德认为：“萨莱Saray是波斯语，早已为突厥人借入，此词已见于《福乐智慧》一书，蒙古时代用来指汗的驻地及其周围形成的城市”（《中亚史十二讲》之《第九讲：金帐汗国》）萨莱Saray之Sa当即波斯语Šāh'王’，ray或是克什米尔的拉依Rāy'王’或是room（庐）。波斯语Šāh'王’是Sak（Sakā之简）之音转，其中Sa是大da/ta之音转；出自kā之gā在中古波斯语中有throne之意，有“宝座”、“君王”、“王权”、“大首领”等意思。这个gā（夏）其实就是。鲜卑语阿干（哥）之干（哥），汉语、蒙古语、通古斯诸语的哥。在更早年代的Kiss-ites人自称“gal族”或“大gal”（galzu/galdu）和古代拉格什Lagash卢伽尔Lugal'大人；国王’的称呼中也能见到gal；此gal是鲜卑语之干（哥）、汉语之昆、兄、君、英语之king的语源。唐王朝的皇帝在皇室中被称为“大家”，这个“大家”实即“大夏”。Saka、单于*dango和Sah都是由大夏*daka音变而来。突厥语“设”（“杀”）Šad/ Šada则是“大大dada”之音转。由于Saray指“汗的驻地及其周围形成的城市”，ray当是庐、窿，Saray的最初意思大概是王庐，Sarai kala意即王城。

塞赖克勒遗址由四块连续的台地构成，南北约610米，东西300米。遗址的第一时期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被置于公元前四千纪末和三千纪初。这一时期陶器的特点是：器体一般较厚实，底部显示出篮纹或垫圈印痕。然而，并无证据表明，第一时期的手制陶器先在蓝筐中成形，然后再将表面加工光滑。更可能的是，容器制成之后被置于席垫上，或者在垫上进行干燥。这些陶器也见于贡拉、梅尔伽赫，以及贾利普尔公元前四千纪和三千纪早期的文化层中。

在塞赖克勒遗址中，蓝纹见于陶器的底部，这种用稻草刷拉毛陶器外表的技术，令人联想到华北地区仰韶的新石器时代陶器，以及克什米尔之布尔扎洪（Burzahom桦树之地。Burza或为布尔族之意，以布尔族指桦树大概是因为布尔族之地所出产的桦树相当有名之故）的新石器陶器，然而，陶器的色彩有一些地区差别。同样十分重要的是，塞赖克勒与布尔扎洪最古老文化层中的骨器和磨石器，也与仰韶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制品惊人的相似。

在塔克西拉山谷南部的一个小丘萨拉埃卡拉的发掘中发现了大量有序排列着的深坑，它们不可能是废物坑。它们被发掘者归到第二期（前3500—前2700年）。在古姆拉Gumla和斯瓦特的最早的居住地上，也发现了这种坑。它们与斯瓦特及克什米尔的布尔扎霍姆的用来居住的洞穴十分相似。像F.R.奥尔金(Allchin)一样，H.D.桑卡里亚（H.D.Sankalia）将克什米尔的洞穴与在北中国的仰韶文化中发现的类似洞穴作比较，进而提出，新石器时代的克什米尔的穴居方式是自北中国引入的。这一结论是很有说服力的。在巴基斯坦北部，气候较为寒冷，虽然可将穴居视作应对环境挑战的自然反应。但在更为寒冷的斯基泰地区，斯基泰人却生活在车子上，气候寒冷与穴居没有必然联系。在最低层发现的所有陶器都是手工制造的。这些陶器有两个主要特征。第一个特征是磨光。第二个特征是，在陶器的底座和表面上有篮子的印痕（所谓的席纹）。拉菲克·莫卧儿修正自己的观点后也认为：“这些器皿可能大都是在垫子上做出来的。陶碗可能是先在篮子里做出模子，因而碗底上会留下深深的印痕，侧边的印痕是在磨光的过程中被磨掉了。”这种运用垫子或篮子在陶器上刻出图案的技术间接地反映了用芦苇编织垫子或篮子的手工业。这些刻有篮子印纹的陶器是在斯瓦特被吉奥尔吉奥·斯特科尔发现的。在克什米尔的布尔扎霍姆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也有发现。

塔克西拉与周边的斯瓦特、迪尔和克什米尔之间存在着文化上的联系。以克什米尔为例，它的年份定在公元前2500年到前1500年之间。

在克什米尔山谷中的卡雷瓦斯的高平地中的布尔扎洪和古夫克拉尔（Gufkral意为“陶窟”）遗址的居民住在地下的坑穴中，地穴大都设计成圆形或矩形，很少见到椭圆形或近似正方形的，圆形坑或矩形坑通常筑成顶窄底宽。地穴是用石制斧凿挖入天然黄土层而建成，斧凿的痕迹至今犹留在某些坑壁上。地面则用红赭石着色。为了使居室不受气候的影响，地穴的顶上有个桦木盖，由木柱支撑，至今在地穴的四周尚可见到柱洞痕迹。该谷地新石器文化的第二个阶段开始使用陶器，被称为“一期乙段”。陶器用泥条盘筑法制作，主要形状为球状罐和盆，两者都有圈足，底座上往往带有席垫纹，这说明陶器质地和席垫技术的高度发展，居民肯定曾编织席垫和蓝筐以供家用。

M.沙里夫和B.K.撒帕尔称:“树轮校正值似乎可以很合理地分别指定下列年代为克什米尔谷地新石器文化的三个时期：一期甲段，公元前3000-2850年；一期乙段，公元前2850年；一期丙段，公元前2550-1700年。

至于克什米尔的诸地区相互之间，以及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关系方面，我们发现，克什米尔新石器文化的某些特点与下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颇为相像：波托瓦尔高原的塞赖克勒、巴基斯坦的加利盖与洛伊班斯瓦特Loebanr Swat谷地，以及远在中国黄河流域的仰韶。

它们之间的类似之处表现在陶器成形技术方面，如陶器底部的席纹，用草把刮刷陶器主体，以及石凿和骨器的使用，尽管数量很小。”

M.沙里夫和B.K.撒帕尔认为在巴基斯坦东部、北部的新石器文化和中国的新石器文化之间存在接触交流：

“为了概括这两个地区新石器文化与中国新石器文化的接触交流关系，我们可以举出明白无误的例子：华北仰韶文化中的两种器物，即钻孔的半月形石刀及玉珠，均分别见于克什米尔与斯瓦特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发现物中。此外半地穴的居所，某些陶器底部的席纹或蓝纹，都普遍见于这三个遗址中。……仰韶文化在中原地区的传播，被认为是在公元前6000—3000年，在甘肃的传播则是在公元前3000—1800年。至于其器物，这两个地区的仰韶文化则与克什米尔（布尔扎洪）或斯瓦特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风格不同，犹如陶器分布的范围和类型所揭示的那样，尤其是有实足的三足器、彩陶、赤陶俑、马模型，以及两下分开的居住区和墓地。

为什么仰韶文化中只有两种有特色的器物被克什米尔与斯瓦特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所借鉴，对于这一点，至今仍不能充分理解。同时，由于最近在锡金Sikkim北部进行的发掘，在我们对于这一问题的知识中增添了重要的一点：那里发现了典型的收割器，还有其他石器，诸如石凿（有些钻有一两个小孔）、锛等等，他们见于强古Djangu地区的一些遗址中。而据考古报告，单孔石凿也见于中国北方河南省的新石器文化遗物中。这些地区手工制品如此高度的雷同性，说明在公元前三千纪早期（或稍晚）的某一时期，中国的文化影响曾向南传播，或许通过龙山文化南传，龙山文化的特点之一是使用磨光的深灰陶器。这种文化传入克什米尔和印度河流域的线路，可能穿经将吉尔吉特Gilgit河流域与新疆联系起来的一系列山口。在华北与克什米尔、波托瓦尔、斯瓦特等地区之间未见确认的遗址的情况下，将上述地区所体现的新石器文化说成为'仰韶新石器文化中的一种悠久文化传统的扩散’，是不成熟的观点。”(《中亚文明史第一卷》P86-106“巴基斯坦与北印度的食物生产聚落”)

用接触交流的概念确实难以解释“为什么仰韶文化中只有两种有特色的器物被克什米尔与斯瓦特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所借鉴”这一问题，实际上也不存在克什米尔-斯瓦特地区新石器文化向仰韶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实际存在的是仰韶文化向巴基斯坦东部、北部的单向传播，传播者为仰韶文化的主人—夏人。这些夏人在新石器时代的较早阶段就已迁徙到克什米尔了。鬲是在新石器晚期发明的、戈是在青铜时代出现的，在新石器时代的较早时期就已迁徙到克什米尔的夏人并没有掌握制造这两种特别器物的技术。彩陶也是在这些夏人迁徙之后才发展起来的。因此在新石器较早时期就已迁徙到克什米尔-斯瓦特地区的夏人文化中仅仅具有早期仰韶文化特征，并没有彩陶、鬲和戈。在那个时期，西迁的夏人可能已经使用喀拉昆仑通道，他们有可能是通过洪其拉甫达坂山口进入克什米尔的。

由于在克什米尔-斯瓦特地区附近没有找到早期农耕文明的源头，学者们只好到中国北部去寻找它的源头。H.D.桑卡里亚写道：“奥尔金已经指出，穴居，特别是打过孔的刀子和狗墓，是中国北部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征……正如奥尔金所说，制造骨器的手工业（其中鱼叉占有重要地位），也有可能来自中国北部。……它的源头有可能是在中国的新石器时期。”与中国文化的相似性非常重要。如果这一点能够得到证明和承认，将不仅解释了巴基斯坦北部新石器文化的起源，而且会导致这一认识，即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北方的新石器文化人的一支就已进入巴基斯坦东部和北部。对此，斯特科尔又有所补充：“在斯瓦特山谷，没有发现穿孔的刀子，但一些碧玉饰品的发现却很有意义。必须记住，在后来的史前人类学时期，尚未发现任何玉制品，但在洛埃本尔Ⅰ号（LoebanrⅠ）、格代莱Ⅰ（KatelaiⅠ）和布特格拉Ⅱ号（ButkaraⅡ）的475个墓里却有发现。它们分别属于第五期、第六期和第七期。尤其让人感兴趣的是一块玉制的逗号形状的垂饰，这种形状的日本名称是'魔牙灵’。公元前1世纪，日本和韩国用于墓葬的珠子的最典型的形状就是'魔牙灵’，但它的原型出自中国北部的新石器文化。

一件有孔的石斧和两支磨光的发夹为比较提供了更多的素材。石斧让我们可以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类型作一些一般性的比较，而发夹上的珠子的形状则表明是商朝（公元前16世纪—11世纪）通用的一种类型。

根据克什米尔发现的考古资料，与中国的贸易及其他联系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千纪的前半叶，在公元前2千纪的前半叶也有发生。”

在那样的年代，并没有国际商贩和跨国贸易，有的只是部落的单向迁徙运动，通常是有去无返。这种文化的类同，表明了中国北部新石器文化人向巴基斯坦的迁徙运动。仰韶文化的主人是夏族。克什米尔新石器文化和中国仰韶文化的类同，是早期夏人在新石器时代迁入克什米尔造成的。有孔石斧是夏文化的特征之一。对战斧的偏爱将日耳曼人（日耳曼战斧刃部弯曲如新月）、Massagetae人（希罗多德称他们“更有使用战斧的习惯”）、周人（使用钺）、越人（源自钺）联系到一起。这种偏爱大概是他们使用有孔石斧的祖先遗传下来的。

K.N.迪克史特（K.N.Dikshit）曾称：“进入东西伯利亚的中国北部地区新石器时期的手工陶器，有仰韶陶器和龙山陶器。在中国北部找不到与布尔扎霍姆手工陶器的形状和外观相似的陶器。”迪克史特的说法是错误的，布尔扎洪一期乙段的典型陶器(《中亚文明史第一卷》P86-106“巴基斯坦与北印度的食物生产聚落”图5)是典型的仰韶陶器。将北巴基斯坦和克什米尔的新石器文化作为仰韶文化区一部分的正是迪克史特，他说：“在布尔扎霍姆的发掘中看到的克什米尔新石器文化，处于东亚的文化边界，这一边界包括中国北部（含新疆、西藏以及与朝鲜、日本接壤的满州）和东西伯利亚。'东亚文化区’这一说法与'肥沃的新月形的近东’这一说法很相似。克什米尔新石器文化在领土上的倾向，过去也曾隐约被提及。但要想确切地知道它的文化边界，就有必要去评价和研究相邻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变化，包括苏联的中亚地区。在巴基斯坦，梅赫尔格尔和其他地方的新石器文化的发展阶段是西亚文化交流区的一部分。在它的北部，在斯瓦特的阿里格拉玛Aligrama，也发现了半地下的居室。这是克什米尔和中国新石器文化的一个典型特征。”迪克史特将克什米尔新石器文化视为仰韶文化的边界并不确切。克什米尔新石器文化虽然是仰韶文化向西迁徙的后人所建立的文化，但仰韶文化并不一定是连成片的。

将塔克西拉、斯瓦塔和克什米尔作为一组，归入中亚文化体系，是不合理的；这一地区新石器时期文化的源头是在中国，是由源出自仰韶文化的夏人所建立的。虽然巴基斯坦北部山区冬季寒冷，虽然这个地区的人们到了青铜时代仍然继续穴居；但寒冷要求人们去穴居的说法并不成立，这一说法不能解释比这一地区更寒冷的广大地区并未出现穴居的事实。

地穴式建筑反映在中国文字上就是“舍”。从甲骨文的“舍”可以直观看到地穴式建筑的模样：下面的口代表开凿的凹口，由独柱支撑的伞盖用来遮挡雨雪和阳光。“舍”的上部是地穴的遮盖、覆盖，大概应叫覆（复）。“覆”有“遮盖、掩蔽”之义。《诗·大雅·生民》：“诞寘之寒冰，乌覆翼之”。“陶复陶穴”中的第一个陶可解释为套，第二个陶可解释为窑。“陶复陶穴”意为套覆窑穴，即将覆套在窑穴上。公刘时代的周人尚居住在地穴中，还没有建筑在地面之上的家室。“余”中的两点是雨水，表示地穴的“覆”在滴水。原指往下滴的雨水，引申出多余。余与雨在读音上相近，因而可相通。舍之读音she是由sha音变而来的。舍大概源自Saka之Sa。斯奇提亚人、Huns人以车为家的习俗是在车子成为交通工具之后产生的，这个习俗与舍相比要晚得多。

提亚那Tyana的阿波罗尼厄斯生于公元初，大概在公元45年来到塔克西拉，他描述道：“从（塔克西拉的）街上看来，房屋似乎只有一层，但实际上每栋房子都有地下室。”在公元初塔克西拉仍保持着建地穴的习惯。

塔西陀《日耳曼尼亚志》称日耳曼人的建筑是木头建筑，而且有挖地穴埋东西的习惯，“他们甚至不会使用石头和瓦：一切营造均用原木，不另加工……他们还喜欢在地下掘窖，窖上复以粪土，作为冬天藏物之用，因为地窖里可以杀寒。”（16节）这是日耳曼人与萨尔马泰人的重要区别，“然而，他们（维内狄人）应当属于日耳曼人：因为他们有固定的栖身之所，他们有盾，而且喜欢步行，矫捷善走，这些都和萨尔马泰人完全相反，因为萨尔马泰人经常是以马背或车辆为家的。”（46节）日耳曼人挖地穴埋东西的习惯大概与他们的祖先曾住地穴式建筑有关。

巴基斯坦半地穴式建筑为我们确定古代作家提到的族群之所在提供了向标。“居住在地下面的”印度卡郎提埃伊人Callantiae当在克什米尔-斯瓦特河-塔克西拉一带。随刚比西斯征服埃及的印度卡拉提亚人Callatiae出自卡萨亚Cathia（即克什米尔）。卡拉提亚的卡拉Calla显然不是梵文kâla'黑色的’。Calla实即高卢人Galli。首先拉丁字母G源自字母C：“稍晚一些（公元前三世纪），在字母z的位置上用了字母G。这个字母是在字母C上加一小直线构成，它就用来表示辅音g，而字母C开始只用于辅音k的音值。”其次高卢人Galli来自克勒特人Celtae，凯撒称：“那些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叫克勒特人、我们称之为高卢人的住在第三部分”（《高卢战记》卷一1）按凯撒的记述，凯尔特语Celtae=古罗马语Galli，是罗马人将凯尔特人民族自称的首辅音C音转（或改写）为G的；这也表明Calli或Calla一词是在古罗马人发明字母G之前进入罗马的。再其次，a、i在欧洲语言中是常见的语音交替。从语言学的角度看，Calla=Galli没有任何问题。小亚细亚Galatie，土耳其的加拉西亚Galatia（或Calatia。加拉西亚人Galatians又叫加罗格里西亚人Gallograecians）、卡尔西顿Chalcedon（带有典型的凯尔特语地名后缀-don屯），西班牙的加利西亚Galicia，罗马尼亚的喀拉提斯Callatis，都是卡拉提亚人Callatiae留下的地名。罗马尼亚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还是蛮荒之地，“渡过伊斯特河，你所能看到的只是一望无际的荒漠地带。我所能知道住在伊斯特河彼岸的，只有那穿着美地亚人的服装的称为昔恭纳伊人Sigynnae的一种人。”罗马尼亚早于希罗多德《历史》时期的古城不可能是希腊人所建，而应是昔恭纳伊人Sigynnae所建立的城市。Sigynnae当出自*Scyn-ni应是Scy-人的一种。《辞海》称公元前7-6世纪希腊人在罗马尼亚境内黑海沿岸建立了喀拉提斯Callatis殖民地，是为今曼加利亚市（可将曼加利亚之曼释为日耳曼语的人，将加利亚解释为夏类地、月氏地，这样曼加利亚市就是月氏人市）的前身。这种说法不确。喀拉提斯Callatis显然出自卡拉提亚人Callatiae，可能是大流士一世渡过伊斯特河后将波斯大军中的卡拉提亚人Callatiae留在罗马尼亚（Dacia）的。Chalcedon意为Chal之城（释ce为之、其）或Chal族城（释Ce为族）。埃塞俄比亚的加拉人Galla当是“这些伽拉曼铁司人乘着四马的战车追击穴居的埃西欧匹亚人”（《历史》卷四183）之伽拉曼铁司人Garamantes之后裔。公元300年左右的阿尔诺贝Arnobe《反对高贵者》Ⅵ，5称加拉曼特Garamantes为黑人。这些月氏（日耳曼）人由于和埃塞俄比亚人混血之故，皮肤已经变黑。希罗多德称：“至于那些不纳税而奉献礼物的人们，则他们首先就是刚比西斯在向长寿的埃西欧匹亚人Ethiopia进军时所征服的、离埃及的埃西欧匹亚人；此外还有居住在圣地尼撒周边并举行狄奥尼索斯祭的那些人。这些埃西欧匹亚人与他们的邻人和印度的卡郎提埃伊人Callantiae食用同样的谷物；他们是居住在地下面的。”（《历史》Ⅲ，97）卡郎提埃伊人Callantiae与卡拉提亚人Callatiae相比，仅仅多了一个-n；犹如《亚历山大远征记》中的桑伽拉Sangala就是古代摩陀罗Madra（马族）国的首都奢羯罗Sāgala（俗语）一样，卡郎提埃伊人Callantiae当即卡拉提亚人Callatiae。居住在地下面的印度卡郎提埃伊人Callantiae（即卡拉提亚人Callatiae）在卡萨亚Cathia夏氏地（即克什米尔），卡拉提亚人Callatiae当出自克什米尔（卡萨亚Cathia）。

夏族的发源地在中国，夏人创造了仰韶文化，夏人是仰韶文化的主人。徐中舒称“关于斯西安文化现在已判明的为介于中国与希腊间的一种胡化。仰韶遗址应是这种胡化的前驱，其分布区域满洲貔子窝、沙锅屯、山西全境、河南西部西迄甘新一带。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春秋以前胡人分布之地。”（P147）斯西安Scythians即Sakā(夏族)也，胡*Ku（吐火罗语的狗）是夏*Ka的语音交替形式。仰韶文化这个夏文化—中国Sakā(夏族)的文化其实就是胡文化。

从文字方面讲，匈奴称胡，据高本汉《分析字典》古代胡读guo，夏读ga，发音相近故得相同。《礼记》鬼侯、《史记·殷本纪》作九侯，是鬼侯即九侯，鬼方即九方。《括地志》说：“相州洛阳县西南五十里有九侯城，亦名鬼侯城，盖殷时九侯城也。”鬼方可能有扁额习俗，佉沙（疏勒）和龟兹是其后代。贵霜、龟兹的第一个音节在梵语中均是Ku，佉沙的首音为Kā（或Kha）；Ku即胡，Kā（或Kha）为夏，两者是一对语音交替词。如果鬼即九，那么九州可解释为鬼州。从地理方面讲，夏北迁后为大夏，秦、汉间的大夏，据琅邪刻石在中国正北，适与匈奴壤地相同。昆吾与夏并称，而《匈奴传》的昆邪王（或作浑邪），《汉志》金城郡的允吾县，尔雅释畜的騉駼tú，并为昆吾的转音。

昆吾与夏古多并称，《诗·商颂》：“韦顾既伐，昆吾夏桀”昆吾即大吴。《郑语》：“昆吾为夏伯矣”又《郑语》：“己姓昆吾”己（ji源自gi）亦姬也。《左传·哀公十七年》，昆吾之虚有戎州己氏，己与夏后之杞亦似同出一源。《吕氏春秋·君守篇》说：“昆吾作陶”；《世本》及《史记·龟策传》都说夏桀作瓦屋；这也可证昆吾与夏并有陶业。《说文》：“壶，昆吾圜器也”壶（胡）即昆吾二字合音。

徐中舒称：夏文化的中心地带现已查明，就是分布在河南的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夏后皋之墓在殽之南陵即仰韶附近，“仰韶似为虞夏民族遗址”。“传说中虞、夏文化分布之区，原与仰韶文化为近，古代虞、夏两族从黄土高原逐渐发展到河西、河东以及伊、洛、汾、沁之间，乃受龙山文化影响而形成二里头文化”。汤灭夏后，虞、夏两族相继西迁，夏称大夏，虞称西虞。受到殷商挤压的夏民族一部分北迁为匈奴，一部分南迁于江南为越。杞、鄫、越与匈奴，据传说都是夏代之后。《左传·襄公三十年》：“杞，夏余也，而即东夷。”《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说：“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断发文身，披草莱而邑焉。”《史记·匈奴传》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秦始皇琅邪刻石说秦王朝疆域“北过大夏”（《吕氏春秋·古乐篇》也说“北过大夏”），这是秦时大夏尚留居中国北方最有力的说明，而这里也正是后来匈奴之所在。

徐中舒将夏民族的迁徙放在夏商之际，在时间上偏后了。从克什米尔-斯瓦特河流域-塔克西拉新石器文化与仰韶文化的相似来看，夏族在新石器时代的较早阶段就开始了向西迁徙，并在公元前2850年左右就已抵达克什米尔。

徐中舒总结说：“杞、鄫、越与匈奴既属夏后之后，如果夏代果有类似小屯的文化，此四国分化之后，必不能尽弃旧俗而效胡化。从这一点看，我们认夏为胡化的民族，也自有充分的理由。”联系到克什米尔-斯瓦特河流域-塔克西拉新石器文化与仰韶文化的相似，以及北哈萨克斯坦波台新石器晚期的半地穴建筑，可以得出克什米尔Kashmir的夏氏（Kash）和哈萨克斯坦Kazakhstan的夏族（Kaza=Saka）皆出自中国仰韶文化之结论。

在西欧、中亚的夏族和中国的夏族的关系上，有一个问题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是：为什么中亚、西欧的夏族并未使用以他们族名命名的鬲和戈？徐中舒称：“'胡’必为使用'壶’的民族的名称，'曾’必为使用甑的民族的名称，这如支那China为使用瓷器民族的名称一样。”以此类推，月氏必为使用半月形石刀或钺的民族；狄必为使用碟之民族；ge人（夏人、姬姓、日耳曼、凯尔特人）必为使用鬲的民族。徐中舒的看法是片面的。正确的表述是一种器物必是同名族群发明的。在古代，一个族群的特殊器物或其特殊发明物通常是以其族名来命名、称呼的。Ser-es（Ser对译汉语的丝）实即Sil-k'丝’（Sil当是汉语丝的对音；-k显然是一个词尾，要么是属格词尾，要么是族名词尾）。China（源自Cina）一名早于瓷器，英语以China来指称原本中国的特产瓷器。

安特生《甘肃考古记》载甘肃鬲器的发见说：“於齐家、仰韶、马厂三早期中，鬲之蹤跡，突无所见，同时鼎器亦极稀少，或竟不遇。盖著者查甘肃旅行之手簿中，仅载仰韶遗址之陶鬲残足一件耳。惟至甘肃远古文化第四期，鬲之发见，则渐丰富，而第五期第六两期，则特式之鬲极为寻常矣。”安特生因此断定鬲器有从山西、河南交界处，向西北传播的趋势，他说：“是则鬲器自山西、河南交界处之发源地，向西北缓缓传播而流入甘肃中部，盖实可信之事也。”鬲器的发明者是鬲人，鬲器的发源地当是ge人的活动地。活动在山西、河南交界处的Ge人在此发明了鬲。长方式石镰、家猪的蓄养以及葬式也存在由东向西的传播。安氏《甘肃考古记》引高本汉之说：“甘肃长方式石镰之存在，家豕之蓄养，及埋葬之习惯等事，此种文化上之迁移，实由河南而至甘肃。”

鬲的读音昭示着鬲人的面目。《左传》“有鬲氏”的“鬲”，《经典释文》音革，“鬲音革”最好的说明自然要引用偏旁从鬲的隔，杜注“有鬲氏今平原鬲县”；《汉书·地理志》平原郡鬲下注：“平当以为鬲津”但从文字的谐声方面讲，隔音革为见母自，鬲音历为来母字，见来两母相去甚远，这表明鬲的上古音要么是复辅音gl-，要么是g-l-双音节字。

鬲lì郎击切（来母锡韵）、gé古核切（见母麦韵）、è《集韵》乙革切（麦韵）。鬲的gé、lì双音表明鬲的上古音是*geli（姬类）或*gali（夏类）。隔离这个单词也表明鬲的上古读音是*geli。隔从鬲，鬲的隔离义来自鬲将里面的水和外面的火相隔离，通过这层隔离，使得火可以融入鬲中的水。在王力的《汉语史稿》中上古麦韵为ěk，上古锡韵为iěk；按王力的拟音，鬲之双音在上古相合后应是*gěkliěk。麦在王力《同源字典》中的读音为mu[k；突厥语buğday'小麦’之buğ、英语barley[5bB:li]'大麦’之bar、wheat[hwi:t]'小麦；小麦粒’都可视为是Sumer之mer的对音。麦韵与er（el）或ar（al）相对应，鬲的上古拟音*gěkliěk可改写为*gerliěk（*gelliěk）、*garliěk（*galliěk）。若将*gelliěk、*galliěk中的词尾-k视为属格词尾或族名词尾，*gelliěk、*galliěk其实就是*gelli、*galli。鬲是*galli（或*gelli）人发明和特有的器物，鬲因*galli人而得名。*galli就是高卢人Galli。略去*gelli的尾音节-li后之gel，其实就是凯尔特Celti的词根Cel、高卢人Galli的词根Gal、日耳曼German的词根Ger。鬲的gé、lì双音表明鬲应是Ger人（German）/Cel氏（Celti）即Galli人的特有器物。但是在凯尔特人、日耳曼人中并没有发现类似鬲的陶器，这说明他们和“鬲人”在鬲的发明之前就已分离出去了。换句话说，鬲是由（迁徙到）河南、山西交界处的Galli人发明的，并从那个地区向四周传播的。向西迁徙的Cel/Ger人由于在鬲的传播未及甘青之前就已离开，因此并未能够分享这个发明成果。

除了中国，在其他国家都未曾出土过戈和鬲。戈和鬲是两件带有中国特色的典型器物。这两种带有典型地方性特征的器物从语音上讲都与ge/ga人有关。目前出土的最早的戈是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的无阑曲内式戈。二里头文化被认为是夏文化，戈应是夏（ga）人发明的。戈出自ga/ge人的另一个证据是“戎”字是带“戈”，是以“戈”为偏旁的；戎字之造型充分表明了戎与戈密切相关，戎出自戈。戎的读音rong表明戈的原音可能是German。略去German之后缀-an，所剩的Germ之-rm相当于戎。Germ即嘉戎也。嘉戎自称ʨia-ruN、ka- ruN、ka-ri；嘉戎在汶川瓦寺者自称ʨia-run或nia-run；在扣山沟、八角碉一带自称ka-re；在杂谷四屯一带自称ka-ru；白马塘至党坝一带所谓“四土司”地区自称ʨa-run或ka-run；巴底一带自称V-ʨar-Vun。马长寿称，藏语ʨia为汉人、汉地，run为溪谷，合言之即居于汉族溪谷的人们；至于ʨia之变为nia、ka，run之变为re、ru、Vun，皆各地方言音变，不足为异。马长寿显然弄错了音变方向，不是ʨia变为ka，而是ka变为ʨia。Ka就是夏，嘉戎就是夏戎。-run则相当于汉语的人，ʨia-run、ka-run意即夏人。嘉戎ʨia-ruN的第二音节作-run、-re、-ru表明族名后面的r-音节可释为戎。鬲的两个读音gé、lì合起来就是Geli，相当于Galli高卢人和Ger人。从中国迁徙到西欧的ge/ga人并没有这两件典型器物，表明中国的ge/ga人和西欧的ge/ga人在这两件器物尚未发明之前就已分离了。中国日耳曼-凯尔特人（即姬/夏人）与欧洲日耳曼-凯尔特人是在鬲产生之前分离的。

迈锡尼宫廷也使用“三足鼎”。尚不清楚这种“三足鼎”与中国鬲、鼎的关系。1953年春季，布莱根开始试着运用凡特雷斯和查得维克制订的以音节为基础的字母表来解读迈锡尼土简上的文字。他的发现是如此惊人以致他立刻写信给凡特雷斯，信中还附上一块土简的照片——他说那块土简“显然与鼎有关”。在迈锡尼语词ti-ri-po-de旁边有一个迈锡尼宫廷用来烹煮食物的三足鼎的意符，这个词与希腊语中的tripode一词几乎完全相同，而英文词tripod'三足鼎’便是从该希腊词中派生出来的。我不知这个三足鼎的具体形状。英语pot[pRt]义为“锅；壶；罐；瓶；盆”，这些东西加上三足后都可称为tripod。pod即是釜/缶/服匿，它是服夷产品，因服夷而获名的。迈锡尼语词ti-ri-po-de是一个复合词，是由tiri（即tri-）'三’和pode（即pot）复合而成的，这种器物显然是由pot加上三足而成。使用复合词tiripode表明该器物是对pode（即pot）的改进，pode（即pot）早于tiripode，并不一定意味着这种器物是由异族传入迈锡尼的。

克什米尔是夏人之地清楚地反映在克什米尔这个名称中。事实上克什米尔Kashmir这个名称显示出该地与夏人的亲密关系。克什米尔Kashmir一词之首音Ka即汉语的夏，sh为氏，mir意为民或靡；克什米尔Kashmir意即夏氏民（或靡）。克什米尔Kashmir一名来自夏人，是因夏人而得名的。克什米尔Kashmir和喀拉昆仑山对面的喀什市Qashgar夏氏城（Qashgar的字面意思为玉城）遥相呼应。克什米尔即《大唐西域记》之迦湿弥罗。迦湿弥罗，梵文Kāśmīra或Kaśmīra，巴利文Kasmīra，托勒密《地理志》作Kaspeiria，俗语Kamhīra、Kamhāra。迦湿弥罗诸名中的首音节Kas意为夏氏，Kam意为羌。Kam和汉语的王（于母）、塞语的kanag'王’以及黠戛斯语的ḳam'巫’同源。羌*Kam是由夏*ka缀加名词变格词尾-m而来，羌即夏也；因此有羌胡之称，羌因此被算作“五胡乱华”之一胡；因此康居即羌（夏）人之居。迦湿弥罗的领域，自古分为Kamraj与Meraj两大部分，前者为印度河与巴哈特河合流处以下，后者在合流处上游南半部地区。-raj可视作克什米尔的拉依Rāy'王’或梵语罗阇rāja'王’之简，Kamraj意即康王、羌王，Meraj意即米王、靡王。这个地区有两大族群：羌（也就是夏）族和米族（即美地亚Medea之Mede美氏，苏美尔Sumer之Mer）。铁器和天葬可能是Mer人带入这个地区的。查谟和克什米尔Jammu and Kashmir之查谟Jammu当是羌莫*Kamma之音转，羌莫*Kamma意为羌王（莫为乌孙之王号）实即Kamraj。

迁入克什米尔的夏氏（kas）人继续向西迁徙，成为里海地区的卡斯披亚人Kaspioi。托勒密《地理志》的Kaspeiria与Kaspian意义相同。约于公元前1530年侵入两河流域、建立加喜特王朝即巴比伦第三王朝（约公元前1530-1157年）、统治两河流域近四百年之久的加喜特人Kassites也是西迁夏族的后裔。Kassites意即夏氏人。《士师记》3.3称留在迦南的其他民族有：“所留下的就是非利士Philistines的五个首领和一切迦南人Canaanites、西顿人Sidonians，并住黎巴嫩山的希末人Hivites”比较以色列Israel和以色列人Israelites、迦南Canaan和迦南人Canaanites，可知-ites相当于-ians为人后缀（其实te和-s都可视为是氏），因此加喜特人Kassites的词根是Kass，Kass（ss可视为长s）即Kash夏氏。加喜特人Kassites的自称galzu/galdu表明他们是“gal族”（释zu/du为族），“gal族”就是高卢人Galli、凯尔特人Celti。小亚细亚Galatie也是因“gal族”得名的。Kass-ites夏氏人显然与克什米尔Kash-mir夏氏民存在关联。Kass-ites是从克什米尔Kash-mir继续西迁的夏氏。

伊朗锡亚尔克Sialk三期遗物中手牵着手，似乎是跳集体舞蹈的人物造型，与中国出土物有诸多相同之处：1、短袖桶裙衣与马厂文化完全相同；其头部的表现，其装束，其细腰与马厂如出一辙；2、细腰风格与马厂文化相同；3、手牵手的集体舞蹈与甘青出土舞蹈相同，这种集体舞蹈仍保存在中国的藏族、彝族舞蹈中。这表明在锡亚尔克Sialk三期时夏族/月氏已经到达了里海南面地区。锡亚尔克Sialk在名称上是锡亚尔科克Sialkot之简，表明两地当存在亲密关系。事实上锡亚尔克Sialk可视为是奢羯罗Śākala之转，其中Ś＞S，k＞i，Śā、la后的元音被略去，再缀加属格词尾-k。伊朗锡亚尔克Sialk三期可能是Kaspioi人文化。

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夏人迁徙到克什米尔。这些迁徙到克什米尔的夏人在该地留下了与仰韶文化相似的新石器文化。在以后的时代，仍有夏人迁徙到克什米尔。《汉书·西域传》称：“乌孙国……东与匈奴、西北与康居、西与大宛、东与城郭诸国相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悬度，大月氏居其地。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塞*S[k是Sakā之简；Sakā即Kāsa、Kaza、Kas、Kass、Kash，也就是夏族、夏氏。从这段记述看，塞王南越悬度进入罽宾（克什米尔）的时间似在乌孙昆莫的崛起之前不久。公元前后的斯特拉波《地理书》称：“印度的地势呈菱形，其北端是高加索山脉，从亚洲一直延伸到它最东边的边缘，这一山脉把北部的塞种Sakai人、斯基泰Scythes人和赛里斯人同南部的印度人分割开了。”印度高加索山脉就是兴都库什山，当时的塞种人尚在兴都库什山以北。成书于公元77年的老普林尼的《自然史》则称：“在继阿塔科尔人之后，依次便是富尼人Phuni、吐火罗人Thocari和卡希里人Casiri，他们已经隶属于印度了”（Ⅵ，54）小月氏吐火罗和卡希里人Casiri都已进入印度了。卡希里人Casiri当即希罗多德《历史》提到的斯奇提亚人中的卡提亚洛伊族Catiari或旁遮普东部的卡萨亚Cathaia。

亚历山大渡过印度河进入印度后摧毁了卡萨亚Cathaia的首府桑伽拉Sangala。现代学者认为桑加拉即今日的拉合尔或锡亚尔科特Sialkot。康宁哈姆将奢羯罗故城比定为拉维Ravi河以西的Sāṅgalawāla Tiba。奢羯罗Sakala，梵文Śākala，俗语Sāgala，巴利文Sākala，波你尼《八章书》作Sāṅkala。Sākala可释为Saka庐（落）即塞克城；若将kala释为梵语的kāla'黑’，Sākala可释为黑族；Sākala还可解作Sak-ala塞地。Sangala虽可解作Sang-ala商（闪）地，但与Sāṅkala比较，还是将Sāṅ、San后面的ṅ、n视为名词变格后缀为宜。 Sialkot出自Sakala：Sakala中略去第一个和第三个元音、k音转为i后即是Sialkot的词根Sial（-kot为地名后缀）。在梵文文献中，塞克人处于印度西北方。《摩诃婆罗多》（Ⅱ.32.17）将他们与雅瓦那（希腊人）、帕腊瓦（印度-帕提亚人）一起置于萨迦拉Sagala（今锡亚尔科特Sialkot）以外的遥远西北方。卡萨亚Cathaia中的thai为thi之音转，卡萨亚即夏氏地（国）。Cathi即迦湿弥罗Kāśmīra之Kāś。托勒密《地理志》中伊麻奥斯山斯基泰地区有卡西亚Kasia山和卡西亚地区，斯奇提亚人当中有卡提亚洛族Catiari；卡西亚Kasia也是夏氏地（国）之意。卡萨亚和卡西亚的意义相同，*Cathia即Kasia，这表明斯基泰人在亚历山大远征之前就已抵达旁遮普邦东部。巴基斯坦的卡苏尔Kasur位于印巴边境，是拉合尔的毗邻城市。Kasur中，词尾-r是儿化音，Kasur也是夏族之意。卡萨亚Cathaia和迦湿弥罗Kāśmīra的俗称Kasamīra，卡苏尔和迦湿弥罗的另一俗称Kasumīrā是相当接近的。《亚历山大远征记》中的卡萨亚可视为克什米尔，事实上旁遮普东部和克什米尔西部相邻，在古代是当作一个区域来看待的。

到了司马迁时代，大夏已经西迁到了巴克特里亚。《新唐书·西域传下》迳称“大夏即吐火罗也”。在巴基斯坦贝伦河谷与温迪亚高原上有地名马哈加拉Mahagara，位于贝伦河右岸，约在阿拉阿巴德东南85公里处。Mahagara之中Maha即梵语Mahā'大’，gara可视为塞语的-gari'城市；地区；国家’或龟兹黄头回鹘的自称gara，马哈加拉Mahagara意即大城或大月氏（大夏类）。贵霜Kuṣana、Kushan意为胡地、胡国（ṣana相当于现代的-stan）。

夏族（Sakā）通过不断的迁徙广布于中亚和欧洲。除了Ku（胡）可视为Ka（夏）的语音交替形式外，Ko、Kho也可视作Ka之语音交替形式。和田Khotan之-tan（屯之音转）即胡姆丹Khumdan（西安）之-dan意为城，Khum即kham'王’，Khumdan意为王城，Khotan意为Kho城。俱战提（苦盏）Khojand为Khokand的音转，意为Kho城。呼罗珊Khorasan意为Kho类国（-san当是-tan之音转，相当于现代的-stan和汉语的省）。花拉子模Khorezm（Chorasmi）义为Kho类氏靡（民）。憍萨罗Kosala可视为Kos-ala意为Kos地。科斯河Cos（即科芬河Cophen，现今的喀布尔河）即Co氏河，科斯岛即Co氏岛。Kho即哥特Goti（即Go氏）之词根Go和上古汉语的狄。若将Kho视为Kha（夏）的语音交替形式，那么上述地名都是夏人留下的；此时呼罗珊Khorasan、花拉子模Chorasmi的词根就是Khara（夏类）。Khara即吐火罗Tukhāra（小月氏）之khāra、龟兹黄头回鹘的自称Gara（月氏）和布哈拉Bukhārā（大月氏）之khārā。呼罗珊Khorasan、花拉子模Chorasmi都是月氏之地。科斯河Cos即夏氏河，科芬河Cophen即夏蕃河，科斯岛即夏氏岛。喀布尔Kābul意为夏城（释-bul为-pur）或夏子（释-bul为波斯语之-būr'儿子’），喀布尔河就是夏城河或夏子河。卡拉奇Karāchi可解释为月氏（夏类）的、月氏市（城）。Getae为Geti之音转，意为姬氏；省掉Geti的词末元音i后之Get为汉语的月、羯，Getae亦月氏也。日耳曼人中的卡狄人Chatti实即*Gatti月氏。哥特Goti的另一写法Gotti也是月氏。

夏族大约在公元前1850年左右抵达安纳托利亚南部的。最早的轮辐战车是安纳托利亚南部卡鲁姆-卡奈什遗址的公元前1950-前1850年间的战车印章。在公元前1850-前1600年左右印章上的御手一般背有弓和箭囊，这意味着引弓之民的夏族（匈奴）大约在公元前1850年抵达这里。迁徙到安纳托利亚南部的夏族很快掌握了马拉轮辐战车的制造和驾驶技术，他们以小亚为前进基地，以新型轮辐战车为重要作战工具开始了向南的扩张。

希克索斯Hyksos人约在公元前十八世纪后半叶侵占埃及的。Hyksos中的词根为Hyk，so为氏、族（或可把kso视为族），-s为复数词尾；Hyksos意为Hyk族。Hyk为Cyk之音转，Hyk之-k或是属格词尾，或是-r的对译；Hy即奚（黄头奚儿）、Cy即姬（阿塞拜疆有希尔万平原，万当即蛮man之音转，希尔当为姬尔之音转）。Hyksos即奚（姬）族。希克索斯Hyksos人的马拉四辐车轮战车表明他们出自小亚。留在小亚细亚的Hyksos则被称为赫梯人Hittites。Hitt-ites意为Hitt人，其中Hi为Ci（姬）之音转，-tt意为氏；Hitt就是姬氏（*Citi），Hittites意为姬氏人。约于公元前1530年侵入两河流域、建立巴比伦第三王朝（约前1530-1157年）的加喜特人Kassites也是这一族群的一员。Kass-ites意为夏氏人，其中的Kass为*Citt的音转。赫梯为小亚细亚中部古国，约公元前17世纪塔巴尔那（Tabarna）建国，首都哈图萨斯。约前1595年侵入两河流域。灭古巴比伦王国。前14世纪开始使用铁器（传赫梯用铁最早）。赫梯不断对外扩张，发展成为军事强国；领有小亚细亚大部及幼发拉底河上游等地。长期与埃及争夺叙利亚地区的统治权，卡迭石战役后双方缔订和约。后王国分裂，转衰。前8世纪并入亚述版图。不明白在前1595年灭掉了古巴比伦第一王朝的赫梯人为什么要退走。居住在底格里斯河以东山区的加喜特人可能就是在前1595年灭掉了古巴比伦第一王朝后留下来的赫梯人。

在较晚年代向西迁徙的日耳曼人则把Hyrcania赫卡尼亚一名带到了日耳曼尼亚。《高卢战记》、《日耳曼尼亚志》厄尔齐尼亚森林（Hercynia silva）即现代的海西森林Hercynian forest。凯撒称：“前述的厄尔辛尼亚森林，宽度大约为一个空手没负担的人奔走九天的路程……它从厄尔维几人Helvetii、内美德斯人Nemetes和劳拉契人Rauraci的边境开始，顺着多瑙河的走向，一直伸到达契人Daci和安乃得斯人Anartes境上，就在那边开始跟该河分手拐向左边。”（《高卢战记》Ⅵ，25）Hercynia当即Hyrcania。

在厄尔齐尼亚森林（Hercynia silva）中，Hercynia与Scythia（Sakā、Sacae）相比较，Her是一个前缀 ，词根是cy（姬），-nia（-夷地）与-thia（-氏地）相当；Hercy或许意为是黑姬。由于这一带在希罗多德时代尚属于Scythia，Hercynia似出自Scythia，Her可能是Sar之音转。由于Sakā之Sa可视为“大da”的音转（如此Samarkand意为大Mar城、大貊城），Sa的儿化音Sar仍是大，因此Hercynia或即大姬夷地。赫卡尼亚Hyrcania中，Hyr为词根，Hyr为Cyr之音转；ca为夏或家，ni为夷，-a为表地名的阴性后缀；赫卡尼亚Hyrcania意为Cel（或Ger）夏（或家）夷地。Hyr、Her实即Hyk、Hitt。赫卡尼亚Hyrcania也是夏（姬）族西迁中留下的地名。

夏族的发源地在中国的河南、山西、陕西交界处，夏族/月氏从这里开始向各处迁徙：向北进入蒙古、东西伯利亚；向南沿兰成线进入四川成为蜀人、僰（白）人，然后再迁徙到长江下游成为吴人、越人；向西迁徙到新疆。夏人从新疆再迁徙到克什米尔、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迁徙到克什米尔的夏族继续向南、向西扩散；但受到雅利安人（即蒲类、波斯人、印度人等赤狄）的阻挡，因此在很晚的年代（亚历山大远征之后）才得以进入恒河流域，古代印度的迦尸Kasi（夏氏）国、居楼kuru（胡奴、胡人，相当于嘉戎自称Karu）国是夏氏进入恒河流域后所建立的国家，当时的阿槃提Avanti（乌蕃氏）尚占据着印度南方，跋磋Vatsa（巴族）或跋祇Vajjian（巴氏）与迦毗罗卫Kapilavastu（Kapila城或国，Kapila意思与Kashmir相同）、居萨罗Kosala（Cos地、夏氏地）相邻。克什米尔的夏族向西进入斯瓦特河流域、巴克特里亚地区→两河间地、马尔吉亚那→里海（卡斯披亚人Kaspioi）→小亚、西亚（加喜特人Kassites）、欧洲。加喜特人Kassites是现在已知的最早抵达小亚、西亚的夏人（但基什Kish一名似乎表明姬氏在更早的年代就已抵达两河流域。迦南Canaan一名亦表明这是个夏族之地。Canaan之-an可视为是以住民之名表示地名的复数属格词尾，Cana相当于Cina。）夏族到了中亚、欧洲后被称为Sakā（意为夏族、夏氏）、Sacae（当是Saci姬氏、姬族之音转，或Saca-e夏族夷）、Scythians（西姬氏人或姬氏族人）、Getae（月氏）、哥特Goti（月氏、狄氏）、日耳曼German（Ger人）、凯尔特Celti（Cel氏）、卡里亚人Caria（夏类）。

【本文完成于2009年6月15日，并于2015年3月17日10:13发表在“张老大”（本人）的博客中，同时自动分享到“杠上花6663”（本人）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