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4日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关于“慰安妇”幸存者的纪录片《二十二》在这一天上映。提到导演郭柯的名字，相信大众会感到陌生，毕竟纪录片在中国的商业化价值普遍较低，市场运作困难重重，无法攒足了噱头享受高票房，时常涉及敏感题材更是难以发行，何况郭柯作为新晋独立纪录片导演，新面孔带着新题材自筹资金进行拍摄，艰辛十足。郭柯曾在2012年拍过一部慰安妇幸存者韦绍兰老人和她“日本儿子”的短片，当时全国公开身份的“慰安妇”幸存者，仅剩32位，《三十二》就成为了这个纪录短片的名字。2014年，幸存者的数字变成了22位，为了更多的留住这段历史，导演郭柯又拍摄了这部《二十二》，采访对象也由之前短片的一位老人，增加到全部的22人。
《二十二》上映后的热议建立在特殊题材引发的特殊情感之上，而评价这种纪录片形式题材电影，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不容易在于，很难撇开特殊题材带来的强烈情感，而就纪录片本身去评价长短。对《二十二》这部影片来说，不管处理的手法如何，观众情绪的波动都会降落在“悲愤、感动、铭记”的感情层面之上，这种预设如此牢固，看电影的过程就是不断确认期待的过程。这部电影采用的拍摄方式是极为安静甚至寡淡的，也可以说确立了一种不在场的典范，尽力掩饰镜头的存在，完全弱化创作者的主观意识。纪录片是特殊的拍摄方式，经常会面临一些伦理问题的困扰：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的关系，拍摄者与摄像机的关系，摄像机与被拍摄者之间的关系。但《二十二》的创作者尽量做到了回避，让拍摄与导演的外界色彩降到了最低，但过分的寡淡使整部纪录片成了一部生活纪实，在主题上着重记录现实，而忽视了慰安妇群体作为历史事件的受害人，他们由少女几经磨难变成苍老妇人的悲苦与辛酸。一个厚重而有质感的题材却被刻意的摊薄了历史记忆。所以，它所产生的反思与震撼同样被创作团队稀释。这其中的原因极其复杂，比如有位老人害怕拍摄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所以拒绝出现在镜头中。因为“慰安妇”群体作为二战亲历者，她们虽然足以与犹太人的受难相提并论，但作为亚洲战场性受害者，所受的心里创伤远大于生理。
2012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指示美国政府所有文件和声明禁用按日语直译的“慰安妇”一词，将其改为“被强迫的性奴”，以此要求日本正视二战期间的性暴行。此后，韩国政府也表示考虑采用类似称呼取代“慰安妇”。但慰安妇一词出现在中国也不到二十年，而这背后，是幸存慰安妇长达半世纪的血与泪。在海南，以前当地人管幸存者叫“日本娘”，把这些被日军抓走的女人看做是汉奸。电影中有一个段落，拍摄一位慰安妇与她的“日本儿子”，无知的记者与摄影师疯狂的对着老人疯狂拍照，老人漠然的眼神是多么无助和心痛，她因她的过去而成为了村镇的新闻，她因她的磨难成了引燃爱国主义的导火索，人性难道这般丑恶吗，需要揭了别人的伤疤而告诉今人战争中暴行的真实性吗，我只觉得，在如今的光景中，再次利用电影媒介、再次利用爱国主义的廉价去侵扰一个个业已耄耋之年的老人，每一帧的画面都是对受害者的羞辱。过分强调数字，反而误会了历史的使命，不堪已然归于战争的残酷，再次重演一遍侮辱本身即是最大的侮辱，如果这部电影可以对受害者对日诉讼、对日战争道歉等现实行为加以跟踪或关注，或许是最好的面对历史的处理方式。
记录受害者的生活不等于理解她们的生活，铭记受害群体的人数不等于铭记她们苦难的一生。拍摄组中有一名韩国摄影师，他说最开始接触到中国这些老人的时候，其中一名老人还生活在不能遮风挡雨的旧仓库内，是志愿者们一起帮老人盖的新房子。在中国很多地域，在日本战败后，中国慰安妇陆续返乡，而她们的脸上却看不到胜利的喜悦与战争结束的庆幸，等待她们的，是漫长的误解与本族同胞的仇视。慰安妇幸存老人在中国始终没有被正视，在传统社会中，她们被视为被玷污了的人、叛国者、私通的娼妓等待，甚至因受害而怀孕老人，在抗战胜利后生下了孩子，这个孩子从一出生就被视为孽种与异类，无法享受村民的友善与社会的关爱，他和母亲相依为命一生，他在村民口中还是那个“日本孩子”。就算受害者把心酸吞咽到心中，谁又能替他们分担过度的荒诞与悲哀。将“慰安妇”受害者称为“妓女”，将“慰安所”称为妓院，是对战争性奴役制度的极大曲解，也是对历史的无知。这种曲解和无知并不罕见，这不仅让侥幸活下来的幸存者，在余生中也继续遭受漫长的羞辱和折磨，也让不少年轻人缺少对历史的正确认识，增加了民族的仇视，也在受害者心上划下了重重一刀。海南省有个志愿者女孩，多年来一直在照顾慰安妇幸存老人。在得知一名老人的死讯后，这个女孩失声痛哭，然后去老人的坟前祭拜。后来在面对采访时，观众才知道她原来是个日本留学生。这个日本女孩说：“她们心里的伤口很大很深，可还是对人很好。不管是对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影片中多次出现阴云密布的天空，十分压抑，就像这段历史一样。
用“抢救式记录”来形容纪录电影《二十二》再贴切不过了。从20万被迫成为“慰安妇”的中国妇女，到32位，再到22位，最后到如今仅仅幸存的8位（截止2017年8月）。随着时间的流逝，数字越变越小，人数越变越少。作为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国家，我们需要反思的整个大历史本身，战争是历史中的一个节点，一种外力，而因外力的浸染却受污一生的无辜者却是历史的不幸之人。不可阻挡的是，幸存者人数最终会变成零，亲身经历过这一切的人将不复存在。正如影片是从葬礼开始，又在葬礼结束的。但交给生存者的命题是，既然苦难已来，因和我们惯于将它加重、拉长。
2012年，导演郭柯开始筹备拍摄短片《三十二》，受限于投资的不足，仅仅只拍摄了广西桂林的一位老人；两年之后的2014年，这些老人先后去世了10位，仅存22位。郭柯说，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拍，这部片子一定要把全国的这22位老人全部拍完。它就是纪录电影《二十二》了。而在电影拍摄制作的这三年之中，又有多位老人先后去世。电影上映的前两天，影片的拍摄对象之一老人黄有良也去世了。在电影中，老人的名字后边全都标注了出生和去世的日子。一部电影下来，竟然有大半的老人都已经在电影上映之前去世，多在2015或2016年，看得令人于心不忍。
影片的最后是一场大雪之中的葬礼。葬礼之后，导演把镜头久久地对着这片白雪茫茫的大地；忽然之间，冬去春来，积雪变成绿油油的枝叶和草地。春秋迭代，大雪被嫩叶取代，这片土地埋着的故事或许就这么被覆盖了。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这部影片弥足珍贵。及时拍得并没有那么完美，也值得被一再夸赞和永远记住。在二战期间，所有中国人背负的苦难最终换来了14年抗争的胜利，但亲人的死去，家庭的解体都融在了已经够辛苦的国土里，无论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还是慰安妇幸存者，一个个被战争撕碎的心灵早已无法复合，我们不应借助商业氛围炒作爱国主义的新菜品，对待这类题材的精神内核，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关注受害者的现实生活，力求弥合战争的伤口，尽力造福于受害者的余生，尽力唤醒于生存者的余生，若做不到这一点，我们便是加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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